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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造反派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
| | 我的老朋友钟逸（用北京话说，就是“发小”），一位投入大量业余时间搜集“文革”史料、记录“文革”口述历史的有心人，不仅采访写出了关于几位武汉“文革”风云人物的长篇特写，而且还用几年时间，帮助武汉两位重量级造反派领袖吴焱金和曹承义，写出了他们的回忆录：《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吴焱金）和《悲欣交集话文革》（曹承义）
【高伐林按】“文革”初起时，我是中学生，与当时的工人，不论是造反派工人还是保守派工人几乎没有接触，对他们的心路历程更可以说完全隔膜。
感谢我的老朋友钟逸（用北京话说，就是“发小”），一位投入大量业余时间搜集“文革”史料、记录“文革”口述历史的有心人，他不仅采访写出了关于几位武汉“文革”风云人物的长篇特写，而且还用了几年时间，耗费心血，帮助武汉两位重量级造反派领袖吴焱金和曹承义，写出了他们的回忆录：《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吴焱金）和《悲欣交集话文革》（曹承义）。
这两本书，近期都已经由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但是这种题材的著作，不可能在香港有多大销路，又不可能被允许在中国大陆发行，所以印量都不可能很大。甚至就在“文革”研究界，都未必有很多人知道。
两位“造反派”领袖，由于特殊的经历，对“文革”的看法肯定打下自己的印记；他们是否真实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是否讲出了全部真实情况，都有待其他知情者、研究者加以推敲、订正。但他们作为“文革”当事人，其回忆录的价值不言而喻。还是那句话：事实重于、先于任何评判的结论。
这里我先摘录一段曹承义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中的章节。文中原有翔实注释，介绍“文革”人物和群众组织，为阅读方便，有所删减。
有关背景资料：曹承义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一个穷苦劳动人民家庭。1955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后先后在鞍钢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年调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
一冶是冶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钢铁工业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28000多人，下属有18个县团级的单位，有省厅级干部近20名，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
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紧接着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注1），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武克仁（注2）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学校文化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此事后来被称为“六一一事件”。“六一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一冶党委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名叫翁文娟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是党委的红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被上级指派脱离生产岗位，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给学生们上课，不过是为了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保持高压态势，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将30余名教师集中到一冶业余学校进行政治学习，通过学习文件、读报，反复动员、发动，引导大家积极讨论发言，对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的要求是做好发言记录，以便发现对党、对当权者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爱说牢骚怪话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们每天通过查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对党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有人揭发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认为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秘密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的大字报栏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的夏老师，调来一冶前是武汉市戏剧学校的老师，专教汉剧团、楚剧团学员的文化课，每次学习时总动员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的话来好整他。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自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使命，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最符合湖北省委和一冶党委当权派利益的。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工作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人的档案材料时，没法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我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注3）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黄连生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的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民事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将此事认定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66年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布判处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
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他们形左实右的实质是把文革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他们还组织党政工团干部和积极分子大张旗鼓地去慰问蔡先梅，以此组织起他们御用的“阶级队伍”，也就是后来的保守派，来打击“牛鬼蛇神”。
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惊醒了我们这些本来满足于搞好本职工作、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我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
我竟成为“漏网右派”
没过几天，大约在7月10日左右，工作组长满守昌和副组长翁文娟把我叫到工作组的办公室，态度冷漠地对我说：“你还是回施工处去上班吧！”我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施工处。我还没有意识到，由于我对工作组抓右派的行动配合不力，工作组已开始对我进行政治清洗。他们依靠的是出身好的“红五类”（指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
这时，一冶机关大院开始贴出了一些攻击我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说我出身资本家家庭，是个只专不红的典型，工作积极认真是假象，是想混进党内，有野心。还有一条耸人听闻的“内幕”，说我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是漏网右派！这完全是工作组在一冶一中整牛鬼蛇神的同样手法。他们斗争、专政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时，一冶施工处也被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通过查阅干部档案发现，反右派斗争结束时，我在党组织召开的一个向党交心的会议上汇报思想说过：“自己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有些同情，虽然自己没有讲出来，但思想上有共鸣，今后要加强思想改造。”谁知这些向党交心的话竟成为我是“漏网右派”的言论了。施工处也不准我再参加当时重点工程指挥部的工作，大概是防止我搞破坏活动吧。1966年7月中旬，毛主席来武汉畅游长江时，一冶工作组的领导竟无端派人对我进行跟踪监视，防止我有反革命行为。当时，我本人对此完全不知情，是后来一位奉命监视我的人告诉我的。
转移目标，抛出替罪羊
9月，湖北省委派省冶金局主管全省工交战线的陈克东、刘广泉来一冶领导文革运动。一冶党委把已经调到酒泉钢铁公司的一冶原副经理方如玉（文革前军队干部转业，1984年任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揪回一冶批斗，工作组说他是一冶的“走资派”，又抛出一个非党员副经理严叔端，因他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时犯过右倾错误，也被划定为一冶的“走资派”。工作组还定调子说，一冶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让他们出来“洗洗澡”就可以过关了。
文革时当权派抛出某人以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乱整干部，实际上是当权派最先搞起来的。这一次，我按捺不住，终于跳了出来。我在一冶机关干部大会上请求发言，我质问道：“据了解情况的机关干部在大字报中揭发，工作组长刘广泉是一冶党委副书记董书立的老上级，文革前刘广泉家经济条件较差，董书立经常送东西接济刘广泉家。这次工作组是来保护徐扬、董书立（注4）等人过关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应该是让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现在群众运动尚未发动起来，工作组就事先定了调子，说一冶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揪回方如玉，说他是‘一冶的走资派’，你们凭什么可以叫一冶徐扬、董书立、林维、王秉政（注5）出来‘洗洗澡’就行了，请问这张‘洗澡票’是谁发的？这张‘洗澡票’多少钱一张？”我不到20分钟的发言，使1000多人的会场一下炸开了花，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捅了一冶工作组的马蜂窝。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就这样上了梁山。
党委书记徐扬把早已调走的方如玉副总经理抛出来掩护自己，是不得人心的。方如玉在一冶工作期间，长期深入施工现场，吃、住都在施工第一线，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仅因与一位从华中工学院毕业的叫刘××的女技术员有说不清的暧昧关系，事情暴露后，就被排挤出一冶，大家都知道个中缘由，对徐扬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徐扬的目的是捂住一冶阶级斗争的盖子，用从甘肃揪回来的一个“走资派”交群众去批斗，掩护自己过关。我在大会上捅破了这层纸，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成了后来赶走一冶文革工作组的第一人和一冶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为后来成为一冶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打下了基础。
一冶党委与工人、基层干部的深刻矛盾
一冶党委书记徐扬，副书记董书立、林维，副经理王秉政、胡德安等人，都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们在领导一冶这个大型冶金建设企业时，具有很强的军阀作风，平时都是当官做老爷的派头。他们很少出现在一冶基层单位，更别说经常深入施工工地了。
即使偶尔到了工地，他们也是只动口不动手，动辄以工程质量、进度问题处罚工人。他们多忙于会议，在工程施工上又实属外行，以强迫命令和“管、卡、压”来管理企业。他们很少关心广大工人和基层干部的疾苦。一些家庭特别困难的职工要申请困难补助，总是要经各级领导反复研究讨论，一个班组每次最多补助1人，每人只有5元钱。
文革前夕，国家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工人群众的生活非常贫困。许多人家属还在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人眼巴巴地指望着在城里工作的亲人寄钱回家。一冶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二级工每月工资仅38.74元，一般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人。刚刚进厂的青年学徒工人工资更低，每月只有18—24元钱。而从事基建工程的工人要承担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当年土建工程很少使用机械操作，全靠工人用手推车运送混凝土。过去没有钢模板，1974年建武钢1米7轧机时，都是用的木模板。这种木模板长1.5米、宽0.8米、厚0.1米，浸了水重100多公斤，全靠人抬肩扛。工人们长年在外地野外施工，在高空、高温、高寒条件下作业。住的是最简陋的工棚，热天蚊子成群，屋里像蒸笼；冬天寒气逼人，室内与露天几无差异。吃的也很差。“四清”运动以后，工人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上班下班都要列队，每周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家，星期天晚上19点以前必须赶到宿舍点名。每周一、三、五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工人没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在外地施工的年休假假期连路程时间一共才有12天。一冶职工在大型冶金企业建设施工中被称为“不穿军装的野战军”。工人长期在外地施工，也没有野外津贴及出差补助。一冶的工人那时的全部私有财产，只有一身破烂的工作服、一双筷子和一个饭盒。每隔一两年，可以领到一套新的工作服，这是他们节假日上街或是回家探亲时穿的礼服，平时，他们是舍不得穿着新工作服干活的。
文革前一冶党委当权派和工人阶级的主要矛盾，是“工业六十条”中指出的在管理上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企业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按前苏联模式制定的，都是不利于劳动者的。这些深深的积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暴露出来，后来一冶工人造反派人数多、力量强、造反坚决，也就毫不奇怪了。
筹备成立青山地区工人群众组织
湖北、武汉造反派学生运动兴起后，各大学校园的大字报对市民影响很大，我利用星期天从青山回武昌大东门看望祖母、父母亲的机会，经常到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校园去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很快影响到社会。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精神号召下，1966年10月，造反派学生和产业工人的相互串联也开始了。我每天上下班必经青山区的闹市红钢城，在一冶当权派倒行逆施的50多天中，我主动与新华工（注6）的造反派学生接触，他们有六七个人在红钢城青山区委办公楼一楼的建设科和交通科安营扎寨，利用接待来访、写大字报和印发传单，向青山区的产业工人宣传文化大革命。
我几乎每天下班都要来这里和他们交谈。了解到他们刻印传单缺少工具，就自己掏出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油印机和钢板、蜡纸等送给新华工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到一冶机关大院去散发传单。记得有个学生叫罗红兵，是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骨干之一，对我们影响较大。青山区委办公楼的对面，就是原武钢党委的办公楼，文革时是武钢业余大学，是人们可以随意进出的场所，成为青山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常常和在这里看大字报、看传单的人们串联、谈心，在这里陆续认识了周岳来、龚国祺（注7）等人。1966年11月初，我在青山区最早和龚国祺组成了始终独立于武汉工人总部（注8）之外的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我们写了一张红纸贴在武钢业余大学的一个教室门口的墙上。我们自封头头，招兵买马，成立工人造反组织。那时，持有造反派观点的人在本单位是少数派，有很多人前来要求参加组织，我们顺应这个潮流发起成立工人群众组织，所以深得人心。
我白天常常到一冶各基层公司去串联，组织工人造反组织。我到机装公司工地，找到起重工王世国，他第一批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还找到技术员桂大庆（注9），希望他把造反派工人组织起来，桂大庆说：“等我们公司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条件成熟了，我一定会来找你。”
我和周岳来每天在武钢业余大学的教室里接待武钢、一冶以及青山区的职工，告诉每一个前来要求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回到本单位，自己成立战斗队，再来和我们这里的总部联系。青山区房地产维修队的陶师傅和我们联系以后，成为青山区工人总部最早的发起人。他先后串联了陶福生和青山区的干部李琦、洪森等。
我们还在这间教室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注10）——起名“九一三”是为了纪念毛主席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在发起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以后，我和周岳来又兼做“九一三”成立的筹备工作。前来联系参加造反派的人，我就问他是愿意参加“工人总部”还是愿意参加“九一三”，凡是愿意参加“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的，我就请他与龚国祺具体联系，或登记，或发给袖章；凡是愿意参加“九一三”的，我就请他与周岳来具体联系，由周岳来指导他们如何成立组织，成立以后如何跟总团联系。
12月10日前后，青山地区去北京上访的工人造反派回来了，我们在武钢业余大学一楼教室召开了“九一三”在汉和赴京人员的全体会议，选出“九一三”总团的勤务组（当时的群众组织的领导班子，都叫“勤务组”，负责人头衔都叫“勤务员”——高伐林注）人选。
参加开会的武钢机械总厂人数最多，他们也是武钢造反最早、力量最强的造反派队伍，会上选举了白玉柱为勤务组组长、昌先栋为副组长、胡启生为组织部长（注11）、周岳来为宣传部长，我为宣传部副部长。这时九一三第一任勤务组的成员中，是没有李想玉（注12）、钟锡钢、杨连成、邓金福（注13）等人的，他们是在“二月逆流”后进入九一三领导班子的。12月12日，经勤务组筹备，在青山剧院召开了九一三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千人。我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由周岳来负责大会的会场布置，我负责会议接待，胡启生主持成立大会，白玉柱宣布“九一三”正式成立。李承弘（注14）代表武汉工人总部向“九一三”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注15）的代表也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继青山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九一三相继诞生以后，不久又成立了“武钢一冶红旗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是叶美堂（武钢动力公司无线电工）、宋木森（武钢钢铁研究所工人）、杜国政（武钢炼铁厂工人）等。青山地区还有“新动力”、“新焦化”等革司、联司组织。我始终和这些组织的头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从“九一三”到“一冶野战兵团”
一冶最先起来造反的有徐正全、张治能（注16）等4人。徐正全当年才20岁，是从四川省重庆市招工来的新工人。他们参与了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发起、工人总部1966年11月10日的成立大会和随后的工人总部进京告状、串联活动。他们两次到中南海请求中央首长接见，状告湖北省委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徐正全、张治能等人还将1966年11月10日湖北省委书记赵修代表省委授给工人总部的旗帜精心保存了多年。当时正是他们两人从赵修手上接过这面旗帜的。徐正全能言善辩，组织能力特强，在和他同时招工进来的近百名四川青年工人中威信最高，大家都自愿地拥戴他，他在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中也有很高的威信。
11月中、下旬，一冶党委在一冶红旗剧院召开一冶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继续为中共湖北省委和一冶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评功摆好，大唱赞歌。会议中午举行会餐时，一冶机装公司、工业安装公司、设备处和一冶机关行政处等单位的几百名造反工人冲击了大会会场和正在举行会餐的一冶职工第三食堂，把饭桌都掀翻了，揭露一冶党委追随湖北省委，对抗党中央、转移斗争大方向、继续大整群众的错误。
这一天，一冶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在机关大院聚集起来，大约近千人到省委，要求省委负责人接见。省委主要负责人没有出面，由主管工交的陈克东出面对工人们进行劝说。工人们没见到省委领导，又转向武昌火车站，要到北京去告状，少数人到了北京，绝大多数人回到了一冶生产岗位。各单位几位带头人筹备成立了一冶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革命造反司令部（以下简称“野战兵团”），这是一冶本单位内的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主要负责人是机装公司的技术员桂大庆、机装公司供应科科员杨连洲、一冶机关行政处工程队锻工于湛东（注17）等人。
九一三成立大会召开的第三天，桂大庆、杨连洲到武钢职工大学找到我，桂大庆对我说：“一冶的工人造反组织是你串联我们搞起来的，现在我们搞起来了，你能不参加吗？”桂大庆、杨连洲不由分说要我退出“九一三”，回到一冶本单位参加野战兵团。当徐正全等人从北京回汉以后，也被动员参加了野战兵团，徐正全担任了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野战兵团的一号头头。
一冶野战兵团成立的前两天，我们本来打算集体参加全市性的造反组织。我先到了武昌阅马场红楼工人总部所在地，找到工总组织部长鄂世纯（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他大概从来不知道一冶是个什么单位，就像夜郎人只知道夜郎国最大一样，只认为武重（指武汉重型机床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最大。他见了我理都不理。我请求面见工人总部一号头头朱鸿霞（注18），他叫我“等等”，结果我等了一整夜。
天亮以后，我等得不耐烦了，就到汉口去找工造总司吴焱金（注19）司令。我到了工造总司，找到了组织部长——汉阳造纸厂的卢××，他说“吴焱金不在”，就忙他的事去了。我不想再傻等一晚，就回到了一冶，我将投靠全市性工人造反大组织的过程向勤务组作了汇报。
有人说，我们自己成立武汉造反工人第三司令部。杨连洲说：“我们学华工，本单位、本部门成立组织搞运动，哪个组织都不参加！”就这样，我们一冶一开始就成立了独立的司令部。几年以后，胡厚民（注20）和吴焱金分别听我讲了这件事，他们都非常后悔。
1966年12月中旬，一冶野战兵团在一冶红旗剧院召开成立大会时，剧院涌进了1000多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五湖四海战斗队叶传发、工人总部代表李承弘、九一三代表曹佩贤到会表示热烈支持和祝贺。野战兵团勤务组成员由杨连洲、于湛东、桂大庆、曹承义、徐正全等人组成。一冶这支产业工人造反大军，刚成立就超过1000多人，并且按各自所在单位为组织建制统一指挥，这在湖北工人造反初期是很罕见的。这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野战兵团”。
组织万人大会批斗王任重
1966年底，我代表一冶野战兵团参加了省、市造反派头头在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省政协红楼（今武昌阅马场辛亥革命纪念馆）等地召开的会议。12月上、中旬，武汉造反派成立“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主要负责人是新湖大（注21）的张维荣（注22），一冶黄家祥率领一冶1000多名红学员，参加了赴广州和北京的全程活动，是整个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一冶于湛东也是这个造反团的主要成员。一冶1000多名红学员在广州参加了封《羊城晚报》活动，已调到中央的陶铸从北京打来电报表示祝贺，说“《羊城晚报》封得好，封得高级。”
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回到武汉以后，桂大庆参加了全市筹备批斗王任重大会工作，桂大庆担任了大会秘书组组长，负责整个大会的组织、安排。
1967年元旦，武汉造反派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任重。吴焱金大会发言，我在大会主席台参与大会组织活动，一冶设计处工程师宋瑞玉（注23）带着照相机在主席台上拍照。后来因香港报刊登出王任重戴高帽被揪斗的照片，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注24）时，此事被“秋后算账”，宋瑞玉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当权派诬蔑宋瑞玉是特务、反革命，武汉警备区司令部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并株连迫害其家属，但宋瑞玉的特务问题一直未查清，不了了之。关于香港报纸刊登王任重挨斗照片一事，也不知道查出什么结果。其实这件事与宋瑞玉毫无关系。
注释：
1，李达：1890年生，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朱邵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
2，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
3，“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改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4，徐扬：1914年生，1932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党委书记；董书立：1911年生，1934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党委副书记。
5，林维：1906年生，1936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经理，2007年去世；王秉政：1917年生，1938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副经理，1997年去世。
6，新华工：华工当年全名为华中工学院，今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武汉文革中，凡是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无论是后来称为“钢二司”的红卫兵，还是“三新”、中学红联的红卫兵，都统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7，周岳来：文革前为武钢技术员，文革中为“九一三”宣传部长；龚国祺：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文革中为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武钢革委会副主任。
8，工人总部：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10日，为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1967年3月被武汉军区宣布为“反革命组织”，6月下旬因不服压制，坚持要求平反，被简称“钢工总”，1967年“720”事件后平反。
9，桂大庆：1941年生，武汉钢铁学院1964年机械设备专业毕业，文革前为一冶机装公司技术员，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后为高级工程师，已退休。他在文革时期专做一冶干部工作。
10，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以武钢职工为主体的造反组织，1967年6月下旬后被简称“钢九一三”。
11，白玉柱：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总团首任一号勤务员，因犯生活作风错误1967年夏天被撤销勤务员，由李想玉接任九一三总团一号勤务员；昌先栋：1938年生，文革前为一冶机装公司技术员、中共党员，运动初期参加活动，任一冶野战兵团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不久退出了造反派队伍；胡启生：武钢机械总厂工人，九一三勤务组勤务员。
12，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电焊工，文革中为武钢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被关押十几年，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刑事处分，1993年初死于肝癌。
13，钟锡钢：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冶金机修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现中风瘫痪；杨连成：文革前为一冶一公司加工厂技术员，文革中为九一三勤务组勤务员；邓金福：文革前为武钢综合加工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84失踪。
14，李承弘：1943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工人总部组织部长，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15，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1966年8月下旬，部分北京的大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公开提出“炮打张体学，火烧湖北省委”的口号，并在湖北大学31号楼成立联络站，称“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湖北省委在全省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学生、工人以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
16，徐正全：1946年生，文革前为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文革后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1968年底因涉嫌打死人被捕，以故意指挥杀人罪被判死缓，后改判无期，再改判20年，劳改22年刑满释放；张治能：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
17，杨连洲：1933年生，一冶机装公司供应科干部，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上世纪90年代退休；于湛东：1945年生，文革前为一冶房产处工程队工人、复员军人，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1977年底被办“五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学习班非正常死亡，死因不明，当时结论为“跳楼自杀”。
18，朱鸿霞：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7年去世。
19，工造总司：全称为“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吴焱金：194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77年6月在市革委会隔离审查时跳楼致残，1983年被判刑8年，妻子离婚后自杀。
20，胡厚民：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在狱中去世。
21，新湖大：湖北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新湖大”，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当年的湖北大学现已改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在的湖北大学由原武汉师范学院改名而成。
22，张维荣：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74年后精神失常，于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
23，宋瑞玉：一冶设计处工程师，1973年调到十九冶，文革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所所长。
24，“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持续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这场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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