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罗马正统教会在西欧的政治权势的确立使得（或迫使）各种新兴的君王以宗教的名义、制度来维系、夺取政治利益，这对后起的、暂时处于劣势的民族、王国尤其重要。为了国家目的选择教会的俄罗斯的兴起是考察圣、俗权界关系的最好示范。

本来，基督教（包括东、西两大势力）早已从东欧传给斯拉夫人，不过，人们习惯于以988年基辅主导俄罗斯时代的基辅公国乌拉基米尔大公强制臣民改宗东正教为俄罗斯福音的起点。[2]统治俄罗斯的Riurik家族已经开始失和，西欧却正朝着新型国家制度的确立胎动，历史之神选择了基辅大公来执行福音的导入，且必须是不同于罗马教会正统、却又在衰落之中的东正教，免于西欧社会对俄罗斯人的支配。当俄罗斯呻吟在“鞑靼人之轭”下面时，圣灵（教会）保持了俄罗斯的一致并蓄积力量；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943年的“大卫国战争”中，又是教会显示出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底流。一般地，（特别在1613年罗曼诺夫由全国会议当选为“查理”以前）教会扮演了国家机关没有足够强化时的许多统合机能，罗马正统教会或犹太教（民族宗教无法推及斯拉夫民族）、伊斯兰教（兴起不久，离莫斯科太远，且被鞑靼人信奉）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功能。不理解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展开，正是我们难以理解十月革命成功或今天的苏联解体的原因。

功利性是俄罗斯对教会机能的要求。1588年，处于伊斯兰教土耳其支配之下的“世界总主教”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希腊人）去莫斯科求款，俄罗斯人盛情地招待他，邀请他留下任职，一举把莫斯科也升为最高阶的“总主教”制。获得了“总主教”地位的俄罗斯很容易使希腊人“总主教”明白这个位置只能由俄罗斯人担任。1698年，当总主教依教义为被处刑的反叛士兵祈祷时，彼得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唯一能够阻碍国家权力扩张的权威继续保持下去。他抛掉“查理”（意为次于皇帝的副帝）称号自封为沙皇（绝对君主），废除总主教制，设置了教会史从未出现过的“宗务院”，[3]宣告（从来未被明确定义过的）教会统合政治地位的终结。基督教在西欧的展开，无论是圣、俗之争还是正统、异端之争，都充分发挥出教会的自主性，促进了教义的进化；但俄罗斯正教随时都必须处理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问题，违背或迎合都终将导致教会的危机。由于没法存在不受现实社会干预的修道院，持有“不同政见”[4]的圣职人员（包括贵族女性）只会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颠疯僧人”，承受超越常人的生活困苦。他们中有些人受到民众敬畏，如颠疯僧人为兵临城下的将领送去猪肉，将领不解其意，僧人指出：“你现在多吃点猪肉，攻城之后就可以少喝人血了。”促使将领率兵撤离。

在基督教确立之处，它已经不再是图拉真皇帝或小普林尼总督所要惩处的贱民了，但基督教在任何民族、任何地域的展开都（形式不同、程度各异）经历、承受起预言灾难及传播福音的功能。俄罗斯的不幸在于国家权力垄断、扶持传播福音的“喜鹊” 角色，扮演“乌鸦”角色的预言者只得通过非正常生活的特异表现才能在民众中传达神的意义。这也是东正教在民众中（主要是妇女、老人、农村等社会下层、弱者）虽然较为普及但在国家事务中缺乏自主性的原因。在沙皇专制（特别是沙皇已经成为时代的反动）下教会上层成为国家权力的附庸，必然随着沙皇的倒台而溃败。如果东正教在新的国家权力（苏维埃）下忏悔自身，这本是重生和复活的机遇，但它丧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这在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思想家对教会的失望中早就看得出来了），以至于社会条件的突然转变（世俗的、物质性的寺院归还、翻新，参拜者络绎不绝等）虽然为教会的重建提供了外部环境，却不具备传播福音的机能。[5]

对于任何较大的国家实体，“乌鸦”角色的预言功能的履行都是福音传播的条件。在中、南美洲、菲律宾等地域，由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教无法达成“乌鸦”与“喜鹊”功能的调和，产生出“解放（现实生活困苦的）神学（信仰）”这样的不安；在朝鲜，基督教为亡国命运下的民族提供了拯救的希望；在日本，基督教首先必须面对“天皇”的权力迫害；在中国，基督教刚开始时几乎成功地以功利实效说动了上层统治集团，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立即被逐出大陆（清朝或民国时期）。在基督教传播进入具有不同文化基础（如无神论）的地域时，很少发生如希腊文化那样的在思维层次上的哲学式抵抗，虽然我们本来可以预料“中西文化”的差异远大于希腊、希伯来文化的分歧。有不少事例表明“文化”因素被有意或无意地夸张了，如日本的“神道宗教”，纯粹是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膨胀，由御用文人利用民间朴素信仰观念（这种观念，犹如印度教崇拜千神、中国人进贡菩萨一样，是一种自然崇拜）人为加工出来强化对“天皇”世俗统治的屈从。国家权力强制把“天皇”个人（或其家族）的私生活施加于国民头上，为其生丧婚恋祝福。[6]最近北京政府也开始强调“文化传统”了，这只不过表明官方御用垄断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对应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上千万民众接受基督信仰，轻易地推翻“中国文化能否理解神的观念”的疑问，似乎再次说明：既然信仰是不同于知识、理性的因素，只要社会需要（目前的状态下国家权力完全没有精神指导的资格或能力），福音必定得以传播。

同时，具有普遍拯救价值的基督教必须适应各民族、地域的特性才能够展开，表明（如罗马帝国那样的）大一统宗教世界并不适合人类的组织形态，其实，连《新约全书》也是受时代、地域影响而产生的。由耶路撒冷发祥的福音定都于罗马首先就是一大变革，但保罗等长老使徒们基于自身的社会经历或传播福音的现实要求，没有批判奴隶制的基础，这暗示着“异端”派可能代表的社会改革意义。例如在早期基督教史上，罗马帝国北非行省在基督教得到公认后产生了主要由农奴、游民等下层民众、种族信仰的“异端分化”，这种信仰是抵抗“国家权力+神权”的传统起源，成为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大精神支柱。[7]其次，俄罗斯成功地完成“俄罗斯正教”的民族化洗礼，主要是东正教把基督的福音根植于本来就具有深厚信仰性格的农民阶层中，这甚至在俄罗斯政治、宗教组织的危机中保持了民族的一致性。但我们要注意到：基督教对于不同地域的不同适应方式又反过来影响此地域的发展。路德（1483—1546年）的改革之所以形成燎原之势也是因为他符合新兴的国家形态——“民族、国民国家”的确立的需要。

当然，首先完成这个确立的是欧洲大陆之外的不列颠王国。宗教改革已经展开多年，以日内瓦、巴黎为活动舞台的加尔文正侵消掉路德的封建诸侯气息，新大陆的发现拉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享利八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摆脱来自罗马教皇的支配，以国王离婚权争端（1534年）为契机设立完全隶属于王权之下的国家教会（又称公教会、圣公会）。[8]英国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英国国家形态即将面临的革新，如果享利八世是罗马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或者他能继续保持先祖的权力，英国教会就甚至达不到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功能，它的民族性、地域性意义在于它适应了从王权向“权贵”[9]阶层过渡的新兴国家形态。一百多年以后，英国人洛克在《基督教的合理性》、《市民政府论》、《论宗教的宽容》中完整地解释了民族、国民国家形态中的宗教价值。

回溯历史，基督教信仰的《新约全书》的本质无非就在于它宣示：通过耶稣之死，旧犹太律法已经终结，维系（超越于犹太民族的）全体人类社会组织集团的共同体要素只是对神的信仰（插图）。另一方，各（民族、地域、人种等）组织集团之内必须有秩序规则，这是不同于固定律法的、随条件而异的法律，这就是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论说明，新教比天主教更着重这一层含义。从国家形态作为包含信仰生活的社会全体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教会无法（也没有必要）统制所有的社会活动。在信仰耶稣的各基督教组织中，罗马天主教是最终抵御民族、国民国家的统合形式却又形成独特的类似“国家”权力结构的组织形态。[10]

1983年1月25日发布的《天主教法典》中，[11]我们可以找到构成那些普通“宪法”民法中的精神原则。第Ⅱ集 神之民 第一编 教会的最高权威 第1章 罗马教及司教团 第331条：“罗马教会的司教是司教团的支柱、基督的代言人、地上所有普遍教会的牧师。罗马教会的司教负有主特别委任给第一使徒彼得并由彼得的后继者必须继承的任务。因此，教皇拥有教会的最高、全能、直接及普遍的权力，能够随时自由地行使它。”第Ⅶ集 诉讼 第一部 裁判管辖 第1404条：“教皇不受任何人裁判。”在教会权限的关系上也没有放弃教会高于国家等外部权力的理念，第I集 总则 第八部 统治权 第130条：“统治权本来由外部法庭行使，但有时候只能由内部法庭行使。在这样的场合，除了由（教会）法规定的特定情况外，不承认在外部法庭性质上有效的此法律的效力。”在此同时，1967年10月世界代表司教会议原则上承认以下的原则：“外部法庭与教会固有的保持了许多世纪的内部法庭要保持调和的关系，不使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我们可以注意天主教普及（教会法具有普遍效力）的地域正是国家权力机能薄弱之处，似乎提示出教会的存在意义在于人类（世俗）组织形态的缺欠。反过来，并不是国家机能薄弱之处就为天主教盛行之域，因为基督教只是多种宗教形态中的一种。

与基督教（以及其起源犹太教）具有类似性质的是伊斯兰教，但仅就国家形态（即政治权力组织方式）关系而言，伊斯兰教根本不同于基督教，是政教合同的。默哈麦德（570—632年）的成就首先依存于其政治、军事力量，甚至可以认为宗教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其后伊斯兰教正统逊尼派与异端什叶派的分裂也带有政治、军事利益和文化差异[12]的色彩。[13]这种政治、军事特征更由（基督教相对沉缓扩展时）伊斯兰教的膨胀显示出来，如果考虑到那些后期成功地建成“民族国家”的伊斯兰教民族的历史，我们承认正是伊斯兰教发展、壮大了这些民族（如同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意义一样）。例如从中亚（或者更北端）迁到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民族，它所以能够取代东罗马帝国建立起奥斯曼帝国，要归因于宗教的统一，只有“苏丹”式的政教合同体（这正是伊斯兰的宗教信仰）能够保证一个迁移的民族克服地域、语言等障碍维持统一。而稍前的（也压迫土耳其民族东迁的）蒙古帝国，由于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在成吉思汗（1167—1227年）之后必然分离成适应于当地环境的军事共同体，[14]而且那些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分支，如铁木耳（1336—1405年）帝国或鞑靼人才得以长期地维持民族性的军事统治。我们似乎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发展也是因为它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民族生存、发展的要求。

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消沉也是由于它不能适应新时代下民族发展的需要，所以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伊朗、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纷纷放弃政教合同的传统，建立凌驾于宗教生活之上的国家政治权力。过分推行工业化政策的巴列维（二世）政权被霍梅尼取代并不一定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普遍复兴，打动伊朗极端什叶派信徒的是霍梅尼等圣职者反抗美国掠夺（及其腐败傀儡政府）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美国+伊斯兰分子联盟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的战争中，我们本该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朗共同对抗苏联的强固联盟。实际上，今天为止的普通伊朗人多数还是向往美国“文化”的，是华盛顿肮脏卑劣的外交政策葬送了美国在伊朗的利益。[15]伊朗不是埃及，前者至今保持自己的语言，而后者没有。伊朗为了维持波斯帝国的影响，不肯接受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而自立“异端”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就是为了摆脱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势力。与伊拉克的侯赛因，古巴的卡斯特罗等一样，霍梅尼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产物罢了。[16]

除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几乎不存在能与国家权力发生对立的世界性宗教。对于国家而言，提起“宗教伦理”危难的主要来自于受国家权力压制的、占少数地位的民族性宗教或宗教的地域性分支。作为人类组织普遍存在形式的国家在理念上必须面临无神论、泛神论、一元神论（多种形式）或多元神论（多种形式）的混合存在，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就是任何国家正常机能的存在条件之一。我们稍微再看看中国的情形，基督教刚传入中国时主要通过政治性的考量，耶稣会士似乎期待中国的（异族）统治者会如俄罗斯贵族那样归顺神的旨意，没有理解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基础之不同。耶稣会士插手政治权争被逐出之后，别的基督教团体继承同样的愿望，甚至由赤裸裸的不平等国家间条约中强行加入传教的“自由”（此时根本不能称为自由，而是殖民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而已）、与伴随侵略战争而勃发的民族主义感情背道不相容。与此相对的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基于民间、甚至带有明显的反抗中央政治极权的特征，[17]所以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有生命力，在共产主义胜利后的中国，可以明确压制基督教（或佛教、喇嘛教），却无法否认“回族”的生活方式。从种族特征看，回族不构成不同于汉族（或藏族、维吾尔族、满族、蒙古族）的民族，它是一种宗教群体，但中国人把信仰伊斯兰教（即采取不吃猪肉等生活方式）的汉族人称为回族以示区分，把满族等称为“中华民族”以示同一，暗示着在中国的广大地域上几经民族移动，人们更习惯于以文化（生活方式）特征来区分群体。伊斯兰在中国取得“五大民族”之一的地位，一方面表示正统中国人[18]很难认同宗教信仰的精神特征，同时也表明伊斯兰教在下层民众中具有的生命力。[19]

就其起源而言，基督教正是反抗国家权力的下层民众运动。正如它最终战胜了罗马帝国、与希腊文明融合的过程也是基督教自身演化的发展一样，可以期待它与另一大文明（中国）的接合会产生类似从民族宗教向世界宗教的跃迁、解消中国精神构造中对国家权力的过分世俗性依从的缺欠。尽管从客观事实上，那些具有拯救使命的宗教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权力发生对抗，但从主观本性上并不需要互不两立。这也是国家社会共同体对所有宗教形式的要求，以拒绝、制止那些以宗教神圣性达到国家权力的企图。国家作为最大的权力象征，必然带有最大犯罪的特征（平民咒骂官僚、小偷行窃被无情处刑，国家官僚草菅人命却几乎得不到制裁是国家的正常表现）、但不能允许不择手段地支解国家整体的行为，因为国家制度中包括着许多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规范。宗教反抗国家权力（往往是局部制度，如奴隶制，甚至武力对抗也会发生）的正当条件只在于它从整体上促成永远不可能完善的国家政权的（部分）进步。当普通民众从观念上还没意识到自身解救的价值时，宗教的不同于政治的功能就在于它的自我献身精神。如此，也就不存在任何不容许宗教信仰自由的理由，也易于区分那些信奉各类利益“神明”团体的性质。在现实生活中，连基督教也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必然发生那些由人性缺欠带来的罪责，国家共同体自然没有理由取缔那些明显带有政治意图的宗教团体（除非它涉及、触犯相关的法律）。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没有产生极端宗教的基础，但实际生活出现的各种宗教形态的困惑却明显表示社会全体本身的不健全、不宽容性，一个国家的宗教状况正是那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全体的反映。[20] 

[赵京，1994年6月2日，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