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事件，总是不断地被新的运动唤醒，显现出过去没有为人们意识到的潜在意义。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三世挑起普法战争引至巴黎公社的诞生，直到俄国十月革命、198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全权统治形态的崩溃等等，都深受法国大革命遗产（政治现实或社会理念）的影响；有时候，后续的运动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历史认识，[1]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与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提示出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主权在民、基本人权保障”原则的阶级局限性格，这主要体现在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的个人所有权特征上。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的专制制度，1791年《宪法》规定要制订统一的民法典，一是从法律内容上巩固革命成果，二是从法律形式上体现国家统一的需要、把施行罗马《优斯蒂宁法典》成文法的南部地区（以纪龙德河口向东为界）与施行习惯法的北部地区统一在共同的民法系统之下。[2]在《法国民法典》公布之前，1791年宪法议会的法令废除了长子的一切特权，以及继承法上基于年龄或性别的一切其他区别，并规定了子女间或其他法定继承人间对遗产的完全平等的分配，同时也废除了指定世袭财产补充继承人的制度。此外，婚姻被宣告为纯粹的民事契约、土地上的封建权利的废除等等，都改革了旧的民法内容。1804年3月21日通过的《法国民法典》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价值，为近代国家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完备的民法典，并通过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民法典的产生（它经过修正后现在仍施行于法国）。此法典除了简单的“总则 法律的公布、效力及其适用”外，主要由“第一编 人”（规定民事权利的主体，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第二编 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规定处于确定状态下的民事权利客体，包含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第三编 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规定民事权利客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移转的情形，包含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以及债法、质权、抵押权法）构成，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自由与平等、（个人）所有权、契约自由。

自由与平等的原则是指民事权利不因政治、宗教、经济特征而改变的基本人权，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如第7条“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按照宪法取得并保持的公民资格为条件”，第8条“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488条“满二十一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情形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在（个人）所有权原则上，仍然遵循个人人权的哲学基础，即认为社会组织（国家）的最终目的仍是个人，个人的所有权被认为是这个最终目的落实。第544条“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使用的不在此限。”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与所有者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契约自由，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履行，非经双方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以上原则的施行，摆脱了封建桎梏，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个人所有（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原料、产品以及由人提供的雇佣劳动等）通过自由契约，在法律的保障下可以完全自由地使用、处置或流通，保障整个社会的财富滚雪球式地膨胀起来。我们仔细分析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过去受到压制的个人所有形式的改善，激发起个人致富的热情。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转换期所目睹的那样，这种原始性的资本积累的过程是建立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的罪恶历史，贫民阶层立即发现：他们虽然获得了身份上的自由，并没有获得经济地位的保障。

《法国民法典》这样的法律逐渐显现出其资本主义特征，保障资产阶层与权势阶层结合“自由”地剥削、支配下层民众。法兰西人很快省悟到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并没有达成，“所有那些有关私人财产、买卖契约、抵押、汇票和破产的大部大部的法典和单行法都有什么用处呢？！什么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又长又臭的法典不全都是废话连篇、有害无益的无聊作品吗？！”“你们是多么幸福啊！在伊加利亚再也没有律师，没有诉讼代理人，没有公证人，没有证券经纪人、也没有掮客了！……你们用不着庭吏法警，用不着宪兵、巡捕、密探，也用不着狱吏、刽子手！你们再也没有大大小小穿着红袍黑袍的法官，没有专制政体的打手，没有魔鬼撒旦的走狗！！！”。[3]

面对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社会罪恶，英国主要通过制度上的改良如济贫法案、教会的慈善事业致力于发展福利国家形态，再加上巨大的殖民利益多少也施益于贫困阶层，避免了英国暴发新的社会革命。法国不具备英国经济的有利环境，特别是1830年7月，备受失业之苦的劳工大众经过“光荣的三天”推翻倒退的波旁王朝之后，并没有获得民众的权利，这立即显露出近代社会中最终争夺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直接冲突。1832年1月，在著名的“十五人诉讼案”开庭审判中，年轻的布朗基以无产者代表的身份发言，斥责法院、政府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我要抗议这种以暴力代替法制的做法……总有一天，控告和被告的地位将会颠倒过来。”这实际上也向人们表明了尚未成熟的反抗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劳工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而七月革命后，最先获得劳动民众拥护的思潮就是以卡贝（1788—1856年）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空想学说。[4]

卡贝通过他的“哲学和社会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以下简称《伊记》）对共产制度加以描述，形成了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理想，其中心就是财产共有：“当今的民主与博爱的学说，或称民主学说，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地球上人们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一切斗争和一切战斗，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学说。/但是，人们只要深入而认真地探索一下社会究竟如何才能按平等原则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如何把社会建立在平等与博爱的基础上，那么，就必然要承认，只有实行财产共有才能出现这样的社会。/而且，我必须同时指出，包括耶稣基督，一切教派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一切教会神父，一切早期的基督徒、宗教改革派及其各支派人物，以及作为人类的灯塔与荣誉的一切先哲在内，都同样地宣传过共产原则。”“我还深信：由于当代工业的发展，现在要建立共产社会，比以住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伊记》序言）。不过，如果要说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首先是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现实，例如关于体现国民主权的代议制，“大多数代表都把自己的职责当成儿戏。为了捞取选票，便许下各种漂亮的诺言；可是，一经当选，却整整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到议会去，完全放弃自己的职责，忙于寻欢作乐，钻营个人利益。每天都有大批议员散会时才到场，或者不等散会就溜走了。老百姓特别愤慨的是，常常看见剧院里坐满了议员，立法大厦里却空空如也，一个立法议员也没来，几乎只剩议长一个人，他也就只好宣布会议延期举行。/议论议案时，只见议员们在会议厅里串来串去，不断出出进进；即使是坐在席位上的，也不是看报就是写信，要不然就和邻座谈天；听到的尽是开门声、走路声、谈话声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声音，结果不但他们自己没听发言，害得别人也听不了，发言人也无法安安稳稳地讲下去。”（《伊记》第二十章 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要这样公然无耻地用金钱徇私舞弊呢？这种行为本身就非常堕落、非常不道德，它使你们的选举变成一场弥天大谎，它使你们那些从事舞弊的有钱人和受腐蚀的穷苦人都蒙受耻辱，您大可不必再谈你们的改革、你们的选举和你们英国的所谓人民代议制度了！”（《伊记》第二十章 全国代表大会）“您还想夸耀你们那个代议政府吗？其实它不过是你们贵族的代言人罢了！被驱进骇人的悲惨境遇的英国人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代表；……一旦贵族们感到人民的这种自由、人民所拥有的言论和集会结社的权利对他们造成危险时，他们就完全懂得怎样来剥夺掉这一切自由权利；而且，只要人民胆敢暴动起义的话，那么，他们甚至就使用自己的雇佣军队来大肆砍杀扫射。！”（《伊记》第三十八章 法兰西和英吉利）。

这是一幅多么暗晦的图景！洛克宣告的“人民有权推翻任何暴政！”的激昂难道如此轻易地就被贪婪的有产阶级埋葬了吗？我们再次理解了人类组织原理的真谛：人类罪恶来自于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说，生活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状态之人都不可避免“生之罪”。理解并进而承认、接受这一适应于每一个人类个体、包括自我的真谛，是一个痛苦的升华；它揭示了人生的局限、渺小，从基干上否定了不少圣贤们不同于常人的牺牲精神；同时，它又为我们提示了坚实的生存支柱，与基督的教诲殊途同归，把世俗的生活赋予崇高的道德理念。以此，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最大的罪恶来自资本，在全权主义的专制社会里（如法西斯和至今为止的许多国家社会主义权力）最大的罪恶来自权力。共产主义学说的各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就在于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原理，往往仅从切身的痛苦体验出发，专注于反抗某一突出的罪恶现象，而忽视、美化人性恶的另一侧面。当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把一切罪恶之源归于私有财产时，他们很容易首先在基督教王国里找到启示。

康帕内拉（1568—1639年）是最早的代表，他把古希腊罗马与早期基督教的传统相溶合，在《太阳城》[5]中把公有制赋予理性和神启，把天赋人权归溯到耶稣的使徒们，肯定正是他们首先在人类实现了理想的共产主义公社。[6]在太阳城里，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并对公民进行劳动教育。其中包括许多对现存社会仍有现实改进意义的先知，例如康帕内拉设想全体公民都要劳动，但每个公民每天只消承担四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用于从事科学工作或体育运动等等（葛德文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苏格拉底更是身体力行）。我们仔细观察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弊病，有很多都是来源于把人类划分为各种不平等职业的分工：一方面它造出了一个支配、剥削人类自身的寄生阶层，另一方面也给了各种不同程度地寄生于不平等制度上的阶层以各种各样的毛病（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出生在农屋的人也成了总统”成为美国机会平等的象征，但有哪一个国家权力的首领生活在农屋、工棚或街头里呢？耶稣拥有什么“个人所有权”呢？“谁不也是自己财产的主人，而是象寺院中的主教那样，是财产的分配者。因为，每个俗人如果滥用自己的财产，而不把它分给别人共同使用，就应当受到惩罚。”（《伊记》附录 论最好的国家）。

以共产制度为特征的乌托邦帮助我们在认识现实社会时极大地扩展了眼界，使我们认识到即使有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是可以改善的。环顾我们置身其中的各种生活形式，人们都习惯了对权势、财富的屈从，除了自己遭遇到“常理”之外的不公，没有人抗议或反省自身的“生之罪”之深。在这个社会中，还有什么个人道德可以摆脱社会组织已经强加于每一个人身上的罪责呢？世界上有许多人不屑于同情小偷、乞丐，却乐意趋附犯有更不可饶恕罪过的统治阶层。[7]那千态百象的人际关系，在预先被注定的不平等罪恶制度面前显得多么的廉价呀！实际上，人类的关心、温情、平等、博爱怎么可能建立在契约之上呢？

至于在乌托邦中设定的取消家庭、取消个人生活资料的极端，表露出康帕内拉等人轻视个人、重视集团的哲学认识，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言论一样，“爱情主要出于友情，而不是出于肉欲”，性交也必须为社会利益（生育健康的后代）而服从当局的调节，而这个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人类社会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专制集权。“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司祭，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做‘太阳’，而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应该称他为‘形而上学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一切问题和争端要由他做出最后决定。”“负责人员严密地监视着，不让任何人获取超过他所应得的东西，但也不会不给他所必需的东西”。那么，谁来监视“负责人员”呢？“太阳”的职位又是终身的，这当然只不过是一个教会政府的刻板公式。“太阳”身兼大司祭，接受全体公民的秘密忏悔，唯独他本身不需要向任何人忏悔。这些特征，已经有损于乌托邦的理想形象了，但可怜的多明我会教士不可能设计出更自然的现实社会，最终必然堕入星象术的神秘之中。经历过民主革命以及“议会闹剧”的卡贝就进步多了：“充斥地球上的无数种宗教，都是人们为了支配和统治人民而想象和建立起来的”（《伊记》第一卷 第三十七章 宗教），“说实在的，我们的这种共同的宗教，或者说全民的宗教，不过只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哲学观点，它除了促使人们彼此友爱、亲如手足之外别无其他的作用；它教人用以律已的，不外是下面三个信条，就是：爱已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之所欲，必施于人”（《伊记》第二十章 宗教）。卡贝为共产制度的实现设定了由民主政权（即他痛恨的法兰西议会制度）逐渐采用共产原则的过渡时期政权和时间表，“这样一个转变绝不可能依靠暴力和强制一蹴而就，而只能通过对公众舆论、对全国人民进行劝导和说服，逐步地、渐进地加以实现。”（《伊记》序言）。这种说教使卡贝一时间“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语），但法国历史不可能总是停顿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历史打碎了卡贝的乌托邦，呼唤着新的代表人物。因为，至今为止的法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统治阶层出让、转化国家权力的现象，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全民利益的路易—菲力浦政府怎么可能理会卡贝的说教呢？只有那些付出真正参与代价所取得的经验，才能使人具有洞察预见和先知的本领。

与卡贝同时参加了七月革命的布朗基从实践中懂得了统治阶级决不肯放弃或施舍一部分国家权力的本性。在拿破仑三世靠农民愚昧当上皇帝又借对外发动侵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摆脱国内矛盾时，以布朗基为代表的坚决共和派拼命地反抗开战，但当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9月2日色当会战）、9月4日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国防政府时，布朗基本能地看出了事件的最终结局。“国防政府不愿搞国防，法兰西怎么能够在这种致命的矛盾中生存下去呢？/国家对战争十分厌恶，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由于中了别人的奸计，法兰西才卷入了战争。但是，如果说在七月六日主张战争是犯罪，那么到了九月二十日，主张和平就是犯罪了。……在七月六日，共和派愤慨地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对法兰西和共和思想都是致命的打击。/相反，保守派主张战争，企图把战争当作反革命的工具。/今天，保守派和共和派的地位没有变化，但他们的主张却倒了过来。保守派正在阴谋策划罪恶的和平，他们为了推翻共和国，哪怕葬送法兰西也在所不惜。/革命派大声疾呼，要求抗战到底，认为这是挽救民族的唯一希望。”（《祖国在危机中》“我们要枪炮和子弹”）。资产阶级“当初通过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来维护专制制度，他们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取胜。现在他们要通过即使是屈辱的和平来维护专制制度。对他们来说，采取什么手段并不重要，他们不就是社会的独裁者吗？他们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法律，而且这种法律无论如何都是神圣的和不可亵渎的。”（《祖国在危机中》“毁灭”）。“抵抗外敌只是表面的活动。这个表面就是大多数的人民，而在表面的背后潜藏着的，则是谈判可耻和约以及那些鼓动谈判的利已主义者。这一小撮人如果没有政府作靠山，本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政府听命于他们，他们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表面上群众的英雄主义被表面背后的一小撮懦夫的叛卖行为败坏了。”（《祖国在危机中》“巴齐尔记者”）。

在这样的民族危机与国内共和·专制斗争的关头，“有一种社会观，三十年来在报刊上引起无休止的争论，有些人对它嗤之以鼻，有些人则视为洪水猛兽；可是，这种社会观在我们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却突然被当作势在必行的需要提了出来，而不再被看作是空泛的论战题材，这真是一个奇迹！财产公有的乌托邦思想，突然降临于刚从花天酒地的睡梦中惊醒的伟大文明之都。这并非如同乌托邦的弟子们所希望的那样，是由于人性趋向完美的自然结果，而是迅雷般的突然爆发。人们必须接受它，否则就是灭亡。/……必须立即对一切食物实行普通的登记，根据平等的原则确定每天分配的份额”（《祖国在危机中》“抗战的必需”）。不幸的是，当1871年3月18日清晨无产者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巴黎的政权成立公社时，布朗基却于前一天被梯也尔政府逮捕了。在整个巴黎公社期间，布朗基虽然被选为公社的委员，却被秘密关押在“斗牛”堡垒，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当然，如果仅仅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巴黎公社作为一种行政机构在这样短暂历史事件期间管辖巴黎城内的“国防”与经济事务是注定要夭折的。这种专制权力崩溃（镇压支柱成为普鲁士军队俘虏）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只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溃的俄罗斯帝国重现。正如耶稣之死成就了基督教一样，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也是以它的死亡获得永生的。俾斯麦把被俘法军士兵迅速武装起来交给凡尔赛宫里的梯也尔势力，就完全改变了普法战争统一新兴德国及法国割地赔偿的性质，变为国际性的专制资产阶级对民众自发组织政权的阶级斗争了。面对日益显露出为资本集团服务本性的国家权力，马克思慧眼识别出解放民众（人类）的政治力量及方式：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专政，以图实现巴黎公社的经济平等“原则”（精神）。

[赵京，1994年12月13日，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