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Zheng Wang）是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兼任该校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勿忘国耻：中国政治与外交关系中的历史记忆》（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一书。今天5月26日，王铮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G-2 现实: 美中两国既无法主导，亦无法排斥彼此”。尽管其书名很有中共的叙事风韵，但本文确有独到见解，不妨一读：

2026年5月，在北京举行总统峰会之前，士兵举起美国与中国国旗/埃文·武奇（Evan Vucci）/ 路透社

唐纳德·J·川普总统（Donald J. Trump）于5月中旬对中国的访问，充满了精心编排的合影场景、外交仪式，以及关于大型商业协议的宣布。然而，这场峰会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华盛顿与北京开始接受一个现实——任何一方都无法迫使另一方屈服。在经历了多年的贸易战、技术管制与军事竞争之后，这两个国家正在发现强制手段的极限。

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实现和解，也不意味着它们将回到以接触政策为基础的时代。这意味着一个新的“两国集团”世界的开始——一个美国与中国能够彼此限制、惩罚与干扰，但却无法彼此支配或排斥的世界。美国仍然是世界军事强国，但中国如今能够反制华盛顿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射。而华盛顿与北京能够对彼此经济造成重大损害，但任何一方都无法阻止另一方成为重要的经济与技术参与者。

北京峰会证实了“两国集团”这一概念——这是川普去年在韩国随意提出的一个想法——正在成为现实。在这个新的“两国集团”世界中，美国与中国并不是在共同统治全球，但它们在结构上被一种竞争性共存关系所绑定——一种双方既无法凭借自身条件取得胜利，也无法承受长期冲突的关系。在双方都未能“取胜”之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一种更加稳定、更加富有成效的竞争条件已经形成。

超越相互毁灭

在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相对稳定建立在“相互确保毁灭”之上。双方都拥有使用核武器摧毁对方的能力，并且都明白，一场全面战争不会产生真正的赢家，只会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害。“相互确保毁灭”并没有终结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或地缘政治竞争，但它迫使双方承认强制手段的极限。它帮助维持了一种不安的冷和平。

今天的美中关系并不是冷战的重演。这两个国家并不像当年的美国与苏联那样，被划分为彼此敌对的经济与政治集团。尽管双方持续努力“脱钩”并减少相互依赖，华盛顿与北京仍然深深嵌入同一个全球经济、技术生态系统、金融网络与供应链之中。这些联系正在产生一种不同于美苏竞争的新型竞争关系，但它可能以不同方式促进稳定。

过去十年间，华盛顿的许多政策制定者相信，美国能够在竞争中击败中国，或者至少能够限制中国的崛起。两党总统都努力维持对中国的技术与经济优势。他们实施关税、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并试图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协调行动，在关键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双方都能够伤害对方，但无法使对方在战略上变得无关紧要。

与此同时，在北京，一种“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信心不断增强。在官方讲话、国家媒体报道与政策评论中，“东升西降”这一观点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中国战略家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制度失灵与内部混乱，表明美国衰落不再只是预测，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过程。

近期的发展证明，这两种观点都不现实。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业与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中国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深度求索”的推出——它以远低于美国同类模型的成本与算力，实现了相近的性能——强有力地提醒人们，美国的限制措施并未阻止中国迅速发展的技术能力。而且，尽管中国国产人工智能芯片仍然落后于美国产品，但中国企业正在华盛顿试图最严格控制的领域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无论美国内部功能失调有多严重，美国都没有走向消亡。它仍然在金融、技术、高等教育、资本市场与企业实力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截至5月中旬，美国公司英伟达的市值已达到约5.7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预计国内生产总值。而且，尽管华盛顿对伙伴国家采取强硬行为并使用轻蔑言辞，其盟友仍继续与美国合作实施技术管制，包括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努力。

被否定的主导地位

中国并不容易被封锁，美国也不容易被取代。结果并不是冷战意义上的“相互确保毁灭”，而是两种更新形式的“相互否定”，这种局面使共存成为必要。

第一种是对主导地位的相互否定。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周边以及从日本延伸经菲律宾至南海的第一岛链，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海空力量、稳固的联盟网络与核威慑力量。但随着中国导弹、海军、空军与监视能力的增强，美国已无法再假设自己能够在该地区不受挑战地行动。如果中国封锁台湾，或者试图对台湾海岸发动两栖登陆，问题将不再是美国是否会选择保卫台湾，而是它是否能够以可接受的代价做到这一点。

中国并不需要在全球范围超越美国，便能够削弱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力量投射。北京只需要使美国的干预变得高成本、不确定且危险即可。根据政治学家尼古拉斯·安德森（Nicholas Anderson）与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台湾问题爆发冲突，美国将非常脆弱，因为中国能够打击美国飞机必须依赖的基地，并限制华盛顿维持空中作战的能力。

但中国同样无法主导西太平洋。它没有军事能力将美国海军与空军赶出该地区，也无法消除美国联盟体系、全球军事网络、潜艇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作用。该地区并不是从美国主导转向中国主导；相反，双方的力量都只足以否定对方施加控制的能力。每一个超级大国都能够挑战对方的行动自由，并使任何试图获得决定性优势的行为变得危险。

排斥幻觉

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经济与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华盛顿与北京正逐渐进入另一种更加稳定的模式：对排斥能力的相互否定。美国能够通过限制中国企业进入市场、审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与盟友协调这些行动，从而向中国施加成本。拜登政府“小院高墙”的政策——即华盛顿试图严格控制北京获取少数关键技术——反映了美国在某些先进领域中的优势。但中国的技术成功同样显示出这些政策的局限性。美国能够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尖端技术的速度，但无法彻底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也无法阻止中国发展替代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也拥有能够对美国施加影响的强大工具。它能够限制稀土与关键矿物出口，而美国在生产半导体、航空航天系统、先进武器与其他高科技产品时都需要这些资源。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与巨大国内市场，使其在依赖中国工厂与消费者的外国企业面前拥有议价能力。但北京同样无法在不对自身造成重大代价的情况下，将美国排除出亚洲经济秩序以及中国自身市场。中国仍然需要向海外销售产品、从美国获取技术与资本，并保持进入全球消费者市场的渠道。

两个案例显示了双方使用经济武器时的力量与局限。美国于2022年对中国实施的大规模半导体管制，减缓了中国获取先进计算芯片及相关制造设备的速度。但这些措施也推动中国企业加速发展本土替代方案，而这些方案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北京在2025年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后，对稀土出口实施限制，也产生了类似效果：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对美国供应链造成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也为华盛顿与其盟友寻找替代供应商提供了更强激励。

无论是在芯片还是稀土领域，双方都拥有筹码，但任何一方都无法决定性地使用这些筹码。一些分析人士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相互确保破坏”。但这种局面比这更深层。它是一种双方都无法将对方彻底排除出全球经济与技术体系的共同现实。双方都能够伤害对方，但无法使对方在战略上变得无关紧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与中国并没有走向彻底脱钩，也没有重新回到相互依赖。两国之间的动态，是一种更具强制性、更脆弱、也更受限制的共存形式。

台湾考验

台湾是这种新兴共存关系最艰难的考验。它不仅仅是围绕一个战略位置重要岛屿的地缘政治争端。北京将与台湾统一视为其主权、历史叙事、国家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华盛顿则将台湾视为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保障者信誉的考验、其联盟承诺强度的考验，以及地区力量平衡中的关键因素。而对许多台湾民众而言，核心问题则是维护一种通过数十年政治发展而形成的民主认同。

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核心节点，台湾也深度嵌入了华盛顿与北京都试图塑造的技术秩序之中。台湾危机将威胁全球市场、先进技术生产、供应链以及国际经济信心。台湾正是美中竞争中军事逻辑与经济逻辑汇合的地方。

台湾高度极化且竞争激烈的政治，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政治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两岸关系路线。2025年3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将中国描述为“境外敌对势力”，并宣布新的反渗透措施，引发北京愤怒。而在2026年4月，台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的主席程丽文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并表示海峡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这一立场受到北京欢迎，但在台湾许多人中并不受欢迎。台湾不仅仅是大国竞争的对象；其内部政治往往决定两岸紧张局势的时间点与强度，从而使“两国集团”关系更加复杂。

为了控制这种易燃局势，美国与中国必须提供战略保证，即通过可信信号表明，克制行为不会危及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或长期目标。对华盛顿而言，这可能包括重申其不支持台湾独立。对北京而言，则可能意味着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并再次强调其致力于和平解决。目标并不是制造信任，也不是通过一次政治协议解决台湾地位问题。目标更简单：避免战争。美国与中国需要将台湾视为一个需要长期冲突管理的共同挑战。如果处理失当，它可能将竞争性共存转变为大国战争。

走向竞争性共存

川普并未创造当前的“两国集团”现实。但他对北京的访问，为这一现实赋予了一种政治与外交表达，而许多传统政治人物可能难以做到。在峰会上，川普将习近平视为一个对等大国的领导人，以异常谨慎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并将双方关系描述为围绕交易与稳定，而不是意识形态对抗。在这样做时，他展示了一个成功竞争性共存方案的三个要素：尊重、克制与互惠。

在美国政治中，任何降低紧张局势并与中国建立更加稳定关系的举动，往往都会被攻击为软弱、绥靖或投降。川普愿意打破传统，以及他对联盟政治典型约束与大国竞争语言的轻视，似乎为他提供了进行务实调整、走向与北京和解的空间。

台湾是这种新兴共存关系最艰难的考验。

这并不意味着川普是一个稳定局势的人物。他的不可预测性同样可能制造新的危机。但这使他异常适合这样一个时刻——双方正在就共存条件进行讨价还价，而不是争论共存是否必要。这已经不是“接触政策”——那是一个美国远比中国强大的时代的遗留物。相反，川普在北京所做的事情——例如同意成立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将经济争端置于持续谈判与共同管理框架之下——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在这种新的“相互否定”结构中进行讨价还价。

新的“两国集团”不会令人舒适，也不会建立在友谊、共同价值观或深度信任之上。它将充满竞争、猜疑、谈判与周期性危机。北京峰会并未解决美中竞争，但它清楚表明，双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双方在访问后发布的官方声明，甚至为这种关系创造了一个术语：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如果去除外交辞令，这就是共存。

美国与中国不应将竞争混同于主导或排斥。认为中国能够被遏制，或者美国能够被“熬过去”，都将把双方推向代价高昂的误判。政策制定者真正需要做的，是让这种正在出现的共存关系更加有纪律、更加稳定，并且更不容易受到危机冲击。这将需要克制、冲突管理与战略保证，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对于华盛顿与北京而言，迈向更加稳定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认真对待这个“两国集团”世界——并不是因为它令人向往，而是因为它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