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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刘道玉(下):中国教育怎样从源头改起 |
| 刘道玉说:国家安全靠国防,国家兴旺靠教育,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两个命根子,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谁都知道不能当成买卖;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怎么可以当买卖呢?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买卖!国家在这个买卖中巧取豪夺,教师在这个买卖中弄虚作假,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刘道玉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教育,最近中央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他又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十条意见。(网络照片)
◆高伐林
(续前)教育失败的总祸根是当局决策失误
高:在你被免职十七年后的今天看中国教育,我承认,我对中国教育当局的思路十分困惑。从表面上看,主管更换了好几届,都并未“因人废言”,没有由于你个人的悲剧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实践、你的教育观念,甚至也没有阻挠你率先创立的那些现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学推广、施行。但是,他们对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创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谈;他们与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刘道玉:时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关心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这既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关注,也反映出了民众对教育的不满。
大学合并,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扩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质量下降,学术腐败日益蔓延,学者剽窃抄袭时有报道;教授数量扒堆但素质却严重下滑,有些人不务正业,在外兼职捞外快成风。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但是真正原创性的、能够跟国外的重大发明创造相提并论的成果,几乎没有……当前的危机,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确方向,失去了严谨学风。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有政治体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有市场经济导致消费急剧增长,人们一切向钱看;从学术上讲,没有自由民主,影响到学术的健康发展。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国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信仰奉献精神,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了,就是信钱。金钱成了人们最想要、唯一想要、永远没有满足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也经过了早期敛财致富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乱?他们的基督教对人们的道德起到了规范和制衡功能。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制衡都没有了。
根子追到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还得归结为最高教育当局决策管理上的失误。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究竟最先是谁提出的?教育部后来否认说没有这么提。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大学合并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但还是要强行合并,从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舰’,牌子是谁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续的‘升格热’,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的系升格成院……是谁点头的?建设“211”工程(即“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是谁订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是谁提的?还有,各个学校急剧扩大招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拉动教育消费的思想指导下,超过学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扩招指标,又是谁下达的?
现在不少重点大学积极参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会”,签订那么多毫无约束力的“意向合同”,这不是“产业化”又是什么?美国虽然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他们也没有要求学校自给自足,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反要求搞创收呢?现在大学都在搞“圈地运动”,校园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办公室越来越豪华,勤俭办学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据说某重点大学创办了三个“科技园”,还在全国各地建了五个研究院,大力发展所谓“成人教育学院”,实际上是降格以求的变相本科教育……这不是搞以创收为目的的“产业化”又是什么呢?国家安全靠国防,国家兴旺靠教育,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两个命根子,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谁都知道不能当成买卖;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怎么可以当买卖呢?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买卖!国家在这个买卖中巧取豪夺,教师在这个买卖中弄虚作假,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创建“一流大学”也是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喊出的口号,接着出现“千军万马争‘一流’”。“一流大学”是靠提口号建起的吗?哈佛大学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一朝一夕竖一个竿子就能见到影子的,它是长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
教育决策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致上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个分水岭。譬如“211”工程、“校长学者化”、“振兴教育行动工程”……都是在那时候;“一流大学”、大学合并、“985工程”、大学扩招、研究生大发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国大学还有一批职业教育家,他们都有比较强的决策能力,全心全意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后的大学校长都是“双肩挑”的学者,多数人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办学权,只能上传下达,照章办事。中国历来有刮风的习惯,上面一刮风下面就跟风,教育领域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教育问题,我就想用“醉汉”来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认;教育明明出了问题,教育当局也是不承认,反而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这是非常危险的,讳疾忌医,到头来只能酿成大病,现在中国教育就是一个患了浮肿病的“病人”。
出路在于改革教育部领导体制
高:用什么办法能够对教育界起到强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机?
刘道玉:还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要从源头改起——从教育部领导体制改起。关键是教育部要放权,大力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不能再维持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了,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通过控制、分配资源来领导全国教育了。大一统的领导体制,一旦上面决策失误,就是从上到下全局性的、长远性的,上面决策错了,下面跟着执行就要跟着错么。如果是大学独立办学,你上面错了,下面可以不执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参加了那次会议,那个文件就是强调要放权,但现在基本上没有实行。美国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但是美国就没有像中国这种教育部。美国于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两项职能:一是教育信息统计,为全国提供信息;二是监督制衡教育公平问题,其它都不管。中国呢,教育部的权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国教育的一切资源,这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须放权,从招生、科研计划、教学计划、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设、评奖……统统要放权,有的是放到重点大学——你看哈佛、耶鲁,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归教育部官员管吗?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国的公立大学,主要就是州里管。放权之后,国家教育部就是制订法规,制定宏观政策,负责监督制衡。
高:当局或许担心这会危及对青年学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门改得了的。
刘道玉:是的。有个记者就对我说:“教育现在成了中国最保守的一个领域,甚至比科技体制、比文化体制还要保守。”科技、文化体制也都放开了,可教育体制迄今一直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运转。说起来这真算荒唐的笑话了,连大学生在校可以结婚,教育部也发个文。有宪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该管大学生结不结婚吗?你凭什么管?还发了个“幼儿园管理”的文件,国家教育部管幼儿园!由于它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管教育,所以一举手一投足就错!
再比如招生,只给大学5%的招生权,自己控制95%!北大、清华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吗?规定他们对5%的学生,“分数线可以下滑30分”。这要你教育部管吗?哈佛大学招生招什么人,要谁不要谁,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国家管不着。还要规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
说到底,教育部要放权,照老子讲的“无为而治”。否则,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
其次,要实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学术威望的高低来选拔校长,一定要选拔那些懂教育、热爱教育、愿意献身教育的职业教育家来做校长。现在大学办得不好,校长要负一部分责任,虽然他们很辛苦。我就公开提出来,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要由治学的人来选拔治校的人,要将选拔校长的权力由党的组织部门转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们才懂得选什么样的校长。学术声誉并不是与领导能力划等号的,专门学问家与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同时,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员,不能给他规定任期,规定行政级别。只要他干得好,教授们接受他,他就可以长期干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招收的学生四年才能毕业,时间短了,怎么能检验他培养的学生好不好?我统计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干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长艾略特干了40年。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耶鲁本来与我们武大结成姊妹学校,他干了13年,是干得最好的。列文13年来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没有教过一节课,他就专心致志地当校长。
要做一个职业校长,当完全的、整个的校长,而不能当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的校长”就是一个人有了妻子,还想着情人。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校长,又要当校长,又要参加人大、政协,又要出国开会……还要带研究生——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你校长带研究生,申请基金、申请成果,别的教授当然抢不过你!当了校长,就不得再从事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个人认为,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热爱、值得献身的事业,小者影响千万人的学业,大者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杰出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历史转型期时的民族精神的导师。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当前正应该涌现出民族精神导师式的大学校长!
第三点,我认为应该大力整肃学风。虽然不能搞运动,但是要广泛宣传和检查,要花大力气。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乱世必用重典,不矫枉过正是纠正不了的。
“鱼”“渔”和“渔场”
高:你在武汉大学校长被免职之后,去搞民办学校,是怎么考虑的?
刘道玉:我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义;我的某些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者对现成的东西是维护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义者对现实往往是不满意的,他总想变,追求完美,追求终极的关怀、终极的价值目标。我觉得一个校长就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他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才能够培养有理想的学生,才能够从有理想的学生中收获精英。
但是理想主义者往往又是失败者。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现实的利益、与既定的体制发生冲突。我当时想办民办大学,没有办成,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民办大学控制得非常严格,国家有个“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大学要求“严加控制”——上面要“严加控制”,下面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去尝试,都没有搞成,上面不批准,特别我又是个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后来没办法,去办民办中小学。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创造教育”的,实行“创造教育”需要从幼儿开始,趁思维还没有定型,就要培养创造性。这所学校办了六年,确实还积累了很多经验,发表了很多文章,我还写了一本书《爱的学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得了武汉市教育成果一等奖。那本书,就是我办民办中小学的一个记录,包括教育理念、方针、方法、校训、学风……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设计了一个在中小学实施创造教育的“一主二辅三结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后来这所学校因为资金不足垮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终止。
当时我以为民办大学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可以实现我的办学理念,其实这种理想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在当前中国实现的,私立学校的空间很小很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全国出现“私立中小学热”,现在垮了80%。为什么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学校打压的结果。本来武汉市的私立学校办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点中学搞“一校两制”,要他们打着自己的“公立重点学校”招牌办一个民办中学,搞高额收费。中国的市民还是信公不信私,所以几年之内,武汉市乃至全国,真正的民办私立学校很多都垮了。
民办大学境况当时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但也很艰难。现在呢,上面出了新招:出现了所谓“独立学院”——这就是公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私生子”:民间企业家出钱投资,重点大学出招牌,迎合群众上好大学的心态。这实际上就是重点大学在变相地卖文凭!真正独立的民办大学呢,空间就又被打压——他们总是打压!
与国外联合办学,卡得非常严,得教育部批准,外资轻易进不来。依我看,50年内,甚至100年内,像美国那样创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学,是不可能的。
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中美教育,现在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人知识,不如给人获得知识的技能),这句话的思路,对于将中国目前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转到培养素质,是有用的。但我认为,美国教育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给学生以“渔场”——提供让他们自己在“捕鱼”的实践中,锻炼提高技能的广阔空间。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现在教育的问题,根本弊病就是当局对资源的高度垄断,限制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致使“渔场”无法扩大。不知你怎么看?
刘道玉:有道理。你这个“鱼”、“渔”和“渔场”的比喻,确实很形象地点明了中国教育问题之所在。像我吧,对教育可以说非常钟情,但我如果没有“渔场”我能干什么呢?一个热爱教育的人,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学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渔场”被他们牢牢地把持在手里啊!柏拉图,罗素,杜威,他们有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就能自己办学,中国早期的教育家,也能办实验学校。可是现在中国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统!有的民间教育家像南洋集团董事长任靖玺,我还当过他的一段顾问呢,参观过他的民办南洋学校,他是晋商的代表,很有头脑,培养学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统管的体制,他培养的学生就是素质再高,过不了升学率这一关,家长要看升学率,学生也要看升学率……
高:他在2004年无偿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写了个小册子,愤怒地抨击教育部的利益集团压制民办教育。
刘道玉:最后他无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样,你不被招安,就没法生存;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们那一套。我当年办学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不办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我现在就是思考问题,写文章,参加讨论,传播我的教育理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讨: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华民族有什么危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怎样救教育?怎样救中国?
美国溪流出版社推出刘道玉新作《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以他和学生们之间28个故事,阐述了其独特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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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道玉生平大事记】
1933年11月,出生于湖北枣阳;
1953年,进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六十年代初被派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留学,因中苏交恶被苏联以“反苏”为由提前勒令回国;
1966年5月到1977年4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当选为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5月-1979年4月,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
1979年5月,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81年8月,任武汉大学校长;首创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
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3年5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连任两届;
1988年5月,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4年3月8日,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成立,任理事长;
1995年,参与创办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2004年,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更名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
出版有《新的技术革命与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经济学研究》(合著,获全国教育成果一等奖)、《创业与人生设计》、《爱的学校》、《创造教育新论》、《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主编出版《创业者丛书》、《教育探索者丛书》和《创造教育丛书》,其中包括刘本人的创造教育三部曲(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中国当代高等学校管理》《新世纪曙光》等。
此外,还发表了化学研究论文80余篇和教育研究文章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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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自述:三拒乌纱帽 刘道玉校长给出格学生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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