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称第一国际，或简称国际）的中文文献几乎全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1]一派的片面观点、宣传和记载，我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中进行了一点最基本澄清，本文局限于就国际在西班牙成立时期马克思派“总委员会”[3]与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4]的公案为中文读者提供一些事实，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1872年9月在远离国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海牙召开的由总委员会控制的[5]代表大会开除了巴枯宁等人，遭到代表国际的大多数成员的分部的抗议，导致了国际的分裂和瓦解。会后，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发布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6]，除了政治上“彻底打击了巴枯宁分子妄想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称霸的一切野心。作者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未能全部加以审阅）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为了力图操纵整个国际、利用国际的影响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些阴谋诡计和各种诈骗伎俩。这个著作总结了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7]，但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参考的有意义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给国际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

“代表大会决定：1．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8]；2．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狭隘思想来偷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意大利议员法奈利…的例子，都表明教皇[9]在这方面是多么富有谅解精神……他所指的国家，包括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的政权还是反动的政权，… 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马恩污蔑同盟为“资产阶级代表”、强调法奈利Giuseppe Fanelli短暂的“意大利议员”身份，大概是他们自己、特别是恩格斯的“跨国资本家”身份在作崇。其实，正如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吸引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社会主义的主要领袖人物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正好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广泛价值和意义，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成功需要包容而不是排斥非劳工阶级。法奈利本人18岁就参加统一意大利的解放运动，也参加了直接促成国际成立的1863年波兰起义[10]，“对法奈利来说，革命就是一种生活，而不是遥远的理论目标。他的[只有49年的]生命后期就是在铁路上度过的：白天到村庄组织社会革命，晚上在列车上过夜。”[11]当然，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功绩就是受巴枯宁委托到西班牙点燃了安那祺主义烈火：“热烈、打动人心，…他带动了把西班牙建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安那祺运动、为社会斗争准备得最充分的一代人”[12]。直接受法奈利引导参加运动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创始人罗伦佐在其著名的关于西班牙第一国际的历史中记载道：“法奈利高大、善良，表情严肃，长着厚厚的黑色胡须和黑色的大眼睛，憎爱分明，或像闪电或亲切同情。他的声音像金属振耳，正适合于他在说的是什么，迅速传达出对暴君和剥削者的愤怒，以及对受压迫者的痛苦、遗憾的安慰。即使自己没有遭受痛苦的人，也通过他的无私喜悦的情感和对和平博爱的超级革命思想而接受了他。他用法语和意大利语交谈，但我们都随着他的表情模仿理解他的讲话。”[13]

马恩提道：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拒绝接受同盟入会。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解散自己的组织，把自己改组为国际的普通支部。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回信说，…如果把‘各阶级的平等’改成‘消灭阶级’的话，要使同盟的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将不会有什么障碍。”在这段期间，到达西班牙的法奈利与日内瓦的巴枯宁和伦敦的总委员会都没有可能联系，不知道这些进展。他以为总委员会一开始就接受了同盟加入国际、也不知道同盟为了加入国际必须解散，所以就把同盟和国际作为一体介绍给任何愿意听他宣传的西班牙朋友[14]。法奈利建立了国际的西班牙分部，而这个分部是建立在巴枯宁和同盟的安那祺主义精神基础上的[15]。除了上述提到的他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安那祺主义就是国际的精神这个原因外，他当时手上只有巴枯宁给他的同盟的纲领文件，而这个纲领文件的要点(废除阶级，两性平等，出生时权利/机会平等[16]，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国家，拒绝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无神论)[17]符合国际成立时宣言和章程（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18]）[19]，所以应该赞扬法奈利忠实于国际的精神。不过，法奈利完成了如此巨大的使命，后来却再也不愿与巴枯宁联系了，主要是因为巴枯宁和几个朋友没有提供许愿过的资助，让他这个“意大利议员”数度陷入一贫如洗、斯文扫地的地步。[20]作为一个革命实践者，他当然没有精力和兴趣为自己辩护，这多少也带来了马克思派对他的“出卖国际”的污蔑的流传。

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新信徒，正如Rafael Farge Pellicer 1869年8月1日给巴枯宁的信所示：“下一个周日的会议上，我将告诉国际巴塞罗那支部的朋友们你的信和希望，让更加民主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加入同盟。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接受你送给我的小册子上的每一句话。”[21]马恩此文也确认道：“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那么，又何必指责“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呢？

与从来没有失去过自由的马恩不同，巴枯宁从自身的俄国牢狱/逃亡经历，体会到共济会等宗教秘密组织对革命的价值。实际上，任何真正的革命，特别在初期阶段，都不同程度地与秘密社会相关。巴枯宁意识到“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们垄断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22]。当然，具体在实践上，任何秘密组织都不免带有告密、出卖等恶迹，巴枯宁也不免被人指责，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们面临政府的屡次镇压，被迫转入地下，比没有经历过镇压的马恩等人知道如何在秘密斗争中保持革命的原则。

实际上，正如Casas所说：“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所属的日内瓦同盟不是一个有正式决议和规定要求各国成员遵守的国际组织。它不是一个强制和权威的团体，不可能如此，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同盟试图在不同的国家的活跃和有干劲的成员中建立一种联系，得以在各国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革命运动转换社会秩序。西班牙的民主同盟完全由当地的情况促发，独立行动。巴枯宁与朋友们的各种信件（当然不如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那样频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基于交换意见、劝告和解释的想法，从来没有指令的意图，因为那不符合巴枯宁的方式，也不会被他的朋友们接受”[23]。Pellicer等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下接受巴枯宁的意见和方式的[24]。马恩也承认说：“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这说明巴枯宁没有“教皇”的能力远程遥控西班牙，而是西班牙的广大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把安那祺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际的理想接受的。马恩为了排除巴枯宁，把巴枯宁在西班牙的实际作用抬得太高了。正如马恩此文也引用的那样[25]，巴枯宁本人还没有转变为完全的安那祺主义者，只是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的“朋友”，不多不少。

马恩进一步指责：“2月24日，拉法尔（拉斐尔·法尔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马德里支部报告说：‘必须铲除总委员会的反动影响和权威主义的倾向。’…于是教会纪律便开始粉碎反对承认教皇永无谬误的最后尝试。… 由于同盟施展各种诡诈伎俩，这个委员会被迁往瓦伦西亚。…从这个时候起，联合会委员会便连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给同盟了。” 实际上，所谓社会民主同盟西班牙分部或同盟马德里支部这样的正式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在西班牙迅速激进化、国际的组织急速扩展的过程中，那些接受同盟思想的人不知道如何组织同盟的分部，也根本没有必要组织同盟的分部，而是迫不及待地直接投入建立国际的各级支部的斗争中了。“目标是国际（的建设）。同盟在西班牙没有当地、区域或全国的组织结构，只是一些联络小组。没有任何小组之间联络的纪录。把全国分散的小组连接起来的理想就是安那祺主义”[26]。

除了西班牙，代表国际多数成员的瑞士（汝拉联盟）、比利时、意大利等支部也接受安那祺主义，所以在有代表性的国际1869年巴塞尔大会上，由德国工人Eccarius宣读的巴枯宁提案得到代表的压倒性支持。把国际视为个人工具的马克思害怕起来，私下里对恩格斯透露：“这个俄国佬想变成国际的主人。他不老实的话就要被开除”[27]。本身还没有资格与会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家伙很容易被捉住。”在1871年实际上只是总委员会扩大会议[28]的伦敦会议上[29]，除了总委员会的13个代表，只有6个比利时代表、2个马克思派的瑞士代表、一个西班牙代表（罗伦佐）与会，汝拉联盟、意大利分部和巴枯宁本人没有被邀，马克思突然拿出违背国际原则（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九号提案和谴责巴枯宁的问题，作为国际代表大会投票通过。

这是违背国际和普遍社会主义原则（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正式成立的标志。为此，意大利的国际分部就发布声明：“鉴于：伦敦代表会议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 巴枯宁1872年4月5日于洛迦诺给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说：“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委员会诽谤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成为反对共同敌人——即组成为国家的特权者世界——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现在被权威主义的恶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制造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落到造谣撒谎、制造分裂，我说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们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正如您仇视这个原则一样；我们坚信，任何政权都是管辖者蜕化变质的必不可免的根源，都是被管辖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样的：任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现，因此我们更加不想在国际内部同国家妥协。我们认为伦敦代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场政变，因此我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进行自由讨论的地方了。”这已经预感到国际的死亡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无法在法国生活的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被派到西班牙来推行马克思主义，要把国际转换成在“马克思主义者”[30]们指挥下从事职业政治的工具，最终与其他8人被西班牙国际分部Spanish Regional Federation (FRE)委员会开除。“…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31]的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 马克思派的（伦敦）总委员会把代表5-7万左右会员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32]排斥在外，让只有9名西班牙成员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成为国际的西班牙分部，让拉法格作为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连国际的规则也不管了。总委员会如此专横对待不同意见的会员，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除了被总委员会“开除”，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呢？感谢马恩在此为我们留下了国际成员们对他们的批判：“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完全依靠拉法格、Utine提供的情报对西班牙国际、包括对其领导者莫拉哥展开诽谤：“新马德里联合会有充分的根据说，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钱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没有缴纳应该上缴给总委员会的会费。… 莫拉哥——小铺老板、小酒馆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帮工们的劳动保持自己的职业赌徒的自治。当联合会委员会流亡里斯本的时候，他从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并且建议把国际的文件抛入海中。当萨加斯塔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时候，莫拉哥再次从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到同盟的港湾里躲避风暴去了。同盟没有基督，却有很多的圣彼得。”怪不得Nettlau总结道：“这个1873年小册子的几乎每一句都是虚伪和偏见。…虽然表面上是1872年海牙大会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制造这个小册子的憎恨、浮夸和浅薄的环境”[33]。

但广大国际会员对海牙大会的抵制超出了马恩的想象。失去理智的马恩判决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去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决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他们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绝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满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诽谤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颂扬的宣言。…西班牙联合会失去了领导，其联合会委员会被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委员会所取代了，甚至连把西班牙各组织的会费转交给总委员会的职权也被取消了；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决议。总委员会以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对他们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宣布：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国际的多数成员被他们控制的“总委员会”以国际的名义一一开除了。而开除了大多数会员的国际除了自我解散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除了这本小册子，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34]也同样利用“新马德里联合会”，重复对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西班牙没有“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端攻击，发挥不着边际的想象。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1873年2月间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1．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2．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是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3．所谓的[35]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4．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复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5．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与恩格斯对彻底摆脱了他们控制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诅咒相反，西班牙社会主义在经历屡次政府镇压后反而发展壮大，特别在1936年7月18日，正是安那祺主义者力挽狂澜、拯救共和，坚持抗战，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苏联等反抗法西斯联盟最终胜利赢得了宝贵的3年时间，才真正体现了国际的精神，是国际的真正传人。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3月2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