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4日，我在悼念东日本大地震的受难者之际，发表“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非主权方案”[1]，除了列举“那些自身被主权观念蒙蔽或者利用主权观念欺骗民众的政党、组织或个人的未开化状态的典型例子”，也“还可以推广到美军密集驻扎的琉球/冲绳问题。更进一步，连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除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外，也要突破主权观念的制约。”呼吁“让我们抛开主权、开放国界、废除国家（包括常备军、核武器等），创建中日（包括台湾，还有利益相关者美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吧！”

2012年10月12日，我又补充道：“此文发表以来，围绕钓鱼岛/尖阁诸岛又发生了一系列国际事件，导致中国政府取消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取消出席世界银行东京年会等。中（包括台湾）日之间的官司自然也打到美国来，石原控制下的东京都9月在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整版广告，请求用美日军事同盟保卫日本的‘固有领土’尖阁诸岛。没想到这位二十几年前在日本经济泡沫高潮靠《敢对米国说不！的日本》成名的作家成为政客后，现在豹变为美国战略转移到东亚的马前卒。有趣的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对手The New York Times登出倾向中国的文章。不久，中国的广告也出现在更多的美国媒体上，突出世界大战中美同盟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意义。10月10日，台湾也在美国的媒体上刊登了有更详细史料的广告。”

“又一个20年过去了，我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10月号‘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的文章依然历历在目，印证着我的担忧”：“今天，当我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至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外交关系只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属于政府之间交易的侧面，只是一种反映和结果。外交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自身的行为限制，…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外交知识、技能与利益的门外汉，基于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奠定中日关系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不论从历史、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来看，中日关系都应该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更符合人权尊严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从韩国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来看，可以完全准确地预测到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发达起来的中国民众同样会对日本作出反应。笔者为了日本的将来，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把眼光放在中国民众身上，因为中国的十多亿民众才是中日关系的实质主体，日本政府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中国民众！应该说，八九中国之春为日本的对中外交政策的转机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考验机会，但日本政府的表现，…使它彻底丧失了中国民众对其现代性、民主性国家体制的一丝期待，告诉了我们在国际化、人权意识高涨的世界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国民性的严酷现实，更激励了我们在日中国人彻底建设民主、人权、统一中国...的意志。”“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

今年以来，平静的东海上空风云激荡，当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年之际再次回访家乡，伫立在中国抗战大本营“陪都”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注意到江边还有没被拆除的小洋楼。那是法国水兵营旧址。在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连不算强大的法国水兵都在中国内陆设营，更强大的帝国英国、日本、美国的炮舰更“机会均等”地在长江上游戈。而正是在西太平洋舞台上展开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战彻底消灭了日本帝国海军，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太平。更近一点，1996年，西太平洋一个重要岛屿上的首次普选（不管它叫什么名称），也是由穿过台湾海峡的美国航空母舰“担保”的。

但是，今非昔比。美国总统本人连最重要的亚太会议都没法现身，美国外交部长（国务卿）被中东事务（叙利亚、伊朗）缠身没法调节东亚纠纷。在奥巴马把是否仅从海上轰击叙利亚[2]的烫手山芋抛给国会时，我观看自信的阿萨德二世通过著名记者Rose对美国听众的直接呼吁和“开导”，联想到金三世在朝鲜“主权”庇护下的专横残忍，知道美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不管是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日本的“国家保密法”和安倍三世[3]的靖国神社参拜、朝鲜半岛的悲剧，都是合理的现实延伸，所以空手而归的美国副总统的东亚周游本来就没有必要。谁也不知道如何形成中美两大国“共管”西太平洋的G2格局。世界上靠知识吃饭的文人阶层都由物质利益决定意识，没有独立的能力思考国际关系的改善，在大学、“智库”、学会、杂志等都被国家权力和资本势力控制的现实下，有什么新的途径推动东亚的和平呢？

我再次想到了美国自大萧条以来硕果仅存的民主权利：唯一确保微小股东独立话语权的股东大会提案，也只有这条途径可以推行外交政策的公共教育、为美国公众提供促进国际和平的投票机会。

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唯一残存的独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提交2014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今天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列举微软公司部分接受我的提案去年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榜样，提议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4]。不久，我收到高盛投资者关系部门的电邮联系，确定12月16日举行电话会议。在电话会议上，我解释了为什么自今年的高盛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后继续提案的理由，并希望公司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排除我的提案。当然，高盛与我都“知彼知己”，没有妥协的可能，与我对话的女士并没有得到公司授权与我谈判，只是转告我公司已经决定会再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致函排除我的提案。

12月24日，我收到高盛转来的当天向SEC提交的33页文件，以公司“已经相当程度上实施了提案的要求”和我的提案“contains materially false statements含有虚假陈述”、“inherently vague and indefinite本能上含糊和不确定”的荒唐理由，悍然要求SEC对公司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采取行动[5]。我思考了几天，于12月28日也致函SEC，驳斥了高盛的理由，指出高盛才故意用“本能上含糊和不确定”的虚假声明，不可能、也不愿意检讨、实施公司的公共政策，而考虑到高盛作为金融行业的领头今年被列入道琼工业指数的事实，其公共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重，更有必要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6]。

当然，在政府政策被私营集团利益控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形势下，通过股东大会改革跨国公司的董事会结构，任重道远，我这样的“愚公”还要感动“上帝”（广大股东、美国公众、世界民众）才能移山。但是，既然东亚和平的前景已经被既有的国家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拉到今天的死胡同，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的公司股份），也成为必须开辟的新途径、新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