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人重複彼得格勒工人的政治要求,認為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已經不能代表他們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選蘇維埃,要求給予所有社會主義黨派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與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一致的。列寧1917年許諾道:任何組織只要得到1萬張選票就可以得到公共資助出版機關刊物,在蘇維埃內權力可以不需衝突從一個政黨移到另一個政黨,官員或警察與人民相同,工人通過他們選舉的委員會行使權力,通過民兵系統保持秩序等等。[1]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為,他們為第三次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奠定基礎,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政府會接受他們的要求的,彼得格勒和全俄勞動人民會支持他們的。但是,經過解散立憲會議和國內戰爭,布爾什維克黨已經牢牢掌握了政權,蘇維埃只能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一黨專政的工具,不可能再與任何其他政黨或組織分享政權。其實,喀朗施塔得人與布爾什維克的分歧在十月革命的開始就顯露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對於喀朗施塔得人來說意味着每一個地方的事務歸每一個地方的蘇維埃,而不是一個黨派。”[2]更進一步,喀朗施塔得人要求的各蘇維埃也以自治聯邦的形式結合,而不是變成中央集權的下屬機構。3月15日,列寧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承認喀琅施塔得“那裡不要白衛分子,也不要我們的政權。”[3]在一黨專政下,任何“不要我們的政權”的企圖,更不用說武力企圖,都不可避免發展成悲劇。
本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還抱有最後一絲期待,以為列寧會糾正托洛茨基等人的錯誤。如果俄共十大能夠按照預定在3月6日召開,列寧在大會宣布經濟政策的轉換,有可能扭轉水兵的敵對情緒、改變喀琅施塔得的局勢。但布爾什維克推遲大會到對要塞發動進攻的3月8日召開,就是為了等待從喀琅施塔得傳來的“好消息”(列寧在大會上如此暗示過),因為他們確信“暴動”將被一舉平定。雖然喀琅施塔得的反抗出乎列寧等人的意料,但通過對喀琅施塔得的鎮壓(包括戰後大逮捕、槍決、懲罰),達到了列寧的目的:一、藉此取消一切黨內派別活動、加強黨內的團結(和紀律性),確保黨的統一。這次大會上通過了《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強調:(1)對政府的缺點進行必要的批評,分析黨的總路線,總結黨的實踐經驗,檢查黨的決議的執行情況以及改正錯誤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擁有某種“政綱”等等小集團去討論,而應當由全體黨員討論;(2)代表大會責令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論何種政綱組成的集團,並責成所有組織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3)代表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在遇到違反紀律、恢復或進行派別活動的情況發生時,可以採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開除出黨。同時,列寧命令“從頭到腳”清洗黨內,有1/4的黨員被開除,[4]是黨內大清洗的始作俑者。[5]二、加強鎮壓一切反對派,大會決定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反對派進行嚴厲的鬥爭,把他們和人民群眾“隔離”開來,“教訓一下這些人,讓他們在幾十年內都不敢再想什麼反抗”;[6]列寧進一步指示:“由於戰爭和封鎖,農民的生活本來就非常困難,而1921年春天,主要由於歉收和牲畜死亡,農民的生活狀況更是達到了極嚴重的地步,結果就引起了政治上的動搖,而這種動搖一般說來是小生產者的‘本性’。這種動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亂”( 《列寧選集》第4卷第517頁)。“1921年春天的事態再次表明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作用;他們幫助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背棄布爾什維克,幫助‘政權’作有利於資本家和地主的‘變動’”(上書第521頁)。“而我們則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論他們是公開的或裝扮為‘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上書第522頁)。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契卡建立烏赫塔集中營關押喀琅施塔得叛亂的水兵,這實際上是所謂“斯大林體制”--蘇維埃政權集中營制度的開端。[7]布爾什維克正是從喀琅施塔得事件確立了不惜一切手段(從欺騙蒙蔽大眾到大規模鎮壓)維持、加劇一黨專政的“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是俄羅斯社會只配接受強權統治的悲劇。
1937年,參加以杜威為首的國際調查莫斯科審判委員會的委員湯馬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被選為國會議員的德國共產黨員)曾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些問題,認為在列寧對孟什維克的態度上,在蘇維埃政府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問題上,以及在內戰中它對付烏克蘭的馬赫諾運動事件上,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並無不同之處。托洛茨基本指望杜威委員會為自己“平反”,沒想到反而成為審判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布爾什維克領袖濫殺無辜的道德法庭。類似的來自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人士的責難,迫使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多次反駁,形成了對喀琅施塔得起義的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體制的同盟(如本文開首引用的斯巴達派政論)。托洛茨基就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為自己辯護,完全失去了他批判斯大林時表現得的理智和正義,在以下文章表露無遺。[8]
[1] 圍繞喀朗施塔得的喧囂
近來,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成了某些圈子的熱門話題。宣傳運動的力度持續不減,倒像那場叛亂剛發生似的。「歷史還原」的參加者滿腔熱情口號一致,包括無政府主義派、流亡孟什維克、左翼社民主義者 、自命獨行俠的糊塗蟲和白俄有產輿論。……昨天,某墨西哥周刊(擁戴反動教會的「民主良知」)被我偶然瞟見一段話:「托洛茨基下令槍殺一千五百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至純至聖的一群人。他當權的政策與今日蘇俄毫無差異」。人所共知,「極左」的無政府主義派也持此論。就莫斯科大審判案,我首次公開——但簡短——回答某共運「反思者」質詢時 ,孟派報紙曾立即替當年水兵與今日質詢者打抱不平。白俄有產輿論亦揮槍助陣。無政府主義派的拳頭砸得更狠。以上權威人士判決曰:托氏的狡辯不成立。異口同聲的事實頗費思量:無政府主義派視要塞水兵為「真正反國家的」共產主義象徵;兵變時節,流亡孟派蹦高支持復辟資本主義;白俄輿論更是有產統治的全職啦啦隊員。那場暴動,如何能讓無政府主義派、孟派與主流自由主義一起涕淚橫流?很簡單:他們對醜化唯一的革命流派都有興趣。
與內戰年間小資產階級的諸多運動及暴動相比,水兵叛亂的唯一差異是較大的境外回聲。它爆發於「聖地」彼得格勒附近的海軍要塞。暴動者散發傳單、進行無線廣播。匆忙到場的社革黨人與無政府主義派,使暴動文告平添不少「高貴」詞藻與姿態。這一切均記錄在案。憑藉以上「文件」(或說忽悠人的標籤),不難堆砌一個政治神話。1917年,老喀琅施塔得的名號曾簇擁着革命的光環,使新傳說更具氣派。
革命由少數人直接「操辦」。但惟有贏得多數的不等支持(至少友好中立),少數派才會成功。革命階段的轉換(比如革命向反革命的過渡),直接取決於少數與多數之間、先鋒與階級之間的政治關係變數。
要塞水兵曾分三個政治階層:先進無產者,某些人歷經勞資肉搏的重重戰陣;農家子弟為主的多數中間派;來自富農、店老闆與教士家庭的反動渣滓。……誰聽不懂這一貫穿艦隊起義運動的生死話題,最好對俄國事變縮脖閉嘴。整體上說,十月革命完全是——相當範圍內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農民影響的進程。
1917年喀琅施塔得兵代會的政治成分反射着要塞守軍和艦上水兵的成分。……但直至十月事變,兵代會的列寧分子仍未過半數。社革黨與無政府主義派構成多數。孟派根本打不進要塞,也仇視不買帳的水兵。……無政府主義派人頭最雜:少量與列寧派同聲同氣的革命者、比左翼社革黨徒還迷糊的城市小資(占本派多數)。兵代會主席是個黨外人士兼「無政府主義同情者」。
水兵們曾書寫耀眼的革命詩篇,但內戰改變了一切。要塞和艦隊的老兵有系統地奔赴新戰場。十月的日子裡,水兵部隊曾馳援莫斯科。隨後是南方和烏克蘭:征糧並組織地方政權。「寶山」喀琅施塔得一度似乎取之不竭。本人自各條戰線打過數十通電報動員「忠貞」團隊救急——它們全部來自彼得格勒工人與波羅的海兵。……1917-1918年間,水兵的覺悟遠高於紅軍整體水平,構成首批紅色部隊和許多外省蘇維埃的骨幹。留守後方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班傢伙,卻敗壞得一無是處;總體上講,他們的思想水平遠低於紅軍的平均高度。
《反對派公報》66-67,1938年5-6月
[2]再談水兵叛亂
叛亂爆發時,我在烏拉爾公幹。我從當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參加黨的十大。黨代會通過了平叛決議:以談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無效就動武。我直接參與了以上決定的制訂。後來,我一直待在莫市,沒親自到場指揮軍事行動。平亂後的鎮壓諸事,完全是肅反委員會的權限。……
平叛期間,我公開撒手靠邊。記憶所及,捷爾任斯基親自處理了鎮壓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肅反業務。他做得對。
是否存在濫殺濫捕?不知道。我信任捷爾任斯基同志遠勝於信任今日的文人揭發團。鑑於手頭資料全無,我無法後天地確定該懲辦誰以及如何懲辦。……我承認:內戰不是人道主義的學堂。唯心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總是控訴革命「太過火」。要害在於「過火行為」來自革命的本質:革命本身是歷史的「過火瞬間」。誰喜歡舞文弄墨以「過火」為由排斥革命,請隨意。我不排斥革命。這一意義上,我對鎮壓要塞叛亂負起全責。
《反對派公報》第70期,1938年10月
插圖為列寧、托洛茨基接見鎮壓後的紅軍士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兩人是事件處理的主宰、元兇。
托洛茨基在反駁過去的同志、國際共產主義者Serge時聲稱:“我不知道是否有不必要的屠殺。在這方面我比那些後來者更信任捷爾任基。……Serge來自第三手的結論在我看來沒有意義。”但Serge指出他的信息來自監獄中與親歷事件的安那祺主義者的面談,而捷爾任斯基並不在喀琅施塔得現場。[9]至少,Serge親歷了布爾什維克處理這個事件的虛偽和殘忍。在2月28日深夜,他接到季諾維也夫的表弟的電話:“喀琅施塔得落入白軍手中。我們全都待命。”空曠的街道上貼出小布告說反動將軍科茲洛夫斯基用陰謀和出賣控制了喀琅施塔得,無產階級被動員武裝起來。
托洛茨基竭力推託自己的直接責任,說明他已經感受到良心的指責,與他1921年4月3日在蘇俄政府舉行廣場遊行慶祝奪回喀琅施塔得的演講不同。現在,我們面對原始檔案,擺脫不了他親自指揮鎮壓的事實。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2月28日就拔通彼得格勒的直通電話叫波羅的海艦隊政治部主任博季斯問話。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給博季斯、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員和波羅的海艦隊政委發去加急電報要他們“每隔12小時匯報一次所有的情況”。3月2日,加里寧、季諾維也夫等給托洛茨基發去電報:“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義的開端。我們估計事件將從今早開始迅速發展。需要得到您的幫助。”同一天,發布了由列寧、托洛茨基簽署的政府公告,從此以後,托洛茨基定時受到來自彼得格勒的匯報,他也逐漸清楚事態的性質。3月3日晚,托洛茨基與加米涅夫、圖哈切夫斯基等親自趕往彼得格勒直接指揮鎮壓喀琅施塔得。托洛茨基還誇口:一輪炮轟後喀琅施塔得將掛出白旗(所以,列寧把俄共第十大推遲到3月8日,等待托洛茨基的“捷報”)。托洛茨基到了彼得格勒後才發現事態的嚴重性,立即採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任命圖哈切夫斯基指揮所有彼得格勒軍區的武裝力量“在最短的時間裡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托洛茨基3月7日還電報給外交人民委員,指示他與芬蘭政府預先交涉,等等。[10]
Getzler專門研究了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和塞瓦斯托泊爾號戰列艦的水手構成,已知的2041名中有1904名(93%多)於1917年以前入伍,只有137名(不到7%)於1918-21年入伍。至于波羅的海艦隊全體,1921年1月時有76%是1918年以前入伍的,其中80%來自於大俄羅斯地區,只有10%來自(反叛性強的)烏克蘭,[11]駁斥了托洛茨基對起義士兵的污衊定性。1920年9月作家和黨校講師Ieronymus Yasinsky訪問喀朗施塔特,採訪了4百名水手,感受到良好的秩序和繁榮,以及水手們的單純,有些人連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分不清,[12]怎麼會如托洛茨基所稱“敗壞得一無是處”?例如,革命委員會主席彼得里琴科出生於卡盧加省的貧農家庭,1914年加入海軍、1919年加入俄共,起義時“28歲,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對其指控的犯罪事實。他說,馬赫諾組織在烏克蘭與蘇維埃政權的公開鬥爭中遭到失敗之後,認為必須派遣自己的工作人員去北方參加地下組織,……考慮到喀琅施塔得的地理位置以及那裡有最容易受馬赫諾思想影響的水兵,喀琅施塔得被選為最適合上述目的的地方。”(供詞要點)[13]
可以說,安那祺主義以無產階級的民主理想影響了喀琅施塔得人, 而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後已經蛻化為特殊的利益集團/階級,這使兩者的衝突不可避免。只要存在俄羅斯的國家政權,就一定有專制的官僚集團,而布爾什維克不僅繼承了沙皇的權力,也繼承了沙皇的精神和特別的氣氛。不同的是:布爾什維克配上了革命的外套,擴張成全權的形態把經濟、意識形態等也操辦起來。連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家也滿腦子政權、鎮壓意識,似乎俄羅斯只配列寧、斯大林體制的支配了。但蘇聯幾十年來對喀琅施塔得的官方謊言並沒有完全成功,反而引發知識分子對列寧主義和蘇聯專制的認識。
著名鋼琴家蕭士塔高維契說:“圖哈切夫斯基幹練超群,這無庸置疑。其實也輪不到我來評價他的軍事才華。我對於他參與過的軍事行動,也不是樣樣都激賞,比方說鎮壓喀朗施塔特水兵反叛這件事。”[14]
朗道因為對卡皮查發現的接近絕對零度的溫度下液態氦的超流動性現象作出解釋在1962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但他更大的影響是冷戰期間物理系學生必讀的《朗道物理學教程》。[15]朗道在三十歲時被逮捕入獄,原因是他參與起草了一份聲討斯大林獨裁統治的“反革命傳單”。朗道說:“一個想一生過得幸福的聰明人,應儘量擺脫國家,尤其是象蘇聯這樣建立在壓迫之上的國家。”“當有人議論到蘇聯政府在匈牙利採取的行動時說:‘假如列寧在世的話他肯定會感到震驚。’朗道對此的答覆是:‘列寧也做過不可告人的事。請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義。……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階級和來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發動了起義。他們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卻是子彈……這是法西斯採用的手法。”“到了四、五十年代,他顯然已經轉而對列寧在十月革命中創建的蘇維埃制度持有相當嚴厲的批判態度。”“朗道所說的‘幾個月之後發生了政權的轉移’,顯然是指列寧在普選失敗後用武力取締立憲會議的舉動。朗道認為這種政權轉移方式背後的思想是‘不道德的’。”“我認為我們的制度,正如我從1937年就開始對之所了解的那樣,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現在依然如此,將來也不會有什麼變化。”“顯而易見,列寧就是頭號法西斯分子。”“我們的制度是官吏階層的達官顯貴們專政的制度。我否認我們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理由是生產資料絕對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達官顯貴。”[16]驚奇的是,蘇聯當局沒有再一次逮捕他。
新的關於喀琅施塔得事件悲劇性質的史料和歷史研究對蘇聯官方謊言以及托洛茨基辯白的批駁,印證了從伯克曼[17]、Ida Mett[18]和沃林[19]等安那祺主義作家對喀琅施塔得起義的政治意義定位。Bonefeld進一步提到:“喀朗施塔特的失敗滅絕了蘇維埃的社會自決的組織形式,而把它們編入權力結構的行政機構中”[20]。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解散國家的第一步就是工人階級爭取民主的鬥爭,說明列寧主義在這個重大的政治原則上是曲解和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怪不得意大利安那祺主義者馬拉鐵斯特Malatesta等人,正是在得到Ugo Fedeli關於喀朗施塔特悲劇和被鎮壓的馬赫諾運動的第一手報告後,才與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正式分道揚鑣的。1921年11月的意大利安那祺主義聯盟UAI大會正式譴責蘇聯,1924年列寧死去時,馬拉鐵斯特聲明這是值得慶祝的節日。[21]現在出版的這些原始檔案應證了他們的先知先覺,這也是沒有接受他們的先知先覺的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哀。
“為什麼社會公正和自由的思想遭到如此粗暴的踐踏?為什麼血腥的國內戰爭在幾十年中始終未人們所接受?為什麼大規模槍決,消滅農民階級、知識分子、教會和其他精神財富以及破壞生態的野蠻行為會受到熱烈擁護?是什麼是人和社會喪失理智、丟棄道德準則?問題不勝枚舉,其中最可悲的問題是:為什麼俄羅斯社會只能選擇強權?”[22]喀朗施塔特起義的悲劇,顯示了以布爾什維克一黨專制(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為結局的俄國革命的悲劇,也預示了不能解決喀朗施塔特悲劇的蘇聯的最終解體命運。與此類似,我們期待着關於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原始資料的早日解禁。今天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意願/能力解決天安門事件的悲劇,不能避免其合法性危機,在其一黨專政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避免與蘇聯同樣的命運嗎?
趙京,《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第2章第5節
[1] 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UniversityofIowaPress, 2002.p.135.
[2] 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1917-1921.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1974. p.21.2010年11月底我過境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內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議員(香港立法會)長毛同志會見,他遞給我印着“All Power to People!”的名片,我立即聯想到“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
[3] 鄭異凡“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十字路口”(沈志華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13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鄭文引自《列寧全集》第41卷第64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New York: Norton, 1970. p. 227.
[5] 我在“4-1 關於莫洛托夫和蘇聯的興亡”中指出:“我們今天容易想象列寧比斯大林仁慈,主要是因為我們認為列寧鎮壓的是敵人,但斯大林鎮壓的是同志。”
[6] 鄧小平1989年的“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太平”(與李光耀的談話),與列寧何其相似!
[7] 鄭異凡“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十字路口”(沈志華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13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鄭文引自沈志華、余偉民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6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8] 摘要自馬克思主義文庫www.marx.org中文“托洛茨基”名目中三篇托洛茨基的評論,王凡西譯。
[9] 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UniversityofIowaPress, 2002. xv.
[10] 朱小萍、余偉民“政治危機中蘇俄國家功能的轉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沈志華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08-113頁。
[11] Israel Getzler,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83. pp.207-208.
[12] IsraelGetzler,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83. p.206-207.
[13]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納烏莫夫、科薩科夫斯基編,任建華等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471、451頁。
[14] Solomon Volkov出版的蕭士塔高維契口述自傳《見證》。
[15] 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上期作為工程物理系學生,讀過此書,印象深刻。
[17] Alexander Berkman, The Kronstadt Rebellion,Berlin, 1922.
[18] The Kronstadt Commune, 1938.
[19] 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Kronstadt 1921, Ukraine 1918-21).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55.
[20]引用來自George Liodakis, Totalitarian Capitalism and Beyond, Ashgate, 2010. p.183.
[21] Carl Levy, Gramsci and the Anarchists,Oxford: Berg, 1999. p.222.
[22]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納烏莫夫、科薩科夫斯基編,任建華等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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