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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道玉自述:三拒乌纱帽 |
| 婉拒当教育部领导,婉拒当团中央书记,婉拒当武汉市长——刘道玉一门心思要投身教育。但他当上武汉大学校长才六年半,就被免除了职务。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热爱教育的人,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学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前面刊出的专访,我附上了刘道玉生平大事记。这里根据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有关段落,看看他如何自述人生经历中的几个重要选择,以供读者进一步了解我所尊敬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校长。
刘道玉2005年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披露了他在教育部和武汉大学工作期间的许多秘辛,讲述他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实践,引起中国媒体的广泛兴趣。他将该书稿费全部捐给刘道玉教育基金会。
不当教育部高官
1979年5月,我辞去了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之职。人们议论:刘某到底是犯错误了,还是被宗派主义排挤走的?但我的确是自愿辞职的。
1982年,教育部长准备换届。中组部派人到教育部在处级以上的干部中进行民意测验。我也是被推荐的部长候选人之一,而且得票数名列第一位。10月上旬,我去教育部办事,教育部来接我的同志对我开玩笑说:“道玉同志,我是来接你上任部长的,这次来了就不回去了吧!”
鉴于教育部里有关我的传闻沸沸扬扬,我到中央组织部找到了干部局的张局长。我说:“我听到很多关于我的传闻,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特来向你汇报,请求组织上在教育部部长易人时,千万不要考虑我。我绝对担当不起如此重任。”
1985年,教育部升格为教委,又有我将出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的说法,上下议论纷纷,但我已抱定“三不主义”:“不关心、不打听、不服从”。香港报刊曾详细地披露了国家教委正副主任两套方案,方案之一,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兼任教委主任,由我出任常务副主任。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中央最后公布的是另一套方案,我如释重负。
不当团中央书记
1981年8月3日,我被通知到了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对我说:“根据中央批示,最近在着手筹备共青团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经初步研究,准备要你担任团中央书记,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表示:“我是绝对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请组织上另选高明。”
大约8月底,我又接到过中组部一次电话:“关于团中央书记一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你是否愿意放弃你原来的意见?”我说:“我认真考虑过了,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我的态度是严肃负责的!”
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82年12月20日召开,王兆国同志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不当武汉市长
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来武汉。小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任务是考察和配备省市的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去谈话。张灿明说:“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我们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中央再正式行文。”
我说:“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我之所长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我的最大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我的确担当不起此任。”
我认为此事可能与时任市长的黎智同志有关,第二天我到黎智的办公室,请求他给我出主意,帮助我推掉这份差使。他说:“推荐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个吧。这是中央经过慎重的考察后作出的决定,我是坚决拥护的。”
我又去找了武汉市原副市长邓垦同志(邓小平之弟——高伐林注)。我表示准备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希望中央不要下发任命文件。邓垦给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
在我准备赴京的头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工作组陈主任的电话,要我去谈话:“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领导同志很重视,指示说:道玉同志既然不愿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强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让他留在学校干吧,反正办大学也需要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干部。”
陈主任问我:“你认为谁可以当市长?”我说:“吴官正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原是武汉市葛店化工厂的技术员,我在该厂劳动锻炼一年,比较了解他。”
1983年3月底,吴官正由武汉市科委副秘书长被破格晋升为武汉市长(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高伐林注)。
根据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有关内容压缩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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