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爱讲述曾有过多么不平凡的经历、有过多么可歌可泣的业绩。但后代听我们这一代讲述时，可得留个心眼儿——你们面对的，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僵尸”。我们这代人很少有能力对自己灵魂的缺失进行反思，对自己人性的扭曲进行忏悔


　　老高按：读到一篇总结自己大半生的文章，虽不算佳作，长了点儿，但写自己从小到老的感受，挺诚恳，挺实在。转载于此，或许在同龄人的读者中，能引起一些共鸣。


　　坏人老了

　　作者：日落西窗，原载公众号“日落西窗”2024年12月17日

　　2024年这就过完了，新的一年来了。记得小时候，老师这会儿就会布置功课，要求写年终总结，写来年规划。在新年里打算要做点什么？现在想，写出来的基本上都是空话屁话，没一样实现得了的。这是篇旧文，内容我重又做了些修改，也算是个总结，对以前的自己。新年到来之际，再发，个人感觉还成，感觉不全是空话屁话。权当供您读后一乐。

　　一

　　我老了。
　　杵着拐杖，吃力地走在街上。今儿天气不错，不愿憋在屋里，故出来透透风。
　　不远处，有两个六七岁的男孩在玩耍，其中一个牵了条黄色的土狗，我知道，这狗有个挺好听的学名：中华田园犬。
　　牵狗的男孩对黄狗说：“大黄，咬他！”
　　那狗果真龇出牙，“汪，汪”叫着，朝另一个男孩扑去，虽说没敢真咬，可架势全出来了。
　　路边有条公共长椅，我扶着椅背缓慢坐下，全神贯注的瞧着那条土狗。

　　二

　　小时候，就听大人说，小白鼠常被捉去用做实验。还听说，有些人会别出心裁，给小白鼠注射药物，好让小白鼠活成他们想要的模样，管这叫“新新鼠类”。
　　当时觉得小白鼠挺可怜。
　　我一直挺庆幸自己，没错投胎，成个小白鼠。
　　可如今回过头，再瞧眼自己，说啥好？

　　三

　　人老了，爱忆旧。
　　我上小学那会儿，也就眼前这俩孩子这么大，正赶上六六年的运动。模糊记得，上学头天，讲课的是位中年女老师，戴副白边眼镜。她说：你们这代人很幸运，头回用上砸烂资产阶级反动教育后，新版的纯无产阶级课本。

　　课本的封面是领袖像，四周闪着金光。朝里翻，那会儿还不识字，只会看画儿。可惜，没啥可看，我有个大我几岁的姐，当年她读一年级时的课本，我瞧过，里头多少能找到只小羊羔，还有绿草、小房子和树。
　　纯粹的课本，说是打算培育出新时代高尚，纯粹，能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也就是说，培育出一代全新的人，新新人类，那会儿叫又红又专。
　　用老师的话，我该庆幸，我赶上了好时代。
　　一年级先学识字，到了二年级，能认识几个字了，像“叛徒、内奸、工贼”这样的字，大致已能认识。若要说这些字是啥意思？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毕竟那会儿才二年级。即使是老师不厌其烦地解释，也是白搭。我猜想，老师们也稀里糊涂。

　　可是，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开始学着写批判稿了。那会儿正赶上批刘邓陶，批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现在想挺可笑，那会儿的我，话还没说利索，就指指点点批起刘邓陶？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太离谱了。可老师说了，懂不懂不要紧，只要“恨”就够了。可着劲儿的“恨”，打心眼里把他们想的要多坏有多坏，写得越难听，就越深刻，就能得到老师表扬。
　　从那时起，我心里有了恨，那会儿叫阶级仇、民族恨。我恨阶级敌人，恨所有说我们坏话的人。直到今天，我依然对那些批评我们、说我们坏话的人，有种本能的警惕，并打心眼里反感，抵触，或说是厌恶。
　　可啥是资本主义？估计连那会儿的老师，也没谁真明白，大多也是跟着报纸学舌。这倒不难理解，没过一天资本主义的一群人，一门心思地批资本主义，一批就是一辈子，挺不容易。
　　上了初中，我写批判稿的水平大有进步，以前大多靠抄报纸，到了这阶段，我已调动出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比如私下订起流行的《学习与批判》杂志。这样，我就可以在同学老师面前卖弄了，“瞧，我多能耐，能讲出那么多的大道理，这叫觉悟。”那会儿，管这叫“出风头”。之所以出风头，印象中那阵子正暗恋一位女生，那女生后来也不知嫁哪儿了。
　　不过，这里头还有个说不出的缘由，没经历那时代的人，是体会不到的。这就是在大批判中能体会到的一种快感：这是种无需担责，无需逻辑，只需歇斯底里的糟践那些被批判的人，还不许他们还嘴的快感。是把他人踩在脚下，从而获得自己那么高大正义的快感，酣畅淋漓。
　　只可惜，这是把双刃剑，糟践别人的同时，把自己的人性，也糟践的差不多了。
　　只是明白的太晚。

　　此时的我，孤独的坐在街上，还在瞧着男孩儿手里牵着的那条土狗，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我怎么就觉着，当年的自己，跟这条狗挺像，没多大区别。那会儿是老师让我咬谁我咬谁，无问西东。要说区别，也有。与土狗比，我还是有值得欣慰的一面，我订得了杂志，土狗不会。

　　四

　　当年学校的教科书，也挺可笑，比如说批判林彪，原本只是批林，可后来怎么就把孔老夫子从老坟里挖了出来？那会的口号是，“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只可怜，孔子是谁？课本里没有。
　　“克己复礼” ，“言必信，行必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这都啥意思？不懂。古文一句不懂，批起来很尴尬。只好抄报纸听新闻，鹦鹉学舌。好在，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强项。
　　就这样，经过了多年培养熏陶，我的思维习惯基本固化了。老实说，基本无脑，也无须有脑，报纸上全有。

　　五

　　后来批“学而优则仕”，“反右倾翻案风”，尤其批“师道尊严”还是挺愉快的。
　　“师道尊严”是啥？按我的理解，就是老师甭成天的端着架子，管这管那，以后少管，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老师都一边呆着去，哪儿凉快哪儿去。
　　批“师道尊严”，我最大获益有近半年，几乎天天旷课，老师也不敢说。我找人做了张假月票，把不大的北京城的每条公交线，溜了好几遍，也不知哪会儿哪来的那么大瘾。
　　我一直觉得，批老师绝对是老师咎由自取，自作孽不可活。想想看，打小学二年级起，就手把手教我写批判稿，一直写到上中学。要说批谁不是批？多大的官都批了都骂了，回过头批老师，小菜一碟，咎由自取。
　　记得小时候，我家住东城小胡同。邻居的寡妇靠捡破烂养着五个儿子，要说挺不易。好在儿子养得个个如狼似虎，这让做母亲的趾高气昂。那会儿没谁敢惹这户人家，几个儿子能掀了你家屋顶，屎盆子扣门口。可儿子们渐渐大了，却一个比一个混蛋，为分那点房产，老母亲被扔出了屋，哭天抹泪的。我就说，咎由自取。
　　记得有首歌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

　　六

　　都说中华文明自古尊师重教，这让多少人津津乐道。对这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首先教育的方向要对头。教育只算个形式，内容才是根本。就如同拉车，拉车本身没啥好炫耀的，说句不好听的，扔个馒头狗都能拉。问题是朝哪儿拉？若拉错了方向，再卖力，顶屁用？只能毁人不倦。
　　有个人类学家叫米德，就说：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从发现一根愈合的股骨开始。人类折断了股骨，除非得到他人帮助，否则只能等死。她发现了最早愈合了的股骨，说这是人类文明的开始。这就是说，维系人类文明的根基是什么？要我说就两字：良心。若往高深了说，就是普s架直（普世价值）。
　　良心，它原本是一个人内在的是非感。古希腊诗人米德南就说：良心，是每个凡人的上帝。
　　这要与我的小学课本比，那可是大相径庭。要说良心，说爱，都有，我们那会儿也有。我们爱的是领袖是党。即便如今我老成了这模样，可我小学同学们，我们依然有个群，每逢七月第一天，群里可就热闹了，歌颂声赞美声，此起彼落。尤其每年十二月的二十六号，上香磕头颂圣的，发自内心，是真真切切。有时我也想，他们自己的亲生爹妈哪天的生日，估计都稀里糊涂，早扔九霄云外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没辙。
　　有首歌那会儿天天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良心这玩意儿在我们看，它是分阶级的。对阶级敌人有良心，那是犯罪。人的良知，也就是所谓普世，恰是被我批倒批臭的玩意儿，那会儿叫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老师说那玩意鼓吹无阶级无原则的爱，类似东郭先生的迂腐无知，各大报刊都揭露过它极大的欺骗性。
　　当然，我受的教育中还多了个“恨”。比方说，我恨旧社会，恨剥削阶级，恨地富反坏右，直至恨一切跟咱不同体制的国家以及里头的人，成天的盼着他们一天天烂下去。
　　后来，我也渐渐发现，我的爱与恨，或者说我思考问题的方法，只剩下简单的正反两个面，僵化且固执，属于典型二元思维。打个比方，直到眼下，我去影院看个电影，或是在家看电视剧或小说，总下意识的在找里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旦瞧出作品对坏人有哪怕一星半点的赞美倾向，就断定这作品有问题，至少不健康。也就是说，这种二元认知方式，已刻进了我的骨髓，脑袋基本上固化了。这就验证了托克维尔的那个论断，“一些人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他青少年时期的某个阶段。不管后来活多久，也不管世界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那一时刻的僵尸”。
　　这是在说我？感觉八九不离十。
　　好在，这不只我一个。只需瞧瞧我们这代人平日里的认知与做派，全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致一个模样，一群僵尸。
　　张鸣教授有过这么一段话，摘录一下：“这一代如果有共性的话，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该受教育的时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后来补上，也很难补好。由于基础教育欠缺，即使后来考上大学的佼佼者，也大有问题。思考问题，严重缺乏逻辑，还时常念错别字，遭人嘲笑。至于那些成为了下岗工人，或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同辈，缺乏教育的问题更突出……至于教养，就更谈不上了。那个年代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已经分不清了。连打人骂人这样几千年公认的恶事，也可能被肯定为积极正面的行动。在学校里，老师可以被抓来游街，辱骂，打骂，即使打死了，在当时也不见得会被追究。揭发父母兄弟姐妹，司空见惯。在人家锅里拉屎，多少辈子都被视为最缺德的行为，然而，如果针对的是一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十年过去之后，当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毛病就都出来。”
　　所以我说，坏人，算是那个时代独特的产物。

　　七

　　内地不少媒体都报道过，比如公交车上老人坐过了站，不依不饶的抢方向盘，大妈上车见没人让座，强坐他人腿上，超市提供免费品尝食物，被大爷大妈一抢而光，初春公园盛开的桃树枝杈上，挂满花枝招展的大妈们，还有，一些老人合着伙儿路边倒地碰瓷儿，等等，实在太多了，甚至蔓延国外，可谓名声远扬。
　　有人不解，问：“莫非老人们也变坏了？”
　　要我说，错了！大错特错。
　　我看这些报道后，就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些事情，倘若让我去做，并无压力，同样做得出来。
　　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就说我，从小到大，始终忙着做大事，小学起批刘邓陶，后来批林批孔，再后来，第二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仅批邓，先后就两回。运动一个接一个，批判就从未间断。哪次批判不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只可惜，一辈子光忙着批来批去，忙着干国家大事儿了，荒废了怎么学着做个人，学着做人事儿。

　　八

　　前两年，自由行去了趟台湾。之前，北展馆举办过台湾民间商品展，结识了花莲人温先生，顺便找他购点东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温先生如是说着，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带我把他住的凤林小镇转了个遍。
　　记得路边，有家不大的餐馆，餐桌椅就摆在临街，我们坐下。
　　风林是花莲下属的小镇，人口不多，街道整洁清净，房屋古朴，被热带植物花草簇拥，宛如世外桃源。
　　温先生说，自己祖辈几代人生活在这里，对风林如数家珍。这期间，先生读国小的孙女恰好放学经过，我很好奇，问：“台湾蓝绿政党轮换已有几届，孩子课本不用跟着换？”
　　“我跟你说，”温先生拉过凳子靠近我，“风林近百年，共走出了八十八位校长，这里盛产‘校长’，是台湾校长的摇篮。”顺他手指方向看去，不远有座日式建筑，门头挂一匾：校长梦工厂。

　　“风林有很好的传统，从这里走出的校长都明白，良心博爱诚实，是做人的根基。教育孩童，是树人。而其他的，要等孩子们长大成人，由他们用自己头脑自己眼睛去选择倾向，比方你提到的蓝绿，那是他们长大以后的事了，跟教育无关。教育不带色彩，只管做人，这是我们这里的文脉。”
　　听罢这些，我发了好一阵子呆。
　　我曾想对先生说，我这次过来，仅是顺路，捎几样当地特产自用而已。我发现先生竟用了一整天陪伴招待。我暗自发笑，他一定错以为我是多大客户，他失算了，我走后，他会后悔不已。
　　如今看，要说后悔，该是我。与人家相比，我看到了差距。这差距就是，我这人缺少了一层厚重的东西：做人。如先生说的，良心博爱与真实。
　　台湾社会与我们不同，在于那里没有过类似“破四旧”的遭遇，中华文脉在那里未曾断裂。

　　九

　　即便以前，大陆这边文盲很普遍，大多人不识字，反而懂得礼义廉耻，懂得宗祠里供奉着家族亡故先辈的牌位，懂得怕。人在做天在看，祖宗们在看。不能让祖先蒙羞。那时的人们，大多淳朴善良，廉耻感还是很强的。家有家法，族有族规。不成想，后来我们把一切都砸了，规矩都灭完了，人都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怪物。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战天斗地。无知带来自卑，自卑导致自负，人都空了心，谈何底线。
　　试想一个人，连做人最基本的良心都不具备，良心带来的自律更甭提，这人也就废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坏人。倘若这是一群人呢？甚至是一代，几代？这样的族群，岂不危矣！
　　有一副对联，这么写的：
　　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若拿来对照自己， 只能哀叹了！

　　十

　　前几天，看了部有关二战纳粹的纪录片，里头有个画面：一位年轻的犹太女人，怀里抱着孩子，她苦苦哀求党卫军士兵，杀我，别杀我的孩子，她还太小。枪响了，只用一颗子弹，同时打穿了母女俩的头颅，一旁士兵笑道，“哦，节省了一颗子弹”。
　　当采访一位至今还在世、曾做过党卫军的老人，问他对此怎么看？他的话让我震惊，他说，”犹太人该死，他们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是国家的破坏者。”

　　他已年近百岁，还有什么能改变他的认知吗？没有！绝对没有。因为，他的认知已固化在了他年轻时的那个那脆年代，他早已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具僵尸，没辙。

　　十一

　　所以我就说，当“后浪”们聆听我们这代人叙述曾有的多么不平凡经历，多么可歌可泣的业绩时，要留个心眼儿，无论我们怎么的赞美，乃至深信诸如北大荒什么的历练出了自己的钢筋铁骨，你们都要留个心眼。因为你们面对的，很可能是那时代的一群僵尸。这代人，很少有能力对自己生命里灵魂的缺失，进行反思，对自己观念中人性的扭曲，进行忏悔。不是不去做，是压根儿没那能力。如果正赶上自己的父母，也多留个心眼儿，当心被带歪。
　　当然，这么说打击面兴许广了，因为我这代人中不乏佼佼者，如顾准、杨小凯等等，很多很多。但像我这等无力反思的鼠辈，头脑的思维与认知已经固化在那个时期，至今还在怀念文革，怀念那个激昂澎湃的火红年代，犹如那个时代的僵尸，这没办法，而且不乏其人，绝不在少数，或许说，是绝对大多数。
　　当年的老三届以及岁数相近的那代人，他们已然成为社会中坚，当人们感叹社会道德出了问题，要我说，情理之中，在所难免。好在，如今的我们已近乎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哒了，以后，就得看“后浪”们了。
　　可就在头两年，也就是疫情时期，西安有个事让我挺难受。里头的闺女是个“后浪”，她的父亲，我估摸应该是我同代人，“前浪”，心梗了，急需抢救，以下是那闺女原话：
　　我爸在1月2号午饭后突发心绞痛，由于西安疫情特殊情况，很多医院停止了接诊，当时打了120，一直无法接通(有拨打记录)。后来好不容易打通，告知我们救护车安排需要时间，具体等多久给不了答复。也打了110(说是不属于他们管。相信他们也有录音)
　　我们不可能让我爸在家等死，由于疫情，社会车辆不能随便上路，我们立即去找相关人员开具证明。准备自己将我爸送往医院。此间还打了很多个网上公布的相关防疫电话，一直占线。我们走投无路，去了离家最近还在接诊的高新国际医学中心。去之前打过电话，对方问清楚情况后明确表示可以接收。
　　拉到医院，门口保安以我们中风险地区为由一直不接诊。一直找不到接诊的医院。后来高新国际医学中心让去联系521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521医院回复只接收发热门诊，第三人民医院明确表示不接收……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联系了很多医院，自己开车也实际找了很多医院。时间都在被浪费。
　　当时已经晚上10:11分。距离我爸爸心绞痛已经过去了将近8个多小时。我无法想象我爸爸在怎样的绝望与煎熬中渡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
　　最终高新国际医学中心接收了我爸爸，但由于耽误时间太久了，现在已经在安排手术了。
　　听到消息后我赶去了高新国际医学中心。但是由于疫情，我所在小区有确诊病例，虽然我持连续三天24小时核酸阴性也无法进入医院。仅让母亲一人进去陪伴，我们全家表示理解。20分钟后，医生打来电话称耽误太久，如果两个小时内使用溶栓的药物就可以救治。但现在太晚了，基本没有希望了。
　　我接到电话后一时反应不上来。但是电话那头我妈已经情绪失控，一直在哭。我继续去医院门口告诉值班人员，我爸病危，我需要进去，医生让我进去。他们说不行，我哭着说我爸病危，我要进去，我核酸阴性。他们说不行。
　　随后我给我妈打电话，让她冷静，医生还在抢救，并没有放弃。大约15分钟后，医生再次打来电话说抢救意义不大，你们家属商量准备吧。
　　我再次去门口告诉工作人员，我爸不行了，我需要进去，门口工作人员依然告诉我不行。我情绪崩溃下强行冲医院大门，被保安拦下。我哭着喊到：我爸没有了，我要进去见最后一面。他们依然说不行。随后来了一位工作人员说要打电话跟上级领导请示，我们一直在等，过了10分钟后，他们说你可以进去，但仅限你一人。(以上内容全部有通话录音和现场视频)
　　在经历了将近两个小时后我终于进入医院，但是我爸永远等不到我了。
　　凌晨3点多办完手续，我爸被推出手术室，空无一人的走廊，我哭着，一遍一遍的大声喊着爸爸。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听见。
　　人生真是造化弄人，我人生当中很少管我爸叫爸。一般都是直接说，你吃了吗？干啥呢？给你买点茶叶，买了件衣服给你……那晚我一遍遍地大声喊着爸爸。
　　在每个可以挽救却没有被挽救的环节里，这些一个个的过失和不作为，足以让我此后的人生愧疚到死。可是没有“如果”，在1月3日那个冬季的夜里，在我爸刚过完他61岁生日后的一个月，我永远失去了我的爸爸。
　　能说啥，咱这儿时至今日，依旧的还是以前套路，理由冠冕堂皇，而良心？算个屁。没有人明白，放任死亡后果的发生，属间接杀人罪，也要算杀人要坐牢的。
　　这闺女遇到的人与事，很难说就是六〇后、五〇后干的，我反倒觉得，干出这事儿的，很可能是七〇八〇甚至是九〇后们。
　　我一直觉得：一代人若想有出息，可千万别听上代人的话，尤其上代人的那套人生意义，千万别听。只可惜，“后浪”们还是太听话。
　　曾经有人说：人类社会的思想更新，并非是人们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持有旧思想的人都死了，接受新思想的人主导了社会。这话如若当真，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对咱的“后浪”们，一点都没看好。

　　十二

　　说句老实话，老人是很难变坏的，正如坏人很难变好一样。但是坏人，肯定会变老。

　　十三

　　索尔仁尼琴说过：“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却历史，你会双目失明。”眼下的我，虽说老了，可还不想瞎。
　　那两个牵着狗的孩子，不知啥时候早走得无影无踪了。杵上拐棍，起身回家，往家走，天黑了。
　　2024/12/18日第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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