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浅井基文《大国日本的选择》[1]-

日本早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不过﹐浅井在此书中告诉我们﹕日本的表现更象一个国际政治上的婴儿。例如1995年夏天日本国会于战后五十周年纪念通过的《不战宣言》﹑为了掩盖政府罪责而设立的“民间”亚洲妇女基金会以补偿战时的“慰安妇”﹐都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的伪善与荒唐。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以来﹐日本的政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质﹕国会批准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ＰＫＯ法案”允许自卫队派兵海外﹐外务省官僚在没有取得国民共识之前不择手段地推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旨在封杀反对派的小选举区制度﹐[2]加重民众负担的“行政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地方自治方面的倒退,和最终的修宪目标等。浅井问道﹕国际社会（而不是华盛顿）到底期待日本扮演何种角色﹖日本自身应该如何定位﹖

至今为止﹐日本政府与主流媒介（包括所谓“学术界”）成功地对国民遮盖了国际政治议题﹐我们只能听到来自统治阶层内的“不同声音”。以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方案》为代表﹐特别是自从海湾战争以来﹐保守派论客们就热切地讨论日本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军事贡献。浅井指出﹕他们信奉的是﹕实力就是正义﹐正义就是实力（第80页）﹔他们的意图就是推动日本的军备把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换（第６-７页）。

确实﹐站在日本统治阶层的立场（或者﹐一般人如果无视日本战败为止的历史）来看战后日本的历史﹐没有更多的理由要求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不效仿至今为止的一切国家强权的道路。[3]在第一章“作为国际社会中大国的日本”里﹐浅井指出﹕虽然普通日本国民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日本确实早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所以统治阶层异乎寻常地抨击日本的和平宪法并在一系实践中已经把宪法践踏得面目全非了（第32页）。小泽就恶狠狠地咒骂日本民众的普遍厌战心理是“一国（独享）和平主义”﹑“把日本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来”﹐以此堵上任何反驳的论点（第45页）。对于日本统治阶层的保守派论客而言﹐他们的“国际社会”就是最有强力的帝国。在他们接受美国为“国际社会”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日本统治集团想取而代之的唯一“国际社会”。在此“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存在的是附属藩邦向中央帝国的朝贡关系（琉球﹑台湾﹑朝鲜以及东南亚的英﹑荷殖民地）。

第二章“当今的国际社会与战争”讨论日本应该如何处置国际外交中的冲突。浅井指出﹕战后日本的统治阶层除了在对美关系上发生180度转换外﹐完全秉承战前的支配集团。在军备问题上﹐宪法第九条明确宣示﹕日本不得保有军队﹐但日本政府在美国的鼓动下﹐不断修改宪法解释以“突破宪法允许的极限”﹐最后连堂堂皇皇的海外派兵也以“国际贡献”之名实行。1980年10月28日﹐日本政府解释自卫队合宪的理由是因为自卫队的存在“不是为了准备战争”。那么请问日本政府﹕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的存在被其政府宣称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呢﹖更有甚者，在1994年4月22日羽田内阁主导下的“基本合约”中﹐包括社会党在内的联合执政党派也声称“日本宪法基于联合国的共同安全保障概念”﹐把国家的明文宪法置于可随意解释的“概念”之下﹗这个“概念”是“国际性的集团自卫权”﹑也即在美国主导下军事同盟战争权利（第192-193页）。羽田下台后仍然很神经质地回顾道﹕万一美国在没法取得联合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4]攻击朝鲜北方“开发核武器的嫌疑设施”，引起朝鲜半岛军事冲突﹐他的内阁所处的立场远比海湾战争中派出自卫队扫雷艇的海部内阁严峻﹐就连在日本生活的几十万“在日朝鲜人”就令日本政府不知如何“管制”。[5]浅井下结论说﹕日本的未来就看日本国民能否反抗“集团自卫权”这一类的保守派企图（第194页）。

第三章“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讨论为什么日本不应该谋求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政府列举了一些理由﹐其中包括﹕一且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日本可以对军备控制与缩减作出贡献。浅井很纳闷日本政府为什么扯上这种无知的论调来欺骗国民﹕日本政府当然明白联合国安理会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讨论这个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反对）（第239页）。美国会容忍这样的日本进入常任理事国吗﹖事实上﹐日本是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最多担任理事国的国家,它到八十年代为止一直追随美国的核军备立场。在1990年南太平洋非核化决议中﹐日本追随美国（唯一的反对国）投下唯一的弃权票（其余150国赞成）﹔日本同时也附和美英法反对印度洋的非核化（其余所有的国家都赞同）。

日本积极寻求常任理事国席位是出于美国的推动。虽然日本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开始摸索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换﹐[6]但在美苏中2.5极（中国只能算区域大国﹐不过正好在日本所属区域内）“冷战”构造中无所适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机能几乎瘫痪﹐国内的反对党虽然不能取代自民党执政但却能有效阻止相关法案的通过。但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以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得美国得以顺利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推行其世界战略﹔与此同时﹐美国相对下降的经济力量又要求其同盟属国－特别是日本－分担其国际战略中的军事职能（第270页）。[7]在克林顿上台后的第一次美日首脑会谈（1993年4月16日）中﹐作为“吉田主义”继承人的“保守主流派”宫泽本人对于克林顿的加入常任理事会提议没有正面回应﹐引起外务省﹑自民党内“改革派”的不满。日本政府一旦确认美国的鼓动﹐很容易明白如何向日本国民解释联合国安理会名义下的任何军事行动﹐正如其一贯无视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样。浅井举例说﹕为了达到派遣自卫队去扎伊尔的目的﹐日本政府利用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办事处ＵＮＨＣＲ要求日本援助的借口。很显然﹐ＵＮＨＣＲ的日本人专员绪方贞子在越权利用国际难民事务帮助她的祖国推动军事大国化。[8]作为联合国最高官员之一﹐作为国际政治学教授﹐以及作为日本政府推举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绪方不可能不知道ＵＮＨＣＲ没有联合国大会决议无权直接要求任何国家的援助（何况是派遣军队),绪方不可能不知道日本的宪法禁止海外派兵（第279页）。外务省官员甚至向社会党首相村山谎报军情﹐修改现场报告﹐隐瞒美国劝日本不必派自卫队的建议（第284页）。

浅井在最后一章“战后五十年的国际社会与战败五十年的日本”中指出日本政治正处于越发加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日本宪法的国民主权﹑和平﹑民主﹑人权诸原则深入人心﹔[9]另一方面﹐保守的统治阶层在一系国际﹑国内政治变动中越来越强大﹑反动﹐日本的民众与统治阶层的分离﹑冲突与斗争会加剧下去（第338页）。

浅井的这本书不是一部艰深的学术论著﹐而更象市民讲座的普及读物。作为前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以及覆没前的社会党外交事务顾问,浅井不得不全心尽力于关于国际政治的公共政策教育上﹐这多少也影响了他的立场的中立客观性（如果我们期待政治学上应该有这样的非价值取向的话）。在此书以及所有他的论述中﹐都刻意回避对中国政府的批判﹐[10]给人留下“亲北京”的印象。许多“亲中派”日本人﹑包括著名的学者﹑艺术家（如历史学家井上清）都程度不同地怀有政治意图接近中国政府权力﹐害怕批判中国政府断绝“友好”关系的话,会使他们失去在日本政府眼中的价值。对于作个体的日本人而言﹐不得罪北京是在日本政治中立足的一个聪明选择（但愿浅井不是如此）:作为组织群体（如覆没的日本社会党）而言﹐如果连“六·四事件”都不表态的话﹐就很容易被右翼保守统治集团利用民众的心理摧毁（日本共产党因为很早以前断绝与中共的往来由“六·四事件”得利）。日本的进步左翼势力如果不改善这一点﹐根本不可能结合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与统治阶层抗争。

浅井没有为读者提示出这一层的意义﹐日本政治从“六·四”事件以来的展开﹐也没有提示出令人期待的未来。实际上﹐1995年日本政府在亲中的社会党首相之下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向中国政府传达了强硬的政治对抗信息﹕借中国的核试验中止了当年度的七千亿日元的无利息贷款；1996年众议院选举结果实际上宣告了日本议会政治民主主义可能性的终结﹔1997年﹐包含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在内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毫无阻碍地得到签署﹐标志着日本以军事背景迈向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的确立。[11]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注意到:1997年同时也宣告了日本经济自九十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不仅没有复苏反而进一步恶化、暴露出其传统手段不可药救的制度性危机﹐那么﹐已经开动起来的军备国家机器必然会强制地利用国际﹑国内政治手段达成其“危机管理”的目的。那时﹐我们还能读到浅井这样的论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