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an Gomez Casas从小随父辈参加工会活动，15岁时赶上了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民众奋起粉碎叛乱、拯救共和的斗争。内战失败后，他继续坚持地下/流亡抵抗运动，1947年被佛朗哥军事法庭判处30年徒刑，在监狱大学里（实际坐牢15年）对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历史痛切反省。佛朗哥死后，Casas两度担任西班牙全国劳工同盟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的书记，由他来介绍、评论西班牙安那祺自由运动的历史是很恰当的，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更有广泛的政治理论价值。这本关于伊比利亚安那祺主义者联盟Anarchist
Federation of Iberia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FAI)历史的论著被译为英文后，成为西班牙语世界以外唯一了解、思考、反省FAI经验教训的较完整记录，在安那祺主义运动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不可多得。
外界习惯把CNT-FAI看成一体，因为它们都信奉安那祺主义（附图的游行和征兵相片上的旗帜都把两者写在一起）。1910年成立的CNT作为工会团体，在内战高潮期间达到一百五十万成员规模；FAI作为意识形态团体，从1927年成立到1939年解体，成员为五千到三万之间。其间，它们的一些更激进的青年成员（包括此书作者Casas），也作为单独的Libertarian
Youth（自由青年）组织活动。CNT与FAI的关系虽然错中交织，但在1933年1月的罢工失败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明白：CNT组织了全国罢工，但在紧急时刻，最关键的部门-铁路工人-没有行动起来。怎么办？以Ascaso、Durruti杜鲁底、Garcia Oliver为中心的FAI活动人士，果断地以FAI的名义承担起罢工失败的责任，挽救了CNT内部的分裂，减轻了当局对CNT的大规模镇压。1936年5月，FAI解释道：“我们没有计划罢工，我们支持CNT计划的罢工。当我们看到CNT撤销自己的计划时，我们没有抗议。我们理解工人组织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出现反复，但这种反复不是出卖。”（136-137页）。实际上，FAI还没有成立前，以杜鲁底为首的安那祺主义小组在1922年4月就采取过同样的战术组织CNT罢工：如果失败，就由安那祺主义者承担责任。罢工胜利后，宪法得以恢复，CNT名声大振（63页）。
我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已经介绍、引用了此书第一章的内容，总结道：“西班牙社会主义在经历屡次政府镇压后反而发展壮大，...才真正体现了国际的精神，是国际的真正传人。”1910年10月31日-11月1日成立的CNT除了在精神和成员来源继承国际，也受到自由近代学校创始人Francisco
Ferrer的殉难悲剧和法国的工联主义的影响。虽然安那祺主义和工联主义都来源于法国，但两者在法国是分离的，正是CNT的实践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到一年就发展到3万成员（51页），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代表了（第一）国际的精神，提供了不同于第二（社会民主党）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方向。
肤浅的作者容易把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突出贡献和影响与西班牙的（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低级文化程度联系起来，那些响应安那祺主义理想揭竿而起的安达卢西亚文盲山民就是典型的例子。但Victor
Manuel Arbela的研究表明：1869年-1923年期间，安那祺主义者在西班牙出版了103种报刊（15页），说明这是文化宣传的效果。而且，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们在理论上也充分争论过指导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党或共产党领袖们）能够创造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悟）指引革命、改变社会，为什么不能把（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经济规律也改造一下（89页）？一个全能的先锋队指导下的盲从大众建立的秩序决不是安那祺主义的基于个人自由联合起来的社会federalism（90页）。
1926年，流亡在巴黎的俄国安那祺主义者们（包括马赫诺、阿西诺夫）基于俄国革命被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取代的教训，发表了引起广泛争议的“安那祺主义者总同盟纲要”Platform of the
General Union of Anarchists，其中倡议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执行机构”（政治局），要求安那祺主义者个人担负“集体责任”。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们已经拒绝了类似的“危险、含糊”提议（104页），因为它们违背了自发、自由的基本原则。实践高于理论，不可能为未来制定完全的规划。普鲁东说得对：思想来源于行动，又必须回到行动中去（159页）。他们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先知先觉”，拒绝了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带来的无尽变种弊端（从斯大林体制到金氏三代王朝）。
经历多年的理论和实践，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流亡在法国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组织1927年7月25日终于在瓦伦西亚举行了历史性的FAI成立会议。除了确认安那祺主义的路线纲领外，最令人感动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们对葡萄牙代表同志们的情谊：实际负责组织事务的加泰罗尼亚代表团建议由葡萄牙同志们组成第一届秘书处以显示伊比利亚半岛的安那祺主义团结。“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葡萄牙同志们，会场一片寂静。葡萄牙的同志们感动得眼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们指出秘书处应该设在会员多的地区”（115页）。在才是国际的真正精神！秘书处不是政治局，没有指挥大众的权力。
FAI成立后，总是与CNT全国大会同时举行自己的大会，CNT-FAI的用法也被人们自然地接受（121页）。为什么没有人接受“FAI夺取了CNT领导权”这种奇怪的说法呢？因为CNT本身“没有中央权力可以夺取。CNT彻底分权，所有决议和政策都从地方工会开始，达到省、区域和全国的联合会”（9页）。“需要强调的是：不管代表是不是FAI成员，他们代表的决议都是在他们的工会全体成员大会上决定的。在全国大会上决定的事项也要向他们的工会全体成员大会汇报，代表们不可能支持个人的、没有代表资格的决议”（121页）。实际上，被认为是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灵魂的以Ascaso、杜鲁底、Oliver为中心的Los Silidarios小组，1931年出狱后并没有加入FAI，“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安那祺主义倾向，但总是坚持认为他们的力量在于工会”（122-123页）。同时，他们在1931年5月1日的国际劳工节游行抗议中，以CNT-FAI的红-黑旗帜主导、直接向来压制游行的警察挑战：“为FAI让路！”，以备万一遭到镇压时，他们又以FAI的身份为CNT承担责任（124页）。从这种意义上说，FAI可以被称为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者（128页），一方面被千方百计试图清除工会中的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政府当局污蔑为“持有工会证的匪徒”，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和家庭主妇中获得传奇般的称颂（129页）。安那祺主义、或者因为被政府检阅叫自由主义Libertarian，成为工会以外的民众蜂起（如Casas Viejsa）的旗帜。
Abel Paz称赞Ascaso、杜鲁底、Oliver：“他们三人学会了巴枯宁的两个基本原则：对劳工阶级的创造能力的绝对信赖和建立革命组织的必要性”（148页）。1933年1月失败后，杜鲁底在狱中写下了他唯一发表过的文章，表明：“我们从没有认为革命可以由一小撮人夺权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我们的革命觉悟反对这种战术。我们的革命由民众完成、为民众服务，没有这个条件任何革命都是空想。除此之外的革命只不过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政变。我们来自工厂、矿山和农场，需要的是改变社会的革命，与布朗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关系。我们必须随时准备革命，但谁也不知道革命何时爆发”（149页）。“任何战士都不应该在一个委员会里被任命的岗位上停留更长的期间。我们没有永久的任命，也没有不可取代的领导人”（155页）。1936年2月西班牙议会选举时，杜鲁底看得很清楚：“左翼宣言：如果右翼获胜，他们就要发起革命；右翼威胁：如果左翼获胜，他们就要发动内战。我们处在革命或内战的前夜，我们必须清楚地警告劳工阶级：投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问题只能在手持武装的街头解决”（154页）。CNT全国委员会1936年2月14日发布的宣言特别指出：“摩洛哥是谋叛的焦点”（155页）。此时，CNT有大约1百万名成员，FAI有496个小组、估计为5千名成员（178页）。正是他们帮助左翼（社会党和共和派）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又力挽狂澜拯救、誓死捍卫共和，写下了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历史和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对于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运动在内战期间决定加入政府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历史条件下违背安那祺主义原则的决定，安那祺主义者们至今依然没有定论（251页）。法国的著名安那祺主义者Faure当时就预言：“任何安那祺主义者与反对安那祺主义的政党的哪怕是暂时的合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欺骗，而安那祺主义者总是受害者。这已经被经验、历史和简单理性所证明。在哪怕是临时和短暂的合作中，安那祺主义者的忠诚和诚实总是被那些权威主义者伙伴们欺负和出卖”（204-205页）。历经镇压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当然知道这些，杜鲁底对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记者发表的谈话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削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 问题是：如果没有安那祺主义的支持，共和政府一天也维持不下去。那么，共和政府中的那些资产阶级共和派、加泰罗尼民族自治派、社会党人（“西班牙的列宁”Caballero）、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的代理）为什么要不惜输掉内战而利用、出卖甚至镇压安那祺主义者呢？可惜安那祺主义运动在4个月内就失去了无可取代的领袖：杜鲁底（插图中）1936年11月20日就牺牲在前线，而Ascaso（插图左）在第三天（1936年7月20日）扑灭叛乱的战斗中就牺牲了。
正如笔者在“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中总结的那样：“持续了将近3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的西班牙内战则是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和新起的共产党又合作又被出卖（内战中的内战）的过程中，被以佛朗哥为首的旧军队、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会和保皇党势力联合的血腥法西斯军事独裁击败和报复的悲剧。”其中的转折点就是1937年5月初在巴塞罗那发生的“内战中的内战”事件，它导致了具有独立和托洛茨基色彩的POUM的瓦解和它的领导人Nin被暗杀、社会党领导人Cabalero政府的解散、CNT退出政府以及安那祺主义影响消退、加泰罗尼亚政府失去自治权力、共产党人Negrin的上台以及共产党在各级权力中夺权（209页）。虽然各派都害怕失去苏联的援助而不敢得罪西班牙共产党，但内战初期只有几千人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大权独揽呢？除了社会党无能抵抗、自身没有力量的加泰罗尼亚“总统”Companys想借用马德里政府打击加泰罗尼亚的唯一力量安那祺主义者外，安那祺主义者群龙无首、没有组织反抗是致命的失败。当时国防委员会还在CNT-FAI控制之下，它无动于衷（208页），可能它们同意要由中央政府、也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接管加泰罗尼亚政府。国防委员会的书记Molina曾经是FAI的书记，他竟然拒绝了广大CNT战士的请求，不肯把Huesca战线的安那祺主义者纵队调回巴塞罗那（212页）。又据FAI老会员、当时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委员de
Santillan回忆，当遭到Companys一个班威胁时，他打电话给安那祺主义者控制下的炮兵连，命令他们随时准备好向Companys的自治政府开炮（211页）。“我们有能力回到瓦伦西亚、拒绝承认对Pozas将军和他的军官的任命，我们也能阻止Torres上校带领的武装卫队和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运动的领导者们缺乏自信，我们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在危机时保持我们的地位”（212页）。“除了退缩和惰性，我们运动的代表们经历了蜕变。他们反映了那时的组织结构所受的、从来没有渗透到我们的运动的精神状态的影响”（213页）。“这是CNT-FAI能够改变内战和革命时期的重要战略事件，但他们的领导人们缺乏实施这个战略的勇气”
（211页）。“CNT和FAI靠适应环境残存下来，但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品格和定位，它们无法不去支持反对革命的政府，也就失去了一切”（214页）。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完全失去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以及失却了整个内战”（211页）。
当然，正如安那祺主义第一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必然面临失败的悲剧一样，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近代史上的悲壮牺牲，正是为人类背负的政治十字架，启示了我们可以选择人类从来尝试过的基于自发良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