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进化论研究猿猴等现存的人类先祖形态生活、研究人类本身存在的进化残留构造的方法相仿，人类学把研究对象集中于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生活，却没能提供可与进化论相当的贡献，没有构筑起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动态图式。这表明人类认识自身远比认识除人以外的生物更为困难。特别是在十九、二十世纪里，进化论的主要对象——生物的进化并没有什么奇异的变迁，但人类社会生活，不论是文明社会还是未开化社会，却发生了有史以来的阶段性飞跃。虽然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学者、冒险家们大概已经跑遍了整个世界的人类生存居住处，但他们既没有完全解明未开化社会的基本生活构造，[7]更没有可能观察到不受文明社会影响的自然、原始进化的发生。达尔文记叙过一些例子：当人们开始认识那些未开化部落时，发现他们由于文明社会的侵入已经没法在这个（非自然的）社会中生存下去了！当人类开始能动地掌握（改善或侵害）自身命运的起源之初，人就不可能被动地只受自然选择规律的制约。人类学没有被普遍认同为一门科学这个事实，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这个前提条件的制约。

另一方面，至少就国家组织形态的认识来看，人类学的局限主要来源于它自诞生以来的功利性。例如，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人类学式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研究，开端于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1798—1801年）的上百人的国家考察团，这种研究必然会把西欧产业社会的近代国家意志强加于伊斯兰社会，加上历史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伊斯兰苏丹）的恐恶等因素造成至今为止的偏见，深刻地表明了试图以一条边界（多半是人为、强权策定的）断裂不同民族集团之间交流的可变通性的近代国家形态的失败。[8]这种附属于殖民政策的性格在今天的人类学研究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例如日本的人类学相关研究，仍然类似于以早期的开发掠夺为目的的研究，几乎围绕着美日经济摩擦以及东南亚等投资地域的知识展开。[9]因为对于政府或经济财阀而言，人类学相关研究非如此就没有必要提供财源支持。人类学研究的状况本身还表明近代国家形态在围起了一条封闭边界线后，抹杀了过去的由宗教等更具普遍价值的松缓、宽容形态下维系的多样性，推进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均一性。在很大程度上发祥于法国的民俗研究，刚开始时致力于法兰西民族（国家）内的多样性，但由于迅速激荡变迁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民族间对抗，使研究者们不得不从关心单个民族内的差异转到关心多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上强化了单个民族（国家）的均质性，民俗研究也蜕变为强化国家机能的民族学。[10]

虽然，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没能直接提示出关于近代政治生活组织（国家）的启示，[11]却从另一方面提示出需要以新的形态出现的民族已经成为近代政治组织样式的载体。很显然，能够产生、发展出关注（与自身民族不同的别的）民族特性的人类学研究、并且同时又是进化论发祥地的英国正是最早确立适合近代政治组织方式的民族国家，甚至赋予了民族以新的、无法脱离国家的政治含义（nation而不是ethnic集团）。这个近代国家形态的特征可以归结为：在民族内由于推行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获得了相当于过去世界性帝国（如罗马）或世界性宗教（如罗马正统教会）的权能，这个过程一旦确立就成为欧洲各民族斗争的典范，推动各民族都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参与近代历史。本来，东罗马帝国的灭亡（1453年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欧洲各民族正是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抗争（如十字军东征）中逐渐形成不同于旧帝国形态的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近代国家观念。正好在东端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之际，西端兴起的英国提示出：除了民族载体与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具世界性指向）形式外，民族内部的（后来被明确定义的）民主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正是新国家形态不可缺欠的政治原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89年7月）更彻底地印证了近代国家成立的原理和规格，也产生了带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意义的爱国主义概念，成为主导近代国家历史的线索。

近代国家以民族的同质性为强劲动力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必然地强化民族内的均一而加剧（带有人为区分的）民族间的排他性，因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避免与外部邻接民族的抗争历程。实际上，国家制度的全权性（即所谓主权）不仅必然地排除了同一地域上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政治制度的施行，而且必然地要求居于从属地位的民族放弃、丧失其自律性，这就带来了近代史以来的最大灾难甚至世界性战争。[12]那些先天不足地成为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牺牲品的民族还必须被迫以民族为单位参与国家形态的竞争，比他们更可怜的是那些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即近代历史）之外的部落种族，如印地安人，吉普赛人和库尔特人。他们提供了近代拒绝国家这样的强权组织形态的例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吉普赛人的际遇是检测人类社会以国家方式生存的功过的晴雨计。大致自五世纪流浪乐师们由印度向波斯移动以来，开始形成了吉普赛人集团，他们不断向西北发展的历史表明至十五、十六世纪为止，旧的国家权力（各种帝国）对他们的阻碍并不很强暴，正是西欧的步入近代国家制度的普鲁士、法兰西等政府明文以火与剑消灭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二战中受到相当于犹太人所受的迫害却至今没法获得正义的申诉。所谓民族国家，并不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平等、自由地组织国家以从事社会生活，而是强大民族压迫弱小民族推动民族统一的有效手段。今天，社会的进步已经取消了明显的侵害人权的法令，但统治民族更巧妙、复杂地通过一系列法律、经济等方式把别的民族置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如六十年代为止的美国黑人、直至今日的日本大和民族以外的民族，都经受着民族歧视的压迫。那些处于优越地位的民族甚至在某些进步社会活动领域也无意识地以其统治地位要求其它民族的同化，例如德国的动物保护热心人士们指责吉普赛人虐待动物。[13]实际上，任何环境保护等自然问题都是离不开国家权力的社会问题，仅仅片面强调问题的某一个侧面并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

近代民族国家一旦确立了在人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方式，就迅速地改变了民族的观念，赋与它远远超出自然的形体人种式的区分意义。受国家形态的制约，所谓民族，也必须面临以下几种因素的区分：第一、地域性，第二、文化特征，第三、经济差异。地域性主要是指物理性制约，如美国的独立就表明同一民族因地域不同而发生变迁导致不同国家的建树，在新的国家里又会形成新的民族认同。美国独立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国家统治不适于设置较多间接层次，应该保障涉及国民自身直接利益的事务尽可能由自身（或其直接代表）决定，大英联邦内那些由英国移民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地域的独立大多体现了这一原则。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也基于同理。[14]另一方面，同一地域上的不同民族也有可能设立超越“民族国家”观念的排他性权力的政治制度，所以，最近人们注意到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域上形成的被称为“文化特征”的因素可以成为国家统合的考量。

文化特征对国家形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自法国以来，欧洲的各民族都朝着民族国家的设立方向胎动，但直到1860年，才在意大利半岛上出现自罗马帝国灭亡十三个世纪以来的统一国家，这表明仅仅由民族性不足以主导意大利的统一，因为意大利的民族均质性不高，[15]而且备受罗马教会与相邻各国（法国、西班牙等）的干涉。最终奠定意大利统一的共同基础的不是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术论（包括后来勃里波利、马志尼的国际性活动），而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自然归结，[16]《神曲》就是用地方语言而不是具有世界指向的拉丁文写作的。由纯粹人种学“民族”意义起始的nation一词，转换成包含文化特征的“国民”含义，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样式，为后起的多民族国家的设立突破了概念的框架。

紧接着意大利，但比意大利更强固地达成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成立（1871年），除了机遇（主要是法国的失败）和才智（俾斯麦、毛奇等政治、军事领袖）外，主要有赖于德意志各领地城邦之间的文化与经济的共同性。路德改革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德意志民族精神文化的独立，他为了彻底摆脱罗马教皇的指令，翻译《圣经》为德语以便确立宗教的民族地位。直到1972年，德国西部具有国家宗教性格的福音教会（EKD，它的80%收入通过政府的宗教税获得）还郑重宣布它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与罗马教会、英国圣公会相当的）教会。当然，德意志文化的集大成是以德文写成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德意志启蒙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超越。不过，如果仅仅是如此发达的文化特征而不伴随关税同盟、金融货币流通等经济体制，仍然不足以构成稳固的近代国家条件。注意到今天欧洲的统合，甚至南北朝鲜、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差距，都可以看到经济特征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在人类历史上，如岛国日本那样比较高度地符合地域性、文化性、经济性共同特征的民族国家原理要求的情况是少有的，但历史并不会由此排挤那些较强的一般众民族的参与。俄罗斯就首先突破旧的民族国家的限制，成立了新型的近代国家，一方面是对既存国家权力的反动（或抗议），同时也包含着期待，提示出某种超越民族区分的统治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托洛茨基的犹太血种、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出身、捷尔任斯基的波兰出身，以及由宪法规定的苏联性质——“自由的民族自决与各同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由意志结合而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联邦国家”、“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保留从苏联自由的退出的权利”，和被重复多次的列宁、甚至斯大林的关于民族平等的语言，就会认同共产主义的国家组织形式。但事实完全出卖了人类的良心祈求，苏维埃政权演变成最专制的国家权力的一种，并人为地编造“单一苏维埃民族”以维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正如当一些猴子为利益争执时，一头狮子赶来声称它可以为猴子们带来平等，因为它占取了猴子们的所有利益。

我们再略为提及与苏联相关的中国的情况，可以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国家形态压力下产生的，[17]它在汉族和那些与汉族同化程度很强的少数民族中得以接受，主要是萌发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候”——日本军队侵略的时候。当外来侵略成为主要矛盾时，抓住主要矛盾可以缓解主要危机，[18]但并不可能解决暂时被压制为次要矛盾的危机，如中共在建国后就不得不抛弃过去的“民族自决”的政策而改为“民族自治”的虚设。与许多民族主义的现象一样，“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积极价值并不能掩消它压迫藏族等弱小民族的消极作用，在今天的外敌入侵威胁消失的背景下，它的解释更多地表现为无视现居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域内的汉族以外的弱小原住民族的独特性。[19]

仅仅从近代国家的民族性格来看，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强权的实践具有两重性：（一）它们没有或没法贯彻当初的理论政策，（二）马克思主义等反抗正统国家理论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身也带有欧洲的偏见传统而有待克服，那么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形态应该具备哪些性格才是可能的呢？

1994年9月3日，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