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祺-工联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来源于法国，早期瑞士的由钟表业技术工人组成的汝拉联盟Jura Federation就是在第一国际中反对马克思的权威主义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主要代表。在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和西班牙总工会成为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最大实践。自然地，安那祺-工联主义在南美最早（也曾是最大）的劳工运动-阿根廷劳工运动中，也扮演了领导角色。

阿根廷是南美大国（现有4千万人口）中欧洲移民（绝大部分是西班牙裔和意大利裔）占绝大多数（97%）的国家，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最强[1]。阿根廷的国家格言“联合与自由”听起来也很象一个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团体的口号。特别是1871巴黎公社失败后，大量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移民流亡到阿根廷，促进正在兴起的劳工运动组织起来[2]，特别是加强与第一国际的联系。第一国际解散后，亲巴枯宁派成立工人宣传圈，发行“见解”刊物，是阿根廷第一个安那其主义团体。早期的社会主义纲领都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1896年成立的社会党中有工会的代表，但他们只能就工会问题投票。

1902年11月阿根廷爆发了第一次总罢工，1904、05、09和10年又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大罢工，仅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07年就有231次罢工，人数达169,107。受1910年总罢工影响的政治危机促使1911年当上总统的Saenz Pena进行政治改革，导入秘密投票方式和投票义务，增加选举人数（从1910年的191,000人到1912年的640,852人，虽然还没有妇女），扩大社会阶级的代表性，让劳工运动通过社会党在国会得到发言权等。此后，拒绝议会政治的传统安那祺主义失去锋芒，不拒绝政府的工联主义成为移民成分很大的阿根廷劳工运动（1914年移民人口占30%）的主流。同时，以广泛政治参与和实质民主改革为口号的激进党迅速发展，赢得了1916年的总统选举。

1916年以后，（男子）普选、劳动立法和社会福利扩张了政府功能，政府也直接通过国家劳工厅（1907年成立）与工会和雇主谈判，调合阶级矛盾。在1916年11月的海员要求加薪的罢工中，雇主拒绝谈判，内务部长谴责雇主，受总统委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总监做出有利于海员的裁决。这是阿根廷政府第一次保护劳工的权益，但政府对罢工的态度并不一致，得到社会党和工联主义工会FORA （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 IX（从1915年的2万增加到1920年的7万成员）支持的罢工比较容易成功，而外资企业的罢工、与安那其主义工会FORA V相联系的罢工、还没有投票权的移民劳工的罢工比较不利。政府越来越偏向于雇主，终于发生了1919年1月的总罢工惨案周事件。这次罢工由FORA V发动2万劳工参加，没有得到FORA IX的支持。保守势力渲染罢工是政治性的“布尔什维克阴谋”，政府出动了军队镇压，最终有7百人遇害、4千人负伤。

自从这次事件，职业军人开始直接登上阿根廷的政治舞台。这成为南美政治的常见现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派通常不能控制稳定的政局，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政治家通常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军队作为维持秩序的力量就必不可少了。

布尔什维克革命为阿根廷劳工运动带来了冲击，新成立了共产党工会，但规模不大（数千成员）。FORA IX最终停留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而没有加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FORA V最终也决定遵从已经解散的第一国际的路线。阿根廷劳工运动从1920年开始衰退：FORA IX1921年的11次大会确认有46,562成员，FORA V从1920年的号称18万成员减到1923年的6万、1929年的4万成员。1930年以后，阿根廷的经济扩张（产业结构从纺织到金属/机械转换）和城市化进一步肢解了旧的劳工组织，新成立的工会在军人政变和维持宪政的交错中宣布政治中立，为具有政治抱负/野心的军官庇隆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庇隆1930年代后期作为军事观察员曾在意大利服役，目睹了第二次大战前欧洲的社会、政治动荡。1943年5月，陆军上校庇隆在军官联合小组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声名鹊起。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由劳工厅上升来的）劳动和福利部的部长，建立起与劳工的联系，成为他的重要政治资本。庇隆随即被任命为副总统兼陆军部长，但1945年10月9日在军队内部的反对声中被迫辞职，并一度遭到逮捕。这时，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庇隆马上得到释放。在1946年2月24日举行的大选中，他以56%的得票当选总统。庇隆上任后采取有利于劳工的政策，大规模扩张了工会的数量和功能。在他帮助下建立的劳工总同盟CGT简直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他没收了外国（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在阿根廷的大量资产，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于1947年颁布了旨在发展国有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称自己的路线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被人称为“庇隆主义”。

安那祺-工联主义融入庇隆主义，工会在政治上帮助庇隆的复权，在经济上得益于政府的保护。例如1936-40年间阿根廷只达成46项劳工的集体谈判合意，1944年一年就达成421项合意。在庇隆被赶下台的期间，阿根廷政府也无法废除基本的劳工保护条令，避免了邻国智利那样的军事独裁和严重的人权犯罪。插图显示FORA在1964年五月1日纪念芝加哥殉难英烈的海报，表示阿根廷劳工运动的力量仍然活跃在公众场合。[3]

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中，阿根廷民众学习西班牙内战中的劳工，重新用安那祺-工联主义武装自己，实行工厂的自我管理。特别在南部的贫穷省Neuquén，劳工们开始一个一个“解雇”厂主、自己管理工厂，到2005年几乎控制了全省的工厂。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中，阿根廷劳工们“恢复”了对两百个工厂的自行管理，转换成互助型合作社，著名的有Brukman工厂、Bauen旅馆（附图）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内部（法庭等）的同情、帮助很有必要，至少没有出动警察、军队来对付占据厂房的劳工。与此相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在日本东京品川车站前的本来经营得很正常的京品旅馆突然宣布破产，因为其主要的股东与华尔街倒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必须抵债。旅馆的员工们试图自主经营，被接到法庭判决的警察强行驱赶。[4]

2004年，那个著名的演员州长跑到硅谷，在圣何西市中心的Adobe Systems公司召集斯坦福大学校长等各界名人开会讨论“恢复加州经济”，各媒体也云集会场。我所属的劳动党联合当地的工会、教会、和平中心等组织召集包括失业人士、反战人士、无家可归者在内的民众前往“赴会”，抗议为了利润裁减雇用的美国公司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有人打出阿根廷劳工自治管理的标牌。可怜的美国的劳工们连接管Adobe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的梦都没有做过（我在Adobe时组织员工跨部门的乒乓球比赛等活动，试图建立工会，结果在裁员时被首当其冲）。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震源中心的美国，我们都羡慕有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的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