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著名的邮包炸弹手终于落网，是被他弟弟举报的。此人寄出16个邮包，炸死3人，炸伤23人。毕福剑被人告密，扯出文革中张红兵告密杀母之事（主犯似乎是他父亲）。联想到笔者在文革中被人告密两次，按耐不住，想写点东西。条理有些杂乱，请读者见谅。

                我的第一次被告密，是在文革中一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中。在朋友和同学中，我是属于被欺负的，文革中家庭遇难，被欺负的频率就更高了。那次游行中，我又被人欺负了。那次很幸运，在我据理力争之后，对方倒也停下来。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爸爸（那时已去世）教研组有个（女）老师，是我们邻居，她儿子也在游行队伍，这时只见他跟对方咬了一阵子耳朵，对方立时“卷土从来”。最笨的人也马上可以明白，他说了些什么。他妈妈在文革中贴过爸爸大字报，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可以责怪之处。妈妈学校有个老师就是不贴妈妈大字报，我们非常尊敬。但对贴的人，除了捏造事实，运用想象力无限上纲上线，我都觉得可以理解。现在这小子这番“告密”，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这场已经平息的争吵，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他连张红兵可能的“自保”动机都谈不上。这其实是“人之初，性本恶”的一次体现。以凌辱他人作为一种乐趣，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邪恶，想不到在这个人身上这时会体现出来。

                多年以后回国探亲，姐姐一次谈起此人，我谈起此事。姐姐责怪我这么多年还记着这点小事，并说了句那时他才几岁。我说，他才几岁，居然就如此邪恶，年纪再大些，那还了得。如果文革再持续几年，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坏事。

                另一次被告密是在黑龙江农村。有一次，村里的军宣队把我叫去，问我收工以后干些什么。我说下棋，聊天等等。他单刀直入，说有人举报你唱黄色歌曲。这下我懵了，我这“音盲”，由于记性极佳，红色歌曲大部分倒背如流，但这黄色歌曲，别说场了，听都没听过。他叫我回去想。谢天谢地，以后再未问我。大概这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没那么紧吧。

                以后又一次，我在哼《马兰花开》。这是一首3/4拍的圆舞曲，文革前极为流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音盲”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边上有人告诉我，上次军宣队找我去，黄色歌曲指的就是它。至今我还不知道谁是告密者。

                这件事和毕的告密者有些类似之处。这歌是否“黄色”，即使在那时，也是颇有疑问的。它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甚至连看小电影后的可能的性冲动都不可能有。在毕案，“老毛把老百姓坑苦了”，除了极少数毛左和毛少将，大概大多数人会同意其中有合理成分，只是百分比会因人而异。但是你告密后，对被告者会造成伤害是毫无疑问的。我总算最后没事，是否写进档案，我就不知道了。希望老毕不要有大事，小事看来是免不了的，或已经有了。

                有人将张红兵的告密和FBI的线人反恐告密扯在一起，真是太有想象力。在后者，借用老毛的话，“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张的情况，除了她妈妈的人头落地，不告密什么事都不会有。什么二遍苦，二茬罪，根本是没影子的事。当然，张还小，或许不懂这么多，他爸爸实在是十恶不赦。

                从马黑的博文，我知道了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中，有“亲属拒证权”，谢谢。在邮包炸弹手的情形，他弟弟如不举报，哥哥会继续杀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而张的举报，只能属于在特殊社会条件下的人性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