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淺井基文《大國日本的選擇》[1]-

日本早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

不過﹐淺井在此書中告訴我們﹕日本的表現更象一個國際政治上的嬰兒。例如1995年夏天日本國會於戰後五十周年紀念通過的《不戰宣言》﹑為了掩蓋政府罪責而設立的“民間”亞洲婦女基金會以補償戰時的“慰安婦”﹐都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的偽善與荒唐。1989年中國“六·四事件”以來﹐日本的政治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變質﹕國會批準的“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ＰＫＯ法案”允許自衛隊派兵海外﹐外務省官僚在沒有取得國民共識之前不擇手段地推動日本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旨在封殺反對派的小選舉區制度﹐[2]加重民眾負擔的“行政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地方自治方面的倒退,和最終的修憲目標等。淺井問道﹕國際社會（而不是華盛頓）到底期待日本扮演何種角色﹖日本自身應該如何定位﹖

至今為止﹐日本政府與主流媒介（包括所謂“學術界”）成功地對國民遮蓋了國際政治議題﹐我們只能聽到來自統治階層內的“不同聲音”。以小澤一郎的《日本改造方案》為代表﹐特別是自從海灣戰爭以來﹐保守派論客們就熱切地討論日本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軍事貢獻。淺井指出﹕他們信奉的是﹕實力就是正義﹐正義就是實力（第80頁）﹔他們的意圖就是推動日本的軍備把日本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換（第６-７頁）。

確實﹐站在日本統治階層的立場（或者﹐一般人如果無視日本戰敗為止的歷史）來看戰後日本的歷史﹐沒有更多的理由要求日本作為一個國家不效仿至今為止的一切國家強權的道路。[3]在第一章“作為國際社會中大國的日本”里﹐淺井指出﹕雖然普通日本國民並沒有強烈地感受到﹐日本確實早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所以統治階層異乎尋常地抨擊日本的和平憲法並在一系實踐中已經把憲法踐踏得面目全非了（第32頁）。小澤就惡狠狠地咒罵日本民眾的普遍厭戰心理是“一國（獨享）和平主義”﹑“把日本從國際社會中孤立出來”﹐以此堵上任何反駁的論點（第45頁）。對於日本統治階層的保守派論客而言﹐他們的“國際社會”就是最有強力的帝國。在他們接受美國為“國際社會”之前﹐中華帝國一直是日本統治集團想取而代之的唯一“國際社會”。在此“國際社會”中不存在國家﹑民族之間的平等,存在的是附屬藩邦向中央帝國的朝貢關係（琉球﹑台灣﹑朝鮮以及東南亞的英﹑荷殖民地）。

第二章“當今的國際社會與戰爭”討論日本應該如何處置國際外交中的衝突。淺井指出﹕戰後日本的統治階層除了在對美關係上發生180度轉換外﹐完全秉承戰前的支配集團。在軍備問題上﹐憲法第九條明確宣示﹕日本不得保有軍隊﹐但日本政府在美國的鼓動下﹐不斷修改憲法解釋以“突破憲法允許的極限”﹐最後連堂堂皇皇的海外派兵也以“國際貢獻”之名實行。1980年10月28日﹐日本政府解釋自衛隊合憲的理由是因為自衛隊的存在“不是為了準備戰爭”。那麼請問日本政府﹕有哪一個國家的軍隊的存在被其政府宣稱是“為了戰爭”的目的呢﹖更有甚者，在1994年4月22日羽田內閣主導下的“基本合約”中﹐包括社會黨在內的聯合執政黨派也聲稱“日本憲法基於聯合國的共同安全保障概念”﹐把國家的明文憲法置於可隨意解釋的“概念”之下﹗這個“概念”是“國際性的集團自衛權”﹑也即在美國主導下軍事同盟戰爭權利（第192-193頁）。羽田下台後仍然很神經質地回顧道﹕萬一美國在沒法取得聯合國一致同意的情況下[4]攻擊朝鮮北方“開發核武器的嫌疑設施”，引起朝鮮半島軍事衝突﹐他的內閣所處的立場遠比海灣戰爭中派出自衛隊掃雷艇的海部內閣嚴峻﹐就連在日本生活的幾十萬“在日朝鮮人”就令日本政府不知如何“管制”。[5]淺井下結論說﹕日本的未來就看日本國民能否反抗“集團自衛權”這一類的保守派企圖（第194頁）。

第三章“聯合國安全保障理事會”討論為什麼日本不應該謀求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日本政府列舉了一些理由﹐其中包括﹕一且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日本可以對軍備控制與縮減作出貢獻。淺井很納悶日本政府為什麼扯上這種無知的論調來欺騙國民﹕日本政府當然明白聯合國安理會從來沒有﹑也根本不可能討論這個議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反對）（第239頁）。美國會容忍這樣的日本進入常任理事國嗎﹖事實上﹐日本是除了五個常任理事國之外最多擔任理事國的國家,它到八十年代為止一直追隨美國的核軍備立場。在1990年南太平洋非核化決議中﹐日本追隨美國（唯一的反對國）投下唯一的棄權票（其餘150國贊成）﹔日本同時也附和美英法反對印度洋的非核化（其餘所有的國家都贊同）。

日本積極尋求常任理事國席位是出於美國的推動。雖然日本自從八十年代以來開始摸索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轉換﹐[6]但在美蘇中2.5極（中國只能算區域大國﹐不過正好在日本所屬區域內）“冷戰”構造中無所適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機能幾乎癱瘓﹐國內的反對黨雖然不能取代自民黨執政但卻能有效阻止相關法案的通過。但1989年中國“六·四”事件以及隨後相繼發生的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使得美國得以順利利用聯合國安理會推行其世界戰略﹔與此同時﹐美國相對下降的經濟力量又要求其同盟屬國－特別是日本－分擔其國際戰略中的軍事職能（第270頁）。[7]在克林頓上台後的第一次美日首腦會談（1993年4月16日）中﹐作為“吉田主義”繼承人的“保守主流派”宮澤本人對於克林頓的加入常任理事會提議沒有正面回應﹐引起外務省﹑自民黨內“改革派”的不滿。日本政府一旦確認美國的鼓動﹐很容易明白如何向日本國民解釋聯合國安理會名義下的任何軍事行動﹐正如其一貫無視和平憲法的存在一樣。淺井舉例說﹕為了達到派遣自衛隊去扎伊爾的目的﹐日本政府利用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辦事處ＵＮＨＣＲ要求日本援助的藉口。很顯然﹐ＵＮＨＣＲ的日本人專員緒方貞子在越權利用國際難民事務幫助她的祖國推動軍事大國化。[8]作為聯合國最高官員之一﹐作為國際政治學教授﹐以及作為日本政府推舉的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緒方不可能不知道ＵＮＨＣＲ沒有聯合國大會決議無權直接要求任何國家的援助（何況是派遣軍隊),緒方不可能不知道日本的憲法禁止海外派兵（第279頁）。外務省官員甚至向社會黨首相村山謊報軍情﹐修改現場報告﹐隱瞞美國勸日本不必派自衛隊的建議（第284頁）。

淺井在最後一章“戰後五十年的國際社會與戰敗五十年的日本”中指出日本政治正處于越發加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日本憲法的國民主權﹑和平﹑民主﹑人權諸原則深入人心﹔[9]另一方面﹐保守的統治階層在一系國際﹑國內政治變動中越來越強大﹑反動﹐日本的民眾與統治階層的分離﹑衝突與鬥爭會加劇下去（第338頁）。

淺井的這本書不是一部艱深的學術論著﹐而更象市民講座的普及讀物。作為前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以及覆沒前的社會黨外交事務顧問,淺井不得不全心盡力於關於國際政治的公共政策教育上﹐這多少也影響了他的立場的中立客觀性（如果我們期待政治學上應該有這樣的非價值取向的話）。在此書以及所有他的論述中﹐都刻意迴避對中國政府的批判﹐[10]給人留下“親北京”的印象。許多“親中派”日本人﹑包括著名的學者﹑藝術家（如歷史學家井上清）都程度不同地懷有政治意圖接近中國政府權力﹐害怕批判中國政府斷絕“友好”關係的話,會使他們失去在日本政府眼中的價值。對於作個體的日本人而言﹐不得罪北京是在日本政治中立足的一個聰明選擇（但願淺井不是如此）:作為組織群體（如覆沒的日本社會黨）而言﹐如果連“六·四事件”都不表態的話﹐就很容易被右翼保守統治集團利用民眾的心理摧毀（日本共產黨因為很早以前斷絕與中共的往來由“六·四事件”得利）。日本的進步左翼勢力如果不改善這一點﹐根本不可能結合成有效的政治力量與統治階層抗爭。

淺井沒有為讀者提示出這一層的意義﹐日本政治從“六·四”事件以來的展開﹐也沒有提示出令人期待的未來。實際上﹐1995年日本政府在親中的社會黨首相之下第一次明確無誤地向中國政府傳達了強硬的政治對抗信息﹕借中國的核試驗中止了當年度的七千億日元的無利息貸款；1996年眾議院選舉結果實際上宣告了日本議會政治民主主義可能性的終結﹔1997年﹐包含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在內的“美日防務合作指南”毫無阻礙地得到簽署﹐標誌着日本以軍事背景邁向政治大國的外交政策的確立。[11]再進一步﹐如果我們注意到:1997年同時也宣告了日本經濟自九十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滅以來不僅沒有復甦反而進一步惡化、暴露出其傳統手段不可藥救的制度性危機﹐那麼﹐已經開動起來的軍備國家機器必然會強制地利用國際﹑國內政治手段達成其“危機管理”的目的。那時﹐我們還能讀到淺井這樣的論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