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日本文学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论日本浪漫派 淡中刚郎 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解散以后，“转向”（即放弃过去的政治信念与行为方式）作家与一般作家的作品里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 村山知义在《白夜》里描写了在监狱中由民族主义意识转向的心理动机。“就这样，两年过去了。在度过了完全不透风的第二个暑夏之后，在他的心底里产生了不可名状的无法抵抗的意识。自己算什么东西？无非是遥远的连姓名、面孔、生涯都已经消失掉的父母的父母们的父母们……的血与肉（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的偶然所产，微不足道。”岛木健作的《苦闷》中同样地描写了这种狱中转向的心理。“血，正是这个无法往上追溯的先祖的先祖以来的血缘，决定了他石田的个人性格与一切行为，除此之外别无他因。石田也自然地相信，他今后的一切也已经由此血缘决定，无论怎样也不能改变。” 这些转向作家，就这样把连绵不断的血缘的自觉（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精神危机的解脱。1933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转向声明《致共同被告同志书》则促进了大批作家、活动分子的转向。他们批判与民族意识脱节的运动：“共产国际把各国兴起的民族主义倾向定义为排外主义，忽视了科学地解剖民族主义的生命力的可能性。”“真正的革命家必须明白：日本民族强国的统一性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最优越的条件之一。民族就是多数人，也就是广大的劳动大众。我们对此劳动阶级的创造能力充满自信。”“我们要忠实于大众本能显示出来的民族意识。”他们进而宣称：“日本皇室的连绵不断的历史存续，是世界上罕见的、日本民族独立自立的顺当发展的表现，在劳动大众心中存在着以皇室为民族统一中心的社会感情。”这些人以反省与大众脱节的运动为借口，断言民族就是劳动大众，把民族意识置于阶级意识之上，以民族统一的强化代替阶级统一的强化，似乎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美化民族主义，最终归结到对天皇制的赞扬。 横光利一在1934年发表的《纹章》，就是受到满洲（三·一八）事件以来国家主义抬头的影响而表现出向天皇制国家主义的倾斜。“雁金的家祖代代勤皇，所以在他的行为里，国家的观念像大海潮一样扑面而来，不可抗拒；同时，他的国家观念中也反映出与民众独立的巨大个性存在。这样的在他头脑中存在的国家印象，使他在行为处事上不拘泥于别物，而只按照自己的直觉判断奋勇迈进。”在此，把行动狂雁金八郎与自我意识过剩的文人山下久内相比，衬托出屡败屡战的雁金的坚强，乃是来自于代代勤皇的名门“纹章”的鼓励。 《日本浪漫派》与《人民文库》的论争 1934、35年，《日本浪漫派》同人保田与重郎、龟井胜一郎等与后来创办《人民文库》的高见顺、森山启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浪漫主义的论争。 保田在《日本浪漫派公告》中呼吁文学的革新、诗的复活、文学伦理性的回归，并批判进步主义，力图再发现为近代解释歪曲掉的日本古典美。“平庸低俗的文学流行于世，家常的饶舌正在代替不变的信条。我们今天创立日本浪漫派，就是对时髦的挑战。”“我们希求、憧憬高贵与热烈。憧憬的形式就是拥护美好、显彰崇高、复兴传统艺术人使命的高迈迫切的一种表现方法。” 对于浪漫派的主张与行为，高见在“浪漫派的精神与浪漫派的动向”一文中批判道：“面对惨淡的现实、登高飞越并高唱蔑视与否定之歌，才是浪漫派的精神。而日本浪漫派却是十九世纪浪漫派的妖怪，一种去掉了反抗精神的片面妖怪。”高见对于日本浪漫派逃避现实丑恶的批判是对的，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日本浪漫派运动的登场。 日本浪漫派的龟井在“现代浪漫思维”中对此说明道：“浪漫主义原是面壁直向的高歌。不过，这种热情在到达饱和点之后，在我们的心灵中又泛起了肉欲。在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疲惫、肉体欲望出现的时候，会不会有另一种浪漫主义？满怀空想与希望，再回到现实中来。正如浮士德在经历了激烈的恋爱后，又回到花草盛开的原野呼吸自然之露。当我们养育成心中之梦后，就应该再回到人间；在人群中洗涤自己的伤痕，复苏失去的理性。”对于龟井而言，浪漫主义可以用于“再生”因为转向而陷入苦闷的自我信念，再回到现实中来。 《人民文库》派的森山很正确地指出：龟井等人在理论上憧憬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劳动者阶级的使命，在实践上却没法实行；这种无法实现的憧憬不能自我满足，只好以“自我的再考察”救济自己，在梦想中飞跃。 “我们决不能只靠‘内省’获得‘自我’的本质。‘自我’中的反抗心理与败北心理都植根于我们的生活过程，是对现在社会状态的反应。所以，随着社会状态与生活的变更，‘自我’也会发生变化。”（“关于转型期的自我”） 龟井反论到：“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挽救那些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为现代理想主义精神而感到挫折的人们的理想主义，自我的问题由此而生，这才是现代知识份子的中心课题。”就是说，他要复归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理想主义。龟井认为知识阶层本来就是“阶级斗争的胆小鬼”：“今天，‘自我’从各个方面的强固表现，就是对这种可怜的喜剧角色的激愤。为什么自己变成了胆小鬼、怕事虫、和事佬、旁观者？人们说‘政治主义太可怕’、‘公式主义太可恨’。对，是这样的。不过，最可怜的还是那种不明真相只知尾随的‘牺牲精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然伴随“政治主义”，看不透这一点，逾越自己的本分去发挥为劳动者阶级的“牺牲精神”，是最大的错误；知识份子应该拒绝政治主义的理想而持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在此理想上采取“孤傲的反抗”。 《日本浪漫派》的基本性格 《人民文库》是1936年3月为了对抗一部分文学界、日本浪漫派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国家对文化的统制而创刊的。它立足于广津和郎的基于“散文精神”的批判性现实主义：“无论环境如何，都不屈不挠、，在212万死者中，有近128万是饿、病死的。再加上没有统计的死亡人数忍耐坚强、信念坚定，不盲目悲观也不随意乐观”。当时所用“人民”一词就是相对于“臣民”、“国民”的用语，具有反权力的含意。但中日战争爆发后人民战线派受到逮捕审问，《人民文库》于1938年1月宣佈停刊了。 《日本浪漫派》于1935年3月由《我思》同人中的六人创刊。《我思》于1932年3月创刊，44年9月停刊，它的名字来由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受到德意志浪漫派的古典憧憬的影响，力图再发现日本的古典。在《我思》创刊号编后记中，保田写到：“我们最爱古典，我们爱不容忽视的这个国家的古典；我们把古典作为形式来爱戴。现在我们更爱突破这个形式的意志。”《日本浪漫派》同样唤起对日本古典文学、古代美术的关心，探寻日本精神的回归方向，引导了十年后随法西斯主义勃兴的国学复兴、日本主义文学的昌盛。38年8月由于财政的理由废刊后，保田、浅野晃等人与林房雄加入了“新日本文化会”以及影山正治主宰的“大东塾”。 平野谦评论道：“表面看来，对决性质的《人民文库》与《日本浪漫派》是解散、转向文学泛滥状况下文学地盘上长出的异母兄弟”。高见也称其为“转向之树的双枝”。确实，两派同人的大多数都是转向者。《日本浪漫派》的中心人物保田在旧制高中时参加赤色救援会，后来又是三木清等人的反法西斯组织“学术自由同盟”的秘书；龟井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因“三·一五事件”遭到逮捕，保释出狱后又属于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太宰治也与共产党资金局有联系。《人民文库》的武田麟太郎、本庄陆男、高见等属于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当然，《日本浪漫派》的登场并不就是简单地由转向决定的。 保田在“蒙疆”中写道：“战争是以变革精神史为理念的行为”，“破坏同时也建设新文化的伦理。”保田期待战争能够带来已经失去独自性而只是模放西欧的近代日本文化的再生，是“超越近代”的先声。在“佐藤春夫”中，“这个以31年为中心的时代里，在我国青年中产生了一种浪漫的思想与文学。从一切表现都是破坏旧秩序的感情的状态变为自暴自弃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荡漾着民族主义的气势。”在《我国浪漫主义概观》中，“二十年代中期风行进步主义、把广大青少年都纳入伞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也经历了青年生活陷入最恶劣失业的状态。这个基于人道主义的青年运动已经极端颓废、自暴自弃，失去了正面抨击权力的力量。日本浪漫派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克服绝望的时代找到了文艺的方向。”  1931年发生了满洲事变，开始了长达15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独占资本主义体制无法继续发展，想靠海外“进出”（即侵略）来突破困境。劳动者阶级的斗争正准备由此展开进入决战，但也正是此时，日本共产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保田为代表的日本浪漫派思想，一方面直接地反映了转向、挫折、不安、颓废中青年的自暴精神状况，另方面也包含有在多重恐慌的过程中解体、被失业、贫困与飢饿困扰的小资产阶级市民对独占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失望与抱怨的反抗意识。日本浪漫派认为这个社会矛盾是由于欧化以来的近代化的产物、所以希求革命，但共产党组织的崩溃以及他们自身的转向，使得这种观念性情绪“革命”与原始共同体憧憬结合而倡导古典的复兴。他们愿望“寄托着深远梦想的强大政治”，以为战争可以实现“革命”，实际上却堕落成对法西斯体制与帝国主义战争的赞美（插图为1943年“学徒出阵”场面）。
[赵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劳动党机关报《海燕》周刊1998年3月29日第671期。此译文是连载于同刊的《日本文学论争史》第11回。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9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