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开化程度衡量的国家机构的透明化与民主化

不久前，我所在的社区召开会议，三个当地市警察（男）出席。警长（白人）向我们介绍负责我们社区安全的新上任的警察（白人），是伯克利大学英文专业的毕业生。另外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是黑人。这个新开发的社区亚裔占多数，英文沟通非常重要，大家都很满意警察的工作汇报。随后，一个锡克教居民发言，介绍他有一天傍晚散步时被人用玩具枪差点击中眼睛，他当场报警后被急救车送往医院，才幸免留下后遗症。但是，当他向警察局查询时，被告知这不是一件值得立案追查的事件，警察局“不作为”不了了之。我们都同情他的遭遇，决议要问责警察局。锡克教的特殊衣俗很容易被美国主流社会歧视，9—11之后，一个锡克教徒在加油站竟然被无辜枪杀。以我的经验，如果警察局或市议会里有锡克教徒，他们的安全就会被重视多了。

十年前，硅谷的安那祺主义青年小组在黑人将军鲍威尔的校园演讲时去抗议伊拉克战争，当地警察不抓白人、只抓了几个东南亚学生。有人想去警察局抗议，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的一个在县政厅当官的原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出面疏通警察放人，特别不让留下“犯罪”纪录，免得这几个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找工作、转身份时遇到麻烦[1]。

前几天5月28日，在拥有212年历史的西点陆军校West Point背景下，奥巴马引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批判战争的愚蠢、倡导通过“人类制度的逐渐进化”实现和平，向穿着整齐制服的1064名毕业学员和家属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国外交政策蓝图[2]。除了中文媒体广泛报道的“美国必须始终保持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等内容，奥巴马也提到“军事行动必须不带来更多的危险和敌人”、提高饱受责难的无人机“暗杀”政策[3]的透明度、以及军事行动的民主、人权目的。在提到中国最近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时也批判美国国会的不作为：“尽管美国高层军事官员一再说，海洋法公约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但国会参议院却拒绝批准这个公约，这让美国很难敦促中国根据公约解决海上纠纷。”不过，总的来说，场面相当冷淡，奥巴马有时要自我鼓掌以提醒听众他的讲话的重要性。而且，除了前言后语和“你们将有可能成为自2001年来第一届不用去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的军官”等个别片断，整个演讲与美国陆军的战略没有多少关联。当然，奥巴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除了面临裁减十个旅以及把独立作战单位从重装师向轻便旅的转换的命运，连美国陆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的存在价值本身，都可以讨论了。那样的话，西点就要搬到安娜泊里斯[4]去了。

实际上，随着大规模陆地战争可能性的减少，世界警察的角色主要靠美国海军（包括拥有航空作战力的海战军团或“海军陆战队”）来担当了。2014年1月30日在海军校举行的别开生面的仪式，让未来的世界警察官按照他们的学业评定现场选择即将服役的舰艇[5]，很有透明性，多少让我们对世界警察“分配工作”的过程有所了解[6]。当然，对于担负世界警察使命的美国武装力量来说，与其在陆军校怀旧，不如在海军校听听退休“总司令”克林顿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教导。他2014年4月8日对海军士官生Midshipmen的开讲[7]，除了为夫人将来的大选铺路外，倡导培养3D (Defense, Diplomacy, Development)人才，说明仅靠武力已经不可能维持美国的帝国地位了，最后特别向不爱读书的士官生们推荐三本leadership（领导船舰-领袖资格）书籍，值得普通公众也观看。我每次目睹类似相对公开的美国政治过程[8]，更坚定了阻止美国军事力量的年轻一代被安培三世日本军国主义误导投入与中国的冲突的决心。

当我看到刚在新加坡闭幕的第十三届亚洲安全会议（也称“香格里拉对话”）上中日美官员们的闹剧，不由得回忆起1992年一个阴雨秋天，我在东京出席中日两国当局举办的庆祝“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会议，因为追讨被盗窃的关西1989年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募到的捐款，被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法学部雇用的中国学贼毒打。我当时紧握尖伞，浮现出耶稣、甘地被打的景象，一直忍受着直到被人拖开，后来到医院就诊，需要两周时间恢复。我随后到警察署报案，一个警视厅制服警察和一个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便服警察带我到现场拍照、记录四、五个小时，向我保证：日本是法治国家，一定要公正处理。过了几个周后，我没有接到任何联系，就直接再次造访警察署，却被告知根本没有我报案的纪录！更气愤的是：管辖神户大学的兵库县警“好意”转告我：“忘掉此案吧！如果你还要追究此案，日本政府可以把你定罪为“斗殴”，取销在留资格赶出日本！”与国立大阪大学曾经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可能”把我赶出日本的校园的做法同出一辙。那是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肮脏的一页记录。

我几年前在本地被有幸抽中为陪审团一员，但美国法官听到我与东京警视厅和日本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奇遇”以及联邦调查局好几年阻碍我申请得到一份护照的经历[9]，挥手免去了我的资格与责任，因为他们也怕如此经历会造成我对所有国家机构的“偏见”、鄙视。

非常痛心的是：我二十多年来对中日关系的悲观预测不幸成真，因为在不民主的政府与种族排外的当局控制下的中日关系，没有人权、自由的基础，连和平都不可及，何谈友好！25年前，杨振亚（大使）、唐家璇（公使）控制下的中国驻日机构指使学贼兼学奸混入学生运动，在日本人的“保护”[10]和策划下在大阪领事馆前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言“不承认李鹏伪政权”、叫嚣要“用血与火洗礼中国”、还要成立“流亡政府”等；但6月8日邓小平公开露面后又迫不及待执行北京的指令，勾结日本当局出卖迫害在日中国留学生，把我们赶出校园、赶出日本，暴露了在国家政权暴力下人性最丑恶的本性。

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场民族悲剧，主要不是因为国内政治的诡秘变换、国际政治的肮脏交易，而是因为人性丑恶的势力靠欺骗、奸贼和暴力出卖、迫害和镇压了人性善良的愿望，把社会和文明拉向倒退和野蛮。从这一点上认清了事件的本质，才更清楚地理解这25年来的国内社会、国际政治的变迁，进而懂得为什么真正有历史价值的事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现出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半野蛮、半开化状况。不管是中国的外交部/驻日机构、国家教委/大学，日本的地方公开警察或国家秘密警察、文部省/国立大学、外务省、法务省/外国人出入管理局，还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等我所见识过的国家工具，都是人类文明尚未摆脱野蛮状态的证明。揭开历史真相[11]、推动国家机构的透明化、民主化不仅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文明开化程度的度量衡。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