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4日，我在悼念東日本大地震的受難者之際，發表“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的非主權方案”[1]，除了列舉“那些自身被主權觀念蒙蔽或者利用主權觀念欺騙民眾的政黨、組織或個人的未開化狀態的典型例子”，也“還可以推廣到美軍密集駐紮的琉球/沖繩問題。更進一步，連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除了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外，也要突破主權觀念的制約。”呼籲“讓我們拋開主權、開放國界、廢除國家（包括常備軍、核武器等），創建中日（包括台灣，還有利益相關者美國）之間的持久和平吧！”

2012年10月12日，我又補充道：“此文發表以來，圍繞釣魚島/尖閣諸島又發生了一系列國際事件，導致中國政府取消建交40周年紀念活動、取消出席世界銀行東京年會等。中（包括台灣）日之間的官司自然也打到美國來，石原控制下的東京都9月在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整版廣告，請求用美日軍事同盟保衛日本的‘固有領土’尖閣諸島。沒想到這位二十幾年前在日本經濟泡沫高潮靠《敢對米國說不！的日本》成名的作家成為政客後，現在豹變為美國戰略轉移到東亞的馬前卒。有趣的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對手The New York Times登出傾向中國的文章。不久，中國的廣告也出現在更多的美國媒體上，突出世界大戰中美同盟戰勝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意義。10月10日，台灣也在美國的媒體上刊登了有更詳細史料的廣告。”

“又一個20年過去了，我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1992年10月號‘為中日關係的轉折奠基’的文章依然歷歷在目，印證着我的擔憂”：“今天，當我們透過紛亂的喧譁表象，認清各種政治勢力的企圖和手段之後，不得不深深地憂慮隱藏在中、日兩大民族之間的危機。因為至今為止，中日關係尚沒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歷史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期待。”“外交關係只是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關係的屬於政府之間交易的側面，只是一種反映和結果。外交活動的展開離不開自身的行為限制，…這就需要我們這些外交知識、技能與利益的門外漢，基於中日兩大民族之間的平等原則，奠定中日關係永遠和平、友好的基礎。…不論從歷史、文化、地理等各種因素來看，中日關係都應該比中美關係、中俄關係更符合人權尊嚴和民族平等的原則。”“從韓國的反日情緒的高漲來看，可以完全準確地預測到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發達起來的中國民眾同樣會對日本作出反應。筆者為了日本的將來，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都呼籲日本政府儘快把眼光放在中國民眾身上，因為中國的十多億民眾才是中日關係的實質主體，日本政府必須公正地對待每一個中國民眾！應該說，八九中國之春為日本的對中外交政策的轉機提供了絕無僅有的考驗機會，但日本政府的表現，…使它徹底喪失了中國民眾對其現代性、民主性國家體制的一絲期待，告訴了我們在國際化、人權意識高漲的世界裡，日本的狹隘民族主義的排外國民性的嚴酷現實，更激勵了我們在日中國人徹底建設民主、人權、統一中國...的意志。”“只有把中日關係的轉折奠定在人權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獲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關係在內的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之間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

今年以來，平靜的東海上空風雲激盪，當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周年之際再次回訪家鄉，佇立在中國抗戰大本營“陪都”重慶的朝天門碼頭，注意到江邊還有沒被拆除的小洋樓。那是法國水兵營舊址。在那個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時代，連不算強大的法國水兵都在中國內陸設營，更強大的帝國英國、日本、美國的炮艦更“機會均等”地在長江上游戈。而正是在西太平洋舞台上展開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海戰徹底消滅了日本帝國海軍，奠定了戰後東亞的太平。更近一點，1996年，西太平洋一個重要島嶼上的首次普選（不管它叫什麼名稱），也是由穿過台灣海峽的美國航空母艦“擔保”的。

但是，今非昔比。美國總統本人連最重要的亞太會議都沒法現身，美國外交部長（國務卿）被中東事務（敘利亞、伊朗）纏身沒法調節東亞糾紛。在奧巴馬把是否僅從海上轟擊敘利亞[2]的燙手山芋拋給國會時，我觀看自信的阿薩德二世通過著名記者Rose對美國聽眾的直接呼籲和“開導”，聯想到金三世在朝鮮“主權”庇護下的專橫殘忍，知道美帝國主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其實，“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不管是中國的“防空識別區”、日本的“國家保密法”和安倍三世[3]的靖國神社參拜、朝鮮半島的悲劇，都是合理的現實延伸，所以空手而歸的美國副總統的東亞週遊本來就沒有必要。誰也不知道如何形成中美兩大國“共管”西太平洋的G2格局。世界上靠知識吃飯的文人階層都由物質利益決定意識，沒有獨立的能力思考國際關係的改善，在大學、“智庫”、學會、雜誌等都被國家權力和資本勢力控制的現實下，有什麼新的途徑推動東亞的和平呢？

我再次想到了美國自大蕭條以來碩果僅存的民主權利：唯一確保微小股東獨立話語權的股東大會提案，也只有這條途徑可以推行外交政策的公共教育、為美國公眾提供促進國際和平的投票機會。

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機後華爾街唯一殘存的獨立“投資銀行”高盛集團提交2014年股東大會的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組織民主人權運動被日本政府出賣的經歷和今天的中日關係危機現實，列舉微軟公司部分接受我的提案去年成立了“法規與公共政策委員會”的榜樣，提議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員會[4]。不久，我收到高盛投資者關係部門的電郵聯繫，確定12月16日舉行電話會議。在電話會議上，我解釋了為什麼自今年的高盛股東大會的人權提案後繼續提案的理由，並希望公司不要重複同樣的錯誤排除我的提案。當然，高盛與我都“知彼知己”，沒有妥協的可能，與我對話的女士並沒有得到公司授權與我談判，只是轉告我公司已經決定會再次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致函排除我的提案。

12月24日，我收到高盛轉來的當天向SEC提交的33頁文件，以公司“已經相當程度上實施了提案的要求”和我的提案“contains materially false statements含有虛假陳述”、“inherently vague and indefinite本能上含糊和不確定”的荒唐理由，悍然要求SEC對公司排除我的提案的行為不採取行動[5]。我思考了幾天，於12月28日也致函SEC，駁斥了高盛的理由，指出高盛才故意用“本能上含糊和不確定”的虛假聲明，不可能、也不願意檢討、實施公司的公共政策，而考慮到高盛作為金融行業的領頭今年被列入道瓊工業指數的事實，其公共政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更重，更有必要成立公共政策委員會[6]。

當然，在政府政策被私營集團利益控制、跨國公司主導全球化的形勢下，通過股東大會改革跨國公司的董事會結構，任重道遠，我這樣的“愚公”還要感動“上帝”（廣大股東、美國公眾、世界民眾）才能移山。但是，既然東亞和平的前景已經被既有的國家權力和資本利益集團從天安門事件以來拉到今天的死胡同，即使只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我的公司股份），也成為必須開闢的新途徑、新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