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喀琅施塔得悲劇的教訓”一文引用舍爾基[1]的回顧：“喀琅施塔得人重複彼得格勒工人的政治要求，認為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已經不能代表他們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選蘇維埃，要求給予所有社會主義黨派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與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一致的。列寧1917年許諾道：任何組織只要得到1萬張選票就可以得到公共資助出版機關刊物，在蘇維埃內權力可以不需衝突從一個政黨移到另一個政黨，官員或警察與人民相同，工人通過他們選舉的委員會行使權力，通過民兵系統保持秩序等等” [2]。作為“最好的安那祺主義者”[3]投入到俄國革命內戰中的舍爾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最終告別托洛茨基和沒有什麼意義的布爾什維克“反對派”，回到他很不情願卻被命運註定的安那祺主義理念，成為“最差勁的安那祺主義者”[4]。
Victor Lvovich Kibalchich 1890年出生在比利時，父親與俄羅斯“人民意志”運動相關，母親來自沙皇治下的波蘭。他15歲獨立，加入過比利時社會黨但感到它不夠激進。1909年因為安那祺主義的信念和活動，19歲時被驅逐出境、逃到巴黎。1912年因為“恐怖主義”罪名被判處5年徒刑，1917年他去西班牙參加安那祺-工聯主義運動，開始以“舍爾基”的筆名發表文章。[5]這一年2月，沙皇被推翻，舍爾基也開始去俄國參加革命的準備，幾經周折，1919年1月到達俄國。
列寧與以“叛徒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分道揚鑣後，急於拉攏國際上的安那祺-工聯主義運動。安那祺-工聯主義運動也對布爾什維克抱有期待，無數舍爾基這樣的年輕的安那祺主義者紛紛投效其中。不過，這兩個運動的根本分歧無法調和。對於克魯包特金這樣的革命老前輩，列寧採取吹捧政策，出版他的《法國革命史》等經典讀物；對於同輩的伯克曼、古爾德曼等國際著名戰士，利用不成[6]只好禮送出國；對於Souchy舒奇[7]、Borghi、Pestana、Lepetit這些在西歐有一定知名度的堅定的安那祺主義者，托洛茨基惱羞成怒地痛斥道：“你們是誰？你們有什麼權利要求釋放社會革命黨人和安那祺主義者這樣的反革命匪徒？”；對於在德國占領下的“南俄羅斯”（烏克蘭）的安那祺主義（馬赫諾）運動，先拉攏[8]，直到打垮了鄧尼金再消滅；而普通的俄國安那祺主義者基本上被關押起來了。滿腔熱血的舍爾基此時來到俄國，沒有伯克曼、古爾德曼那樣的堅定安那祺主義理想、也缺乏他們的國際聲譽，模仿列寧、托洛茨基嘲笑安那祺主義者，加入布爾什維克，也無可厚非。
舍爾基主要投入的工作是在季諾維也夫手下在共產國際服務，其間，他對中國革命的材料的分析影響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判斷（共產國際不應該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成為托洛茨基攻擊斯大林的有利材料之一。在1921年春天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期間，他遇到被水兵釋放的波羅的海艦隊政委，很吃驚：“你不是快被叛亂水兵們打死了嗎？”政委哈哈一笑：“那是我們的宣傳。沒人挨打”。舍爾基知道太多的這樣的政治謊言，但他都以革命的大義為其辯護，也掩埋自己的良知繼續為布爾什維克效勞，直到為時太晚，自己也失去自由。
舍爾基站在左翼“反對派”的立場與斯大林體制抗爭，反對紅色恐怖、捷爾任斯基，但基本上無法切割托洛茨基的“在一黨體制內爭取民主”的可笑、可悲路線。托洛茨基當然不可能承認自己親自建立的斯大林體制的源頭--列寧主義一黨專政的責任（例如，把工會也軍事/獨裁化），舍爾基也很難接受自己中年成熟時期被欺騙、利用的悲劇，只好堅持列寧的“群眾已經落後，必須由先知/先鋒隊/革命家/秘密警察來灌輸、領導革命”的路線，完全不肯正視正是布爾什維克為了保持到手的權力解散蘇維埃、壓制群眾的民主熱情的現實。1936年，紀德訪問蘇聯，被舍爾基提醒要“睜開眼看蘇聯現實”，消除了過去對蘇聯一廂情願的幻想。隨後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受到斯大林的召見時，對舍爾基的狀況表示擔憂，斯大林同意舍爾基一家離開蘇聯。
舍爾基回到比利時和法國，主要以文字（包括小說、詩歌）從事反對斯大林體制的鬥爭，最先用totalitarian（全權主義）一詞來形容蘇聯。托洛茨基很需要舍爾基在法國展開工作，但疑心舍爾基的安那祺主義歷史尾巴，加上被斯大林派來的密探的挑撥離間，最終分道揚鑣[9]。德國攻占法國後，不懂西班牙文的舍爾基卻只有墨西哥一處可逃，默默地度過了生命最後的五年。從個人的成就上看，陷入國家權力太深、人性變得麻木的舍爾基無法寫出同年出生的俄羅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那樣的作品；與俄國斯以外的作家相比，雖然“身在此山中”更知道俄國革命，以法文寫作的舍爾基的不幸在於他沒有紀德、羅曼羅蘭那樣的文學功底和影響法國的“小資產階級”，沒有《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John Reed那樣的震動普通美國人心靈的幼稚天資[10]，也缺乏Georg Lukacs那樣的改造粗糙的列寧主義的德意志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展開對列寧的《怎麼辦？》中的由先知/職業革命家灌輸/強制“落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哲學批判[11]。可以安慰的是：與第二（社會民主）國際、第三（共產）國際、第四（托洛茨基）國際分手的舍爾基雖然很不情願，但最終在思想上回歸到第一（安那祺主義）國際的人生出發點，痛苦地結論到：“恐懼自由，也就是恐懼群眾，始終貫穿着俄國革命的進程。…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是民主的—即libertarian安那祺主義[12]意義上的民主”。對於沒有舍爾基那樣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後來者來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言也對！
舍爾基在為布爾什維克效勞期間，寫過不少抨擊自己為之奮鬥過的安那祺主義的文字，其中有一定道理，例如，安那祺主義者總是落後於現實政治，自發被動，等等，不過這些都是安那祺主義已經自我反省過的。特別在喀琅施塔得起義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舍爾基違背自己的良知為新型的國家權貴辯護，得到列寧的“最好的安那祺主義者”的獎賞，以為新的國家權力會為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服務、自己也可以成新精英階級的一員，實際上變成“最好的列寧主義者”，連最差勁的安那祺主義者也算不上了。但是，正如歷史上所有那些暢飲過自由主義清泉、本質上仍然屬於社會主義的tovarich（俄語：同志）一樣，舍爾基最終擺脫了國家社會主義的誘惑、控制和迷惑，解放了自己，回到了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2月6日]
[1] 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2. p.135.
[2] 趙京，《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2011年第二版，第2章第5節。
[3] 列寧的讚賞、利用。見前注1回憶錄。這應該是真實的，雖然沒有見到別人提及列寧這麼說。
[4] Iain
McKay, Victor Serge: the worst of the anarchists,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4, #61. 本文的論述主要以此文為依據。
[6] 列寧許諾為古爾德曼提供經費回美國開闢第三國際分部，遭到當場拒絕。伯克曼願意為列寧著作翻譯，但要求加上自己的見解出版，被列寧拒絕。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7] 列寧在克里姆林宮單獨召見舒奇教訓“小兒幼稚症”時，舒奇心想：“要是沒有我們的犧牲，你今天還在瑞士流亡呢！”
當他要求列寧釋放安那祺主義者時，列寧教訓他：“是的，安那祺主義者在革命的第一階段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他們不承認革命的國家政權，他們必須被當成反革命來鎮壓。”見趙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對自由終生追求與思考——奧古斯丁·舒奇自傳的啟迪”，2003年10月23日。巴金的西班牙內戰的文章中譯為“蘇席”。
[8] 馬赫諾，“我與列寧的會見”，趙京2010年1月30日譯。又據前注1回憶錄，共產國際的第二次會議召開時，列寧與荷蘭的Benjamin
Markovich Aleynnikov談判，同意與安那祺主義者合作，承認安那祺主義者在烏克蘭自治。
[9] 他們的分歧之一就是喀琅施塔得事件：托洛茨基在反駁舍爾基時聲稱：“我不知道是否有不必要的屠殺。在這方面我比那些後來者更信任捷爾任基。……舍爾基來自第三手的結論在我看來沒有意義。”但舍爾基指出他的信息來自監獄中與親歷事件的安那祺主義者的面談，而捷爾任斯基並不在喀琅施塔得現場。[9]在2月28日深夜，他接到季諾維也夫的表弟的電話：“喀琅施塔得落入白軍手中。我們全都待命。”他也看到空曠的街道上貼出小布告說反動將軍科茲洛夫斯基用陰謀和出賣控制了喀琅施塔得，無產階級被動員武裝起來。
[10] 美國冷戰對蘇政策的“設計師”肯南一方面嫉恨、詆毀里德，同時也不由得佩服這位哈佛學生：“不管他的政治偏見多麼精力充沛、放縱不羈，里德對那個時代的紀錄在文學力量、洞察力和細節掌握方面都超越出其他的當代記載。當所有其他的文字都被遺忘時，他的紀錄還會被記住。”George Kannan,RussiaLeaves
the War.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56.
p.68-69.
[11] Walter Laqueur,Weimar:
A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0. p.56-57.
[12] 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因為被禁止用anarchism一次，用libertarian來代替。所以安那祺主義也可以譯為自由社會主義。後來，libertarian被找不到自己語言的自由資本主義（哈耶克等）偷去，濫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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