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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creaders.net/blog_style/sample1/images/blog_3.gif) | 專訪劉道玉(下):中國教育怎樣從源頭改起 |
| 劉道玉說:國家安全靠國防,國家興旺靠教育,這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兩個命根子,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誰都知道不能當成買賣;保證國家興旺的教育,怎麼可以當買賣呢?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買賣!國家在這個買賣中巧取豪奪,教師在這個買賣中弄虛作假,百姓在這個買賣中不堪重負。
![](http://j.usors.com.cn/upload/200762121525835334.jpg)
劉道玉一直高度關注中國的教育,最近中央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徵求意見稿),他又寫了洋洋數千言的十條意見。(網絡照片)
◆高伐林
(續前)教育失敗的總禍根是當局決策失誤
高:在你被免職十七年後的今天看中國教育,我承認,我對中國教育當局的思路十分困惑。從表面上看,主管更換了好幾屆,都並未“因人廢言”,沒有由於你個人的悲劇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實踐、你的教育觀念,甚至也沒有阻撓你率先創立的那些現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學推廣、施行。但是,他們對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養創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談;他們與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轅北轍,漸行漸遠。你對教育現狀怎麼看?你認為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劉道玉:時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還是關心教育的廣大知識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議論的熱點,這既體現了民眾對教育的關注,也反映出了民眾對教育的不滿。
大學合併,鬧得天翻地覆;大學擴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質量下降,學術腐敗日益蔓延,學者剽竊抄襲時有報道;教授數量扒堆但素質卻嚴重下滑,有些人不務正業,在外兼職撈外快成風。學術成果不能說沒有,但是真正原創性的、能夠跟國外的重大發明創造相提並論的成果,幾乎沒有……當前的危機,我覺得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大學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確方向,失去了嚴謹學風。
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麼?有政治體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監督機制的問題;有市場經濟導致消費急劇增長,人們一切向錢看;從學術上講,沒有自由民主,影響到學術的健康發展。現在的中國,不僅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簡直就是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國家。我們年輕的時候還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人民服務,信仰奉獻精神,現在什麼信仰都沒有了,就是信錢。金錢成了人們最想要、唯一想要、永遠沒有滿足的東西。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也經過了早期斂財致富的過程,為什麼沒有中國這麼亂?他們的基督教對人們的道德起到了規範和制衡功能。中國沒有這個東西,什麼制衡都沒有了。
根子追到哪裡?我想去想來,可能還得歸結為最高教育當局決策管理上的失誤。
“教育產業化”的口號究竟最先是誰提出的?教育部後來否認說沒有這麼提。我覺得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實際上怎麼做。大學合併儘管遭到許多人反對,但還是要強行合併,從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艦’,牌子是誰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續的‘升格熱’,中專升格為學院,學院升格為大學,大學的系升格成院……是誰點頭的?建設“211”工程(即“要在21世紀建設100所重點大學”),是誰訂的?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是誰提的?還有,各個學校急劇擴大招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在拉動教育消費的思想指導下,超過學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擴招指標,又是誰下達的?
現在不少重點大學積極參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會”,簽訂那麼多毫無約束力的“意向合同”,這不是“產業化”又是什麼?美國雖然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他們也沒有要求學校自給自足,中國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怎麼反要求搞創收呢?現在大學都在搞“圈地運動”,校園越來越大,樓房越來越高,辦公室越來越豪華,勤儉辦學的宗旨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據說某重點大學創辦了三個“科技園”,還在全國各地建了五個研究院,大力發展所謂“成人教育學院”,實際上是降格以求的變相本科教育……這不是搞以創收為目的的“產業化”又是什麼呢?國家安全靠國防,國家興旺靠教育,這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兩個命根子,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誰都知道不能當成買賣;保證國家興旺的教育,怎麼可以當買賣呢?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買賣!國家在這個買賣中巧取豪奪,教師在這個買賣中弄虛作假,百姓在這個買賣中不堪重負。
創建“一流大學”也是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喊出的口號,接着出現“千軍萬馬爭‘一流’”。“一流大學”是靠提口號建起的嗎?哈佛大學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中逐漸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學都不是一朝一夕豎一個竿子就能見到影子的,它是長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積累。
教育決策失誤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大致上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是個分水嶺。譬如“211”工程、“校長學者化”、“振興教育行動工程”……都是在那時候;“一流大學”、大學合併、“985工程”、大學擴招、研究生大發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國大學還有一批職業教育家,他們都有比較強的決策能力,全心全意辦學,按照教育規律辦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後的大學校長都是“雙肩挑”的學者,多數人沒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沒有獨立辦學權,只能上傳下達,照章辦事。中國歷來有颳風的習慣,上面一颳風下面就跟風,教育領域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了。
想到教育問題,我就想用“醉漢”來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認;教育明明出了問題,教育當局也是不承認,反而自我感覺良好,沾沾自喜。這是非常危險的,諱疾忌醫,到頭來只能釀成大病,現在中國教育就是一個患了浮腫病的“病人”。
出路在於改革教育部領導體制
高:用什麼辦法能夠對教育界起到強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機?
劉道玉:還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要從源頭改起——從教育部領導體制改起。關鍵是教育部要放權,大力精簡機構,轉變職能,不能再維持大一統的教育領導體制了,不能再以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通過控制、分配資源來領導全國教育了。大一統的領導體制,一旦上面決策失誤,就是從上到下全局性的、長遠性的,上面決策錯了,下面跟着執行就要跟着錯麼。如果是大學獨立辦學,你上面錯了,下面可以不執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過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文件,我參加了那次會議,那個文件就是強調要放權,但現在基本上沒有實行。美國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國,但是美國就沒有像中國這種教育部。美國於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兩項職能:一是教育信息統計,為全國提供信息;二是監督制衡教育公平問題,其它都不管。中國呢,教育部的權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國教育的一切資源,這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控制一切經濟資源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須放權,從招生、科研計劃、教學計劃、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設、評獎……統統要放權,有的是放到重點大學——你看哈佛、耶魯,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歸教育部官員管嗎?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國的公立大學,主要就是州里管。放權之後,國家教育部就是制訂法規,制定宏觀政策,負責監督制衡。
高:當局或許擔心這會危及對青年學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門改得了的。
劉道玉:是的。有個記者就對我說:“教育現在成了中國最保守的一個領域,甚至比科技體制、比文化體制還要保守。”科技、文化體制也都放開了,可教育體制迄今一直還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在運轉。說起來這真算荒唐的笑話了,連大學生在校可以結婚,教育部也發個文。有憲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該管大學生結不結婚嗎?你憑什麼管?還發了個“幼兒園管理”的文件,國家教育部管幼兒園!由於它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來管教育,所以一舉手一投足就錯!
再比如招生,只給大學5%的招生權,自己控制95%!北大、清華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嗎?規定他們對5%的學生,“分數線可以下滑30分”。這要你教育部管嗎?哈佛大學招生招什麼人,要誰不要誰,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國家管不着。還要規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
說到底,教育部要放權,照老子講的“無為而治”。否則,中國的教育沒有希望。
其次,要實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學術威望的高低來選拔校長,一定要選拔那些懂教育、熱愛教育、願意獻身教育的職業教育家來做校長。現在大學辦得不好,校長要負一部分責任,雖然他們很辛苦。我就公開提出來,教授治學,校長治校,要由治學的人來選拔治校的人,要將選拔校長的權力由黨的組織部門轉交給大學的教授們,他們才懂得選什麼樣的校長。學術聲譽並不是與領導能力劃等號的,專門學問家與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當。同時,不能把校長當成一個官員,不能給他規定任期,規定行政級別。只要他幹得好,教授們接受他,他就可以長期幹下去。“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招收的學生四年才能畢業,時間短了,怎麼能檢驗他培養的學生好不好?我統計了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幹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長艾略特幹了40年。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耶魯本來與我們武大結成姊妹學校,他幹了13年,是幹得最好的。列文13年來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沒有教過一節課,他就專心致志地當校長。
要做一個職業校長,當完全的、整個的校長,而不能當陶行知先生所說的“命分式的校長”,所謂“命分式的校長”就是一個人有了妻子,還想着情人。現在我們絕大部分校長,又要當校長,又要參加人大、政協,又要出國開會……還要帶研究生——這就造成了不公平競爭:你校長帶研究生,申請基金、申請成果,別的教授當然搶不過你!當了校長,就不得再從事具體的教學科研工作。我個人認為,校長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熱愛、值得獻身的事業,小者影響千萬人的學業,大者影響國家民族的命運。傑出的大學校長常常是歷史轉型期時的民族精神的導師。中華民族正處在一個歷史轉型期,當前正應該湧現出民族精神導師式的大學校長!
第三點,我認為應該大力整肅學風。雖然不能搞運動,但是要廣泛宣傳和檢查,要花大力氣。這已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亂世必用重典,不矯枉過正是糾正不了的。
“魚”“漁”和“漁場”
高:你在武漢大學校長被免職之後,去搞民辦學校,是怎麼考慮的?
劉道玉:我這個人是理想主義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義;我的某些失敗,也是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者對現成的東西是維護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義者對現實往往是不滿意的,他總想變,追求完美,追求終極的關懷、終極的價值目標。我覺得一個校長就應該是理想主義者,他播下理想主義的種子,才能夠培養有理想的學生,才能夠從有理想的學生中收穫精英。
但是理想主義者往往又是失敗者。因為要實現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現實的利益、與既定的體製發生衝突。我當時想辦民辦大學,沒有辦成,因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對民辦大學控製得非常嚴格,國家有個“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對民辦大學要求“嚴加控制”——上面要“嚴加控制”,下面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去嘗試,都沒有搞成,上面不批准,特別我又是個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後來沒辦法,去辦民辦中小學。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創造教育”的,實行“創造教育”需要從幼兒開始,趁思維還沒有定型,就要培養創造性。這所學校辦了六年,確實還積累了很多經驗,發表了很多文章,我還寫了一本書《愛的學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獲得了武漢市教育成果一等獎。那本書,就是我辦民辦中小學的一個記錄,包括教育理念、方針、方法、校訓、學風……都是我自己設計的,我設計了一個在中小學實施創造教育的“一主二輔三結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後來這所學校因為資金不足垮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終止。
當時我以為民辦大學有完全的獨立自主權,可以實現我的辦學理念,其實這種理想主義是根本不可能在當前中國實現的,私立學校的空間很小很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全國出現“私立中小學熱”,現在垮了80%。為什麼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學校打壓的結果。本來武漢市的私立學校辦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點中學搞“一校兩制”,要他們打着自己的“公立重點學校”招牌辦一個民辦中學,搞高額收費。中國的市民還是信公不信私,所以幾年之內,武漢市乃至全國,真正的民辦私立學校很多都垮了。
民辦大學境況當時相對來說稍微好一點,但也很艱難。現在呢,上面出了新招:出現了所謂“獨立學院”——這就是公立大學尤其是重點大學的“私生子”:民間企業家出錢投資,重點大學出招牌,迎合群眾上好大學的心態。這實際上就是重點大學在變相地賣文憑!真正獨立的民辦大學呢,空間就又被打壓——他們總是打壓!
與國外聯合辦學,卡得非常嚴,得教育部批准,外資輕易進不來。依我看,50年內,甚至100年內,像美國那樣創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學,是不可能的。
高: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比較中美教育,現在人們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給人知識,不如給人獲得知識的技能),這句話的思路,對於將中國目前灌輸知識的教育方式轉到培養素質,是有用的。但我認為,美國教育更重要的一個特點是,給學生以“漁場”——提供讓他們自己在“捕魚”的實踐中,鍛煉提高技能的廣闊空間。用這個思路來看中國現在教育的問題,根本弊病就是當局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限制民間資金和外來資金,致使“漁場”無法擴大。不知你怎麼看?
劉道玉:有道理。你這個“魚”、“漁”和“漁場”的比喻,確實很形象地點明了中國教育問題之所在。像我吧,對教育可以說非常鍾情,但我如果沒有“漁場”我能幹什麼呢?一個熱愛教育的人,沒有了學校、沒有了學生,就什麼事也做不成。“漁場”被他們牢牢地把持在手裡啊!柏拉圖,羅素,杜威,他們有了自己的教學理念,就能自己辦學,中國早期的教育家,也能辦實驗學校。可是現在中國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統!有的民間教育家像南洋集團董事長任靖璽,我還當過他的一段顧問呢,參觀過他的民辦南洋學校,他是晉商的代表,很有頭腦,培養學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統管的體制,他培養的學生就是素質再高,過不了升學率這一關,家長要看升學率,學生也要看升學率……
高:他在2004年無償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寫了個小冊子,憤怒地抨擊教育部的利益集團壓制民辦教育。
劉道玉:最後他無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樣,你不被招安,就沒法生存;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們那一套。我當年辦學也是這樣啊!所以現在我不辦了,我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我現在就是思考問題,寫文章,參加討論,傳播我的教育理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探討:中國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對中華民族有什麼危害?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還有最重要的問題:怎樣救教育?怎樣救中國?
美國溪流出版社推出劉道玉新作《大學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與實踐》,以他和學生們之間28個故事,闡述了其獨特的教育觀和人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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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劉道玉生平大事記】
1933年11月,出生於湖北棗陽;
1953年,進入武漢大學化學系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
六十年代初被派到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留學,因中蘇交惡被蘇聯以“反蘇”為由提前勒令回國;
1966年5月到1977年4月,先後任武漢大學副教務長、校黨委副書記;
1973年,當選為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
1977年5月-1979年4月,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
1979年5月,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
1981年8月,任武漢大學校長;首創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學分制、插班生制等;
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代表;
1983年5月,任武漢市人民政府諮詢委員會主任,連任兩屆;
1988年5月,任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專家委員會主任;
1994年3月8日,武漢路石教育改革基金會成立,任理事長;
1995年,參與創辦武漢新世紀外國語學校;
2004年,武漢路石教育改革基金會更名為湖北省劉道玉教育基金會。
出版有《新的技術革命與未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教育經濟學研究》(合著,獲全國教育成果一等獎)、《創業與人生設計》、《愛的學校》、《創造教育新論》、《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大學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與實踐》;主編出版《創業者叢書》、《教育探索者叢書》和《創造教育叢書》,其中包括劉本人的創造教育三部曲(獲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榮譽獎),《中國當代高等學校管理》《新世紀曙光》等。
此外,還發表了化學研究論文80餘篇和教育研究文章200餘篇。
相關文章: 專訪劉道玉(上):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劉道玉自述:三拒烏紗帽 劉道玉校長給出格學生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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