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祺-工聯主義Anarcho-syndicalism來源於法國，早期瑞士的由鐘錶業技術工人組成的汝拉聯盟Jura Federation就是在第一國際中反對馬克思的權威主義的安那祺-工聯主義主要代表。在西班牙內戰中，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和西班牙總工會成為安那祺-工聯主義的最大實踐。自然地，安那祺-工聯主義在南美最早（也曾是最大）的勞工運動-阿根廷勞工運動中，也扮演了領導角色。

阿根廷是南美大國（現有4千萬人口）中歐洲移民（絕大部分是西班牙裔和意大利裔）占絕大多數（97%）的國家，受社會主義的影響也最強[1]。阿根廷的國家格言“聯合與自由”聽起來也很象一個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團體的口號。特別是1871巴黎公社失敗後，大量有社會主義背景的移民流亡到阿根廷，促進正在興起的勞工運動組織起來[2]，特別是加強與第一國際的聯繫。第一國際解散後，親巴枯寧派成立工人宣傳圈，發行“見解”刊物，是阿根廷第一個安那其主義團體。早期的社會主義綱領都具有國際主義的性質，1896年成立的社會黨中有工會的代表，但他們只能就工會問題投票。

1902年11月阿根廷爆發了第一次總罷工，1904、05、09和10年又相繼爆發了一系列大罷工，僅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1907年就有231次罷工，人數達169,107。受1910年總罷工影響的政治危機促使1911年當上總統的Saenz Pena進行政治改革，導入秘密投票方式和投票義務，增加選舉人數（從1910年的191,000人到1912年的640,852人，雖然還沒有婦女），擴大社會階級的代表性，讓勞工運動通過社會黨在國會得到發言權等。此後，拒絕議會政治的傳統安那祺主義失去鋒芒，不拒絕政府的工聯主義成為移民成分很大的阿根廷勞工運動（1914年移民人口占30%）的主流。同時，以廣泛政治參與和實質民主改革為口號的激進黨迅速發展，贏得了1916年的總統選舉。

1916年以後，（男子）普選、勞動立法和社會福利擴張了政府功能，政府也直接通過國家勞工廳（1907年成立）與工會和雇主談判，調合階級矛盾。在1916年11月的海員要求加薪的罷工中，雇主拒絕談判，內務部長譴責雇主，受總統委派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警察總監做出有利於海員的裁決。這是阿根廷政府第一次保護勞工的權益，但政府對罷工的態度並不一致，得到社會黨和工聯主義工會FORA （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 IX（從1915年的2萬增加到1920年的7萬成員）支持的罷工比較容易成功，而外資企業的罷工、與安那其主義工會FORA V相聯繫的罷工、還沒有投票權的移民勞工的罷工比較不利。政府越來越偏向於雇主，終於發生了1919年1月的總罷工慘案周事件。這次罷工由FORA V發動2萬勞工參加，沒有得到FORA IX的支持。保守勢力渲染罷工是政治性的“布爾什維克陰謀”，政府出動了軍隊鎮壓，最終有7百人遇害、4千人負傷。

自從這次事件，職業軍人開始直接登上阿根廷的政治舞台。這成為南美政治的常見現象：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派通常不能控制穩定的政局，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民粹主義政治家通常又沒有穩固的經濟基礎，軍隊作為維持秩序的力量就必不可少了。

布爾什維克革命為阿根廷勞工運動帶來了衝擊，新成立了共產黨工會，但規模不大（數千成員）。FORA IX最終停留在阿姆斯特丹的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而沒有加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FORA V最終也決定遵從已經解散的第一國際的路線。阿根廷勞工運動從1920年開始衰退：FORA IX1921年的11次大會確認有46,562成員，FORA V從1920年的號稱18萬成員減到1923年的6萬、1929年的4萬成員。1930年以後，阿根廷的經濟擴張（產業結構從紡織到金屬/機械轉換）和城市化進一步肢解了舊的勞工組織，新成立的工會在軍人政變和維持憲政的交錯中宣布政治中立，為具有政治抱負/野心的軍官庇隆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庇隆1930年代後期作為軍事觀察員曾在意大利服役，目睹了第二次大戰前歐洲的社會、政治動盪。1943年5月，陸軍上校庇隆在軍官聯合小組發動的軍事政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聲名鵲起。同年11月，他被任命為（由勞工廳上升來的）勞動和福利部的部長，建立起與勞工的聯繫，成為他的重要政治資本。庇隆隨即被任命為副總統兼陸軍部長，但1945年10月9日在軍隊內部的反對聲中被迫辭職，並一度遭到逮捕。這時，工會組織了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庇隆馬上得到釋放。在1946年2月24日舉行的大選中，他以56%的得票當選總統。庇隆上任後採取有利於勞工的政策，大規模擴張了工會的數量和功能。在他幫助下建立的勞工總同盟CGT簡直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他沒收了外國（主要是英國和美國）在阿根廷的大量資產，致力於推進國家的工業化，於1947年頒布了旨在發展國有工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他稱自己的路線為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後被人稱為“庇隆主義”。

安那祺-工聯主義融入庇隆主義，工會在政治上幫助庇隆的復權，在經濟上得益於政府的保護。例如1936-40年間阿根廷只達成46項勞工的集體談判合意，1944年一年就達成421項合意。在庇隆被趕下台的期間，阿根廷政府也無法廢除基本的勞工保護條令，避免了鄰國智利那樣的軍事獨裁和嚴重的人權犯罪。插圖顯示FORA在1964年五月1日紀念芝加哥殉難英烈的海報，表示阿根廷勞工運動的力量仍然活躍在公眾場合。[3]

在20世紀九十年代的經濟、政治危機中，阿根廷民眾學習西班牙內戰中的勞工，重新用安那祺-工聯主義武裝自己，實行工廠的自我管理。特別在南部的貧窮省Neuquén，勞工們開始一個一個“解僱”廠主、自己管理工廠，到2005年幾乎控制了全省的工廠。在2001年的經濟危機中，阿根廷勞工們“恢復”了對兩百個工廠的自行管理，轉換成互助型合作社，著名的有Brukman工廠、Bauen旅館（附圖）等。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內部（法庭等）的同情、幫助很有必要，至少沒有出動警察、軍隊來對付占據廠房的勞工。與此相對，2008年金融危機時，在日本東京品川車站前的本來經營得很正常的京品旅館突然宣布破產，因為其主要的股東與華爾街倒產的雷曼兄弟公司相關，必須抵債。旅館的員工們試圖自主經營，被接到法庭判決的警察強行驅趕。[4]

2004年，那個著名的演員州長跑到硅谷，在聖何西市中心的Adobe Systems公司召集斯坦福大學校長等各界名人開會討論“恢復加州經濟”，各媒體也雲集會場。我所屬的勞動黨聯合當地的工會、教會、和平中心等組織召集包括失業人士、反戰人士、無家可歸者在內的民眾前往“赴會”，抗議為了利潤裁減雇用的美國公司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有人打出阿根廷勞工自治管理的標牌。可憐的美國的勞工們連接管Adobe這樣的超級跨國公司的夢都沒有做過（我在Adobe時組織員工跨部門的乒乓球比賽等活動，試圖建立工會，結果在裁員時被首當其衝）。相對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震源中心的美國，我們都羨慕有安那祺-工聯主義傳統的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