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9年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奋起抗争一党专制并遭到卑鄙的镇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倒退与反动。在几乎所有的政权稳定的国度里，无论是华盛顿、北京，还是东京、平壤，民众的政治、经济权利都遭到统治集团的进一步剥夺。这个历史性复辟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活在发达工业国度的民众被其统治集团蒙骗与操纵，没有配合在一党专制下抗争的中国、苏联等民众、使得我们原初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遍斗争在国内被镇压或在西方被收买成为一小撮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效劳的政治人物的工具。

我们没有必要顾及那些背弃了自国民众寄人篱下的叛逃者们的灵魂出卖，因为他们毕竟对社会伤害不大。但是，那些靠民众力量爬上政权的“精英”，当政时面对的只是“国际社会”（即西方社会、或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支援”（或压力）、缺乏西方社会民众的声援，只能扮演买办的角色。尽管他们迟早会被民众抛弃，但已经出卖或瓦解了祖国，为害深重。米诺舍维奇企图以民族主义逃脱此命运，招来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军事轰炸，他本人也被囚捕。

每年一度的西方发达七国首脑会议本来只是一个不具政治色彩的“富人俱乐部”，但因天安门事件立即转换为世界“民主主义”的政治宣言立法者。1989年东道主密特朗宣判北京专制政权没有未来，西方的广大民众都以为这七国的制度才是人类未来的唯一选择。在中国受到制裁、苏联瓦解与联合国机能瘫痪的过去12年里，七国首脑（加上后来的欧盟与俄罗斯首脑）会议迅速转变成决定全球命运的、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世界买办“政府”。它的主要效劳顾客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集团。

2000年在冲绳召开的八国首脑只遭到轻微的抗议，因为在美国军事占领和日本政治、经济支配下的冲绳民众被迫招待直接决定他们命运的强权。面对2001年7月聚集到热诺亚Genoa的20万欧洲民众，八国首脑以及主流媒介把他们描绘成“暴乱的无政府主义者”与“请求免除第三世界债务的天主教徒”，表明这些世界支配者们只准备两种答复：开枪镇压或“开恩施与”。实际上，欧洲民众的如此大规模的、明确宣示的政治示威，主要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扩张已经威胁到他们自身直接的生活利益了。

天安门的示威显出中国民众对于自身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追求，热诺亚的抗争意义在于西方发达国度的民众正面地以直接行动拒绝各国买办统治集团对人类前途的威胁。这对于中国等追求民主化斗争的民众提供了一个新的鼓励方向，可以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像过去那样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轻易地利用。

在经历中国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江泽民集团公开宣称“三个代表”（要点是“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即西方跨国公司利益）、公开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等一系列有关国家本质的转变后，北京的执政者梦想挤身成为“九国首脑”之一员的愿望也流露出来。日本等欢迎中国加入以便“教育”中国不至于与西方公开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有时有二流的英语词句、概念（如“绊脚石”、trouble makers形容李登辉），有时用一流的日语直接与日本外相谈判、丧失立场（如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用词不妥被日本政界利用），深怕西方强权以为北京当局不理解西方、发生误会。

可以期望，西方国家民众的抗争会越来越持久、扩展，中国民众抗争的政治方向也会更加成熟，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各国的统治集团，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带来希望。

[赵京，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