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著名的郵包炸彈手終於落網，是被他弟弟舉報的。此人寄出16個郵包，炸死3人，炸傷23人。畢福劍被人告密，扯出文革中張紅兵告密殺母之事（主犯似乎是他父親）。聯想到筆者在文革中被人告密兩次，按耐不住，想寫點東西。條理有些雜亂，請讀者見諒。

                我的第一次被告密，是在文革中一次慶祝“最高指示”發表的遊行中。在朋友和同學中，我是屬於被欺負的，文革中家庭遇難，被欺負的頻率就更高了。那次遊行中，我又被人欺負了。那次很幸運，在我據理力爭之後，對方倒也停下來。在這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爸爸（那時已去世）教研組有個（女）老師，是我們鄰居，她兒子也在遊行隊伍，這時只見他跟對方咬了一陣子耳朵，對方立時“卷土從來”。最笨的人也馬上可以明白，他說了些什麼。他媽媽在文革中貼過爸爸大字報，我從來沒有覺得有可以責怪之處。媽媽學校有個老師就是不貼媽媽大字報，我們非常尊敬。但對貼的人，除了捏造事實，運用想象力無限上綱上線，我都覺得可以理解。現在這小子這番“告密”，已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這場已經平息的爭吵，對他沒有任何威脅，他連張紅兵可能的“自保”動機都談不上。這其實是“人之初，性本惡”的一次體現。以凌辱他人作為一種樂趣，是人類心靈深處的一種邪惡，想不到在這個人身上這時會體現出來。

                多年以後回國探親，姐姐一次談起此人，我談起此事。姐姐責怪我這麼多年還記着這點小事，並說了句那時他才幾歲。我說，他才幾歲，居然就如此邪惡，年紀再大些，那還了得。如果文革再持續幾年，誰知道他會幹出什麼壞事。

                另一次被告密是在黑龍江農村。有一次，村裡的軍宣隊把我叫去，問我收工以後幹些什麼。我說下棋，聊天等等。他單刀直入，說有人舉報你唱黃色歌曲。這下我懵了，我這“音盲”，由於記性極佳，紅色歌曲大部分倒背如流，但這黃色歌曲，別說場了，聽都沒聽過。他叫我回去想。謝天謝地，以後再未問我。大概這山高皇帝遠的偏僻農村，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沒那麼緊吧。

                以後又一次，我在哼《馬蘭花開》。這是一首3/4拍的圓舞曲，文革前極為流行。我自己也不知道這“音盲”是什麼時候學會的。邊上有人告訴我，上次軍宣隊找我去，黃色歌曲指的就是它。至今我還不知道誰是告密者。

                這件事和畢的告密者有些類似之處。這歌是否“黃色”，即使在那時，也是頗有疑問的。它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甚至連看小電影后的可能的性衝動都不可能有。在畢案，“老毛把老百姓坑苦了”，除了極少數毛左和毛少將，大概大多數人會同意其中有合理成分，只是百分比會因人而異。但是你告密後，對被告者會造成傷害是毫無疑問的。我總算最後沒事，是否寫進檔案，我就不知道了。希望老畢不要有大事，小事看來是免不了的，或已經有了。

                有人將張紅兵的告密和FBI的線人反恐告密扯在一起，真是太有想象力。在後者，借用老毛的話，“千百萬人頭就會落地”。在張的情況，除了她媽媽的人頭落地，不告密什麼事都不會有。什麼二遍苦，二茬罪，根本是沒影子的事。當然，張還小，或許不懂這麼多，他爸爸實在是十惡不赦。

                從馬黑的博文，我知道了在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的法律中，有“親屬拒證權”，謝謝。在郵包炸彈手的情形，他弟弟如不舉報，哥哥會繼續殺人，這才是真正的大義滅親。而張的舉報，只能屬於在特殊社會條件下的人性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