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会秩序中的自然神祇[1]与个人原耻

对于斯宾诺莎最重要的著作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用几何规范证明伦理学》，简称《伦理学》[2]，在方法论上，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的介绍比较典型：“《伦理学》仿照欧几里得的体裁，有定义、公理、定理；公理后面的一切都按理由演绎论证作了严格的证明。这使得这本书很难读。现在的研究者不会设想他决意要确立的这些东西有严格的‘证明’，也就对证明的细节感到不耐烦，事实上这些细节也不值得掌握。读一读各命题的叙述，再研究一下评注就够了，评注中含有《伦理学》的不少精萃。”[3]这反映了斯宾诺莎著作的难懂特色。另外，在内容上，正如在《神学政治论》[4]中，斯宾诺莎知道“托名宗教所怀的成见是如何根深蒂固”，“所以，大众或与大众脾气相投的人请不要读我的书”[5]，流露出他的先知性格[6]。不过，罗素的介绍也多少反映了他的偏见[7]。早年成名的罗素没有继续沿着数学和哲学的道路深入下去[8]，而选择了容易成名成家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职业[9]。

斯宾诺莎15岁时，发生了一起影响他终身的事件：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区的年青人Uriel Acosta因为挑战灵魂不灭被革除教门，受辱自杀[10]。几年后，相同的命运降临在斯宾诺莎的头上，“以天使的指示和圣人们的命令，经上帝和所有圣徒的同意，我们革除、驱逐、诅咒和谴责斯宾诺莎。…诅咒他…；诅咒他…；诅咒他…。…我们命令谁也不能与他交往：不能与他通讯，不能给他提供好处，不能与他同在一个房檐下，不能靠近他4腕尺以内，不能读他作成或写成的任何文章”[11]，早已准备好的斯宾诺莎泰然处之，因为被逐出一个狭隘的群体，正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最直接入口[12]！他也拒绝/谢绝了遗产而宁愿自食其力，最终靠磨透镜为生。因为体力劳动/手工活（例如耶稣的木工职业，保罗的鞋匠收入）同时也是也是德行的实践，正如希伯来智者Gamaliel所说：“每一个有知识的人如果不从事一门手艺就会最终变成无赖”[13]。写到这里，不由得随便提及：这也是自由社会主义崇尚体力劳动、提倡脑力劳动是社会生活和经济收入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原则[14]，以此可以理解后来的印刷工思想家蒲鲁东如何鄙视没有任何手艺的马克思[15]。《伦理学》的结尾道出了思想家生涯的艰辛：“我所指出的达成这种结果的道路，即使看起来万分艰难，然而总是可以发现的道路。既然这条道路很少为人找到，它确实艰难无疑。假若拯救之事近在手边，不费许多劳力可以求得，如何会几乎被所有人等闲忽略？不过一切高贵的事都是既希有同样也是艰难的。”[16]这里，斯宾诺莎也提到“拯救”，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思想不会随身体完全消失，留下的部分就是永存的”[17]。（象斯宾诺莎那样）人如果留下了永存的思想，就获得拯救了。

正如耶稣继承了犹太教（《旧约》）精髓一样，斯宾诺莎的上帝/自然概念也可以从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伊斯兰文明顶峰时代Ibn Ezra (1089–1164), Moses Maimonides (1135-1204), Hasdai Crescas (1370-1430）, Levi ben Gerson (1288–1344)等希伯来的“异端”学者对《旧约》部分内容的隐喻性注释和抛弃、上帝与宇宙的统一关系、个体能否永生的疑问等得到启发[18] 。“对我而言，我没有从《圣经》学到上帝的永恒属性，也不可能学到什么”。[19]斯宾诺莎认为《圣经》里上帝的话只是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仅此而已[20]。斯宾诺莎承认自己并不完全知道《旧约》中预言是否都来自上帝[21]，但这并不重要。“上帝的真实定义由这个事实很清楚：我们把上帝理解为一个无比完全/完美和绝对无限的存在a Being supremely perfect and absolutely infinite”[22]。“我确认只有一种东西Being，它的存在属于自身的性质，只有它具有自身的所有完全性。这就是我讲的上帝”[23]。“我们不能imagine想像上帝的样子，但我们确实可以conceive感知上帝的存在”[24]。“上帝，或包含无限属性的物质，必定存在。它的每一个属性表现出永恒和无限的本质。”[25]这里引用斯宾诺莎看起来重复的关于上帝论述，因为它是《伦理学》的出发点，不重复十几遍很难理解斯宾诺莎的体系展开，而一旦理解了他的上帝的概念，下面的阅读就相对容易了。让我再引用一些：“摩西的上帝和宇宙同一的观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克雷斯卡斯也相信，物质的宇宙就是上帝的形体。阿维罗伊认为永恒不具有人格。…斯宾诺莎读书越多，想的越多，他单纯的确信就变成了越来越多的疑惑。//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去阅读基督教的思想家们关于上帝和人类命运的著作。”“尼采说：最后一个基督徒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可他忘记了斯宾诺莎!”“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即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而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斯宾诺莎的上帝不仅仅包括了物质世界，还包括了精神世界。他认为人的智慧是上帝智慧的组成部分。斯宾诺莎还认为上帝是每件事的‘内在因’，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所以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性；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拥有完全自由的，而人虽可以试图去除外在的束缚，却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能够将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愈容易与上帝合为一体。” [26]这些都呼应了古时中东的Omar所说：“绝不要把唯一者说成二”，以及古代印度诗人的吟唱：“认识你自己和自我同一的整体灵魂，放弃把部分与整体分离的梦想吧！”[27]

“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28]如果说，未开化时代的人类必须用靠先知们用情感、符号、想象、比喻、无秩序的认识、模糊的经验等“第一种知识”来动员/操纵/开化的话，斯宾诺莎要用“第二种知识”理性[29]使人认识神，进而产生对神的理智爱以重建社会秩序，把人类引入近代社会[30]。惟有理性能够使人认识万物的本质，摆脱受奴役的态度。因为一切皆来源于神，我们通达至善而成为自由人的惟一途径就是对神的认识：“心灵的最高的善是对神的认识，心灵的最高德性是认识神”。“最大的快乐和祝福只在于理解神，通过对神的理解我们被引导只靠爱和虔诚去做事”[31]。“至善…是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结合的知识。…心灵越理解自然的规律，就越能把自己从无用之物中解放出来”[32]。至善就是至真，通过对神的认识而达到人心与自然、实体或神的一致，也达到了自由，知识就是德行。自由就是出于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行动和生活。当他由理性所指导，认识了自己的本性之必然性，从而主动地生活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自由人。“祝福不是对德行的报酬，而是德行本身。我们并不是因为限制自己的欲望而享受祝福的快乐；相反，因为享受祝福，我们才能够限制欲望”[33]。“贤达者，只要他被认为是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他却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知自身、知神、知物，决不停止存在，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恬然自足。”[34]

孔子的《论语》可以看成是东方生活理性的集大成，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与斯宾诺莎曰“自由人最少想到死；所以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关于生的沉思。”[35]同理。不过，斯宾诺莎更推崇第三种intuitive science直观知识：“是从对于神的某些属性的正确观念而达到对于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36]，是对宇宙秩序的直接感知。“精神的最高努力和最高德行是用第三种知识理解事物”[37]。这种直观的方法，其实与佛教所说的“顿悟”等相通，不能因为自己不会（像罗素那样）就轻浮地抛弃了[38]。相反，诗人歌德却立即领会了斯宾诺莎：“我没有通读这个伟人的著作，在我的脑子里也没有他的思想的整体结构。…但当我读他的时候，我感到我理解了他。我是指他连贯地出现在我的脑海，所以极大地帮助我发展自己的思考和行动”[39]。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这种难于用理性/科学直接获得的直观感悟的结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个缅甸华族很典型地感悟道：“我每次经过，总要在您的石像前默默呆立，在鸟雀唧唧声中，追思您的生平，回味您的哲理，迷迷糊糊，似懂非懂。…能与您这‘自由人’平起平坐的中国古人，应该是‘逍遥仙’庄子。庄子追求无待、无累、无患，宁于祸福、虚于恬淡，循天之理、谨于去就……证实了‘至德者合于天德’的生活。…人的最大快乐是获得至善，而获得至善就意味着人的心灵与真实自然获得完全的一致。”[40]

对于斯宾诺莎的上帝与东方自然神祇的比较，几百年后，在东方哲学中得到启发的心理学医生荣格提示了一种精神分析的新途径，这里简要引用我的相关评述[41]。【荣格理论的更大贡献是对那些摆脱/超越了自身所处的集体意识的制约的人类精神创始活动（佛陀、老子、苏格拉底、耶稣等）的心理分析。//荣格相信所有的存在/事物都有一个终极统一,那些看起来互相冲突的思想也不例外。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格的发展不仅只是对于孵化出鬼怪或孤立的恐怖，更是fidelity to the law of one’s own being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法则的忠诚/信仰/良知”。…“只有自觉地同意内心呼唤的力量的人才发展出人格。…他自愿地为使命而牺牲，自觉地把它转化成在无意识群体生活中只能导致他毁灭的个体现实”。…荣格特别举出耶稣的例子：“征服世界的凯撒主义被转换成精神天子，罗马帝国被转换成现实中不存在的上帝的普遍王国。…向人类指出强权之下没有友爱、友爱之乡不在乎强权的古老真理。…因为它是唯一的有意义的生活的心理类型、因为这个生活绝对地、无条件地为了自身的独特法令努力达成个体的实现，这个太独特的生活变成一个神圣的象征”。自然地，荣格在古代中国的哲学里找到了代表：“沉静在道中就意味着完成、完整、达到了目的、完成了使命；意味着先天地存在于所有事物中的意义的开端、结局、完美实现。人格就是道”。中国人两千年以来崇尚的替天行道就是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它们使人成为人。】

这么多世纪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变迁，要想从斯宾诺莎那里进步，需要进一步发挥在我们当今追求的自由社会秩序里个体与自然神祇的关系。让我们再次回到通才罗素，他引用J.S.霍尔丹的泛神论进化说:“个性不仅是个人的。我们正是根据这一事实承认上帝的存在—上帝不仅作为一个存在物出现在我们之外，而且还作为诸个性中的个性出现在我们之中和我们周围。”“我们只有在我们自身中，即在我们关于真理、正义、善和美的积极的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与他人的交谊中，才能发现上帝的启示。”上帝是“唯一的实在”、是“永生的，而且我们之中的那些真实的东西将继续保留在他的存在之中。”[42]这是比较准确的，几乎同时代的克鲁包特金借用约德尔的《伦理学史》，一方面指出斯宾诺莎“首要的还是必须把个人的、独立的、自决的理性的权利重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斯宾诺莎有意把他的伦理学建立在利己主义上面，他完全不考虑人的社会倾向。…在他眼里，社会联合是次要的东西，他把自我完善的人格的自给自足性置于共同工作与社会性观念之上。…约德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的遗漏是一个重大的遗漏”[43]。这个指责显得略为轻率。

斯宾诺莎并不是隐士，除了通信和接受来访（包括莱布尼茨），他的日常生活环境（房东等）就是在门诺教派的一个分支社团Collegia中，那里没有神职人员但教友们自由地参与祈祷和宗教讨论[44]。我不由得回想起在当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日子里，自己幸运地被中日两大国家权力“革除国门”而接受门诺教派的洗礼的经历[45]。

斯宾诺莎关心政治现实，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为朋友政治家de Witt兄弟的被害痛不欲生，他最后着手的写作就是Political Treaties政治论，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但他在《神学政治论》等书中已经指出：“国家的目的，…是引导人们靠自由理性生活并实行自由理性。…国家真正的目的是自由”[46]。斯宾诺莎所讲的国家，是指超越犹太人集团（教会）功能的自由社会，因为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刚开始在同时代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 1948）形成，而近代国家的理论刚由霍布斯三年之后提出（《列维坦》），至少要等到经历过“七年战争”、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康德才逐步成熟[47]。但斯宾诺莎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例如，如果国家停止履行理性的功能，“每一个人都自动有权解除他（与国家）的契约”，斯宾诺莎特别强调最重要的人权:言论自由（《神学政治论》结论）[48]。“除非国家的和平与虔诚被摧毁，哲学思考和言论自由不可被剥夺”[49]。更进一步，既然有了自由思想，当然也要有行动（包括反抗、革命）的权利，这需要在后来洛克的《政府论》或巴枯宁的《上帝与国家》等展开[50]。当然，斯宾诺莎最著名的门徒是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愿望转化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为新型的国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命名、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指导者之一的潘恩。《美国独立宣言》的开首宣告“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实现了斯宾诺莎的理想。此外，潘恩又特意写出《理性时代—对于真假神学的探讨》（1794年1月写于巴黎卢森堡监狱）[51]，以自然神论更彻底发挥斯宾诺莎对《圣经》的研究和批判，如：“我相信一个上帝”（348页），“人唯有依靠运用理性，才能发现上帝”（373页），“自然神教没有骗人的可能，而是教导我们一切必要的和理应知道的东西。创造就是自然神教徒的圣经。…只有愚人、而不是哲学家，或谨慎的人，会生活在好像没有上帝的世界上”（507页）。

相对于基督教社会规范里上帝之下的个人sin（中译原罪）的概念，在自由社会秩序里，没有认识自然神祇、没有摆脱社会制约/奴役的普通个体都有social sin/shame。我最早在“国家形态的雏形—古希腊城邦共和制”[52]中谈到“每个人一出生下来甚至在基因遗传上就打上了各种社会组织特性”，在注解里提出这个概念：【这就是“社会之罪”即个人“生之罪”概念的产生形式。任何人，不管以什么形式生存（道德、信仰、教育、职业等等），只要其选择生命（或被赋予生命而成长）就负有此“原罪”。】我一直没有深入思考这个概念，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文里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表达，中国的伦理观念习惯上用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来概括，其中“廉”指坦荡无私、清正洁白、安贫乐福、奉公守法等，“耻”是“廉”的反义词，“廉耻”连用，表示个人的伦理观念[53]。由此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对规范，没有作为个体的独立人格对绝对至上宇宙/上帝/神祇的敬畏/服从关系，所以中国的社会关系很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操纵成上下等级制度，绝少有人敢“犯上”，没有形成基本人权的观念的独立人格的社会条件[54]。这种个人/神祇关系不涉及罪恶过失，更近于斯宾诺莎所指的“来源于无知”的羞耻之感，所以称为“原耻”比较合适。不用强调的是：与“原罪”类似，原耻把每一个人都放在自然神祇/普天之下的平等人格地位，奠定了自由社会秩序的基础，正是蒲鲁东所谓“自由乃秩序之母”的精髓。对比儒教，子曰“四十而不惑”应该是指多少看透了人际关系，十年以后更上一层楼，“五十而知天命”才感悟到对天/神的敬畏，认识也就脱离了原耻，“朝闻道，夕死可矣！”。

原耻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个成人就具有成熟的原耻，就应该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认识神祇、回报社会，脱离原耻。除了斯宾诺莎那样的哲学研究和圣贤生活外，那些服从内心的良知召唤，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普通人，也完成了人生的目的。例如，我们为那些含冤遇难的人物的呼吁，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自身不愿生活在非人道、不文明的状态下；而我们为人权、人道事业的抗争，就把个人的有限生命连接到无限的人类/自然运命上，以此获得永生。在自由社会秩序里，每一个正常人都有能力直接连接、认识、感应自然神祇，普天之下每个人的德行、知识、自由、祝福和拯救其实是一回事。让我再次引用荣格的智慧结尾：

【很自然地，从个人的神圣权利、价值出发，荣格把近代以来集权力、权威为一体的国家比喻为奴隶形态，在此不必深究，因为安那祺主义早就有更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其实，荣格从心理分析提炼出来的服从内心良知召唤的使命，并不局限于历史上实际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少数个人，更存在于民众的普通生活之中。除了那些因为后来的社会发展而成名的历史人物外，还有更多的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谱写着人类文明的赞歌。例如巴黎公社妇女的英勇牺牲、西班牙民众为挽救共和的自发战斗、自投法网的芝加哥安那祺主义殉难者、奋不顾身教训资本阶层的伯克曼、只身挡坦克的天安门无名英雄，等等，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上，体现出召唤改进社会制度的使命，以他们的牺牲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荣格的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宗教、国家等既成规范的本质，也指出从个人内心良心克服外部权威之道，…既然作为人人有幸生来具有倾听神明的能力，人生的问题就成为：当你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时，你服从内心的良知召唤还是外部的权威/诱惑/功利？】[55]

[2015年3月7日第一稿，2016年3月15日]

[1] 我要预先承认自己的中文知识有限，有一些来源于西方的概念很难找到合适的中文对应。“神”原意指天神，“祇”原意指地神，“神祇shenqi”泛指自然神，也叫“神明”Deity、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造物主，与本文中（斯宾诺莎的）“上帝/神”同意。从“替天行道”这样的中文成语中，也可以用“天道”来代表符合自然神的社会秩序与规范。另外，西语中God神为男/阳性，Nature自然为女/阴性，用中性的自然神，除了提倡环境保护意识，也有利于男女平等。

[2] “斯宾诺莎的工作，主要分为三类：自然科学研究（《笛卡尔哲学的原理》等）、认识论哲学（《知性改进论》、《伦理学》的一部分）以及宗教、伦理学（《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的一部分、未完成的《政治论》）。第一类工作于今天价值不大，第二类工作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只有第三类工作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关于人类生活的一些永恒命题的思想贡献。”赵京“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再考”，2001年5月20日。

[3]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isophy, Book Three：Mordern Philisophy, Chapter X：Spinoz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Tenth Pritning, 1945. p.572.

[4]《神学政治论》由三部分组成：一、如何对待、接受《圣经》，二、《圣经》旧约的研究，三、政治评论。第三部分引伸出来的关于政·教分离、思想自由的观点，已广为普及，无需赘述。

[5]此书1670年以拉丁文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出版。中译读本根据1883年的Elwes英译版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转译，译者温锡增，1982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版发行。第17页。

[6] “因为《圣经》专门为普通人服务，所以它不断按人的喜好讲话，而人却不会理解高难事物”。Letter XIX, Spinoza to van Blyenbergh.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nerr’s Sons, 1930. p.422. 以下引用同书。

[7] 例如，以下的评论很中肯：“Yet Russell, while finding Spinoza worthy of praise, and invariably referring with accuracy to the specifics of his doctrine, added little to twentieth-century understanding of it.” Margaret Gullan-Whur, Within Reason: A Life of Spinoza. New York: St. Martint’ Press, 1998, p.310.

[8] 例如，他的自传里收入的牛津大学Merton学院的Bradley于1910年4月20日致罗素信，对他研究哲学时不得不长期忍受“非人的inhuman”和“受折磨的trying”孤单表示理解。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 1967. p.326.罗素把精力放到琐碎的大众性自传写作上，当然是因为出版商有利可图，但也可以想象他的写作都缺乏深思和研究。

[9] 当然，这里无意否定罗素的贡献。他可能是最后的通才和上个世纪影响中国知识界的最有名的人物。他的《西方哲学史》在八十年代引导我对哲学的兴趣，他的“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不可忍受的怜悯，这三种简单却压倒一切的强烈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自传开首）的格言令人向往，他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教徒？”命题也潜意识地影响我的选择（我为什么1992年在日本要接受洗礼？为什么2003年在美国又不再是基督教徒？）。

[10]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1.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40-141. 互动百科的斯宾诺莎条目的内容来自这一章，略微修改后的译文包括：“在西班牙的摩尔人被斐迪南德于1492年占领格林纳达后，离开伊比利亚半岛。斐迪南德下令驱赶异教徒，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又开始了一次从圣殿被毁灭以来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人在宗教宽容的荷兰找到了居所，其中有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家庭，主人叫 埃.斯宾诺莎 。 /1598年，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起了第一个犹太教堂。75年后，他们又建立了欧洲最宏伟的教堂。当时他们的基督教邻居还在帮助他们。乌列.阿科斯塔 ，一个满腔热情的小伙子，受文艺复兴时期怀疑一切的影响，写了一篇论文，猛烈攻击来世的信仰。这并不一定违背古老的犹太教义，但犹太教会却强迫他当众否定自己的观点，以免引起当地基督教会的反感。悔过的方式是要求这位高傲的年轻人横卧在犹太教堂门口，让集会的教众依次从他身上跨过。乌列回家写了封谴责他的迫害者的遗书，然后举枪自杀了。”

[11] Margaret Gullan-Whur, Within Reason: A Life of Spinoza. New York: St. Martint’ Press, 1998, p.71.

[12] 耶稣、保罗，以及后来的马克思、爱因斯坦，今天的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都是这种non-Jewish Jew脱离了犹太本性的犹太人。

[13]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48.

[14] 当今世界，只有刚卸任的出身农家的乌拉圭总统穆希卡脑力工作之余还在整理菜园。在2009年被推出参选总统时，他婉拒说“要我当总统简直就和教猪吹口哨一样困难”。对于自己被称为“全球最穷总统”，他回应“我不穷，说我穷的人才是真穷。…俭朴却使我觉得非常富足。” 他的妻子是庇护过斯宾诺莎的门诺教派的教徒。

[15]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40/index.htm ）收入亨利希·马克思（父）致卡尔·马克思的一些信件，说明了儿子的性格为人。“这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虽然你有某些优良品质，但是你内心是自私的。”（1835年11月8日）“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我相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伤你的心，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1836年3月19日) “难道决斗也与哲学密切有关吗？要知道这是对舆论的迁就，甚至是对它的恐惧。而那是谁的舆论呢？决不总是正经人的，可你还是！！！…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 …你对我没有履行你自己的诺言——你是记得自己的诺言的”  (1836年5—6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低下人品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需要另一文专论。

[16]罗素《西方哲学史》“ 第十章 斯宾诺莎”，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一段译文不一定达雅，但更广为人知。http://www.xiexingcun.com/Academic/xfzxs/1060.htm

[17] Ethics (tran. W. H. White), Fifth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or of Human Liberty, Prop. 23, p.458.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s and Spinoz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以下引用Ethics同书。

[18]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42.

[19] Letter XXI, Spinoza to van Blyenbergh.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33. 在所有他的写作中，斯宾诺莎对van Blyenbergh的几封信是最动感情的，因为原来是学生的van Blyenbergh后来特别因为斯宾诺莎对耶稣的非神见解，站在天主教一端咒骂斯宾诺莎。

[20]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 xiv.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7.

[21]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 i.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6.

[22] Letter II, Spinoza to Oldenburg.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04.

[23] Letter XXXV, Spinoza to John Hudde.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46.

[24] Letter LVI, Spinoza to Hugo Boxel.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p.456.

[25] Ethics, First Part: Of God, Prop. 11, p.358.

[26]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网上互动百科的斯宾诺莎条目实际上译自这一章，我引用时略有修改。

[27]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76.

[28]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网上互动百科的斯宾诺莎条目实际上译自这一章。

[29] 三种知识的分类见Ethics, Second Part: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Mind, Prop. 40, p.388.

[30] Modern society. Modernity按日语译为“近代化”而不是“现代化”比较合适。

[31] Ethics, Second Part: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Mind, Notice: 1, p.394.

[32] Emendatione.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24.

[33] Ethics, Fifth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or of Human Liberty, Prop. 42, p.463.

[34]罗素《西方哲学史》“ 第十章 斯宾诺莎”，[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http://www.xiexingcun.com/Academic/xfzxs/1060.htm

[35] Ethics, Fourth Part: Of Human Bondage or of the Strength of the Affacts, Prop. 67, p.444.

[36] Ethics, Second Part: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Mind, Prop. 40, p.388.

[37] Ethics, Fifth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or of Human Liberty, Prop. 25, p.458.

[38] 罗素武断地宣称：“任何可获得的知识，必然是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的；而科学不能发现的东西，人类是不可能知道的。” [38] 罗素《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130页。

[39] Margaret Gullan-Whur, Within Reason: A Life of Spinoza. New York: St. Martint’ Press, 1998, p.308.

[40] 貌强 Maung Chan:“给斯宾诺莎的信”，2008年4月10日。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4/200804110129.shtml。

[41] 赵京“荣格对人类精神创始活动的分析”，2014年1月15日。

[42] 罗素《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104页。

[43] 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25-226页。【克鲁包特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1922年）目睹自己为之献身的俄罗斯革命异化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红色恐怖形态，企图写作《伦理学》来改善人的心灵。他当然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但仍然以耶稣为人生最高境界，面对现实政治，发出“如果基督再生他必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哀叹。这对那些投身当代政治生活并为耶稣生活感动的人，都指明了实实在在的、不具任何虚幻神迹的个人解救之途。】（赵京“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再考”，2001年5月20日。）

[44]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Introduction, xliii.

[45] 赵京“门诺教派以及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神学政治”，2007年2月28日。【与甘地类似，与其说出于个人得救的动机，我更主要是怀着寻求社会解救的愿望学习、研究基督教，我很幸运自己充满着祝福完成了十一年的思想体验。…我本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参加声援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中国和日本当局的刁难，如果没有门诺教会以及别的日本兄弟姐妹的支持，很可能被迫放弃学业尽早逃离日本。日本政府虽然在1989年巴黎的西方七国首脑声明中也签署宣言“保护中国留学生”，其文部省大臣在国会答辩中也声称“已经采取措施从奖学金和签证方面支援中国留学生”，作为唯一被取消奖学金的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至今北京方面拒绝提示理由），当我向所在的国立大阪大学当局寻求帮助时却被告知：“谁不知道那些国际宣言和国会答辩都是谎言？我们没有得到通知要帮助你这样的情况!”。臭名昭著的出入国管理局因为我没法提出由中国政府出具的奖学金和“人身担保”，拒绝延长我的签证。对于卑鄙的日本政府而言，任何没有力量强制其执行的国际公约都是废纸而已。这成为我研究国际政治的第一课。…校方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希望”为理由拒绝我继续学习。…这时，门诺教会的木下老人作为我的“担保人”带着他的生意收入证明等材料陪我去出入国管理局。…这也是门诺教派几百年的和平主义历史上在日本传教期间的一个普通情节。实际上，德国血统的教会牧师Friesen博士夫妇就是战后由美国的门诺教派派往日本传教的，他们后来帮助我们举办婚礼(日本和中国当局都拒绝为我们开具结婚证明，丧失基本的政府职能)，并逃到美国安顿下来。…以我的浅显的基督教知识和体验，与其耗费精力留在门诺教派中争论“恢复”再洗礼派的反抗当政腐败的传统，留在基督教社会中寻找创义人的蔑视世俗权力的原始动力，我更认同在大学期间影响我人生的斯宾诺莎的自然神学政治观。… 历史上的再洗礼派在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以个人内心宗教自由的旗帜点燃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火炬，并以和平主义的信条影响、教育了国际政治的进程。】

[46]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 xx. Cited from Will &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New York: MJF Books, 1991. Chapter XXII. Spinoza, p.652. Will Durant, The S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 1962. Chapter 4：Spinoza, p.180.

[47]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7. p.23-41. 基辛格作为最著名的国际政治论客，主要的功夫还是因为比他的同行们多懂得一点历史、哲学，而不是连篇累赘重复的国际交际舞台。例如，这本新书的看点就是第一章讲康德的世界和平的哲学基础：国家出现以后，人类除了超巨大坟墓的太平结局之外，还有可能靠理性缔结和平。

[48] John Wild, ed. Spinoza Selections. Introduction, xliv.

[49] Spinoza: Biographical Not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s and Spinoz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50] 我们的第一对祖先亚当和艾娃就拥有比动物高等的珍贵能力：思想的力量和反抗的愿望。Michael Bakunin, God and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0, p.9.

[51] 以下引自《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

[52] 赵京，1994年2月10日。收入《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第一章，ISBN:978-0-557-03086-6，2008年12月出版。书名改为《自由社会秩序研究》第二版，2015年1月出版。

[53] 谢选骏“孟轲是罪魁祸首——中国人是怎样忘记十伦的？”博讯2016年3月15。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6/03/201603151055.shtml#.VuhLL-IrKUl用中国古典支持了我的论点：《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甚至到了…南北朝，《梁书·武帝纪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十伦蜕化为五伦：五伦的统治，象征着中国文明的平庸化甚至是灵魂堕落，从此，中国人眼里只有人际关系，而没有了天人关系。/所谓五伦，仅仅是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并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轲阉割了十伦，片面地强调五伦。 《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伦之间的亲敬关系，正是亲别序义信这五种，自然而然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则，构成了整个中国世界的人世。因此，中国的五常人世里，是崇拜智的，最后导致了狡诈之智。…他就把高于“君臣”一伦的“鬼神”一伦去掉了。…就这样变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伦”、瓦解了中国人的宗教品质和传统道德。那种传统道德在《左传》中还显而易见，秦汉以后却消匿无踪了。...据孟轲的断章取义，古代设立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这是为了论证其一旦“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就能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汉朝以后那些嗜血成性的土匪军阀皇帝，一直强调用五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完全无视宗教信仰（鬼神之道）、地区自治（贵贱之等）、团队精神（亲疏之杀）、社会公平（爵赏之施）、政治开明（政事之均）、遵守纪律（上下之际），结果中国社会失去了先秦三代的活力。

[54] “指鹿为马”一向是中国政治的常态，只有极个别远离政治权力的良心替天行道。例如，【1960年7月26日下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靛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女子被抓后…口供笔录如下：…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一九五六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社食堂，他们日子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五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身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身，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离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附：刘桂阳，女，中国湖南衡阳县人，中国共青团团员。祖宗三代贫雇农。…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入狱五年。】来源：田问，纵览中国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8515 .

[55] 赵京“荣格对人类精神创始活动的分析”，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