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an Gomez Casas從小隨父輩參加工會活動，15歲時趕上了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民眾奮起粉碎叛亂、拯救共和的鬥爭。內戰失敗後，他繼續堅持地下/流亡抵抗運動，1947年被佛朗哥軍事法庭判處30年徒刑，在監獄大學裡（實際坐牢15年）對西班牙安那祺主義的歷史痛切反省。佛朗哥死後，Casas兩度擔任西班牙全國勞工同盟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的書記，由他來介紹、評論西班牙安那祺自由運動的歷史是很恰當的，比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之一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更有廣泛的政治理論價值。這本關於伊比利亞安那祺主義者聯盟Anarchist
Federation of Iberia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FAI)歷史的論著被譯為英文後，成為西班牙語世界以外唯一了解、思考、反省FAI經驗教訓的較完整記錄，在安那祺主義運動乃至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不可多得。
外界習慣把CNT-FAI看成一體，因為它們都信奉安那祺主義（附圖的遊行和徵兵相片上的旗幟都把兩者寫在一起）。1910年成立的CNT作為工會團體，在內戰高潮期間達到一百五十萬成員規模；FAI作為意識形態團體，從1927年成立到1939年解體，成員為五千到三萬之間。其間，它們的一些更激進的青年成員（包括此書作者Casas），也作為單獨的Libertarian
Youth（自由青年）組織活動。CNT與FAI的關係雖然錯中交織，但在1933年1月的罷工失敗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明白：CNT組織了全國罷工，但在緊急時刻，最關鍵的部門-鐵路工人-沒有行動起來。怎麼辦？以Ascaso、Durruti杜魯底、Garcia Oliver為中心的FAI活動人士，果斷地以FAI的名義承擔起罷工失敗的責任，挽救了CNT內部的分裂，減輕了當局對CNT的大規模鎮壓。1936年5月，FAI解釋道：“我們沒有計劃罷工，我們支持CNT計劃的罷工。當我們看到CNT撤銷自己的計劃時，我們沒有抗議。我們理解工人組織在革命的過程中會出現反覆，但這種反覆不是出賣。”（136-137頁）。實際上，FAI還沒有成立前，以杜魯底為首的安那祺主義小組在1922年4月就採取過同樣的戰術組織CNT罷工：如果失敗，就由安那祺主義者承擔責任。罷工勝利後，憲法得以恢復，CNT名聲大振（63頁）。
我在“第一國際在西班牙創立的公案--兼論西班牙安那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已經介紹、引用了此書第一章的內容，總結道：“西班牙社會主義在經歷屢次政府鎮壓後反而發展壯大，...才真正體現了國際的精神，是國際的真正傳人。”1910年10月31日-11月1日成立的CNT除了在精神和成員來源繼承國際，也受到自由近代學校創始人Francisco
Ferrer的殉難悲劇和法國的工聯主義的影響。雖然安那祺主義和工聯主義都來源於法國，但兩者在法國是分離的，正是CNT的實踐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到一年就發展到3萬成員（51頁），創造了我們今天所知的安那祺-工聯主義，代表了（第一）國際的精神，提供了不同於第二（社會民主黨）國際、第三（共產）國際的社會主義方向。
膚淺的作者容易把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運動在世界社會主義史上的突出貢獻和影響與西班牙的（相對於歐洲其他地區的）低級文化程度聯繫起來，那些響應安那祺主義理想揭竿而起的安達盧西亞文盲山民就是典型的例子。但Victor
Manuel Arbela的研究表明：1869年-1923年期間，安那祺主義者在西班牙出版了103種報刊（15頁），說明這是文化宣傳的效果。而且，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們在理論上也充分爭論過指導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如果“無產階級先鋒隊”（社會黨或共產黨領袖們）能夠創造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覺悟）指引革命、改變社會，為什麼不能把（決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經濟規律也改造一下（89頁）？一個全能的先鋒隊指導下的盲從大眾建立的秩序決不是安那祺主義的基於個人自由聯合起來的社會federalism（90頁）。
1926年，流亡在巴黎的俄國安那祺主義者們（包括馬赫諾、阿西諾夫）基於俄國革命被布爾什維克一黨專製取代的教訓，發表了引起廣泛爭議的“安那祺主義者總同盟綱要”Platform of the
General Union of Anarchists，其中倡議建立布爾什維克那樣的“執行機構”（政治局），要求安那祺主義者個人擔負“集體責任”。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們已經拒絕了類似的“危險、含糊”提議（104頁），因為它們違背了自發、自由的基本原則。實踐高於理論，不可能為未來制定完全的規劃。普魯東說得對：思想來源於行動，又必須回到行動中去（159頁）。他們比世界上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先知先覺”，拒絕了列寧主義的一黨專制帶來的無盡變種弊端（從斯大林體制到金氏三代王朝）。
經歷多年的理論和實踐，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流亡在法國的西班牙安那祺主義組織1927年7月25日終於在瓦倫西亞舉行了歷史性的FAI成立會議。除了確認安那祺主義的路線綱領外，最令人感動的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們對葡萄牙代表同志們的情誼：實際負責組織事務的加泰羅尼亞代表團建議由葡萄牙同志們組成第一屆秘書處以顯示伊比利亞半島的安那祺主義團結。“大家都把目光轉向了葡萄牙同志們，會場一片寂靜。葡萄牙的同志們感動得眼淚盈眶、說不出話來。最後，他們指出秘書處應該設在會員多的地區”（115頁）。在才是國際的真正精神！秘書處不是政治局，沒有指揮大眾的權力。
FAI成立後，總是與CNT全國大會同時舉行自己的大會，CNT-FAI的用法也被人們自然地接受（121頁）。為什麼沒有人接受“FAI奪取了CNT領導權”這種奇怪的說法呢？因為CNT本身“沒有中央權力可以奪取。CNT徹底分權，所有決議和政策都從地方工會開始，達到省、區域和全國的聯合會”（9頁）。“需要強調的是：不管代表是不是FAI成員，他們代表的決議都是在他們的工會全體成員大會上決定的。在全國大會上決定的事項也要向他們的工會全體成員大會匯報，代表們不可能支持個人的、沒有代表資格的決議”（121頁）。實際上，被認為是西班牙安那祺主義靈魂的以Ascaso、杜魯底、Oliver為中心的Los Silidarios小組，1931年出獄後並沒有加入FAI，“他們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安那祺主義傾向，但總是堅持認為他們的力量在於工會”（122-123頁）。同時，他們在1931年5月1日的國際勞工節遊行抗議中，以CNT-FAI的紅-黑旗幟主導、直接向來壓制遊行的警察挑戰：“為FAI讓路！”，以備萬一遭到鎮壓時，他們又以FAI的身份為CNT承擔責任（124頁）。從這種意義上說，FAI可以被稱為革命的布朗基主義者（128頁），一方面被千方百計試圖清除工會中的安那祺-工聯主義的政府當局污衊為“持有工會證的匪徒”，另一方面在工人階級和家庭主婦中獲得傳奇般的稱頌（129頁）。安那祺主義、或者因為被政府檢閱叫自由主義Libertarian，成為工會以外的民眾蜂起（如Casas Viejsa）的旗幟。
Abel Paz稱讚Ascaso、杜魯底、Oliver：“他們三人學會了巴枯寧的兩個基本原則：對勞工階級的創造能力的絕對信賴和建立革命組織的必要性”（148頁）。1933年1月失敗後，杜魯底在獄中寫下了他唯一發表過的文章，表明：“我們從沒有認為革命可以由一小撮人奪權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民眾。我們的革命覺悟反對這種戰術。我們的革命由民眾完成、為民眾服務，沒有這個條件任何革命都是空想。除此之外的革命只不過是奪取國家權力的政變。我們來自工廠、礦山和農場，需要的是改變社會的革命，與布朗基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毫無關係。我們必須隨時準備革命，但誰也不知道革命何時爆發”（149頁）。“任何戰士都不應該在一個委員會裡被任命的崗位上停留更長的期間。我們沒有永久的任命，也沒有不可取代的領導人”（155頁）。1936年2月西班牙議會選舉時，杜魯底看得很清楚：“左翼宣言：如果右翼獲勝，他們就要發起革命；右翼威脅：如果左翼獲勝，他們就要發動內戰。我們處在革命或內戰的前夜，我們必須清楚地警告勞工階級：投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問題只能在手持武裝的街頭解決”（154頁）。CNT全國委員會1936年2月14日發布的宣言特別指出：“摩洛哥是謀叛的焦點”（155頁）。此時，CNT有大約1百萬名成員，FAI有496個小組、估計為5千名成員（178頁）。正是他們幫助左翼（社會黨和共和派）獲勝成立共和政府，又力挽狂瀾拯救、誓死捍衛共和，寫下了安那祺主義在西班牙歷史和人類歷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對於西班牙安那祺主義運動在內戰期間決定加入政府這樣一個非常特殊歷史條件下違背安那祺主義原則的決定，安那祺主義者們至今依然沒有定論（251頁）。法國的著名安那祺主義者Faure當時就預言：“任何安那祺主義者與反對安那祺主義的政黨的哪怕是暫時的合作，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欺騙，而安那祺主義者總是受害者。這已經被經驗、歷史和簡單理性所證明。在哪怕是臨時和短暫的合作中，安那祺主義者的忠誠和誠實總是被那些權威主義者夥伴們欺負和出賣”（204-205頁）。歷經鎮壓的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當然知道這些，杜魯底對加拿大多倫多明星報的記者發表的談話代表了他們的心聲：“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誓死與法西斯主義鬥爭的，當資產階級看見權力從它的掌握中溜走時，它得向法西斯主義求救來維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來很久以前就可以將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削除的。他們不此之圖，卻躊躇不前，調和妥協，浪擲時間。甚至在目前，在目前這個政府中，也還有人想同叛軍客客氣氣，不要嚴厲對待。你可別叫表面的現象給欺騙了，你知道——你笑了起來——我們現在的政府也許會需要這些叛軍來撲滅工人運動呢。”“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什麼。目前世界的某個地方存在着一個蘇聯，這對我們說來並無意義——為了這個國家的和平與安靜，斯大林卻將德國和中國的工人當作犧牲，奉獻給法西斯的野蠻統治。我們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幹革命，而且現在立即就干，不要延遲到下次歐戰之後。我們用我們的革命所給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煩惱，比俄國整個紅軍能給他們的煩惱更甚。我們給德國和意大利的工人階級做了一個榜樣：該如何去對付法西斯主義。” 問題是：如果沒有安那祺主義的支持，共和政府一天也維持不下去。那麼，共和政府中的那些資產階級共和派、加泰羅尼民族自治派、社會黨人（“西班牙的列寧”Caballero）、共產黨人（第三國際的代理）為什麼要不惜輸掉內戰而利用、出賣甚至鎮壓安那祺主義者呢？可惜安那祺主義運動在4個月內就失去了無可取代的領袖：杜魯底（插圖中）1936年11月20日就犧牲在前線，而Ascaso（插圖左）在第三天（1936年7月20日）撲滅叛亂的戰鬥中就犧牲了。
正如筆者在“安那祺主義社會革命從西班牙內戰悲劇中的教訓”中總結的那樣：“持續了將近3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的西班牙內戰則是安那祺主義運動在與資產階級共和派、國家社會主義政黨和新起的共產黨又合作又被出賣（內戰中的內戰）的過程中，被以佛朗哥為首的舊軍隊、地主階級、資本階級、天主教會和保皇黨勢力聯合的血腥法西斯軍事獨裁擊敗和報復的悲劇。”其中的轉折點就是1937年5月初在巴塞羅那發生的“內戰中的內戰”事件，它導致了具有獨立和托洛茨基色彩的POUM的瓦解和它的領導人Nin被暗殺、社會黨領導人Cabalero政府的解散、CNT退出政府以及安那祺主義影響消退、加泰羅尼亞政府失去自治權力、共產黨人Negrin的上台以及共產黨在各級權力中奪權（209頁）。雖然各派都害怕失去蘇聯的援助而不敢得罪西班牙共產黨，但內戰初期只有幾千人的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大權獨攬呢？除了社會黨無能抵抗、自身沒有力量的加泰羅尼亞“總統”Companys想借用馬德里政府打擊加泰羅尼亞的唯一力量安那祺主義者外，安那祺主義者群龍無首、沒有組織反抗是致命的失敗。當時國防委員會還在CNT-FAI控制之下，它無動於衷（208頁），可能它們同意要由中央政府、也以為他們自己可以接管加泰羅尼亞政府。國防委員會的書記Molina曾經是FAI的書記，他竟然拒絕了廣大CNT戰士的請求，不肯把Huesca戰線的安那祺主義者縱隊調回巴塞羅那（212頁）。又據FAI老會員、當時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經濟委員de
Santillan回憶，當遭到Companys一個班威脅時，他打電話給安那祺主義者控制下的炮兵連，命令他們隨時準備好向Companys的自治政府開炮（211頁）。“我們有能力回到瓦倫西亞、拒絕承認對Pozas將軍和他的軍官的任命，我們也能阻止Torres上校帶領的武裝衛隊和前線部隊。但是我們的運動的領導者們缺乏自信，我們沒有一個領導核心在危機時保持我們的地位”（212頁）。“除了退縮和惰性，我們運動的代表們經歷了蛻變。他們反映了那時的組織結構所受的、從來沒有滲透到我們的運動的精神狀態的影響”（213頁）。“這是CNT-FAI能夠改變內戰和革命時期的重要戰略事件，但他們的領導人們缺乏實施這個戰略的勇氣”
（211頁）。“CNT和FAI靠適應環境殘存下來，但它們失去了自己的品格和定位，它們無法不去支持反對革命的政府，也就失去了一切”（214頁）。這時，“我們突然意識到完全失去了加泰羅尼亞的自治，以及失卻了整個內戰”（211頁）。
當然，正如安那祺主義第一次登上人類歷史舞台必然面臨失敗的悲劇一樣，安那祺主義在西班牙近代史上的悲壯犧牲，正是為人類背負的政治十字架，啟示了我們可以選擇人類從來嘗試過的基於自發良知的自由平等的社會秩序。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