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觀念的旅行故事：《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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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弱水
一
埃德蒙•威爾遜是二十世紀美國的頭號文人。他於1972年去世，結束了半個世紀在美國文壇一言九鼎的生涯。但八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很少有人提及這個名字，那時候大家都熱衷於各種西方的流行理論，像威爾遜這種文化學者與實踐批評家不受待見，因為他的名字不能作形容詞用，如薩特、海德格爾之類。但他真的是著作等身，重要的有《阿克瑟爾的城堡》、《三重思想家》、《愛國者之血》、《死海古卷》、《俄國之窗》、《向易洛魁人致歉》等，其興趣之廣泛多變，主題之繁富多樣，令人咋舌。批評家范•維克•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稱讚他是“文學界的自由人”，詩人奧登評價他是“知識上的紈絝子”。你讀了他的上一本書，猜不到他下一本書寫什麼。

這與威爾遜給自己的角色定位有莫大關係。他從不自命為文學批評家，也非學院中人，不喜歡白璧德等人的新人文主義，與蘭色姆們的新批評派也保持距離，寧願稱自己是作家和新聞記者，其最準確的描述就是文人(man of letters)。他長年為《名利場》、《新共和》、《紐約客》、《紐約書評》和《黨派評論》雜誌做編輯寫稿，這使他更迅速而廣泛地獲得公眾名聲，也避免了學院象牙塔中人所難免的學究氣。他諳熟學界所有的新進理論，也老練地使用這些理論，但絕不囿於某一理論，一根筋地拿它包打天下。我們見慣了那些冬烘的批評家，將術語搬來搬去，問題卻巋然不動。威爾遜不然，他總是直奔問題的核心，從上下四方發動圍剿，拷逼出作品與個人心靈史及時代精神的血脈相連，果斷地予以定位與頒獎。在任何時候，他都脫略蹊徑，直見性情，精闢，尖銳，甚至大膽到粗暴。他說奧斯卡•王爾德“儘管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但他作了第一流的表演”。托爾金的《指環王》是“菜鳥的垃圾”(juvenile trash)，“敘事上缺乏技巧，形式上絕無天分”。羅伯特•弗羅斯特“太遲鈍了，只能寫那些貧乏的詩”。華萊士•斯蒂文斯呢?“一位風格的大師，他搭配詞語的天賦讓人大惑不解又異想天開，但是靠得住：哪怕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你都知道他說得好。”毛姆被高估了，而威爾遜給的評價最低：“三流雜誌的末流稿件，有時候連小學生的作文還不如。”

這些人哪裡出了問題?寫得不好，或者寫得好但沒有意義。在關於加繆的一篇書評的開頭，威爾遜說：

我只為那些在偉大的作品中表現出道德意義的作家寫評論。倘若文化不是不斷地探討賦予它意義的人類命運和價值，那麼文化究竟是指什麼呢?人類永遠置於歷史的批判之下，偉大的作家在某種方式上時常為人類作見證。

他對作家的要求如此，對於批評家，則說：

顯然，若不深入了解，進入作家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覺，在他感性的活動中發覺他言論的奧秘衝動等情懷，人們將無法樹立一種有價值的評論，而那種有價值的評論乃是集合剖析與友誼而匯聚成一種透視的努力。以誠實的代價而獲得智慧是件奇妙的鍛煉工夫。然而，若文學專論的第一個階段必須寫些客觀的定義和友善的理解，只做此事而拒絕價值評判的話，它將淪於浮躁。

所以，威爾遜說他從不隱瞞自己的價值層次，處處運用積極的評判標準。他從來沒有討好人的習慣，友善的泛泛而談不是他的風格，冒犯是他的天職。

可是，誠實的智慧促使威爾遜為我們發現了那麼多的好作家、好作品。二十年代末期，在現代主義大師如葉芝、瓦雷里、艾略特、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人剛剛寫出他們的代表作，但舞台的聚光燈還打在別處時，威爾遜就寫出了《阿克瑟爾的城堡》，將他們看成一個統一而連續的文學運動的有機組合而揄揚備至，可謂“識英雄於風塵草澤之中，相騏驥於牝牡驥黃以外”，“衡文具眼，邁輩流之上，得風會之先”(錢鍾書《管錐編》)。要做到這一點，既要有新聞記者的敏感，也要有學人之學，才人之才。

但這還不夠。威爾遜弄文學，指歸在行動，因此，在《阿克瑟爾的城堡》的最後部分，他才深致不滿於他所評騭的上述大師，認為他們與社會太隔離，比如普魯斯特，“是純粹知性的思想操作，但卻不為任何力量所驅使，對人類生活的可能性也沒有任何渴望或創造性想象”。又比如葉芝和艾略特，一味沉浸在對中世紀貴族和十七世紀聖公會主教的自我想象中，都患上了“玄想肥大症”，有時將作品弄成了名副其實的文學博物館。他說他更滿意蘭波，因為蘭波後來不寫了，走到以行動自決的活潑潑的生活中去了。《城堡》出版後，威爾遜在給編輯帕金斯的一封信中感嘆說，歐洲文學的退避與幻滅是戰後精神枯竭所導致的結果，那些觀念和技巧跟我們的現實不相干，對我們的作家不相宜：“我相信，任何傾向於麻痹意志的文學運動都有一個嚴重缺點，那就是阻止文學成為行動;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來反擊這種運動了。”

行動比寫作意義更重大，於是威爾遜寫了這部《到芬蘭車站》。

二
《阿克瑟爾的城堡》成書出版於1931年，《到芬蘭車站》則出版於1940年，其間正好是西方的粉紅色十年。據說，威爾遜幾乎是帶有幾分欣喜地迎來1929年紐約股市大崩盤。在接下來的大蕭條最嚴酷的兩個冬天，他帶着速記本，深入全美的礦山和工廠，走村串戶，訪貧問苦，觸目驚心地記錄了蔓延的窮困和絕望、衝突與鎮壓。有一回，他乘車經過紐約最多黑人和移民聚居的布魯克林區，眼見連綿幾英里的密集骯髒的屋頂，為這巨大而無名的生活場景極度震撼。於是，他為《黨派評論》寫了“向進步人士的呼籲”，號召為一個激進的社會實驗而奮鬥。他發表個人聲明，要投票給共產黨競選人。他以他特有的窮搜冥索、畢其功於一役的讀書法，開始在海邊度假勝地普魯文斯鎮猛讀有關蘇聯和社會主義的書籍。他開始學習俄文。威爾遜本來就有點左，現在是相當左了。

在大蕭條的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哀鴻遍野，但蘇聯獨完，就像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裡描述的，蘇聯的計劃經濟仿佛有免疫力，十年中工業產量提高了三倍，境內完全沒有失業現象，令西方知識分子印象深刻，議論紛紜。威爾遜的姿態，可以代表歐美知識分子的集體向左轉。多年以後，萊昂內爾•阿貝爾（Lionel Abel）曾回顧說，三十年代的紐約成了蘇聯最有意思的部分。另一個萊昂內爾，也就是特里林，也認為那時的左派觀點成了美國知識階級的存在特徵，“三十年代的政治傾向更決定了這一階級的風格——從激進主義中產生了道德緊迫感、危機意識、關懷人的拯救，正是這些標誌着美國知識分子的存在”。

1935年夏天，威爾遜申請了一筆兩千美元的古根海姆獎金，沿着《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約翰•里德的路線，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又順着伏爾加河到敖德薩。他在敖德薩得了病，猩紅熱轉腎炎，有幸與臭蟲為伍了好幾個星期，親密接觸了契訶夫《第六病室》的社會主義版本。那時大清洗還沒有開始，但五個月的所見所聞，讓他領教了斯大林的本質，懷疑起蘇聯的制度，不過也印證了他從前認為的，俄國人幾乎擁有美國人所讚賞的全部品質：與理想結合的高效率和節約，在自豪的熱烈的氣氛中共同行動，幹大事。“你在蘇聯感覺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道德的巔峰。”

威爾遜這本《到芬蘭車站》，副題是“歷史寫作及行動研究”。“芬蘭車站”是“歷史行動”，而一個“到”(to)則是漫長的“歷史寫作”的蓄勢。如作者序言一開頭就揭出的，這本書大體可靠地記述了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如何形成，一個基本的“突破”(breakthrough)如何發生，一些革命家在為一個“更好的世界”如何努力。全書分三部，第一部從米什萊到法郎士，是怎樣寫作歷史;第二部是主體部分，從聖西門、傅立葉到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寫作歷史再到創造歷史(making history)，也就是歷史的行動。第三部呢，列寧和托洛茨基，純然是歷史的行動。

歷史本來就有兩重涵義，一是過去所發生的事實，一是記錄和處理這些事實的文本。威爾遜筆下二義兼攝。從維柯到米什萊、勒南、丹納，他從歷史學家的撰述入手，透視他們如何理解歷史事實，導致了處理歷史文本的特定方式。《到芬蘭車站》試圖展現這種歷史解釋的力量。其主體部分，從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到列寧的革命實踐，正是這種力量高強度的體現。

但威爾遜最着迷的乃是行動，文學的或歷史的行動。他一再引述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換句話說，米什萊這樣的歷史學家的工作只是解釋世界，所寫的歷史是沒有建築學上的“功能作用”的。而馬克思、恩格斯的寫作，對人類歷史作出別樣的理解，目的更在於改變世界。《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對人類過往歷史提供了全新的闡釋。這種闡釋模式如何深刻地影響到人類歷史的進程?這種涓滴形成的思想觀念如何演變為波瀾壯闊的實際鬥爭?一句話，歷史的寫作如何轉化為歷史的行動?威爾遜念茲在茲。

三
讀這本書，像觀賞一出連台大戲，劇中人物一個個走馬燈似的登場，有舞台中央的馬克思、列寧，也有跑龍套的拉薩爾、巴枯寧、蒲魯東。威爾遜採用焦點式的敘述和戲劇性的對比手法，巧妙呈現他的人物，好像經濟學家圖表上的曲線，在時間中來回穿梭走動，文筆酷似他所稱讚的米什萊，有一種盪氣迴腸的交響樂效果。威爾遜拿手的批評性敘事，變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書中發揮無遺。他複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時徵引逸聞與趣事，隨處穿插細節和場景，節奏感控製得恰到好處：高潮來了，又掐斷了，織入另一波起伏中。

讀這本書，又像披展一幅氣勢恢弘的長卷，河出伏流而一瀉汪洋。入海的那一剎那，即威爾遜所謂“突破”，就是列寧登上那列火車穿越中歐與北歐到芬蘭車站的那一歷史時刻。威爾遜以雄渾的筆力寫道：

1917年的列寧，帶着用辯證法包裝着的維柯的上帝的殘餘，不用害怕羅馬教皇或新教大會，也不確定控制社會是否像像司機控制機車載他前往彼得格勒這麼簡單，他估算他的機遇精確到百分之一，他正處在一個偉大時刻的前夜，人類第一次，手上握着歷史哲學的鑰匙，要打開歷史的鎖。

回過頭去，再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伊始，他們在布魯塞爾會合，又一起前往曼徹斯特。威爾遜的句子強有力地結合了歷史與詩：

二十五年後，恩格斯提醒馬克思說，他們當時是如何從曼徹斯特圖書館的彩色凸窗望出去，天氣一片晴朗，讓他們感到，在圍困着這座城市的污穢、畸零和疾病的非人恐怖中間，人類的智慧之光正趨於成熟，人的尊嚴將得到證明。

但這本《到芬蘭車站》的魔力在於，威爾遜並不為他的歷史命題所裹挾而濫情，他與筆下的人物在神光離合之間，時而投合其中，時而間離其外，對人物既同情又了解，從不藏起他批判的鋒芒。雄渾，是的，但是冷峻。寫馬克思如此，寫列寧亦然。作者善於將人物的身世與其文化背景、生活環境聯繫起來，給出“遺傳解釋”，從馬克思的猶太背景賦予他的道德洞察力，寫到他在倫敦的住所里刺鼻而且刺眼的煙草味和三條腿的椅子;從列寧身上的德國血統給予他的堅毅、效率和勤奮，寫到他小時候的住宅裡面的桃花心木家具、地圖和地球儀。結合了馬克思的社會學觀點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視角，威爾遜的語境總是那麼立體。

但這是一本什麼性質的作品呢?思想家的連續劇，還是觀念史的報告文學?我們見慣了那些高頭講章，把唯物史觀與辯證法解釋得要多枯燥有多枯燥，從沒見過一本書，將馬克思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寫得如此生動，有一種陌生化的效果，刷新或激活曾經激動過無數人的偉大思想。威爾遜說，勒南的歷史是人類觀念的形成史，觀念在人類歷史中是第一位的，其餘部分只不過是背景的存在，是觀念織網於其中的框架，我們捲入網中，探向網中央。《到芬蘭車站》就是試圖探討社會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如何在長時期紛繁複雜的歷史背景中形成的，雖然作者承認，他無意於追溯所有的思想家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因為有許多來源未必講得清楚。但此書又不屬於平常的觀念史著作，而是如克勞福德(Robert J. Crawford)所指出的，“這是一個觀念的旅行故事，”他說，“每一頁上都有信念和啟示與生活一起搏動。儘管我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的支持者，但絕對可以肯定，它讓我感覺到夢想撩人的美麗。”

但自問世以來，這本書一直也受人批評，說它的文學氣質多過政治歷史氣質。克魯爾(M.A. Krul)認為：“如果你想好好了解社會主義的理論走向或那些時代的政治問題，絕對不要依賴這本書;然而你若對二戰前主要社會主義者的個性和生活經歷感興趣，那麼威爾遜的書是高質量的、有趣的、包你滿意的指南。”他認為威爾遜缺乏理論理解，對辯證法的認識尤其幼稚簡單。好在他猜測大多數人閱讀關於社會主義的流行文學作品，對理論的技術性細節都不感興趣，除非他們本身是社會主義者——可那樣一來他們就會去直接讀馬恩原著了。

這本書好就好在它的文學氣質。要知道，威爾遜是第一個把《資本論》當文學作品讀的人。馬克思寫《資本論》，是把希臘神話、《聖經》、莎士比亞、歌德與調查報告和統計數字拉雜並置，就像喬伊斯《尤利西斯》和艾略特《荒原》的碎片拼貼，而在辛辣的諷刺上，威爾遜認為，他無疑是斯威夫特以後最偉大的諷刺天才。總之，《資本論》是一部史詩。威爾遜對馬克思的文學天賦讚不絕口，因為他自己也擁有這份天賦。

四
但對威爾遜而言，文學只是外相，歷史才是心魔。

在《三重思想家》裡，威爾遜將過去的人文傳統歸結為“相信人之為人已經獲得的高貴與美麗，崇敬作為這一進程之記錄的文學”。他對文學價值的認同正繫於此。在威爾遜的文學批評中，時代精神、歷史命運是關鍵詞。在《到芬蘭車站》裡，他略帶譏嘲地說，德國人不斷產生創造神話的天才，像歌德的“永恆女性”，康德的“無上律令”，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和“純粹理念”等，不但主導了當時德國人的心靈，而且還像傳說中的神一般纏繞住整個歐洲。其實，這些神話更牢牢地纏繞住了威爾遜。在黑格爾看來，普魯士國家體現了世界歷史的頂峰;而在寫《到芬蘭車站》的威爾遜看來，頂峰一定是蘇聯。

難怪他這樣想。試看1928年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一書的最後一篇里，同樣寫到列寧從瑞士經過德國到聖彼得堡芬蘭車站的那列火車：“1917年4月9日，下午三點十分，司機發出了信號，列車滾動起來，朝戈特馬丁根、德國的邊境站駛去。三點十分，從這個時刻起，世界的時鐘有了另一樣的走法。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一顆炮彈比這趟列車射得更遠、更能決定命運的了。”世界、人民、命運、歷史，現代社會最耳熟能詳的詞彙，在此無一遺漏。

多年以後，威爾遜讀到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書中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那些話，肯定在他心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因為簡直可以做《到芬蘭車站》的封底介紹語：

什麼構成時代?十九世紀以什麼劃分成一個歷史時期?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發生了革命，富於自我犧牲的青年人登上街壘。政論家們絞盡腦汁，如何遏制金錢的卑鄙無恥，提高並捍衛窮人的人的尊嚴。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它發現了罪惡的根源和醫治的方法。它成為世界強大的力量。

所以您瞧，整個十九世紀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全部馬克思主義，整個思想的新體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論和嘲弄，一切為憐憫而制定出來的輔助性殘酷手段，所有這一切都被列寧所吸收並概括地表現出來，以便對過去進行報復，為了過去的一切罪惡向陳舊的東西襲擊。俄國不可磨滅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並排站立起來，它突然為人類的一切無所事事和苦難燃起贖罪的蠟燭。

但威爾遜對歷史的決定論與聖物崇拜並非沒有一點警惕。在本書的最後部分，威爾遜指出，托洛茨基在其歷史寫作中，把馬克思主義得自黑格爾的歷史觀念，像神學家詮釋神學那樣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歷史的神旨般的力量(Providential power)出現在托洛茨基所有的作品中。如果說上帝在勃朗寧的詩中作為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感嘆詞及介系詞而恪盡職守的話，托洛茨基筆下的歷史也是如此。這大寫的歷史的嚴酷精神，當他寫作、鼓動、訓誡、讚許、給他勇氣去挫敗他指控的敵人時，曾一直站在他的椅子後頭。直到晚近，當他在孤獨與放逐中，才再也沒有看到歷史的那張臉。”

歷史是現代人的心魔。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的後半部分尤其是結尾，大肆發揮其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意志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產生行動，而最直接參與事件的人承擔的責任最小。莫斯科大火的時候俄國人都在同仇敵愾保家衛國?不，他們大部分只是在生活。於是托爾斯泰把歷史科學比喻成微積分。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裡，又拿植物的生長來比喻歷史的變化：“誰也不能創造歷史，它看不見，就像誰也看不見青草生長一樣。”二位都深刻認識到，在個體的、具體的生活與整體的、抽象的歷史之間，一直充滿緊張。威爾遜對這兩部俄國小說都頗有研究，這一點他意識到了嗎?

或者說，他筆下的人物意識到了嗎?比如馬克思，就有典型的德國人的那副德性，只對超驗的東西感興趣而忽略感性現實。他父親很早就看出兒子的內心似乎被浮士德的精靈纏住，提醒他家庭生活的樸素歡樂，可後來的事實證明，像馬克思那樣不事產業抗拒謀生的人還真難找。在倫敦流亡三十年，向所有人欠錢，被所有人追債，他居然也只動過一次念頭要去找一份固定工作。威爾遜沒有詳細敘述，那是1862年底，馬克思下決心要做一份家業，於是去鐵路局應聘書記員職位，卻被認為字跡潦草，礙難敘用。但要說馬克思不懂生活也不對。李卜克內西就記載過馬克思一家帶朋友提着裝滿食品的籃子去公園野餐的溫馨場景。馬克思跟朋友泡酒吧，喝多了回家，路上也會揀瓦片砸煤氣路燈，這矮胖的中年人開溜倒快，警察追不上。看來，馬克思並不短缺對家人和家常生活的柔情與敏感。恩格斯於此體會尤多，他愛衣着光鮮的女孩子，愛美酒，愛騎馬，在子彈的尖叫聲中還聞得到山野的花香。

但在馬克思關於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日常生活細微而重大的意義被有意無意地屏蔽了。要知道，造成人的異化的，不單是社會分工，還有歷史合力。正是被那個“大寫的歷史”弄瘸了日常生活的腿，日瓦戈醫生才說出那警世的格言：“人是為生活而生，不是為準備生活而生。”諾爾曼•布朗在《生與死的對抗》中，對浮士德式創造歷史的人大施撻伐，認為人類需要擺脫歷史的向上一路，歷史意識需要轉變為精神分析意識，只有這樣，“已死的過去抓住方生的現在的那隻手就會鬆開，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創造歷史”。生活與歷史的兩個維度，在此轉換成馬克思與弗洛伊德。好在威爾遜二者兼顧，在其大部分批評著作中，能看出他在歷史與文學和生活現實之間游弋自如。

五
歷史現在是得了產後抑鬱症了。活力從腕上退潮，激情自心上，一種完成的虛脫爬上胸口。現在是只有生活，沒有歷史了。歷史已經終結了。人類的龍種激昂了兩個世紀，忙了兩百年，跳蚤的子孫卻只管打理微博和微信，按揭各自的一生了。生物學家斯滕特(Gunther Stent)早就說過，現在是進步中止了的黃金時代，“鐵器時代的浮士德式的人會厭惡地看着那些富裕的後代把自己大量的閒暇用於感官的享樂。但浮士德式的人最好正視這一現實，那就是這個黃金時代才是他全部瘋狂努力的成果”。北宋時有二宋，大宋宋庠，小宋宋祁，都少年勤苦，中年顯貴。但大宋上元夜還在書院內讀易經，聽見小宋在別院燒燈夜宴，擁妓醉飲，第二天便派人去挖苦說：“你現在窮極奢侈，卻還記不記得，某年上元夜咱倆一起在州學內就醃菜下飯的情景?”這位寫過“紅杏枝頭春意鬧”的小宋笑道：“倒想帶句話給你：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就醃菜下飯，是圖個啥?”

我的意思，是不是威爾遜的《到芬蘭車站》已經不合時宜，用不着讀了？不是。如果一個基於公正、平等、自由之上的社會尚未達成，如果這世界還充斥着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社會主義的信念就仍然會助燃我們的激情，左翼思想就仍然是我們永恆的衝動，歷史就還沒有進入垃圾時間，只是被叫了暫停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到芬蘭車站》沒有過時，威爾遜也沒有過氣。威爾遜作為作家總是高人一籌，以賽亞•伯林說，他寫的每一個句子都充滿真正的思想和感覺，令人難以忘懷。“他把自己的血寫進了自己的書。”在這個哈利波特比哈姆雷特更走俏的時代，威爾遜追求真理的那種熱情、嚴肅、真誠、持久的品質，更稀罕也更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