在兒童時期，“特務”對我來說，就是“特別任務”的縮寫。許多大陸長大的人士對特務的認識，是從看電影開始的。文革前的電影，如“鐵道衛士”，“羊城暗哨”或“秘密圖紙”等影響了幾代人對特務的理解。 當然後來美國和西方的電影在文革後，也陸續進入了大陸，如007，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許多人對特務的印象是複雜的：搞破壞，無賴，濫殺無辜；又聰明，能幹，無所不能及被女人包圍。不少人還對當特務有着朦朧的羨慕或嫉妒。看看“鐵道衛士”里抓特務的標準形象和007的數個英俊面孔，因此特務是個矛盾的混合體。 我就是曾經其中迷惘的一位，不過那是在兒童時期。 本人的前半生在中國，後半生生活在美國。從幾歲起，就“看到”或“經歷”過“抓特務”的驚恐時光，大陸內部的“抓特務”教育電影，也看過不少，比如有着南方腔的“美蔣特務”印象深刻。 到了美國，也非常幸運。最近抓的幾個中國間諜 （按中國的標準為妥妥的“特務”），被美國稱為“未登記的外國代理人”。除了有許多朋友認識她們，她們本人的“間諜”人生和經歷，我基本上看的見，摸得着。所以對王艾琳和張婉瑩案件，我已寫了數篇文章，進行了簡單的剖析。 不過，先放下她們，暫且不表。 說來好笑，我兒童時期那麼憧憬“抓特務”的活動，但見到的第一個所謂的“特務”，竟然出現在自己的家裡。 文革期間，我的父母均進了“牛棚”，被紅衛兵審查。 有一天在飯堂看到貼出的大字報，大標題為我父親是“蘇修特務”。我從小就是個刨根問底的人，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怎麼突然會變成特務的兒子了？ 請你別笑。原來紅衛兵抄家時，搜出了大量俄文專業書籍，而那些紅衛兵大學生自己也是讀過的。另一個原因是父親曾經的上司（文革前曾被定為“革命烈士”）太太因在蘇聯留過學，被公安局正式逮逋了，罪名當然是“蘇修特務”。 你可能納悶，中國有不少留過蘇的，怎麼沒聽說？例如江澤民和李鵬。事實上許多人受到過“衝擊”，後來卻不願意講出來了。還有的人因各種原因，躲過了。如江當時外派到了羅馬尼亞。 母親單位的“專案組”當然不肯放過。據母親在專案組內的同事事後回憶，他們搜查了她的信件，不相信母親關照我的：“要讀毛主席的書。。。”是真的，可能是特務家庭在演戲。他們十幾個人闖到我家，逼我這個小學生背老三篇，詩詞和語錄。 結果沒做到一半，他們已經面面相覷，狼狽地退出了。我對着他們大叫；“你們這些大學生，毛主席的紅衛兵也背一段吧？” 我的外公於1948年過世，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和川東地區，做過國軍的高官。據了解，他和中共駐重慶的機構也有聯繫，常常受到“新華日報”的洗腦。去世時，也受到了中共高層代表的慰問。可在文革期間，他被說成是沒有過世，懷疑為“美蔣特務”潛伏了下來。 據80年代，看守他墳墓的鄉親回憶，有多批“紅衛兵”前來，尋找特務線索。可能也是這批人，兩次闖到我在的小學，向我核實外公的情況。我的“紅衛兵”小學老師妥善地對我進行了保護，及時停止了外面無休止的糾纏。 我的母親自然沒事了。幾個月後，我去她的學校，受到了她許多同事的歡迎和款待。 請你也別緊張。那個時候，特務滿天飛。來的快，走的也快。 我班裡的同學，父母被打成“特務”的有好幾位。其中一個父親曾經留美，自然是“美國特務”。他在80年代，成為中國一個國防領域內的領軍人物。 80年代以後，這些荒唐事慢慢退出了大陸社會的方方面面，“抓特務”成了人們反感的代名詞。 尤其是在大陸中上層，人們已經能理智地理解所謂“國安”問題了。它在所有的獨裁集權封建國家，99%是內部權力鬥爭和政權穩定的代名詞，與外部的國家安全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中共“國安”的招募出了大問題。當驚嘆張婉瑩的愚蠢時，我在上篇博文下有網友留言：“真不明白她的文憑是怎麼混來的，無論是文字還是價值觀，都透出一股庸俗之氣，做事像個沒見過世面的菜鳥，實在給黨的秘密工作惹禍丟臉。”我回答到：“中共的要害部門一項有原則：他們更看重招募非名牌學校畢業，底層家庭背景，小地方出來的人。當然也有例外。”。 “這是個矛盾的現象。許多國安，軍工等要害部門，想要聰明人，但又覺得知道太多，太聰明，太有獨立意識，不夠忠誠。而許多底層人士，想翻身求解放，就會沒有底線。極端會舔，可以完成任務。” 網友感嘆：“難怪呢，“底層，小地方”，她的確給人這種印象，我沒好意思說，怕涉嫌地域歧視，被你一語中的。我一同學聰慧高雅，氣質冷艷，我原來就說她象007女郎，大一出國時被國安層層測試選中，她出身教養都很好，在國內時不敢不答應，出國後就堅決不干，還特意選擇一個沒技術含量的專業，在國外的父母也支持她這樣。的確，見識多了不好掌控。” 為此，該網友撰文：“我同學被國安招募的往事”，詳細地描述了具體細節。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在網上搜索閱讀。 但有網友留言：“只要是正常國家這就很正常，除非是不正常國家才不會這麼做。難道美國歐洲日本等就沒有嗎？CIA、英國情報六處、摩薩德、自衛隊情報局、KGB等是假的嗎？” 我不知道這位網友是否是為糊口而工作的翻牆網評員。他認為“正常”的國家，都有“特務”和“國安”。字面上，沒有任何錯誤。 但我相信，他即便是受黨教育多年的高層網評員，也未必明白中外“特務”和“國安”的根本區別。他所謂的“正常”，在許多文明國家被看成是精神病的發作。這是我撰寫本文的目的之一。 實際上，習近平上台後，“抓特務”的風氣又重新在大陸死灰復燃，而且越燒越旺，似乎已經大大超過了文革時期的全民抓特務。 學校在抓，301醫院在抓，部隊在抓，官場也在抓。。。能舉出無數這樣的例子。有文章最近提到：“學生特務”傳聞，籠罩中國高校。香港地鐵站內，也高掛所謂“國安”的巨幅海報。中國真有那麼多特務嗎？ 如果沒有，可以隨手抓幾個：如加拿大的那兩個人質，還有澳洲的華裔記者成蕾。。。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馬上就不是。 您千萬別笑，堂堂的中國軍內第一號人物，大帥張又俠1月20日突然被抓，罪名可比以前抓到的所有美國特務：“向美方泄露中國核武器計劃的核心技術數據”。不得了啊，世界上還有哪個特務比他更厲害？ 看到這條新聞，我直接想到了“鐵道衛士”里的那個英雄漢子，難道是年輕時候的習近平扮演的？ 不過如上述所說，“特務滿天飛。來的快，走的也快”。短短幾個月後，張大帥被開除，上述罪名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哪天被平反，又成為了大英雄，是誰也說不準的事情。 所以中國的大事，包括“抓特務”，就是一出兒戲，您千萬別當真。 反觀美國的“抓特務”，總是雷聲大，雨點小。 在美國抓間諜，抓特務並不容易。定罪的門檻極高，一切都是證據說話，還有多個層次的法律把關。 中國和世界其它國家的特務，正是利用了這些特點，猖狂地在美國進行顛覆和破壞活動。 因為被抓的機會低，據傳那個被判刑的陳軍還在獄中吹牛，中共的特務比FBI高明了100倍。 因為法律嚴謹，造成了許多特務的自大和無知。其次被招募的人員，也包括外網上的網評員，素質低劣，是個不爭的事實，已如上所述。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網友認為張婉瑩“真不明白她的文憑是怎麼混來的。。。實在給黨的秘密工作惹禍丟臉。” 因為抓特務定罪的門檻高，所以近年來司法部門改用多年甚少採用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進行檢控，這是許多外國間諜未曾預料到的法律條文和打擊手段。 非法代理，一經定罪最高徒刑僅有十年，但可靈活運用。 雖然如此，定罪也不容易。據報道，孫雯案遲遲不能定罪，即因為有的證據出現分歧，“因為控方無法出示組織正式給她下達指令的證據”；而原定10月6日宣判的王艾琳案，也推遲到明年一月，因為出現了新的證據。 按大陸自己的《反間諜法》定義，它的“特務”在美國不少。許多人還在逍遙法外，伺機作案。在海外隱藏的網評員，便是其中的一些積極做案者。 我在中國和在美國，均接觸過“國安”和FBI的退休人員，他們都是普通人，有的還是鄰居。他們的個人三觀和法制觀念，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走向。 像王艾琳和張婉瑩等，愛慕虛榮等特質是她們成為“燕子”的必備條件。許多愛慕或扶持燕子的人，迄今還在逍遙法外。因為有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不少人還在慶幸自己沒留下直接的犯罪證據，所以未被追查或被起訴。 中國到處在抓“特務”，但有些華人爭着當中共在美國的特務，如陳軍，張婉瑩等。因為門檻低，起點也低，早期僅是20元錢的盒飯，街頭跳跳舞。表現好了，可以快速升級，像搞傳銷的那樣，成為局部頭頭。說不定還能像陳軍，登上天安門，三次受到皇上的召見。回到家裡，天天美滋滋地看着照片，爽的不要不要的。 不過一旦出事，就像是被扔出去的破爛，再也沒人會理會了。 他們的劣根性表現為：身處西方自由世界，享受着民主、法治與福利，思維卻依然停留在“帝王奴才文化”中。他們一邊在西方社會鑽法律空子、投機取巧，一邊利用信息差配合極權進行離岸愛國。揭示了這種“肉身已出國，精神仍跪族”的現代精神分裂，更契合當今跨國流動時代的社會現實。 許多華人不知道，要當美國政府的工作人員，如FBI或CIA，門檻還是相當高的。入職除了一般條件，還需要通過無犯罪和安全的檢查，退休也有保障。 華人移民到了美國，在美中冷戰的夾縫中，應該學會文明社會的運行規律：向所在國的憲法效忠，通過法律、合規和理性公民身份保護自己，告別二元對立的宏大敘事作風和習慣，重塑理性公民的身份。 至於部分已被洗腦致殘的人士，應該主動與其切割，不要受他們的宏大敘事的花言巧語忽悠和欺騙。 隨着AI技術的發展和大多數華人的覺醒，司法部門會隨時追溯和還原許多非法事情的本來面目。如張婉瑩刪掉了通話罪證，仍會被復原而遭到檢控。這僅是物證方面的要求，而檢方重視有效人證的做法，也可能會被恢復和使用。 無容置疑，封建劣根性的土壤還會在華人群體中繼續存在。因此隨着冷戰的加劇，美中“抓特務”的大戲仍會繼續上演，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北京大佬漫談黨在華盛頓的“隱蔽戰線” 2023年7月 境外勢力讓中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2024年11月 ------------------------------------------------- AI回答：美中兩國“抓特務”的不同，以及中國新的《反間諜法》 美中兩國在“抓特務”（反間諜與國家安全審查）的機制、手段和邏輯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美國的做法核心在於“法治化與機構防禦”，而中國的做法核心則在於“總體國家安全觀與全民動員”。 兩國的核心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維度： 1. 法律基礎與司法程序 美國：司法獨立與無罪推定。 美國抓捕間諜必須由聯邦調查局（FBI）等機構搜集確鑿證據，交由司法部提起訴訟。被告享有請律師辯護、公開審判的權利，必須在“排除合理懷疑”的法律標準下才能定罪，偶爾還會出現因證據不足而撤訴或流審的情況。主要依據的法律包括《反間諜法》、《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等。 中國：國家安全至上與有罪推定傾向。 中國主要依據新修訂的《反間諜法》，該法擴大了“間諜行為”的定義範疇，涵蓋任何“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國家安全機關（國安部）擁有極大的行政搜查、拘留和審訊權力，案件多涉及國家機密，通常進行不公開審判，且定罪率極高。 2. 執行主體與動員方式 美國：依靠專業情報與執法機構。 美國的反間諜工作是一種“精英、建制化”的防禦。普通民眾極少參與，主要由 FBI（聯邦調查局）、CIA（中央情報局） 反間諜部門通過科技監聽、線人密報和財務審計來鎖定目標。 中國：全民動員與社會防範。 中國將反間諜提升到“群眾路線”高度，倡導“全民抓間諜”。國安部不僅開通微信公眾號、設立舉報電話和高額獎金，還廣泛在高校、企業和社區開展反間諜宣傳，鼓勵社會大眾相互監督、舉報身邊行跡可疑的人。 3. 打擊重點與政治邊界 美國：嚴厲打擊針對高科技、軍工機密、學術研究的工業間諜與技術竊密。允許合法的政治遊說，但嚴懲未登記的外國代理人、跨國鎮壓或暗中干預選舉的行為。重點審查有特定國家背景（如華人學者、軍工科學家或留學生）的人員。 中國：嚴防外部勢力對中國核心技術、供應鏈信息的滲透與刺探。將危害政治安全和政權穩定放在首位，嚴厲打擊通過非政府組織（NGO）或網絡涉嫌煽動、顛覆的行為。重點防範與境外機構、駐華使領館或外國非政府組織有密切往來的境內人員。 4. 輿論與透明度 美國：個案起訴，輿論監督。 司法部會定期公開起訴書，披露詳細的作案細節、涉案金額、通訊記錄等。媒體會公開跟進報道並對政府的指控進行公開審視。 中國：宏觀敘事，典型威懾。 官方多在特定節點（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通過央視、國安部官微集中披露“典型案例”，強調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案情細節通常由於“涉及國家秘密”而不予完全公開。 中國於202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與2014年的舊版相比，新法從原本的40條大幅擴充至6章71條，新增29條、修改41條。 這次法律修訂對“間諜行為”的定義進行了顯著拓寬，並極大地擴張了國家安全機關的行政執法權限，主要核心條文變化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 擴大了“間諜行為”與竊密對象的定義（核心變化） 新法第四條對何為間諜行為進行了全新界定，外延明顯擴大： 從“國家秘密”擴大到“普通數據與資料”： 舊法主要打擊竊取“國家秘密、情報”的行為。新法將其擴大為：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其他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這意味着即使不是絕密文件，只要被官方認定“關係國家利益”的商業調研、宏觀數據或行業信息，流向境外均可能觸法。 新增“投靠”行為： 除了原本的參加間諜組織或接受其任務外，新法增加了“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也算作間諜行為。 新增網絡攻擊與針對第三國的規定： 明確將針對國家機關、涉密單位或者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如能源、金融、交通等行業網絡）實施的網絡攻擊、侵入、控制等行為定性為間諜行為；同時增加了對在華從事“針對第三國間諜活動”的管轄權。 2.賦予國安機關極大的“行政執法職權” 新法第三章“調查處置”大幅增加了國家安全機關在刑事起訴之外的行政執法權力，極大降低了搜查和調取門檻： 查驗電子設備： 規定國安人員在調查時，經批准可以查驗涉嫌人員的電子設備、設施及有關程序（如手機、電腦、硬盤等）。 查封、扣押、凍結： 國安機關在調查間諜行為時，擁有了直接對涉嫌場所、設施或財產進行查封、扣押和凍結的行政權力。 行使出入境限制： 新法規定，對涉嫌間諜行為的境內人員，可以決定其限制出境；對入境後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人員，可以決定其限制入境。 3.新增“安全防範”專章，推行全民義務 新法第二章為全新的“安全防範”專章，將反間諜從“事後抓捕”變為了“全社會的事前政治義務”： 單位主體責任： 明確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承擔反間諜安全防範的主體責任，必須對員工進行國家安全教育，動員組織人員防範間諜。 建設項目許可制度： 在重要國家機關、國防軍工單位等重要涉密單位周邊控制區域內新建、改建、擴建建設項目，必須經過國家安全機關的涉及國家安全事項建設項目許可審查。 4.強化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 總則第二條將原有的“反間諜工作堅持中央統一領導”修改為“反間諜工作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並正式將“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寫入指導思想，設立了反間諜工作協調機制，強化了政治定性。 5.法律修訂引發的連鎖反應 這一系列條文變化在國際商務和學術界引發了廣泛關注。西方國家（如美國和日本）和一些外國商會發布預警，擔憂在華外企開展的常規市場調研、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或學術交流，由於新法中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數據資料”定義相對宏觀，可能會面臨更高的合規和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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