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會秩序中的自然神祇[1]與個人原恥

對於斯賓諾莎最重要的著作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用幾何規範證明倫理學》，簡稱《倫理學》[2]，在方法論上，數學家兼哲學家羅素的介紹比較典型：“《倫理學》仿照歐幾里得的體裁，有定義、公理、定理；公理後面的一切都按理由演繹論證作了嚴格的證明。這使得這本書很難讀。現在的研究者不會設想他決意要確立的這些東西有嚴格的‘證明’，也就對證明的細節感到不耐煩，事實上這些細節也不值得掌握。讀一讀各命題的敘述，再研究一下評註就夠了，評註中含有《倫理學》的不少精萃。”[3]這反映了斯賓諾莎著作的難懂特色。另外，在內容上，正如在《神學政治論》[4]中，斯賓諾莎知道“託名宗教所懷的成見是如何根深蒂固”，“所以，大眾或與大眾脾氣相投的人請不要讀我的書”[5]，流露出他的先知性格[6]。不過，羅素的介紹也多少反映了他的偏見[7]。早年成名的羅素沒有繼續沿着數學和哲學的道路深入下去[8]，而選擇了容易成名成家的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職業[9]。

斯賓諾莎15歲時，發生了一起影響他終身的事件：阿姆斯特丹猶太教區的年青人Uriel Acosta因為挑戰靈魂不滅被革除教門，受辱自殺[10]。幾年後，相同的命運降臨在斯賓諾莎的頭上，“以天使的指示和聖人們的命令，經上帝和所有聖徒的同意，我們革除、驅逐、詛咒和譴責斯賓諾莎。…詛咒他…；詛咒他…；詛咒他…。…我們命令誰也不能與他交往：不能與他通訊，不能給他提供好處，不能與他同在一個房檐下，不能靠近他4腕尺以內，不能讀他作成或寫成的任何文章”[11]，早已準備好的斯賓諾莎泰然處之，因為被逐出一個狹隘的群體，正是屬於整個人類的最直接入口[12]！他也拒絕/謝絕了遺產而寧願自食其力，最終靠磨透鏡為生。因為體力勞動/手工活（例如耶穌的木工職業，保羅的鞋匠收入）同時也是也是德行的實踐，正如希伯來智者Gamaliel所說：“每一個有知識的人如果不從事一門手藝就會最終變成無賴”[13]。寫到這裡，不由得隨便提及：這也是自由社會主義崇尚體力勞動、提倡腦力勞動是社會生活和經濟收入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的原則[14]，以此可以理解後來的印刷工思想家蒲魯東如何鄙視沒有任何手藝的馬克思[15]。《倫理學》的結尾道出了思想家生涯的艱辛：“我所指出的達成這種結果的道路，即使看起來萬分艱難，然而總是可以發現的道路。既然這條道路很少為人找到，它確實艱難無疑。假若拯救之事近在手邊，不費許多勞力可以求得，如何會幾乎被所有人等閒忽略？不過一切高貴的事都是既希有同樣也是艱難的。”[16]這裡，斯賓諾莎也提到“拯救”，是因為他認為“人的思想不會隨身體完全消失，留下的部分就是永存的”[17]。（象斯賓諾莎那樣）人如果留下了永存的思想，就獲得拯救了。

正如耶穌繼承了猶太教（《舊約》）精髓一樣，斯賓諾莎的上帝/自然概念也可以從中世紀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葡萄牙）伊斯蘭文明頂峰時代Ibn Ezra (1089–1164), Moses Maimonides (1135-1204), Hasdai Crescas (1370-1430）, Levi ben Gerson (1288–1344)等希伯來的“異端”學者對《舊約》部分內容的隱喻性注釋和拋棄、上帝與宇宙的統一關係、個體能否永生的疑問等得到啟發[18] 。“對我而言，我沒有從《聖經》學到上帝的永恆屬性，也不可能學到什麼”。[19]斯賓諾莎認為《聖經》裡上帝的話只是指導人們行為的道德規範，僅此而已[20]。斯賓諾莎承認自己並不完全知道《舊約》中預言是否都來自上帝[21]，但這並不重要。“上帝的真實定義由這個事實很清楚：我們把上帝理解為一個無比完全/完美和絕對無限的存在a Being supremely perfect and absolutely infinite”[22]。“我確認只有一種東西Being，它的存在屬於自身的性質，只有它具有自身的所有完全性。這就是我講的上帝”[23]。“我們不能imagine想像上帝的樣子，但我們確實可以conceive感知上帝的存在”[24]。“上帝，或包含無限屬性的物質，必定存在。它的每一個屬性表現出永恆和無限的本質。”[25]這裡引用斯賓諾莎看起來重複的關於上帝論述，因為它是《倫理學》的出發點，不重複十幾遍很難理解斯賓諾莎的體系展開，而一旦理解了他的上帝的概念，下面的閱讀就相對容易了。讓我再引用一些：“摩西的上帝和宇宙同一的觀念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克雷斯卡斯也相信，物質的宇宙就是上帝的形體。阿維羅伊認為永恆不具有人格。…斯賓諾莎讀書越多，想的越多，他單純的確信就變成了越來越多的疑惑。//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去閱讀基督教的思想家們關於上帝和人類命運的著作。”“尼采說：最後一個基督徒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可他忘記了斯賓諾莎!”“他認為宇宙間只有一種實體，即作為整體的宇宙本身，而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斯賓諾莎的上帝不僅僅包括了物質世界，還包括了精神世界。他認為人的智慧是上帝智慧的組成部分。斯賓諾莎還認為上帝是每件事的‘內在因’，上帝通過自然法則來主宰世界，所以物質世界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性；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擁有完全自由的，而人雖可以試圖去除外在的束縛，卻永遠無法獲得自由意志。如果我們能夠將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麼我們就愈容易與上帝合為一體。” [26]這些都呼應了古時中東的Omar所說：“絕不要把唯一者說成二”，以及古代印度詩人的吟唱：“認識你自己和自我同一的整體靈魂，放棄把部分與整體分離的夢想吧！”[27]

“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28]如果說，未開化時代的人類必須用靠先知們用情感、符號、想象、比喻、無秩序的認識、模糊的經驗等“第一種知識”來動員/操縱/開化的話，斯賓諾莎要用“第二種知識”理性[29]使人認識神，進而產生對神的理智愛以重建社會秩序，把人類引入近代社會[30]。惟有理性能夠使人認識萬物的本質，擺脫受奴役的態度。因為一切皆來源於神，我們通達至善而成為自由人的惟一途徑就是對神的認識：“心靈的最高的善是對神的認識，心靈的最高德性是認識神”。“最大的快樂和祝福只在於理解神，通過對神的理解我們被引導只靠愛和虔誠去做事”[31]。“至善…是人的心靈與整個自然相結合的知識。…心靈越理解自然的規律，就越能把自己從無用之物中解放出來”[32]。至善就是至真，通過對神的認識而達到人心與自然、實體或神的一致，也達到了自由，知識就是德行。自由就是出於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行動和生活。當他由理性所指導，認識了自己的本性之必然性，從而主動地生活的時候，他就成了一個自由人。“祝福不是對德行的報酬，而是德行本身。我們並不是因為限制自己的欲望而享受祝福的快樂；相反，因為享受祝福，我們才能夠限制欲望”[33]。“賢達者，只要他被認為是賢達者，其靈魂絕少擾動，他卻按照某種永恆的必然性知自身、知神、知物，決不停止存在，而永遠保持靈魂的真正恬然自足。”[34]

孔子的《論語》可以看成是東方生活理性的集大成，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與斯賓諾莎曰“自由人最少想到死；所以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關於生的沉思。”[35]同理。不過，斯賓諾莎更推崇第三種intuitive science直觀知識：“是從對於神的某些屬性的正確觀念而達到對於事物本質的正確認識”[36]，是對宇宙秩序的直接感知。“精神的最高努力和最高德行是用第三種知識理解事物”[37]。這種直觀的方法，其實與佛教所說的“頓悟”等相通，不能因為自己不會（像羅素那樣）就輕浮地拋棄了[38]。相反，詩人歌德卻立即領會了斯賓諾莎：“我沒有通讀這個偉人的著作，在我的腦子裡也沒有他的思想的整體結構。…但當我讀他的時候，我感到我理解了他。我是指他連貫地出現在我的腦海，所以極大地幫助我發展自己的思考和行動”[39]。老子的《道德經》就是這種難於用理性/科學直接獲得的直觀感悟的結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恆無，欲以觀其妙；恆有，欲以觀其徼。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一個緬甸華族很典型地感悟道：“我每次經過，總要在您的石像前默默呆立，在鳥雀唧唧聲中，追思您的生平，回味您的哲理，迷迷糊糊，似懂非懂。…能與您這‘自由人’平起平坐的中國古人，應該是‘逍遙仙’莊子。莊子追求無待、無累、無患，寧於禍福、虛於恬淡，循天之理、謹於去就……證實了‘至德者合於天德’的生活。…人的最大快樂是獲得至善，而獲得至善就意味着人的心靈與真實自然獲得完全的一致。”[40]

對於斯賓諾莎的上帝與東方自然神祇的比較，幾百年後，在東方哲學中得到啟發的心理學醫生榮格提示了一種精神分析的新途徑，這裡簡要引用我的相關評述[41]。【榮格理論的更大貢獻是對那些擺脫/超越了自身所處的集體意識的制約的人類精神創始活動（佛陀、老子、蘇格拉底、耶穌等）的心理分析。//榮格相信所有的存在/事物都有一個終極統一,那些看起來互相衝突的思想也不例外。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人格的發展不僅只是對於孵化出鬼怪或孤立的恐怖，更是fidelity to the law of one’s own being對自身的存在價值/法則的忠誠/信仰/良知”。…“只有自覺地同意內心呼喚的力量的人才發展出人格。…他自願地為使命而犧牲，自覺地把它轉化成在無意識群體生活中只能導致他毀滅的個體現實”。…榮格特別舉出耶穌的例子：“征服世界的凱撒主義被轉換成精神天子，羅馬帝國被轉換成現實中不存在的上帝的普遍王國。…向人類指出強權之下沒有友愛、友愛之鄉不在乎強權的古老真理。…因為它是唯一的有意義的生活的心理類型、因為這個生活絕對地、無條件地為了自身的獨特法令努力達成個體的實現，這個太獨特的生活變成一個神聖的象徵”。自然地，榮格在古代中國的哲學裡找到了代表：“沉靜在道中就意味着完成、完整、達到了目的、完成了使命；意味着先天地存在於所有事物中的意義的開端、結局、完美實現。人格就是道”。中國人兩千年以來崇尚的替天行道就是康德的絕對道德命令。它們使人成為人。】

這麼多世紀以來，人類已經經歷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變遷，要想從斯賓諾莎那裡進步，需要進一步發揮在我們當今追求的自由社會秩序里個體與自然神祇的關係。讓我們再次回到通才羅素，他引用J.S.霍爾丹的泛神論進化說:“個性不僅是個人的。我們正是根據這一事實承認上帝的存在—上帝不僅作為一個存在物出現在我們之外，而且還作為諸個性中的個性出現在我們之中和我們周圍。”“我們只有在我們自身中，即在我們關於真理、正義、善和美的積極的理想以及由此產生的與他人的交誼中，才能發現上帝的啟示。”上帝是“唯一的實在”、是“永生的，而且我們之中的那些真實的東西將繼續保留在他的存在之中。”[42]這是比較準確的，幾乎同時代的克魯包特金借用約德爾的《倫理學史》，一方面指出斯賓諾莎“首要的還是必須把個人的、獨立的、自決的理性的權利重新建立起來”，另一方面，“斯賓諾莎有意把他的倫理學建立在利己主義上面，他完全不考慮人的社會傾向。…在他眼裡，社會聯合是次要的東西，他把自我完善的人格的自給自足性置於共同工作與社會性觀念之上。…約德爾所指出的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中的遺漏是一個重大的遺漏”[43]。這個指責顯得略為輕率。

斯賓諾莎並不是隱士，除了通信和接受來訪（包括萊布尼茨），他的日常生活環境（房東等）就是在門諾教派的一個分支社團Collegia中，那裡沒有神職人員但教友們自由地參與祈禱和宗教討論[44]。我不由得回想起在當代中日關係最黑暗的日子裡，自己幸運地被中日兩大國家權力“革除國門”而接受門諾教派的洗禮的經歷[45]。

斯賓諾莎關心政治現實，以自己的方式參與現實政治，為朋友政治家de Witt兄弟的被害痛不欲生，他最後着手的寫作就是Political Treaties政治論，可惜沒有完成就去世了。但他在《神學政治論》等書中已經指出：“國家的目的，…是引導人們靠自由理性生活並實行自由理性。…國家真正的目的是自由”[46]。斯賓諾莎所講的國家，是指超越猶太人集團（教會）功能的自由社會，因為近代“主權國家”的概念剛開始在同時代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 1948）形成，而近代國家的理論剛由霍布斯三年之後提出（《列維坦》），至少要等到經歷過“七年戰爭”、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康德才逐步成熟[47]。但斯賓諾莎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則，例如，如果國家停止履行理性的功能，“每一個人都自動有權解除他（與國家）的契約”，斯賓諾莎特別強調最重要的人權:言論自由（《神學政治論》結論）[48]。“除非國家的和平與虔誠被摧毀，哲學思考和言論自由不可被剝奪”[49]。更進一步，既然有了自由思想，當然也要有行動（包括反抗、革命）的權利，這需要在後來洛克的《政府論》或巴枯寧的《上帝與國家》等展開[50]。當然，斯賓諾莎最著名的門徒是把北美殖民地獨立的願望轉化不可避免的趨勢，並為新型的國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命名、同時也是法國大革命指導者之一的潘恩。《美國獨立宣言》的開首宣告“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給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實現了斯賓諾莎的理想。此外，潘恩又特意寫出《理性時代—對於真假神學的探討》（1794年1月寫於巴黎盧森堡監獄）[51]，以自然神論更徹底發揮斯賓諾莎對《聖經》的研究和批判，如：“我相信一個上帝”（348頁），“人唯有依靠運用理性，才能發現上帝”（373頁），“自然神教沒有騙人的可能，而是教導我們一切必要的和理應知道的東西。創造就是自然神教徒的聖經。…只有愚人、而不是哲學家，或謹慎的人，會生活在好像沒有上帝的世界上”（507頁）。

相對於基督教社會規範里上帝之下的個人sin（中譯原罪）的概念，在自由社會秩序里，沒有認識自然神祇、沒有擺脫社會制約/奴役的普通個體都有social sin/shame。我最早在“國家形態的雛形—古希臘城邦共和制”[52]中談到“每個人一出生下來甚至在基因遺傳上就打上了各種社會組織特性”，在註解里提出這個概念：【這就是“社會之罪”即個人“生之罪”概念的產生形式。任何人，不管以什麼形式生存（道德、信仰、教育、職業等等），只要其選擇生命（或被賦予生命而成長）就負有此“原罪”。】我一直沒有深入思考這個概念，部分原因是因為中文裡很難找到相應的詞語表達，中國的倫理觀念習慣上用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關係）、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來概括，其中“廉”指坦蕩無私、清正潔白、安貧樂福、奉公守法等，“恥”是“廉”的反義詞，“廉恥”連用，表示個人的倫理觀念[53]。由此可以看出它們都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相對規範，沒有作為個體的獨立人格對絕對至上宇宙/上帝/神祇的敬畏/服從關係，所以中國的社會關係很容易被統治階級利用，操縱成上下等級制度，絕少有人敢“犯上”，沒有形成基本人權的觀念的獨立人格的社會條件[54]。這種個人/神祇關係不涉及罪惡過失，更近於斯賓諾莎所指的“來源於無知”的羞恥之感，所以稱為“原恥”比較合適。不用強調的是：與“原罪”類似，原恥把每一個人都放在自然神祇/普天之下的平等人格地位，奠定了自由社會秩序的基礎，正是蒲魯東所謂“自由乃秩序之母”的精髓。對比儒教，子曰“四十而不惑”應該是指多少看透了人際關係，十年以後更上一層樓，“五十而知天命”才感悟到對天/神的敬畏，認識也就脫離了原恥，“朝聞道，夕死可矣！”。

原恥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一個成人就具有成熟的原恥，就應該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認識神祇、回報社會，脫離原恥。除了斯賓諾莎那樣的哲學研究和聖賢生活外，那些服從內心的良知召喚，犧牲個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普通人，也完成了人生的目的。例如，我們為那些含冤遇難的人物的呼籲，其實就是為了我們自身不願生活在非人道、不文明的狀態下；而我們為人權、人道事業的抗爭，就把個人的有限生命連接到無限的人類/自然運命上，以此獲得永生。在自由社會秩序里，每一個正常人都有能力直接連接、認識、感應自然神祇，普天之下每個人的德行、知識、自由、祝福和拯救其實是一回事。讓我再次引用榮格的智慧結尾：

【很自然地，從個人的神聖權利、價值出發，榮格把近代以來集權力、權威為一體的國家比喻為奴隸形態，在此不必深究，因為安那祺主義早就有更深刻的理論和實踐。其實，榮格從心理分析提煉出來的服從內心良知召喚的使命，並不局限於歷史上實際影響了人類生活的少數個人，更存在於民眾的普通生活之中。除了那些因為後來的社會發展而成名的歷史人物外，還有更多的默默無聞的芸芸眾生譜寫着人類文明的讚歌。例如巴黎公社婦女的英勇犧牲、西班牙民眾為挽救共和的自發戰鬥、自投法網的芝加哥安那祺主義殉難者、奮不顧身教訓資本階層的伯克曼、隻身擋坦克的天安門無名英雄，等等，在他們的社會實踐上，體現出召喚改進社會制度的使命，以他們的犧牲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榮格的貢獻不僅在於揭示了宗教、國家等既成規範的本質，也指出從個人內心良心克服外部權威之道，…既然作為人人有幸生來具有傾聽神明的能力，人生的問題就成為：當你面對大大小小的挑戰時，你服從內心的良知召喚還是外部的權威/誘惑/功利？】[55]

[2015年3月7日第一稿，2016年3月15日]

[1] 我要預先承認自己的中文知識有限，有一些來源於西方的概念很難找到合適的中文對應。“神”原意指天神，“祇”原意指地神，“神祇shenqi”泛指自然神，也叫“神明”Deity、美國獨立宣言中的造物主，與本文中（斯賓諾莎的）“上帝/神”同意。從“替天行道”這樣的中文成語中，也可以用“天道”來代表符合自然神的社會秩序與規範。另外，西語中God神為男/陽性，Nature自然為女/陰性，用中性的自然神，除了提倡環境保護意識，也有利於男女平等。

[2] “斯賓諾莎的工作，主要分為三類：自然科學研究（《笛卡爾哲學的原理》等）、認識論哲學（《知性改進論》、《倫理學》的一部分）以及宗教、倫理學（《神學政治論》、《倫理學》的一部分、未完成的《政治論》）。第一類工作於今天價值不大，第二類工作有一定的歷史價值，而只有第三類工作是無人可以代替的關於人類生活的一些永恆命題的思想貢獻。”趙京“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再考”，2001年5月20日。

[3]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isophy, Book Three：Mordern Philisophy, Chapter X：Spinoz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Tenth Pritning, 1945. p.572.

[4]《神學政治論》由三部分組成：一、如何對待、接受《聖經》，二、《聖經》舊約的研究，三、政治評論。第三部分引伸出來的關於政·教分離、思想自由的觀點，已廣為普及，無需贅述。

[5]此書1670年以拉丁文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出版。中譯讀本根據1883年的Elwes英譯版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轉譯，譯者溫錫增，1982年，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再版發行。第17頁。

[6] “因為《聖經》專門為普通人服務，所以它不斷按人的喜好講話，而人卻不會理解高難事物”。Letter XIX, Spinoza to van Blyenbergh.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r’s Sons, 1930. p.422. 以下引用同書。

[7] 例如，以下的評論很中肯：“Yet Russell, while finding Spinoza worthy of praise, and invariably referring with accuracy to the specifics of his doctrine, added little to twentieth-century understanding of it.” Margaret Gullan-Whur, Within Reason: A Life of Spinoza. New York: St. Martint’ Press, 1998, p.310.

[8] 例如，他的自傳里收入的牛津大學Merton學院的Bradley於1910年4月20日致羅素信，對他研究哲學時不得不長期忍受“非人的inhuman”和“受折磨的trying”孤單表示理解。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 1967. p.326.羅素把精力放到瑣碎的大眾性自傳寫作上，當然是因為出版商有利可圖，但也可以想象他的寫作都缺乏深思和研究。

[9] 當然，這裡無意否定羅素的貢獻。他可能是最後的通才和上個世紀影響中國知識界的最有名的人物。他的《西方哲學史》在八十年代引導我對哲學的興趣，他的“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不可忍受的憐憫，這三種簡單卻壓倒一切的強烈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自傳開首）的格言令人嚮往，他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教徒？”命題也潛意識地影響我的選擇（我為什麼1992年在日本要接受洗禮？為什麼2003年在美國又不再是基督教徒？）。

[10]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1.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40-141. 互動百科的斯賓諾莎條目的內容來自這一章，略微修改後的譯文包括：“在西班牙的摩爾人被斐迪南德於1492年占領格林納達後，離開伊比利亞半島。斐迪南德下令驅趕異教徒，在西班牙的猶太人又開始了一次從聖殿被毀滅以來的民族大遷徙。這些人在宗教寬容的荷蘭找到了居所，其中有一個來自葡萄牙的家庭，主人叫 埃.斯賓諾莎 。 /1598年，猶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起了第一個猶太教堂。75年後，他們又建立了歐洲最宏偉的教堂。當時他們的基督教鄰居還在幫助他們。烏列.阿科斯塔 ，一個滿腔熱情的小伙子，受文藝復興時期懷疑一切的影響，寫了一篇論文，猛烈攻擊來世的信仰。這並不一定違背古老的猶太教義，但猶太教會卻強迫他當眾否定自己的觀點，以免引起當地基督教會的反感。悔過的方式是要求這位高傲的年輕人橫臥在猶太教堂門口，讓集會的教眾依次從他身上跨過。烏列回家寫了封譴責他的迫害者的遺書，然後舉槍自殺了。”

[11] Margaret Gullan-Whur, Within Reason: A Life of Spinoza. New York: St. Martint’ Press, 1998, p.71.

[12] 耶穌、保羅，以及後來的馬克思、愛因斯坦，今天的安那祺主義者喬姆斯基都是這種non-Jewish Jew脫離了猶太本性的猶太人。

[13]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48.

[14] 當今世界，只有剛卸任的出身農家的烏拉圭總統穆希卡腦力工作之餘還在整理菜園。在2009年被推出參選總統時，他婉拒說“要我當總統簡直就和教豬吹口哨一樣困難”。對於自己被稱為“全球最窮總統”，他回應“我不窮，說我窮的人才是真窮。…儉樸卻使我覺得非常富足。” 他的妻子是庇護過斯賓諾莎的門諾教派的教徒。

[15] 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第一次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國際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40/index.htm ）收入亨利希·馬克思（父）致卡爾·馬克思的一些信件，說明了兒子的性格為人。“這完全證實了我的一個看法，雖然你有某些優良品質，但是你內心是自私的。”（1835年11月8日）“應當承認，你的信使我感到有點驚訝。/談到你附有賬單的那封信，我當時就已對你說過，這批賬目我摸不着頭腦。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錢，…這無論如何是叫人納悶的。親愛的卡爾，我再說一遍，我樂意把一切都辦到，但我是一個多子女的父親，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並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給了。//因此，既然你已經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這件事了，因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訴你，分給你的數目，是最高額。我相信，比這少一點，也盡夠用了。…但是，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再多給了，除非我碰到特別好的運氣，而這樣的運氣目前並沒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減少。我說這些話完全不是為了要傷你的心，絕對不是，而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把我這一堅定不移的決定告訴你。”(1836年3月19日) “難道決鬥也與哲學密切有關嗎？要知道這是對輿論的遷就，甚至是對它的恐懼。而那是誰的輿論呢？決不總是正經人的，可你還是！！！…你得設法不讓這種愛好，即使不是愛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裡紮下根。 …你對我沒有履行你自己的諾言——你是記得自己的諾言的”  (1836年5—6月)。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的低下人品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危害，需要另一文專論。

[16]羅素《西方哲學史》“ 第十章 斯賓諾莎”，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這一段譯文不一定達雅，但更廣為人知。http://www.xiexingcun.com/Academic/xfzxs/1060.htm

[17] Ethics (tran. W. H. White), Fifth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or of Human Liberty, Prop. 23, p.458.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s and Spinoz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以下引用Ethics同書。

[18]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42.

[19] Letter XXI, Spinoza to van Blyenbergh.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33. 在所有他的寫作中，斯賓諾莎對van Blyenbergh的幾封信是最動感情的，因為原來是學生的van Blyenbergh後來特別因為斯賓諾莎對耶穌的非神見解，站在天主教一端咒罵斯賓諾莎。

[20]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 xiv.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7.

[21]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 i.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6.

[22] Letter II, Spinoza to Oldenburg.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04.

[23] Letter XXXV, Spinoza to John Hudde.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46.

[24] Letter LVI, Spinoza to Hugo Boxel.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56.

[25] Ethics, First Part: Of God, Prop. 11, p.358.

[26]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網上互動百科的斯賓諾莎條目實際上譯自這一章，我引用時略有修改。

[27]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76.

[28]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網上互動百科的斯賓諾莎條目實際上譯自這一章。

[29] 三種知識的分類見Ethics, Second Part: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Mind, Prop. 40, p.388.

[30] Modern society. Modernity按日語譯為“近代化”而不是“現代化”比較合適。

[31] Ethics, Second Part: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Mind, Notice: 1, p.394.

[32] Emendatione.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4.

[33] Ethics, Fifth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or of Human Liberty, Prop. 42, p.463.

[34]羅素《西方哲學史》“ 第十章 斯賓諾莎”，[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http://www.xiexingcun.com/Academic/xfzxs/1060.htm

[35] Ethics, Fourth Part: Of Human Bondage or of the Strength of the Affacts, Prop. 67, p.444.

[36] Ethics, Second Part: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Mind, Prop. 40, p.388.

[37] Ethics, Fifth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or of Human Liberty, Prop. 25, p.458.

[38] 羅素武斷地宣稱：“任何可獲得的知識，必然是用科學的方法獲得的；而科學不能發現的東西，人類是不可能知道的。” [38] 羅素《宗教與科學》，徐奕春、林國夫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第130頁。

[39] Margaret Gullan-Whur, Within Reason: A Life of Spinoza. New York: St. Martint’ Press, 1998, p.308.

[40] 貌強 Maung Chan:“給斯賓諾莎的信”，2008年4月10日。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4/200804110129.shtml。

[41] 趙京“榮格對人類精神創始活動的分析”，2014年1月15日。

[42] 羅素《宗教與科學》，徐奕春、林國夫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第104頁。

[43] 克魯包特金著《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巴金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譯文全集》第10卷，第225-226頁。【克魯包特金在生命的最後歲月（1922年）目睹自己為之獻身的俄羅斯革命異化成布爾什維克一黨專制的紅色恐怖形態，企圖寫作《倫理學》來改善人的心靈。他當然已經不再相信上帝，但仍然以耶穌為人生最高境界，面對現實政治，發出“如果基督再生他必定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哀嘆。這對那些投身當代政治生活並為耶穌生活感動的人，都指明了實實在在的、不具任何虛幻神跡的個人解救之途。】（趙京“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再考”，2001年5月20日。）

[44]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Introduction, xliii.

[45] 趙京“門諾教派以及再洗禮派的和平主義神學政治”，2007年2月28日。【與甘地類似，與其說出於個人得救的動機，我更主要是懷着尋求社會解救的願望學習、研究基督教，我很幸運自己充滿着祝福完成了十一年的思想體驗。…我本人在日本留學期間因為參加聲援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民主運動遭到中國和日本當局的刁難，如果沒有門諾教會以及別的日本兄弟姐妹的支持，很可能被迫放棄學業儘早逃離日本。日本政府雖然在1989年巴黎的西方七國首腦聲明中也簽署宣言“保護中國留學生”，其文部省大臣在國會答辯中也聲稱“已經採取措施從獎學金和簽證方面支援中國留學生”，作為唯一被取消獎學金的中國政府派遣的留學生（至今北京方面拒絕提示理由），當我向所在的國立大阪大學當局尋求幫助時卻被告知：“誰不知道那些國際宣言和國會答辯都是謊言？我們沒有得到通知要幫助你這樣的情況!”。臭名昭著的出入國管理局因為我沒法提出由中國政府出具的獎學金和“人身擔保”，拒絕延長我的簽證。對於卑鄙的日本政府而言，任何沒有力量強制其執行的國際公約都是廢紙而已。這成為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一課。…校方準備以“無完成學業希望”為理由拒絕我繼續學習。…這時，門諾教會的木下老人作為我的“擔保人”帶着他的生意收入證明等材料陪我去出入國管理局。…這也是門諾教派幾百年的和平主義歷史上在日本傳教期間的一個普通情節。實際上，德國血統的教會牧師Friesen博士夫婦就是戰後由美國的門諾教派派往日本傳教的，他們後來幫助我們舉辦婚禮(日本和中國當局都拒絕為我們開具結婚證明，喪失基本的政府職能)，並逃到美國安頓下來。…以我的淺顯的基督教知識和體驗，與其耗費精力留在門諾教派中爭論“恢復”再洗禮派的反抗當政腐敗的傳統，留在基督教社會中尋找創義人的蔑視世俗權力的原始動力，我更認同在大學期間影響我人生的斯賓諾莎的自然神學政治觀。… 歷史上的再洗禮派在德意志農民戰爭的政治經濟條件下以個人內心宗教自由的旗幟點燃了那個黑暗時代的火炬，並以和平主義的信條影響、教育了國際政治的進程。】

[46]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 xx.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52.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80.

[47]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7. p.23-41. 基辛格作為最著名的國際政治論客，主要的功夫還是因為比他的同行們多懂得一點歷史、哲學，而不是連篇累贅重複的國際交際舞台。例如，這本新書的看點就是第一章講康德的世界和平的哲學基礎：國家出現以後，人類除了超巨大墳墓的太平結局之外，還有可能靠理性締結和平。

[48]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Introduction, xliv.

[49] Spinoza: Biographical Not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s and Spinoz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50] 我們的第一對祖先亞當和艾娃就擁有比動物高等的珍貴能力：思想的力量和反抗的願望。Michael Bakunin, God and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0, p.9.

[51] 以下引自《潘恩選集》，馬清槐等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

[52] 趙京，1994年2月10日。收入《國家形態與社會秩序》第一章，ISBN:978-0-557-03086-6，2008年12月出版。書名改為《自由社會秩序研究》第二版，2015年1月出版。

[53] 謝選駿“孟軻是罪魁禍首——中國人是怎樣忘記十倫的？”博訊2016年3月15。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6/03/201603151055.shtml#.VuhLL-IrKUl用中國古典支持了我的論點：《禮記·祭統》：“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甚至到了…南北朝，《梁書·武帝紀中》還有這樣的記載：“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十倫蛻化為五倫：五倫的統治，象徵着中國文明的平庸化甚至是靈魂墮落，從此，中國人眼裡只有人際關係，而沒有了天人關係。/所謂五倫，僅僅是五種人倫關係和言行準則。即古人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人倫關係。並用忠、孝、悌、忍、善為“五倫”關係準則。孟軻閹割了十倫，片面地強調五倫。 《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倫之間的親敬關係，正是親別序義信這五種，自然而然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規則，構成了整個中國世界的人世。因此，中國的五常人世里，是崇拜智的，最後導致了狡詐之智。…他就把高於“君臣”一倫的“鬼神”一倫去掉了。…就這樣變出了一個不倫不類的“人倫”、瓦解了中國人的宗教品質和傳統道德。那種傳統道德在《左傳》中還顯而易見，秦漢以後卻消匿無蹤了。...據孟軻的斷章取義，古代設立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這是為了論證其一旦“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就能實現天下太平的理想社會。漢朝以後那些嗜血成性的土匪軍閥皇帝，一直強調用五倫來處理人們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把自己擺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完全無視宗教信仰（鬼神之道）、地區自治（貴賤之等）、團隊精神（親疏之殺）、社會公平（爵賞之施）、政治開明（政事之均）、遵守紀律（上下之際），結果中國社會失去了先秦三代的活力。

[54] “指鹿為馬”一向是中國政治的常態，只有極個別遠離政治權力的良心替天行道。例如，【1960年7月26日下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着一名身着靛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着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着“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懷萬歲！”女子被抓後…口供筆錄如下：…沒有同夥，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飢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一九五六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社食堂，他們日子過得好，我就放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今年五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僱農，造的什麼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死三十幾口···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身的蓆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身，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遮下體呀，（嗚嗚嗚）···同志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我，槍斃打靶，也要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乾，只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乾，就當了我的面沒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餅乾，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離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兇手呀···我回到工廠，廣播裡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我什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兇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子就餓死三十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僱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附：劉桂陽，女，中國湖南衡陽縣人，中國共青團團員。祖宗三代貧僱農。…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入獄五年。】來源：田問，縱覽中國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8515 .

[55] 趙京“榮格對人類精神創始活動的分析”，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