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人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政治要求，认为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列宁1917年许诺道：任何组织只要得到1万张选票就可以得到公共资助出版机关刊物，在苏维埃内权力可以不需冲突从一个政党移到另一个政党，官员或警察与人民相同，工人通过他们选举的委员会行使权力，通过民兵系统保持秩序等等。[1]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他们为第三次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会接受他们的要求的，彼得格勒和全俄劳动人民会支持他们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一党专政的工具，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政权。其实，喀朗施塔得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在十月革命的开始就显露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对于喀朗施塔得人来说意味着每一个地方的事务归每一个地方的苏维埃，而不是一个党派。”[2]更进一步，喀朗施塔得人要求的各苏维埃也以自治联邦的形式结合，而不是变成中央集权的下属机构。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喀琅施塔得“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3]在一党专政下，任何“不要我们的政权”的企图，更不用说武力企图，都不可避免发展成悲剧。

本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还抱有最后一丝期待，以为列宁会纠正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如果俄共十大能够按照预定在3月6日召开，列宁在大会宣布经济政策的转换，有可能扭转水兵的敌对情绪、改变喀琅施塔得的局势。但布尔什维克推迟大会到对要塞发动进攻的3月8日召开，就是为了等待从喀琅施塔得传来的“好消息”（列宁在大会上如此暗示过），因为他们确信“暴动”将被一举平定。虽然喀琅施塔得的反抗出乎列宁等人的意料，但通过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包括战后大逮捕、枪决、惩罚），达到了列宁的目的：一、借此取消一切党内派别活动、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性），确保党的统一。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强调：（1）对政府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2）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3）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同时，列宁命令“从头到脚”清洗党内，有1/4的党员被开除，[4]是党内大清洗的始作俑者。[5]二、加强镇压一切反对派，大会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进行严厉的斗争，把他们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教训一下这些人，让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再想什么反抗”；[6]列宁进一步指示：“由于战争和封锁，农民的生活本来就非常困难，而1921年春天，主要由于歉收和牲畜死亡，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结果就引起了政治上的动摇，而这种动摇一般说来是小生产者的‘本性’。这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1921年春天的事态再次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背弃布尔什维克，帮助‘政权’作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变动’”(上书第521页)。“而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为‘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上书第522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这实际上是所谓“斯大林体制”--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7]布尔什维克正是从喀琅施塔得事件确立了不惜一切手段（从欺骗蒙蔽大众到大规模镇压）维持、加剧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是俄罗斯社会只配接受强权统治的悲剧。

1937年，参加以杜威为首的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的委员汤马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被选为国会议员的德国共产党员）曾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些问题，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在苏维埃政府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问题上，以及在内战中它对付乌克兰的马赫诺运动事件上，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并无不同之处。托洛茨基本指望杜威委员会为自己“平反”，没想到反而成为审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滥杀无辜的道德法庭。类似的来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士的责难，迫使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多次反驳，形成了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体制的同盟（如本文开首引用的斯巴达派政论）。托洛茨基就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为自己辩护，完全失去了他批判斯大林时表现得的理智和正义，在以下文章表露无遗。[8]

 [1] 围绕喀朗施塔得的喧嚣

近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成了某些圈子的热门话题。宣传运动的力度持续不减，倒像那场叛乱刚发生似的。「历史还原」的参加者满腔热情口号一致，包括无政府主义派、流亡孟什维克、左翼社民主义者 、自命独行侠的糊涂虫和白俄有产舆论。……昨天，某墨西哥周刊（拥戴反动教会的「民主良知」）被我偶然瞟见一段话：「托洛茨基下令枪杀一千五百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至纯至圣的一群人。他当权的政策与今日苏俄毫无差异」。人所共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派也持此论。就莫斯科大审判案，我首次公开——但简短——回答某共运「反思者」质询时 ，孟派报纸曾立即替当年水兵与今日质询者打抱不平。白俄有产舆论亦挥枪助阵。无政府主义派的拳头砸得更狠。以上权威人士判决曰：托氏的狡辩不成立。异口同声的事实颇费思量：无政府主义派视要塞水兵为「真正反国家的」共产主义象征；兵变时节，流亡孟派蹦高支持复辟资本主义；白俄舆论更是有产统治的全职啦啦队员。那场暴动，如何能让无政府主义派、孟派与主流自由主义一起涕泪横流？很简单：他们对丑化唯一的革命流派都有兴趣。

与内战年间小资产阶级的诸多运动及暴动相比，水兵叛乱的唯一差异是较大的境外回声。它爆发于「圣地」彼得格勒附近的海军要塞。暴动者散发传单、进行无线广播。匆忙到场的社革党人与无政府主义派，使暴动文告平添不少「高贵」词藻与姿态。这一切均记录在案。凭借以上「文件」（或说忽悠人的标签），不难堆砌一个政治神话。1917年，老喀琅施塔得的名号曾簇拥着革命的光环，使新传说更具气派。

革命由少数人直接「操办」。但惟有赢得多数的不等支持（至少友好中立），少数派才会成功。革命阶段的转换（比如革命向反革命的过渡），直接取决于少数与多数之间、先锋与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变数。

要塞水兵曾分三个政治阶层：先进无产者，某些人历经劳资肉搏的重重战阵；农家子弟为主的多数中间派；来自富农、店老板与教士家庭的反动渣滓。……谁听不懂这一贯穿舰队起义运动的生死话题，最好对俄国事变缩脖闭嘴。整体上说，十月革命完全是——相当范围内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农民影响的进程。

1917年喀琅施塔得兵代会的政治成分反射着要塞守军和舰上水兵的成分。……但直至十月事变，兵代会的列宁分子仍未过半数。社革党与无政府主义派构成多数。孟派根本打不进要塞，也仇视不买帐的水兵。……无政府主义派人头最杂：少量与列宁派同声同气的革命者、比左翼社革党徒还迷糊的城市小资（占本派多数）。兵代会主席是个党外人士兼「无政府主义同情者」。

水兵们曾书写耀眼的革命诗篇，但内战改变了一切。要塞和舰队的老兵有系统地奔赴新战场。十月的日子里，水兵部队曾驰援莫斯科。随后是南方和乌克兰：征粮并组织地方政权。「宝山」喀琅施塔得一度似乎取之不竭。本人自各条战线打过数十通电报动员「忠贞」团队救急——它们全部来自彼得格勒工人与波罗的海兵。……1917-1918年间，水兵的觉悟远高于红军整体水平，构成首批红色部队和许多外省苏维埃的骨干。留守后方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班家伙，却败坏得一无是处；总体上讲，他们的思想水平远低于红军的平均高度。

《反对派公报》66-67，1938年5-6月

[2]再谈水兵叛乱

叛乱爆发时，我在乌拉尔公干。我从当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参加党的十大。党代会通过了平叛决议：以谈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无效就动武。我直接参与了以上决定的制订。后来，我一直待在莫市，没亲自到场指挥军事行动。平乱后的镇压诸事，完全是肃反委员会的权限。……

平叛期间，我公开撒手靠边。记忆所及，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了镇压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肃反业务。他做得对。

是否存在滥杀滥捕？不知道。我信任捷尔任斯基同志远胜于信任今日的文人揭发团。鉴于手头资料全无，我无法后天地确定该惩办谁以及如何惩办。……我承认：内战不是人道主义的学堂。唯心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总是控诉革命「太过火」。要害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本质：革命本身是历史的「过火瞬间」。谁喜欢舞文弄墨以「过火」为由排斥革命，请随意。我不排斥革命。这一意义上，我对镇压要塞叛乱负起全责。

《反对派公报》第70期，1938年10月

插图为列宁、托洛茨基接见镇压后的红军士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人是事件处理的主宰、元凶。

托洛茨基在反驳过去的同志、国际共产主义者Serge时声称：“我不知道是否有不必要的屠杀。在这方面我比那些后来者更信任捷尔任基。……Serge来自第三手的结论在我看来没有意义。”但Serge指出他的信息来自监狱中与亲历事件的安那祺主义者的面谈，而捷尔任斯基并不在喀琅施塔得现场。[9]至少，Serge亲历了布尔什维克处理这个事件的虚伪和残忍。在2月28日深夜，他接到季诺维也夫的表弟的电话：“喀琅施塔得落入白军手中。我们全都待命。”空旷的街道上贴出小布告说反动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用阴谋和出卖控制了喀琅施塔得，无产阶级被动员武装起来。

托洛茨基竭力推托自己的直接责任，说明他已经感受到良心的指责，与他1921年4月3日在苏俄政府举行广场游行庆祝夺回喀琅施塔得的演讲不同。现在，我们面对原始档案，摆脱不了他亲自指挥镇压的事实。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2月28日就拔通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叫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问话。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给博季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发去加急电报要他们“每隔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3月2日，加里宁、季诺维也夫等给托洛茨基发去电报：“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义的开端。我们估计事件将从今早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得到您的帮助。”同一天，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从此以后，托洛茨基定时受到来自彼得格勒的汇报，他也逐渐清楚事态的性质。3月3日晚，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亲自赶往彼得格勒直接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托洛茨基还夸口：一轮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所以，列宁把俄共第十大推迟到3月8日，等待托洛茨基的“捷报”）。托洛茨基到了彼得格勒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任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所有彼得格勒军区的武装力量“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托洛茨基3月7日还电报给外交人民委员，指示他与芬兰政府预先交涉，等等。[10]

Getzler专门研究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泊尔号战列舰的水手构成，已知的2041名中有1904名（93%多）于1917年以前入伍，只有137名（不到7%）于1918-21年入伍。至于波罗的海舰队全体，1921年1月时有76%是1918年以前入伍的，其中80%来自于大俄罗斯地区，只有10%来自（反叛性强的）乌克兰，[11]驳斥了托洛茨基对起义士兵的污蔑定性。1920年9月作家和党校讲师Ieronymus Yasinsky访问喀朗施塔特，采访了4百名水手，感受到良好的秩序和繁荣，以及水手们的单纯，有些人连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分不清，[12]怎么会如托洛茨基所称“败坏得一无是处”？例如，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出生于卡卢加省的贫农家庭，1914年加入海军、1919年加入俄共，起义时“28岁，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对其指控的犯罪事实。他说，马赫诺组织在乌克兰与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中遭到失败之后，认为必须派遣自己的工作人员去北方参加地下组织，……考虑到喀琅施塔得的地理位置以及那里有最容易受马赫诺思想影响的水兵，喀琅施塔得被选为最适合上述目的的地方。”（供词要点）[13]

可以说，安那祺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民主理想影响了喀琅施塔得人， 而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已经蜕化为特殊的利益集团/阶级，这使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只要存在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就一定有专制的官僚集团，而布尔什维克不仅继承了沙皇的权力，也继承了沙皇的精神和特别的气氛。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配上了革命的外套，扩张成全权的形态把经济、意识形态等也操办起来。连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家也满脑子政权、镇压意识，似乎俄罗斯只配列宁、斯大林体制的支配了。但苏联几十年来对喀琅施塔得的官方谎言并没有完全成功，反而引发知识分子对列宁主义和苏联专制的认识。

著名钢琴家萧士塔高维契说：“图哈切夫斯基干练超群，这无庸置疑。其实也轮不到我来评价他的军事才华。我对于他参与过的军事行动，也不是样样都激赏，比方说镇压喀朗施塔特水兵反叛这件事。”[14]

朗道因为对卡皮查发现的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现象作出解释在１９６２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但他更大的影响是冷战期间物理系学生必读的《朗道物理学教程》。[15]朗道在三十岁时被逮捕入狱，原因是他参与起草了一份声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反革命传单”。朗道说：“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到了四、五十年代，他显然已经转而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朗道所说的‘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显然是指列宁在普选失败后用武力取缔立宪会议的举动。朗道认为这种政权转移方式背后的思想是‘不道德的’。”“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１９３７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显而易见，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16]惊奇的是，苏联当局没有再一次逮捕他。

新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悲剧性质的史料和历史研究对苏联官方谎言以及托洛茨基辩白的批驳，印证了从伯克曼[17]、Ida Mett[18]和沃林[19]等安那祺主义作家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政治意义定位。Bonefeld进一步提到：“喀朗施塔特的失败灭绝了苏维埃的社会自决的组织形式，而把它们编入权力结构的行政机构中”[20]。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解散国家的第一步就是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说明列宁主义在这个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是曲解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怪不得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者马拉铁斯特Malatesta等人，正是在得到Ugo Fedeli关于喀朗施塔特悲剧和被镇压的马赫诺运动的第一手报告后，才与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正式分道扬镳的。1921年11月的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联盟UAI大会正式谴责苏联，1924年列宁死去时，马拉铁斯特声明这是值得庆祝的节日。[21]现在出版的这些原始档案应证了他们的先知先觉，这也是没有接受他们的先知先觉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

“为什么社会公正和自由的思想遭到如此粗暴的践踏？为什么血腥的国内战争在几十年中始终未人们所接受？为什么大规模枪决，消灭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教会和其他精神财富以及破坏生态的野蛮行为会受到热烈拥护？是什么是人和社会丧失理智、丢弃道德准则？问题不胜枚举，其中最可悲的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社会只能选择强权？”[22]喀朗施塔特起义的悲剧，显示了以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为结局的俄国革命的悲剧，也预示了不能解决喀朗施塔特悲剧的苏联的最终解体命运。与此类似，我们期待着关于1989年天安门悲剧的原始资料的早日解禁。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意愿/能力解决天安门事件的悲剧，不能避免其合法性危机，在其一党专政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避免与苏联同样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