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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道玉给出格学生打保票 |
| | 刘校长十分认真地倾听我讲完后，点了点头，简短而郑重地说：“好，尊重你的这个愿望。但是我告诉你，毕业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时候，你要是改变了主意，就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你留校。”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刘校长这么说是冒着风险的。
◆高伐林
记得是在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毕业分配方案即将揭晓的那段日子。那天下午，我们年级的学生面向社会举办的高考语文辅导班正举行结业式，我作为辅导班的“学生教员”也在场。有人眼尖，突然发现听众中间坐下了一位瘦瘦的中年人，一阵窃窃私语掠过大教室：“刘道玉校长来了！”
我们这批“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届跨进校门的学生，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之际，得知他接任校长的。在那之前，我因担负校、系学生会的职务，与包括刘道玉在内的学校党政领导打过交道，但对他并不很熟悉。大家忙于写毕业论文，打听着分配去向，建立“地下恋情”的男女学生也加快节奏，宿舍、教室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而那个“多事之秋”，牵动我们中文系学生的视线的事，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白桦的《苦恋》、叶文福的《将军，不要这样做》都接连成了靶子，湖北省也有一批作家、作品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挨批，小道消息天天不胫而走。尽管很高兴我们学校换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但又埋怨干嘛不早一点儿任命？——我们即将唱起“毕业歌”，在校时日无多了。
结业式散会后，刘道玉校长一边与中文系的教师、学生教员们打着招呼，一边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赶快站起来。
刘校长领我走开了几步，对我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中文系要你留校任教，你不同意？我说：我希望趁年轻，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体验，争取在创作上能有突破。刘校长十分认真地倾听后点了点头，简短而郑重地说：“好，尊重你的这个愿望。但是我告诉你，毕业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时候，你要是改变了主意，就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你留校。”
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刘校长这么说是冒着风险的。
我在母校，是一个并不安分的学生，给学校闯了不少乱子。一方面，我获得团中央、湖北团省委和中国作协的一些荣誉，可另一方面，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刊物《珞珈山》，发起了与北大、北师大、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的学生社团，联合主办十三校学生文艺刊物《这一代》。这一跨校办刊的形式本身就犯了禁忌，而创刊号上好几篇抨击封建专制、现代迷信的火气十足的作品（尤其是“愤怒出诗人”这一专辑中的部分诗歌），更是惊动了自邓小平以下的中央、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级党政领导，严令停办（注1）；我担任《这一代》创刊号的编辑组长，自然名字也上了各种“内参”“简报”。我与本地和全国的许多学生和社会上“敏感人物”又打过若干交道，就在临近毕业的这段日子里，前来珞珈山通过校、系党委有关部门向我进行“外调”的人或函件，让我应接不暇。
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1981年8月在北京曾告诉我一段往事：1980年元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直机关负责人的大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一报告，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其中有段话：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张炜当时是全国学联副主席、北大学生会主席，就在邓小平讲话的会场上。张炜告诉我，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手上挥舞的（张炜强调：“我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一本《这一代》！
这里我必须澄清：《这一代》绝非邓小平所说的是什么“秘密刊物”。我们事先写了正式报告给校党委（也写报告给过韓英领导的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全国作协等机构，我们的本意，是希望他们创办一个全国大学生文艺刊物。他们纷纷表示有困难后，我们才想：那好，我们这些学生先办起来，看你们还叫不叫难了？），经过有关领导批准；是在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的；后又经武汉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协助接洽，在市委党报《长江日报》印刷厂装订的。
当然，在邓小平这么声色俱厉地讲了之后，有关领导再也不便出面澄清，我们呢，自然也不便将这些领导抬出来给自己卸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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