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社会秩序中的自然神祇与个人原耻”[1]，我谈到“…自由社会主义崇尚体力劳动、提倡脑力劳动是社会生活和经济收入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原则，以此可以理解后来的印刷工思想家蒲鲁东如何鄙视没有任何手艺的马克思”，在注解中提及：【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40/index.htm ）收入亨利希·马克思（父）致卡尔·马克思的一些信件，说明了儿子的性格为人。…“难道决斗也与哲学密切有关吗？要知道这是对舆论的迁就，甚至是对它的恐惧。而那是谁的舆论呢？决不总是正经人的，可你还是！！！…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 …你对我没有履行你自己的诺言——你是记得自己的诺言的” (1836年5—6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低下人品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需要另一文专论。】[2]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特别在意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品质问题，因为从理论和政治实践上批判他们的错误和危害更为重要。但是，鉴于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散布的关于马克思的太多神话，有必要再考整理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些正式的和私下的记录：柏林大学毕业证书[3]上记载道：“该生在本校期间在遵守纪律方面没有特别的不良行为，经济上应指出的只是曾多次被控欠债。”顺便指出，正如后面还会提及的那样：“耶拿大学比柏林大学级别低，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博士学位。”其实，在德奥的大学，这种博士学位只是一种职业证明，表明此学生经历了某方面的培训，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如助教、记者、编辑、医生等），最多相当于今天的硕士学位[4]。很少与儿子通讯的马克思母亲1840年5月在最后的信抱怨道：“你从来不会为你的家族作出我们大家都为你付出的道德牺牲”[5]。除了四封来自母亲和姐妹的信，马克思保存着17封来自父亲的信并终身带着父亲的相片，恩格斯还把这相片放进马克思的棺材[6]，可以认为老父是马克思唯一的人生“导师”。特别在经济问题上，让我们详细看看亨利希·马克思是如何对待他的儿子卡尔的。 1835年11月8日：“非常遗憾，这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虽然你有某些优良品质，但是你内心是自私的。” 1836年2月—3月初:“你这份账单十足是卡尔式的：简直乱七八糟，没有结算。”“在你的支出栏内没有提到你的旅费，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你用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弄来的钱。/随信寄来五十塔勒的现款，借此机会我要特别告诉你，你只应关心你的学习，你的费用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你得放弃你今后的一切妄想。”1836年3月19日：“刚刚收到你的信，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五十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我相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这里的公证人弥勒先生付出更少的钱，也许能办更多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伤你的心，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1836年12月28日：“因为你知道，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你自己也承认，你早就使我有理由来怀疑你的自制力。”1838年2月10日：“如果你的良心和你的哲学和睦相处的话，那是一件好事。/当然，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一切先验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你很聪明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傲慢的缄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鄙的钱，看来它对一家之长的价值你始终都没有意识到，我却体会得较深。我不否认，有时我责备自己在这个方面给了你太多的自由。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不过，如果你说，或者以为，我不了解你或者对你有误解，那就错了。两者都不是。…我甚至没有要求你对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地方作出解释，尽管它是很成问题的。”老父死前乞求马克思回家见一面，不行；老父死后，马克思还是没有去参加葬礼，因为老父把遗产留给老母了。马克思没有成功从老母那里提前获得他的份额[7]，1861年夏天马克思倒是回家见了老母两天，然后很失望地告诉恩格斯：“从我母亲那里没有弄到钱的任何希望”[8]。但1863年12月2日当老母去世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写信给恩格斯：“两小时前接到我母亲去世的电报。命运向我们家要一个人。我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在现在情况下，我无论如何暂时比老（妇）人更有用点。为了处理遗产问题，我必须去特利尔。…请即刻寄点路费给我，使我能马上启程去特利尔。”[9] 对于采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第一个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10]--的创始人之一，1859年7月25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里也如此嘲讽：“你在李卜克内西[11]先生那里也博得如此美妙的评语，实在可笑。这些也算是真正的人！这些先生们如此习惯于要我们替他们想到，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求，不仅把一切东西给他们和盘托出，而且要嚼烂嚼碎，不仅把精华，而且把一切细节用最少的分量适口地给他们烹调出来。必须创造奇迹，既不多也不少！这头蠢驴究竟要求什么呢？似乎他从序言的头三行中还弄不明白，继这个第一分册之后，至少还要再出十五个分册，那时他才能做出最后结论。当然，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解决微妙的货币问题等等，纯粹是胡闹，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但是，起码应当要求这个笨蛋至少注意到可能与他的微小利益有关的各点。不过，这个蠢货能知道什么！”[1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1年8月2日）如此提到魏德迈将来的同事:“你大概肯定会得到《纽约国家报》编辑的职位。...《国家报》驻伦敦记者是无赖汉和蠢驴载勒尔。”[13]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起码人格尊重呢？总的来说，他们把这些开始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称为die Knoten （英文knot-heads，没有头脑的家伙），因为他们不够灵活领会马克思主义[14]。 在接受母亲、荷兰的银行家舅舅和朋友Wolff的遗产方面，在向拉萨尔、Kugelmann等“友人”借钱的关系上，马克思(以及夫人燕妮)所谓的“外交与管理”小骗术甚至也被适用到恩格斯身上。他们的女儿劳拉销毁了他们谈论恩格斯的坏话，但有几封证据留了下来[15]。1863年当恩格斯的女伴Mary Burns[16]死去的消息传来时，马克思的回信没讲几句Mary而是大讲他自己的难处，惹得恩格斯大为不满：“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和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17]。美国政治家的印象也证实到：“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18]当然，与马克思共事过的社会主义者们最知道他了：“蒲鲁东在他的日记里写到马克思总是歪曲或故意误解他的意思，蒲鲁东更气愤的是马克思的抄袭”[19]。巴枯宁：“我们常常见面，我极为敬佩他的学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热情而诚挚的奉献，虽然这中间总夹杂着个人的自负;我热切地寻求与他对话，因为这些谈话富有启迪性而且机智，只要这些谈话不是由心胸狭窄的恶意引发的话---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谈话太经常发生了。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们性情不合。他称我是感情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我称他虚荣、奸诈、阴郁，我也是对的。”[20]“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出身。他本人集那个精明种族的所有优点和缺欠。神经过敏，也有些人说是胆怯，为人恶毒、自负、爱争吵，象他的祖上的上帝耶和华那样暴躁和专横、疯狂地报复别人。”“他可以用任何谎言、诽谤对付任何惹他嫉妒或仇恨的人。如果他认为可以帮助提高他的地位、影响和权力的话，他会不择手段去达到的。”[21]巴枯宁对马克思的评判比较广为人知，我在“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22]中展开得更详细，这里从略。 McLellan的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马克思的生活/为人[23]。虽然对马克思参加的相关历史事件（如国际劳工协会、巴黎公社）的评论不一定准确，但他还是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共产党宣言》坚定地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传统。巴贝夫关于革命的思想、圣西门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对工业的重视、孔西得朗的《宣言》（ Manifeste），所有的这些都给马克思多方面的思想启发。他本人第一个承认他开始使用的阶级的概念，很久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使用了。”“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24] 中文读者过去只能从梅林的《马克思传》译文知道马克思的生平，据介绍：“梅林早年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对俾斯麦的帝国政策进行抨击，但是从1890年起便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时他作为《莱比锡人民报》的编辑跟社会民主党（SPD）的左翼发生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激烈地谴责社会民主党跟政府合作的政策，跟罗萨·卢森堡一道筹建斯巴达克团，并在这个基础上于1917年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成为该党的领导成员。…梅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1898），广泛地考察了19世纪德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他的《马克思传》是第一部全面介绍马克思生平的传记，在该书的引人注目的内容中，包括为拉萨尔和巴枯宁进行客观辩护，不同意马克思对他们的某些批评。”[25]另一方面，从以下的评价可以看出梅林的性格：“梅林是正统马克思分子中最狂热的，”他宣布：“任何人入党后，就放弃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宣布非法后，他背弃了党”，是一条“变色龙”[26]，“道德上已经死去”[27]。 最近，有一篇介绍McLellan中译本的读后感在网上很多转载，以此也可看到中国对马克思研究的动态：“近来，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著《马克思传(插图本)》在西方畅销不衰。此书1973年初版，1995年三版，可以说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中译本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珍博士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全书近55万字。… 附录中还有马克思一家七代人的详细家谱[28]，这对于我国读者了解马克思的身世颇有帮助。… 麦克莱伦对马克思的描述是，他的生活是“奢逸”的(一旦他有了钱的话)，不善于理财，对生活的安排显得没有条理，房间里杂乱、肮脏，充满烟草味。年轻时马克思酗酒、打斗，因此曾被学校关禁闭;作者甚至认为，因为耶拿大学比柏林大学级别低，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博士学位。马克思不修边幅，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他性情急躁，对人有时爱发脾气，甚至大发雷霆;不时用命令的言辞说话，对任何反对他的人都很蔑视。…过去，前苏联和中国在翻译外文版的《马克思传》时，都删去了马克思有关私生子的一段。以致老一代革命家只知道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纯真爱情，不知道马克思在32岁时曾经瞒着夫人与保姆Helene Demuth私通，导致后者怀孕并于1851年6月生下一个男孩。为了不让马克思家的后院起火，终身未曾正式结婚而拥有情妇的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真诚的朋友，假称这是自己的私生子，并且自己长期出资，抱去委托自己公司的一位下属职工抚养。直到恩格斯临终时才把真相告知马克思的幼女。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写到这些，中译本第一次保留了这些内容。译者王珍女士对我说，她在翻译这件佚事时有三天三夜想不通，后来读了弗洛伊德有关性生理性心理学的书，认清了凡人的弱点才想通了。”[29] 包括笔者在内的无数青年都不同程度地被《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的崇高道德说教所吸引，[30]所以对这件很敏感的公案，有必要多费一些笔墨。李卜克内西在自传中回忆Helene Demuth道：“27岁。不能说美丽，但长得好看，性格令人愉快。她不缺羡慕者，也能总是找到好的对象。”“[她]是主人而马克思夫人是仆人。马克思总是象羔羊一样温顺地服从她的独裁”[31]。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马克思家庭里的一男二女关系。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8月2日）:“我正处在非常可悲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的妻子就要完了。经常的操心，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精疲力竭。此外，再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不打算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破坏我的声誉，来为他们自己的无能报仇。维利希、沙佩尔、卢格和其他许多民主派的坏蛋都是专干这一行的。只要有人从大陆来到这里，他们就立即向他劝诱，要他也干这一行。…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32]196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记者和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德国部门（那里有很多纳粹期间运来的马克思原始文献）主任Werner Blumenberg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图解传记》[33]，力图描写“多半是政治革命家”的马克思其人（恩格斯语）[34]，包括一封由考茨基的第一任妻子路易斯Louis Freyberger于1898年9月2日写给贝贝尔的信[35]，得到绝大多数学者专家确认其真实性[36]。Demuth在马克思死后又为恩格斯管家，路易斯是Demuth的朋友，在Demuth死后为恩格斯管家。路易斯在信中详细确认了恩格斯死前承认自己接受Freddy（Fredrick，恩格斯名）父亲的名分以“把马克思从困难的家庭冲突中解救出来saved Marx from a difficult domestic conflict”[37]。 “我从将军[恩格斯]本人得知Freddy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马克思的小女儿]也来问我，并要我直接问老人。将军非常吃惊于图西的固执已见。他告诉我，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否认他抛弃自己儿子的流言。你应当记得，我早在将军死以前便已告诉了你此事。此外，将军死前数日在给Samuel Moore的声明中，再次确认Freddy是马克思的儿子。Moore到Orpington告诉了图西。图西却坚持认为将军在撒谎，因为他自已过去经常承认他是Freddy的父亲。摩尔从Orpington回来后，再次详细询问恩格斯，老人坚持Freddy是马克思的儿子的声明，并告诉摩尔‘图西想要维护她父亲的偶像’。星期天，在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天，他专门为图西在一块板子上亲自写下[此事]。失魂落魄的图西忘记了对我的怨恨，伏在我的肩膀上痛哭。将军许可我们(Moore先生、Ludwig和我)仅当万一他被指控不公正对待Freddy时，才能使用这一信息。将军说他不想让他的名誉被诋毁，尤其是掩盖真相已不再能对任何人有任何益处。他已尽力把马克思从严重的家庭冲突中解救出来。除了我们自已、摩尔先生及马克思的孩子们（我认为劳拉知道事情真相，即使或许她不知道详情）之外，唯一知道马克思有这个儿子的是Lessner和Pfander。在关于Freddy的信公开后，Lessner对我说，‘当然，Freddy是图西的兄弟，我们都知道此事，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养大。’ Freddy看上去象马克思，有真正犹太人的脸和浓密的黑发。只有带偏见的瞎子才会说他象将军。我曾看见过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给恩格斯的信（那时将军尚未在伦敦生活），但是我相信恩格斯已将该原信销毁，正象许多别的通信的命运一样。这些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事实。无论是从他母亲或是将军，Freddy从未发现谁是他真正的父亲。我再次读到你问此问题的信，马克思一直担心离婚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妻子疯狂地妒忌。他不爱这孩子，如果他胆敢为孩子做任何事情，那丑闻将太大了。” [38]马克思夫人燕妮于1865年写的自传中也言及：“1851年夏天，发生了一件我不想在这里详述的事件，它增加了我的烦脑。”插图是晚年的马克思和Freddy Demuth (1851-1929)，读者可以自行鉴定面相。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David Rjazanov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又发现新的证据：苏联解体后，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档案里记录着成年后的Freddy Demuth很想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很清楚恩格斯的死前坦白，他们明知这件事却千方百计隐瞒[39]。 以上了解了马克思其人后，就很容易理解作为“政治革命家”的马克思在政治事件上的立场和手段。我在“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一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意和有意的误导进行过批判，鉴于巴黎公社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利用价值，有必要再次重复，并略加补充。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与事实不符，…3月18日，公社还没有诞生，马克思说“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 醒了”是自己的“创作”，…马克思说教“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批判巴黎民众“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又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把公社的现实和理想变为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计谋，贬低了公社的意义。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为自己思想的社会实验室，以他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将来社会的雏形来歌颂、判断它，但他本人远离欧洲大陆，并没有把握巴黎的实情。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误判被后来的恩格斯放大。…“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抢劫）银行的资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教训”。但是，巴黎公社不是为了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而成立的，它不可能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而发动内战。没收了银行的公社怎么可能向所有法国的城镇呼吁建立自治的联邦呢？公社议员为避免谴责而全体一致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正好说明公社为了捍卫自由、自制的高贵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镇或区域革命都以没收（抢劫）银行开始，革命不就成为犯罪的同义词了吗？什么样的人会参加或抵抗这样的革命呢？ ...其实，公社的领导人都知道，在凡尔赛政府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包围中，没有法国其他城镇、乡村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能像远离巴黎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那样异想天开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但在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列宁，发挥得更偏离巴黎公社的实践。在《国家与革命》[15]中，列宁抨击到：“ 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但巴黎公社的意义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俄罗斯政治家列宁最关心的“具体政治问题”，安那祺主义当然没有兴趣为此杜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他却设定与巴黎公社无关的答案：“ …俄国无产阶级还是采取了巴黎公社首先运用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这是对千方百计避免内战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对作为社会解放雏形的巴黎公社，经历过1848年布拉格和1849年德莱斯顿市街战的巴枯宁对结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巴枯宁就判断普鲁士的胜利会把欧洲的社会革命拉向倒退半个世纪。…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会失陷，但他们不会白白消灭。”但是，“与权威共产主义的说教相反，……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通过人们自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大众、组织和协会的运动，才能达成或带来革命的完全实现。”正如安那祺主义者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用权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国际一样，任何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个人和组织都不应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因为内部纠纷被马克思解体的第一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不同，被国家权力镇压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马克思主义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诚实”、“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过于宽大”等政治“错误”，才体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40]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性地抵消普鲁东的影响，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则据为己有，巴枯宁称为违反“基本逻辑”、“一场真正的戏装的滑稽变种”。[41]马克思1881年2月22日在回答荷兰社会主义者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42]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劳工政府的问题时，脱离了自己的理论，更象一个现实政治家：“你可能会指出巴黎公社的例子。但除了这只是一个城市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叛的事实，公社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如果能够有少量的坚实常识，他们可以与凡尔赛达成有利于整体人民的妥协—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43]。既然马克思已经这样说了，恩格斯和列宁还要发明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呢？ 除了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实践就是如何分裂并解散国际劳工协会。[44]这里再次简单引用我的研究。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和引用都持同一论调，来源于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马克思教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 …都宣示出对国际中所有非马克思派、特别是马克思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潮流的敌视，曲解了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的欧文式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最先进、丰富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发祥地法国的蒲鲁东式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被后来者正确地称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联主义，也多少带有对被资产阶级出卖的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向往。如恩格斯承认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 …国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样本，欢迎一切认同国际原则的人士加入。国际的诞生改变了他的一切。 …相对无名的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国际取代安那祺-工联主义，除了犹太法律学生马克思的知识和计谋胜过欧文和蒲鲁东的朴素劳工信徒等人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公敌俾斯麦的光：普法战争后，巴黎公社的失败迫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样性社会主义传统的劳工运动转入低潮或地下，缺少社会主义传统和经验的后进德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开始唱主角。 …对国际的运作的明确规定，接近于国际的名称，实际上就是federalism。这个词用在美国、瑞士、加拿大等国家体制，可以译为“联邦制”；用在社团组织或个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员原有性质、形式、人事、财务等资源不变的前提下共同缔结同盟条约、义务、合同等，可以译为自治／自由联盟，与今天的欧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个人“掌握”协会、“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体领导”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最后一次各派代表参加的合法代表大会。代表比利时自由联盟的Eugene Hins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联盟和很多法国代表赞同的“劳工评议会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会采纳。 …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派在巴塞尔会议上也不择手段谋求政治权力，可以在巴枯宁本人出席会议、马克思本人没有到会、恩格斯还没有资格出席会议的有利条件下，通过由贝克尔提议的按语系自由联合的方案。那样的话，由马克思控制的伦敦总协议会就会“化为乌有”，而被在欧洲大陆的法语、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斯拉夫语、德语协议会中心所取代，国际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马克思在国际内的职称（总协议会委员、德国联络秘书、荷兰临时联络秘书、俄国联络秘书）和后期（1870年10月4日）进入国际的恩格斯的头衔（总协议会委员，西班牙联络秘书、比利时联络秘书、意大利联络秘书），与“马克思领导国际发动了巴黎公社”的神话一样可笑。巴枯宁并不是不懂阴谋权术，但在事关社会主义运动的紧要关头，宁愿“被宰”而不愿宰割国际的同志。“既然国际的组织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国家或专制而是激进地消灭每一个主权，国际必须有与国家组织完全不同的性质。国家是何等地对人的兴趣和本性的自然发展的权威、人为、暴力、疏远和敌对，国际的组织就应该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兴趣和天性”。 巴塞尔会议加剧了马克思派的恐惧和除掉巴枯宁的决心。恩格斯[45]加入国际总协议会后，具体策划、参加并导演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不仅违背国际的精神，也直接违反了国际的“真理、公正和道德”准则和相关组织条例。汝拉联盟立即发表了Sonvillier的历史记录，抗议伦敦总协议会的傲慢和虚伪。但是，马克思派变本加厉，在1872年的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上伪造多数代表的身份、阻碍反对派代表赴会，操纵大会，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同时出卖了国际的废除国家的使命，把国际变成他们的投票机器，去与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真正的国际在海牙会议上就被埋葬了。】[46]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分裂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实，我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介绍过，值得再次引用。 【…马恩污蔑同盟为“资产阶级代表”、强调法奈利Giuseppe Fanelli短暂的“意大利议员”身份，大概是他们自己、特别是恩格斯的“跨国资本家”身份在作崇。其实，正如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吸引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社会主义的主要领袖人物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正好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广泛价值和意义，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成功需要包容而不是排斥非劳工阶级。 …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新信徒，正如Rafael Farge Pellicer 1869年8月1日给巴枯宁的信所示：“下一个周日的会议上，我将告诉国际巴塞罗那支部的朋友们你的信和希望，让更加民主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加入同盟。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接受你送给我的小册子上的每一句话。”马恩此文也确认道：“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那么，又何必指责“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呢？ …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们面临政府的屡次镇压，被迫转入地下，比没有经历过镇压的马恩等人知道如何在秘密斗争中保持革命的原则。 实际上，正如Casas所说：“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所属的日内瓦同盟不是一个有正式决议和规定要求各国成员遵守的国际组织。它不是一个强制和权威的团体，不可能如此，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同盟试图在不同的国家的活跃和有干劲的成员中建立一种联系，得以在各国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革命运动转换社会秩序。西班牙的民主同盟完全由当地的情况促发，独立行动。巴枯宁与朋友们的各种信件（当然不如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那样频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基于交换意见、劝告和解释的想法，从来没有指令的意图，因为那不符合巴枯宁的方式，也不会被他的朋友们接受”。Pellicer等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下接受巴枯宁的意见和方式的。马恩也承认说：“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这说明巴枯宁没有“教皇”的能力远程遥控西班牙，而是西班牙的广大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把安那祺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际的理想接受的。马恩为了排除巴枯宁，把巴枯宁在西班牙的实际作用抬得太高了。正如马恩此文也引用的那样，巴枯宁本人还没有转变为完全的安那祺主义者，只是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的“朋友”，不多不少。 …除了西班牙，代表国际多数成员的瑞士（汝拉联盟）、比利时、意大利等支部也接受安那祺主义，所以在有代表性的国际1869年巴塞尔大会上，由德国工人Eccarius宣读的巴枯宁提案得到代表的压倒性支持。把国际视为个人工具的马克思害怕起来，私下里对恩格斯透露：“这个俄国佬想变成国际的主人。他不老实的话就要被开除”。本身还没有资格与会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家伙很容易被捉住。”在1871年实际上只是总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伦敦会议上，除了总委员会的13个代表，只有6个比利时代表、2个马克思派的瑞士代表、一个西班牙代表（罗伦佐）与会，汝拉联盟、意大利分部和巴枯宁本人没有被邀，马克思突然拿出违背国际原则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九号提案和谴责巴枯宁的问题，作为国际代表大会投票通过。 这是违背国际和普遍社会主义原则（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正式成立的标志。为此，意大利的国际分部就发布声明：“鉴于：伦敦代表会议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 巴枯宁1872年4月5日于洛迦诺给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说：“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委员会诽谤的对象。…我们认为伦敦代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场政变，因此我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进行自由讨论的地方了。”这已经预感到国际的死亡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无法在法国生活的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被派到西班牙来推行马克思主义，要把国际转换成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指挥下从事职业政治的工具，最终与其他8人被西班牙国际分部Spanish Regional Federation (FRE)委员会开除。“…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 马克思派的（伦敦）总委员会把代表5-7万左右会员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排斥在外，让只有9名西班牙成员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成为国际的西班牙分部，让拉法格作为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连国际的规则也不管了。总委员会如此专横对待不同意见的会员，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除了被总委员会“开除”，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呢？感谢马恩在此为我们留下了国际成员们对他们的批判：“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 广大国际会员对海牙大会的抵制超出了马恩的想象。失去理智的马恩判决道：“…总委员会以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对他们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宣布：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国际的多数成员被他们控制的“总委员会”以国际的名义一一开除了。 …与恩格斯对彻底摆脱了他们控制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诅咒相反，西班牙社会主义在经历屡次政府镇压后反而发展壮大，特别在1936年7月18日，正是安那祺主义者力挽狂澜、拯救共和，坚持抗战，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苏联等反抗法西斯联盟最终胜利赢得了宝贵的3年时间，才真正体现了国际的精神，是国际的真正传人。】[47] 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没有预料的普法战争的爆发，他们袒护俾斯麦的言行引起第一国际中的拉丁语圈的愤概[48]。与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控制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相对照，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直接控制下才产生了作为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49]以及由此衍生的列宁主义。一般读者都很熟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从中独立出来印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这书的前言可以感受到恩格斯对一个独立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者的恐怖，晚年特意花费的巨大精力来抵消杜林的影响[50]。 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的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参与、教育、领导劳工阶级的“不间断摩擦”、“进退两难”、“秘密法庭、暗黑的阴谋、盲目的幻想以及迷惑的煽动”等过程都很不熟悉，而这个过程后来在俄罗斯[51]、中国等国的革命中屡次重复，代价惨重。至今只有Stanley Pierson提供了一个仅有的研究参考[52]，作者结论到：如果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抗议，“意识形态的终结”就不太可能；本书里研究的驱动如此多彩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持续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要自称民主的社会里存在这些严重的不平等，新的批判者总会产生；那些为了社会正义力图提供系统和大众化的愿望表达的将来的意识形态思想家或批判者，会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里学到很多经验教训[53]。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没有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将误入歧途，但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无产阶级发展出足够的知识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以上的例子举出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通讯中对“劳工的智力局限、愚蠢和狭隘意识”的蔑视，恩格斯特别担心找不到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工作帮助劳工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考茨基就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高足，这也正是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54]内地位的来源，考茨基的使命就是宣扬：“科学知识只能由外部导入大众”，“科学的担负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其中的少数人发展出近代社会主义并传授给无产阶级中智力发达的一部分，由后者以此指导阶级斗争”[55]。例如，考茨基反复说教到：“如果社会主义要超越幼稚，代表达到社会的相互联系的远见，就必须要进行系统的考察。…科学仍然是占有阶级的特权，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创造出关键的社会主义。只有那些拥有资产阶级科学技能、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立场并由此发展成新的无产阶级地位的思想家，才能把社会主义带给无产阶级”[56]。“世界上大脑的产物最具个人主义”，脑力劳动工作者自然地倾向安那祺主义者而拒绝“纪律和组织”，所以需要随时“受到无产阶级的纪律约束”[57]。 本身没有独特思想贡献的考茨基很容易借用诸如“无产阶级专政”[58]的概念来拒绝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与左翼自由/共和派的合作[59]，但面对欧洲动荡和大战前景，他在1909年出版的小册子“通往权力的道路”却声称马克思预言的革命快要到来，结果被证明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绝唱”[60]。确实，具有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背景的卢森堡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敌视、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下的工人罢工的绝望，和特别是俄国的无组织无产阶级工人的国际革命的“神奇”期待[61]，都更符合现实，这些都不详地笼罩着考茨基。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赶走、击败各种修正主义企图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位理论权威现在丧失了抵抗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除了卢森堡、梅林，还有预言知识分子将以自身的知识和利益变为“人民的新敌人”的新压榨阶级的危险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Jan Machajski[62]、强调文化制度、自发性罢工的荷兰社会主义者Anton Pannekoek[63]，以及后来借用老考茨基攻击“叛徒考茨基”的列宁等）的理论和勇气，终于意识到自己三十年来宣教的失败[64]。1914年8月，大战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团投票赞成国家的军备预算，宣布已经不可能再从事“批判性理论反思”的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完全破产，他本人也被党的机关刊物Neue Zeit[65]解除职务，失去了他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家的据点[6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失去政治影响力后，考茨基揭露出布尔什维克专政和列宁主义：这些斗士喊道“我们关于保护少数派、保护反对派的要求，只有当我们自己还是少数派，还是反对派的时候才需要。一旦我们成了多数派，获得了政权，我们第一个行动将是从你们身上剥夺掉我们以前为自己所要求的那一切：选举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绝对清楚的是：在现阶段里，在原则上保障普遍自由（这就是说也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自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起完全有害的作用。…这一点也适用于对待那些社会叛徒的刊物和领导组织” [67]；与爱尔福特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不分性别和血统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而奋斗”[68]完全背道而驰。考茨基不得不指出：“专政很容易会损坏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威信，它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69]；“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释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评，甚至一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式来实行统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实行一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70]。至于对列宁本人的政治手段的批评，“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已经发现，党内独裁所能做到的，只是阻碍和窒息工人知识的发展”:“列宁的思想主要是要助长对党的活动的控制，而非其发展”[71]。可惜当时手握理论大权的考茨基却没能理解到这一层次，而导致“由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发现的补救办法，即废除民主，却比他们设想要去补救的弊病还要坏，因为这就把生命的源泉阻塞了，而社会制度一切缺点的救治办法都是从这个源泉得来的”[72]。包括卢森堡在内的考茨基等的命运说明：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担当“立法者”、“设计师”的角色，最多只是不同思潮、系统的解释者或调节中介[73]。 虽然是拉萨尔最先在德国劳工阶级中成功鼓吹社会主义[74]，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无产阶级观点”就是想向劳工灌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75]理论而已[76]。而在缺乏英法那样的相对自由社会环境的德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中脱落下来的知识分子，程度不同地受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77]，就成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78]。但社会民主党也只能提供很少的考茨基那样的记者/编辑职位，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年青知识分子，如Vollmar，“看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目标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脱节”[79]，在新闻自由（特别是党的刊物的记者和编辑的独立和尊严）[80]、农民[81]、军队[82]、文化[83]、哲学[84]、伦理[85]、工会、预算[86]等具体政策上，或通过直接与恩格斯通讯等方式深感失望[87]，有些人组成了独立社会主义政党[88]，有些人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 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尽管没有学位却自学成才、在社会民主党非合法时期坚持在德国外编辑出版机关刊物的银行职员伯恩斯坦的修正贡献“集大成”，如批判对无产阶级的“几乎神秘的崇拜”，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意识目的和观点的阶级”主要是“想象的虚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带来新的激进精神状态，而再次赋予旧价值和道德感情的持久活力，等[89]。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挑战，实际上也为目睹德国社会主义困境、不择手段的俄罗斯政治家列宁以及托洛茨基[90]等抛弃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更进一步，不管是意大利还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都改装换面地继承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衣钵。例如，魏玛共和时代的大资本代表Walter Rathenau和共产党人Karl Radek在一战后二十年代都“承认不可能回到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由Rathenau博士那样的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的劳工阶级将创造一个新社会。”“三十年代经过柔软操纵，‘德国式社会主义’再次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出现”[91]。 马克思主义中的“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92]和经济研究的理论，比较诚实地承认了前任的工作，也得到后人（指西方学术界主流）的比较客观的认可。这里举出两本客观的学术研究：Isaiah Berlin的思想传记是至今还在印刷的经典著作之一[93]，虽然书中夹入的冗长的议论往往很难分清是马克思的还是作者的意思，但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特点，如“希望改变（普鲁士）国家或推翻它在道德上是坏的，因为那样就违反包含在国家中的合理意志；而且不管怎样都是徒劳的，因为那违背了历史的决定论。这是我们后来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形式”[94]。另一本至今仍再版的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托洛茨基分子的Sidney Hook的巨著[95]是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经典，虽然作者本人早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正如对基督教的研究[96]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本质一样，通过还原马克思其人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再次显示出：正是人类社会的半开化程度、人类精神的半启蒙状态孕育了本来没有任何神秘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的列宁主义、毛主义等）的诞生。马克思的信徒们喜欢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哲学家们本来就不是马克思那样的职业政治革命家，即便对于要改变世界的政治家们，问题也不在于是否改变世界，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手段改变世界，以及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我们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家之言、一家流派所具有的价值、经验和教训，但更重要的是去除其中的毒害（如一党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汲取历史的教训（特别是谴责对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的镇压），扬弃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回到（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等追求、确立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赵京，2015年4月3日初稿题为“马克思其人与马克思主义问题”， 2015年4月18日第二稿改名修订，2016年2月18日第三稿]
[1] 赵京，2015年3月7日。（所有引用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为准。） [2] 这个注解在下面更多直接引用，一方面是便于读者阅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重要的事实或论点值得重复才更清晰易懂。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以下的引用，如果没有特别指出，都来自网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40/index.htm 。 [4] 再举一个例子：哈耶克也是22岁（德奥以外本科生毕业的年龄）就得到法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再得到政治（社会）学博士学位，可以想见奥地利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20世纪还是如何价廉。赵京：“以自由之名通往奴役之路--论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剽窃、亵渎、歪曲和危害”，2011年2月27日。 [5]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32. [6]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20. [7]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P.187. [8]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108. [9]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108. 中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0/204.htm [10] 1891年10月在Erfurt党代会采纳的纲领包括马克思主义。 [11] 李卜克内西其实也对马克思、恩格斯阴奉阳违。他本人以编辑Vorwarts的名义就拿7200马克年薪，而一般工人年收不到900马克(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3)，足以够送他的儿子去读昂贵的资产阶级法学院（上书p.85）。 [12]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9/224.htm [1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7/235.htm [14]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p.493. [15]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110. [16] Mary的妹妹Lydia后来与恩格斯同居，在临死前登记了结婚。她们的爱尔兰劳工父亲很不满意恩格斯这样对待他的女儿们。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1月13日》。 http://cpc.people.com.cn/GB/10883713.html [18] 《K.舒尔茨回忆录》第一卷（伦敦，1909年），138页及以下诸页。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6/30/content_4771581.htm 。译自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Nine: Epilogu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9]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67. 甚至蒲鲁东的座右铭Destruam et adificabo (我要摧毁，我要建设)也很符合马克思的精神，但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同志不共戴天呢？ [20] M.巴枯宁:引自M.内特罗《巴枯宁生平与著作传略》（巴黎，1901年） 71页。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6/30/content_4771581.htm 。译自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Nine: Epilogu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21]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109-110. [22] 赵京，2008年8月19日。 [23]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24] 译文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6/30/content_4771581.htm 。 [25] 摘自《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此词条由Tom Bottomore撰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ehring/ [26]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0, 163. [27] 考茨基语。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48. [28]原书最后的家谱把Helene Demuth和Fredrick Demuth也加入，见插图。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29] http://www.520730.com/wenzhang/duhougan/51931.html 我注意到几处转载都没有标出作者名，可以理解作者（甚至译者）避免麻烦的用心。 [30] Robert C. Tucher, Philosophy & Myth in Karl Marx.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1. P.15. 马克思网https://www.marxists.org/ 只登载了Tucher不认同马克思有私生子的文章/观点。 [31] 引自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249.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P.473. [32]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7/235.htm [33]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Rowohlt Taschbuch Verlag，1962.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34]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1. [35] http://www.fes.de/archiv/adsd_neu/inhalt/recherche/wegbereiterinnen/demuth.htm [36] 除了本文中引用的书籍，还包括Rolf Hosfeld,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trans. Bernard Heise, Berghahn Books, 2013. P.91.都确认此事。 [37]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249. [38] 以上原文出自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P.112-113. 此处引用、修改了郭国汀的“马克思私生子考评”一文中的译文，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7/guoguoting/3_1.shtml。 [39]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p.262. 所引原书来自Wheen, Karl Marx, 171-76. Heinrich Gemkow and Rolf Hecker, “Unbekannte Dokumente uber Marx’ Sohn Frederick Demuth,”1994: 43-59. [40] 赵京，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 [41] Iain McKay, “I am an Anarchist,”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1, #55, p.46. [42] 他后来以荷兰党的名义说服一小部分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如果欧洲战争勃发，大家都要拒绝兵役、宣布总罢工。但恩格斯盲目乐观地以为革命会在战争之前发生。Edmund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Doubleday & Company, 1955, p.445. [43]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ix & p.142. [44]他们眼看不能控制国际，就把总部迁往没有社会主义基础的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当时法国代表就建议“搬到月球”去。Isaiah Berlin, Karl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263.但他们缺乏基本的诚实，当他们的忠实门徒要求把国际的资料转往纽约时，也遭到马克思的拒绝。 [45] 恩格斯作为一个来自德国、在英国谋取暴利的资本家加入国际，首先遭到已经取得普选权的英国工会的抵制。英国工会特别要求摆脱马克思的“总委员会”的控制，未果，就退出了国际。Edmund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Doubleday & Company, 1955, p.282. 有趣的是，这本书最近才被译为中文。如说马克思“在伦敦流亡三十年，向所有人欠钱，被所有人追债，他居然也只动过一次念头要去找一份固定工作。威尔逊没有详细叙述，那是1862年底，马克思下决心要做一份家业，于是去铁路局应聘书记员职位，却被认为字迹潦草，碍难叙用”。“如果一个基于公正、平等、自由之上的社会尚未达成，如果这世界还充斥着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仍然会助燃我们的激情，左翼思想就仍然是我们永恒的冲动”。引自江弱水“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到芬兰车站》中译本序。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5/03/341038.html#sinapt [46] 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012年9月3日 。原文中的许多注释（简略后）也值得引用：恩格斯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对社会主义各流派的攻击（如“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安那祺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可以看出作者炫耀自己事后诸葛亮的“高明”或隐瞒了加入国际的不可告人的意图。如果《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向马志尼派那样开诚布公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共产主义]抛弃”）要把几乎所有国际的各派别都排挤掉，国际一开始就没有必要接纳流亡英国、没有德国劳工阶级授权的马克思 。 早在1867年（国际刚成立的第二年）9月11日，马克思就迫不及待地向恩格斯透露：“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48页。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这两个“革命导师”为了掌握国际所用的手段：“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在我的书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进行这整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此外，我将要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尽管巴黎的空谈家用尽了全部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再次当选）给他们以严厉的斥责。”“本来想完全不理睬我们的那个卑鄙的《星报》，昨天在社论中说我们比和平代表大会更重要。……英国工联主义者中曾经认为我们走得太‘远’的那些猪猡，现在也向我们跑来了。”“《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如果马克思当面批判拉萨尔，就失去了在国际立足的本钱。巴枯宁在《国家主义与安那祺状态》中以此质疑马克思的个人道德，指出：马克思和拉萨尔这类非工人的“工人运动领袖”，实际上把劳工阶级作为他们的“顾客”，象医生、律师那样靠顾客的倒霉发财。从马克思1865年1月和5月给美国两个总统的献媚贺信，看出马克思把国际与美国政府，把他自己与林肯“平起平坐”的一厢情愿，与劳工运动有什么关系？如果违背国际的“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的第一原则，不靠自己解放自己，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坦白承认的那样，各种“先知”、“导师”、“领袖”、“先锋队”就会找上门来。流亡的马克思还向有钱有势的“学生”（恩格斯在拉萨尔死后这样讲他们的关系）拉萨尔借款，引起纠纷。相反，欧文、蒲鲁东、布朗基、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等都对劳工阶级怀有兄弟友爱之情。马克思没法当上总书记/秘书，后来就设法取消了这个职务。在各国共产党组织里，中文把原义为秘书的secretary翻译为“书记”，为各种“书记”掌握专权开路。本身还没有资格与会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家伙很容易被捉住。” 历史也嘲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海牙代表大会批准了伦敦会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并决定把相应的条文补入国际的章程。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是布朗基派，它的代表Edouard Vaillant（很像列宁的前身）在决议中绑架国际：“只要这个决议被代表大会采纳并写入国际的章程，每个成员就有义务服从，否则就会被开除。”马克思派无力再向战斗性很强的布朗基派开战（其结果很可能是被布朗基派开除），只得将总协议会完全改组，迁往鞭长莫及的新大陆纽约。 [47] 2014年3月3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pain.pdf 原文中的许多注释也值得引用。General council, 译为“总协议会”更妥，本文按照惯用的中文翻译。为各国工会之间调节、调解内部联系设立的general council，更象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而不是有执行权的政府功能。例如，马克思以此名义向美国的林肯总统发贺信，显示出他利用国际的个人政治企图，与加入国际的广大普通劳工的团结感情格格不入，不伦不类。 据马克思的朋友、曾经担任国际几年书记的Jung后来回顾：马克思的胜利“依靠的是虚伪的证据和最傲慢的手段。他们会用根本不存在的组织编造少数代表，再以少数支配达到国际的多数票决。”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流亡西班牙,同安那其主义者占多数的第一国际西班牙分部进行斗争，被开除后1872年7月筹建只有9人的第一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9月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支部的代表参加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强调以马克思为核心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集中领导的必要性，投票赞成第一国际开除巴枯宁等人的决议。会后, 拉法格协助马克思、恩格斯写成了此文。而他们完成如此“大业”后，都失去了对国际的兴趣，因为国际很快就人走楼空了。如果说国际或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教皇的话，那就是马克思本人。恩格斯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后，具体策划、参加并导演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不仅违背国际的精神，也直接违反了国际的“真理、公正和道德”准则和相关组织条例。Marxist这个在国际西班牙普通成员看来代表权威、阴谋、分裂的小帮派，应该为译为“马克思分子”。相反，国际的西班牙成员不是马克思指责的“巴枯宁分子”帮派，因为没有政治资源的巴枯宁连他们的创始人法奈利都没法联系上，更不用提能够命令任何西班牙的国际成员了。 [48]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251-252. [49] 第二（社会党）国际从性质上讲虽然只继承了（第一）国际劳工协会的国家社会主义因素，但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例如，贝贝尔邀请恩格斯出席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和在德国选举中的出色表现，造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主义党、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的印象。其实，在1889年7月的巴黎成立大会、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和1893年苏黎世会议上，正是保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把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工共同（罢工）行动的日子。特别在安那祺主义者强大的西班牙，五月一日变成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公开在街头冲突的灾难日子。George Esenwein, The Origins of May Day in Spain. Haymarket Scrapbook, AK Press, 2012, p.224-225. [5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柏林大学副教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动员起来向一切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攻、特别是向马克思进攻的三路论证大军——事实上，这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这些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使我把这个从其他方面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担负起来的主要原因。”1892年4月20日，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本1958年版译出，并参考了德译文和俄译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80/07.htm [51] 例如，在“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1904年9月）中：“同西欧各党相比，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的比重要大得多，他们迷恋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髦。但是，这种迷恋很快就消失了，接着，又一面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批评，一面盲目崇拜纯粹的职工运动（罢工主义——“经济主义”）。”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08.htm [52]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reface & p.183. [53]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9. [54]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总则部分最后几段写到：“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使工人阶级这种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使它统一起来，并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摘录）”（1872年6月），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55]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1. p.65.p.148-149. [56]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4. [57]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4. [58]考茨基在被德国社会党抛弃、被列宁判刑为“叛徒”后很久才发现：“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对这个极为重要的名词加以说明”。“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37年），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专政(proletarian dictatorship)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因为无产阶级还过于无知，因而还没有能力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或‘慈父’(‘little fathers’)的专政”（上文第416页）。到此，考茨基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蒲鲁东思想的科学性：“他看到在当时存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来取得胜利，但是他对于少数社会主义者通过一个全能的国家机构的专政，却也怀着同样的恐惧。…他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去影响和掌握国家的政策，但他却也感到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来完成。为了使解放成为可能，…他们却能够掌握个别的公社的问题。因此，他主张把国家解散成为一批独立自主的公社，以求达到社会主义”（上文第417页）。 [59]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2. [60]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1-4. [61]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2-3. [62]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7-8. [63]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2. [64]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4. [65]“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1904年9月）注释到：“《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08.htm [66]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48-9. [67] “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0页。 [68]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摘录）”（1872年6月），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69] “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2页。 [70]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37年），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7页。 [71]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37年），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3页。 [72] 卢森堡《俄国革命》，引用自“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37年），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4页。 [73]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9. [74]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1. [75] 第一个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建议把“科学社会主义”改称为“批判性社会主义”，遭到正统派考茨基等拒绝。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6. [76]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ntroduction, p.3. 不用提，列宁在《怎么办？》中讲得更露骨：无产阶级就是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本人这样的先知来灌输真理。 [77]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为止，资产阶级的世界里仍然会不断产生从文化和精神层面反感、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8. [78]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ntroduction, p.5. [79]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3. [80]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3. [81]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8. Ernst:“马克思教条与农业现实没有任何关系。”Schippel:“农业报告已经成了僵尸。”p.96. [82]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92. [83] Bloch批判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以为把“反对派发言人抛掉”就可以克服共产主义的“历史现实”和安那祺主义者的理性人之间的分歧。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6. 也有人作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新的真正意识的障碍，”劳动阶级，包括“阶级概念”都成问题。P.119. [84] Schmidt关于康德哲学与正统派普列汉诺夫的争议。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8-109. [85] 新康德主义者们有意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Staudinger确认恩格斯不懂伦理问题，才得到承认自己哲学知识不足的考茨基的认可，被委派编辑Neue Zeit杂志（考茨基所谓“为马克思理论而战”的杂志，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3.）的哲学议题。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3. [86]来自波兰的犹太女性卢森堡因为没有实际的负担责任，在工会、国家预算问题上特别激进。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7. [87] 例如，经历挫折后，Ernst回想到：因为马克思“没有说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准备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3. [88]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 当独立社会主义党越来越受到安那祺主义者如Gustav Landauer的影响时，他们退出了社会主义运动。考茨基年轻时的强烈道德倾向曾经使他接受过安那祺主义者。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1. [89]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2. [90] 托洛茨基因为略讲原则，最终也被“抛进历史垃圾堆”。他对德国社会主义的考察甚至推及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论”。以下的引用虽然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也可以看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望：“1905年初，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册子在日内瓦发表。…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才有可能达至定案。…给我这本小册子写引言的是俄国侨民帕武斯，他在其时已经成功地成为著名的德国作家。…他对我个人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我们时代的社会革命的理解方面，发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在我们第一次会晤之前几年，帕武斯满怀热情的捍卫在德国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不断革命论通常把‘帕武斯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结在一起，…他率领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队伍，…我在1906年写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的一个组织，在某一时刻，可能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所爆发的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393-40年”，香港《十月评论》2014年第一期，#236，第57-60页）。 [91] Eugen Weber, Varieties of Fascisim: Doctrines of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4. P.14. & p.86. [92] 以下的自我推销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恩格斯作品中：“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文译自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0b.htm 。 [93] Karl Marx, Fifth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这一版也提到“按照某些记载，[Frederick是]马克思的儿子”p.184. [94]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64. [95]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Prometheus, 2002(再版). [96] 作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应该从斯特劳斯的《耶稣传》熟悉这个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