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探求、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证明自己的实践。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不是公社参与者的主流思想蒲鲁东派[1]或主要领导人物新雅各宾派[2]、布朗基派[3]，[4]而是没有参与公社的马克思-恩格斯[5]（以及后来的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6],而仅有的历史资料《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和《巴黎公社文告集》的译文完全没有(不可能)用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观进行哪怕是技术性的修正[7]。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理论核心。

例如，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1967年1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政府各级机关权力后，组成的新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100万人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但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中国各地的新政权机构一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上海的政权也于1967年2月23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新政权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了[8]。相对于不知道巴黎公社精神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西方“新左派”知识分子(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却从上海人民公社的闹剧和打着“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传统万岁！”旗号的北京游行（1968年，70万人）激发了对主观愿望中的巴黎公社的怀旧感念[9]。

虽然巴黎公社是“十九世纪最激烈争辩的题材之一，…对它的文献的研究却不充分”[10]。这种状况现在有所改善（如Jacques Rougerie的开创性工作），但是，西方历史学界的主流立场介于凡尔赛的反动政治和公社的社会主义特色之间的共和色彩[11]，例如，“对于公社的学术研究一直处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冷战的阴影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过去的中心问题，如公社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看起来很滑稽了”[12]。自从同时代的参与-支持者以来，没有以除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观点对公社的进一步研究。今天，在苏联解体和中国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更应该、也可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等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还原公社的本来精神[13]。

在1871年4-5月写于伦敦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欢呼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月12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14]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主观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作为政治宣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与事实不符[15]，因此有必要先简单回顾公社的成立过程。[16]

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1870年7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中的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帝制、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巴黎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激昂，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马隆写到：“我在此刻感到我非常莪爱我的祖国”[17]。新的临时“国防政府”为了显示正统性[18]，表示继续抗战的意图，在富裕区组织了60个营的国民卫队，但根本上没有战斗意志，基本上接受俾斯麦要求的停战（投降）条件。政府中握有军权的内政部长甘必大[19]还没有放弃抵抗的企图，没有得到正式和约的普鲁士军队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包围了巴黎。巴黎是什么？正如曾经担任过警察局长的巴黎设计者Georges Haussmann所述：“所有的东西都到达巴黎：主要公路、铁路、电报；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巴黎：立法、命令、决定和政府派遣官员。…巴黎的本质就是集中制。”“法律和命令是这个城市之王普遍安全…和公共和平的首要条件”[20]。

这个集中制的首要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各党派、特别是俱乐部活跃起来。例如，一张传单上这样宣告：“第三条：第13区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目的是研究所有劳动自由和劳工解放等政治和社会问题、追求以革命方式的解决途径、用它的影响动员劳工起义反对君主制复辟的企图和政府想阻碍民主和社会共和的进步的各种行为”[21]。巴黎的相对独立的二十个区arrondissement里的警卫委员会[22]也积极行动起来调节联合，由每区选举4人组成了委员会[23]，9月5日选出了以Varlin瓦尔兰为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24]，9月17日公布了关于国防和警备委员会的纲领，第一个主张就是取消“在历届帝制政府时期都是奴役公民而不是保护公民”的由政府内务部任命的警察局。实际上，目击者都指出：在围城和公社期间，犯罪率显著下降。第10区区长杜巴依说：“在围城时期实际上并不需要警察，因为既没有任何大盗窃案，也没有任何杀人越货的情形”[25]；公社期间确实没有发生一件谋杀案[26]。临时中央委员会也要求选举政府官员（包括军官）、废除一切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法律。在公告上签名的46人中，有11人后来成为公社议员：瓦扬、马隆、龙格、兰维埃、瓦莱斯、克吕泽烈[27]、德姆、饶纳尔、勒弗朗赛、乌迭、潘迪，和没有被选为议员但在公社中活跃的盖亚尔、米利叶等[28]。这一期间，远在伦敦的马克思1870年9月9日发布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中说教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29]。法国工人幸好没听到来自伦敦的指令，贫民区的民众踊跃加入国民卫队，9月底已经扩张为36万人254个营[30]。这同时改变了国民卫队的成分和性质。与此相对，只考虑尽快签署和约的临时政府完全不接受、不理会代表了所有巴黎基层行政组织（包括富裕居民区）的二十区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这些主张。

10月31日，由共和派中央委员会、国际（法国支部）、工人议会联盟等发起、短暂占领了政府大楼Ville旅馆和几个区公所，但这些零星的抗议第二天被政府的威胁加许诺驱散了[31]。无论如何，这展示了巴黎不肯投降的决心[32]。11月3日，政府被迫组织了有限的波拿巴式选举，不能选巴黎市一级的官员、只能选20个区的区长mayor，结果政府获得大胜[33]。这些区长负责民政、选举等，在后来的公社期间作用重要而复杂。同时，国际的成员也积极参选国民卫队的指挥官，如后来成为公社议员的Avrial的竞选宣言是：“我与那些勇敢地站起来要求今天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同道。…我期望一个社会契约使每一个劳工的能得到他的劳动成果，使人们都能享有更高的教育，…废除宗教的规矩提升孩子们的精神”。他被选上了，但政府拒绝任命他[34]。

1871年1月28日，围城四个月后，临时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其中包括“除了12,000人外，所有的巴黎的军队解除武装；国民卫队保持武装维持城里的秩序”，后者显示国防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能力“捅大黄蜂的马蜂窝”[35]。怪不得巴黎公社被镇压后，逃到伦敦的拿破仑三世写信指责负责谈判、签署投降和约的国防政府外交部长Jules Favre茹尔∙法夫尔:“在凡尔赛，征服者提议解散国民卫队或者军队。你选择了后者，因为你害怕军队里的波拿巴主义倾向，同时你丝毫没有注意骚乱的人群中的无秩序因素，….导致了公社的爆发” [36]。德国人要求在停战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许多巴黎市民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由各区市民组成“国民自卫队”比来自外省的政府军队更急迫保卫巴黎。他们对外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对内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对应为了签订投降和约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本来互不隶属的各区国民卫队在2月期间在瓦尔兰等国际成员的活动下紧密联系起来，反对解除自己的武装，成立了没有得到政府批准、也不受政府控制的中央委员会。

1871年2月8日，面临战争压力的法国举行全国（男性）普选，选举国民议会（630人[37]）以便批准俾斯麦签订投降和约（除了赔款外还要割让领土）[38]。选民中538万人是无地农民、355万人有土地、310万人从事工业（其中139万有自己的作坊/店铺）。选举结果有几种解释：由共和派（约两百名当选）和放弃任何抵抗的奥尔良保皇派（约两百名当选）控制了国民议会[39]；也可以把两百名共和派算作保皇派[40]；或者认为230人来自贵族、250人是地主、100人是旧军官、只有80人是共和派、40是是社会主义者[41]。在巴黎，得票最多的是已经60岁的路易∙勃朗[42]（左插图，21万6千票）、已经69岁的人道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21万4千票）[43]、甘必大（20万2千票）[44]、加里波的[45]（20万票），没有加入国防政府的梯也尔以第20名也当选，法夫尔是国防政府唯一（刚够票数）当选的议员[46]，可见巴黎市民对国防政府的厌恨。新雅各宾派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47]（右插图，15万4千票）、皮阿（14万5千票）[48]、加姆邦Gambon（13万6千票），国际的会员马隆[49]（11万7千票）、托伦（8万9千票）[50]也当选，他们多站在公社一边，或者辞职或者被国民议会开除。布朗基本人（5万2千票）以及后来的公社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布朗基派特里东（6万5千票）、弗路朗斯（4万3千票），活跃的国际会员瓦尔兰（5万8千票）、泰斯（4万9千票）没有当选。值得一提的当选者还有管辖蒙马特尔高地炮台的第18区区长Clemenceau克列孟梭[51]和第二区的区长Tirard[52]也当选。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没有完全埋葬恢复帝制的可能[53]，也没法摆脱除巴黎、里昂等大城市以外的法国农村的保守政治生态，它的第一个决议就是拒绝正式承认事实上的共和制度[54]。在Bordeaux召开的国民议会以546赞成、107反对、23弃权普鲁士的赔款割地和约[55]。国民议会组成新的国防政府，任命反对与普鲁士开战、提倡早日与普军签订和约的梯也尔成为政府首脑。国民议会还颁布法律命令所有债务必须在48小时内付清，让已经被围城四个月的普通巴黎市民无法承受；同时，为了解散政府无法控制的国民卫队，釜底抽薪，终止其成员的每日1.50法郎的薪水[56]；国民议会虽然拒绝了王党派搬到奥尔良的企图，但因为害怕巴黎民众，以427赞同：154反对而决定搬到凡尔赛。“从战略地位来看，凡尔赛只要用少量的后备军，就可以轻易地抵挡住任何进攻，凡尔赛的居民秉性善良，是我们无后顾之忧。这样就可以把巴黎握在手里，而不受它的牵制”[57]。这种实际上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的作法，激起了巴黎所有阶层“可怕的愤怒”，“每个人都感到这是一种屈辱和威胁” [58]。路易勃朗敏锐地预感到这会促使巴黎“建立自己的政府”、“从残忍的外国战争废墟中…产生更可怕的内战”[59]。

“在以政权斗争为中心展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更深刻的经济矛盾”，“共和国、宪法，/多么动听的名字！/可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看啊，饥肠辘辘的穷苦人，/依然衣不蔽身，/依然劳累困顿。/再来一次革命啊！/这次应当更向前一步，/应当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60]。共和以来却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事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大大激化了巴黎的社会矛盾。市民们，特别是下层市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在国民议会普选后明确要求巴黎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市长[61]，享有与其它法国城镇同样的权利[62]。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巴黎激进平民的担忧而拒绝，只容许市民限制性地选出区长和三名副区长[63]。同时，大量涌入巴黎的穷人在东部区的各种报刊、俱乐部的影响下开始把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法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产生了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的愿望。而最能代表这种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普遍诉求的就是蒲鲁东（插图）。

作为法国最普及的社会主义思想，蒲鲁东提倡自己原创的安那祺主义[64]，其核心互助论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衡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每一种力量都能够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相互保险、互提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法则”[65]。通过劳务交换、生产协作、无利息银行贷款等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强制和压迫的、保障劳工自由权利的新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国家这样的集权组织。没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按照联邦形式由独立自治的单位—公社组成：“公社具有自治权、行政管理权、征税权以及支配其财产和税款的权利。它有权为青年创办学校、委派教师、设立警察、宪兵和国民自卫军、委任法官、组织集会、拥有报纸、私人社团、企业、银行等等” 。“市政管理的自由按其实质来说是同国家的统一互不相容的”[66]。“统一的标志不是法律，而只是各个不同的自治集团相互间所做的诺言” [67]。正如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导师和取而代之的对手一样，蒲鲁东的思想是在与依靠国家社会主义来实行改良的路易勃朗的论战中磨剑犀利的：“你的理论是狡辩。…让我们以更坚定、明智和实际的方式来表述：人民没有把全权general mandate奖给政府，只授予政府特定的代理资格special delegation。全权是官僚、王权、专制，而代理却相反，是自由、平等、博爱，是安那祺状态”[68]。自由的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捍卫、弘扬共和主义。

【新掌权的、以资本为后台的统治阶层马上就出卖了曾经帮助资产阶层取得政权的平民阶层；…很显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革命，总要维持的人支配人的组织社会必然会堕落腐化下去，这种新的革命，马上就集中到所有权的制度上。相对于个人或家庭独自占有的所有权（在商法中多体现在Sole Proprietorship或Self Employed个体经营业主或家庭经营）而言，蒲鲁东所指的第二类所有权包括今天的跨国公司那样的大规模私有形式，它们必然带来各种盗窃：诈骗性的破产、公•私文件伪造、彩票、高利贷、地租、利润、敲诈勒索等等，都是专制社会的基础，是苦难和罪恶的主要原因。所有权的弊端广为人知、广为人恨 ，蒲鲁东骄傲地宣判：“所有权就是盗窃。”/所有权按照既有的法律制度定义，是指完整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利；占有则是一种事实状态，即与所有权归属分离而行使的、在一定条件（期间、使用规定等）下相对、暂时的权利，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那么，我们所占有的财物的所有权在谁那里呢？在社会整体：“人从社会的手中得到他的用益权，只有社会可以永久地占有：个人会死亡，社会是永久不灭的。”需要留意的是，这个社会，决不是指国家（政府），因为现存国家本身正是所有权制度的产物。安那祺主义的理想正是要建立没有所有权、不同于共产集权的社会。】[69]。蒲鲁东的大著多产含糊、许多自相矛盾之处[70]，怎么会对文化不高的劳工阶层有这样大的魔力呢？蒲鲁东解释道：“大众不读我的书，但是，他们不读我的书也理解我”[71]。这是真的，因为蒲鲁东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年轻的蒲鲁东主义者韦尔莫列尔（插图）[72]在《社会主义政党》（1870年3月10日）中论述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革命道路、国家体制等问题：“劳动是世界的主人。它是社会的创造者，因而应当成为调节社会的最高标准。……重要的是，自由和平等正是要通过劳动组织来实现，因为劳动组织是社会本身的基础。……必须使每个人都劳动。到那时，每个人都将为自己工作，而劳动产品的互相交换则将使社会平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一样；没有奴隶职业，也没有自由职业；正是在劳动中，人们应当平等；石匠工作一小时的价值和建筑师劳动一小时的价值一样；手工业者劳动一小时的价值和医生或律师劳动后一小时的价值一样”。“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中央集权制和帝国的三大势力---审判官制度、教会和常备军“是当前专制政权的三根支柱”。“常备军始终是实行专制的工具，常备军的存在是和真正的自由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官僚们（例如目前的审判官们）非但不同委派他们的中央政权共同负起责任，反而结成毫不负责的保守集团，无例外地支持任何政府；他们是一切政治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公社将成为社会生活的学校”，由公社根据协议建成联邦[73]。这些道理对于巴黎的民众简明扼要，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和后来者的误导。

正如马克思派也承认的那样，“在法国工人阶级中曾有过某些影响的第三个派别是巴枯宁主义。…在南方，追随巴枯宁的有几个国际会员，如阿∙理沙尔、奥布里。巴枯宁亲身参加了里昂的革命运动（1870年9月）”[74]。由巴枯宁等23名“革命的公社联合”发布的告示宣告到：“一、废除已经失灵的国家行政和政府机器；二、休止所有的犯罪和民事法庭，代之以人民正义/法务；三、休止付税和贷款，…；第五、废除所有市政机关”[75]。

巴黎的装订工人协会和1869年成立的具有工联主义性格的巴黎劳工联合会[76]的领导者路易-欧仁∙瓦尔兰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65年伦敦会议、1866年日内瓦会议和1869年巴塞尔会议的代表，“像巴黎支部大多数成员一样，瓦尔兰是蒲鲁东主义者，并带有某种巴枯宁主义的倾向。”从伦敦回国后，瓦尔兰更加积极投入组建国际的工作。正如在他的传记（多曼热著）中所说的：“这一时期，国际巴黎支部的四分之三的会员都是瓦尔兰一个个介绍参加的” [77]。自然地，国际的成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认同“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78]。瓦尔兰被选为国民卫队第193营指挥官[79]，3月19日代表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向20区区长们[80]提出“选举市议会”等一系列后来由公社逐一实施的要求[81]，3月26日从三个区被选为议员[82]，最后在战斗中被捕、被暴徒化的市民用石头砸烂后英勇就义（插图油画描写他被处死）。除了公社的成员Lissagary，美国的历史学家也由衷称赞瓦尔兰（和在最后时期牺牲的议员德勒克吕兹、韦尔莫列尔、Rigault）代表了公社的荣誉、真诚、谦虚和高尚[83]。后来，为了纪念他，巴黎和里昂的一些学校和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国际和公社而生，为国际和公社而死，瓦尔兰不愧是19世纪法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和典范。

出生于匈牙利、来自国际德国支部的Leo Frankel弗兰克尔也作为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里昂参加国际的活动。因为国际第三次受审（1870年6月），在法庭上为国际辩护，受到法国民众尊重[84]，后来被选为公社议员（唯一的外国出身者），担任劳动和交换、财政、执行委员会委员。弗兰克尔在公社失败后靠近马克思，但这改变不了他在公社之前和期间作为蒲鲁东主义者而知名才被法国民众认可的事实。而同为蒲鲁东主义者的边诺阿∙马隆作为染色工会领导者举行过好几次罢工，也写过不少文章，在国际三次受审时都被判刑入狱，很有影响，是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成员、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成员，被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后坚持原则，抗议和约而辞职。马隆在1971年3月17日回到巴黎，18日晚与包括（由政府任命的）市长茹尔∙费里在内的由选举产生的巴黎官员一同与国民卫队的中央委员会谈判，19日晚到达Ville旅馆，希望国民卫队退出旅馆，由这些选举出来的官员代表巴黎与凡尔赛的国民会议谈判。在遭到国民卫队拒绝后，市长费里、马隆等人发表抗议宣言，但马隆仍然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23日作为巴黎的代表之一赶往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受到少数共和左派的欢迎，但国民议会的多数派拒绝谈判，迫使马隆站在巴黎一边[85]。马隆在3月26日的选举中与其他22名国际的成员当选为17区的公社成员，与Pierre Denis等起草了不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议案。出生于农村的马隆在4月初就认识到巴黎公社的成败取决于外省、特别是广大法国农村的局势。他与女权主义记者Andre Leo写成“告农村劳动者”宣传广告，据说印制了10万分去散发[86]。在后来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马隆对于争夺公社主导权的布朗基派、雅各宾派等深刻批判，特别反对公安委员会的独裁性质，因为那是对激发民众对公社的激情的背叛。巴黎公社失败后，马隆在国际里赞同反权威的federation自由联合、接近汝拉联盟等安那祺主义者，在国际中力图调和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冲突，差一点也被马克思开除出国际[87]。马克思特别恼怒马隆的巴黎公社领导人的身份，例如：“至于所谓瑞士国际代表大会，这是同盟分子、吉约姆之流搞的。他们知道，单是他们本身根本一钱不值，因而感到必须打着“联合”的旗帜重新登上公开的舞台，这单靠他们是办不到的。他们的计划得到了马隆们、潘迪们以及阿尔努们之流的支持，这些人害怕巴黎工人离开他们而“行动起来”，于是力图让人们重新想起他们是地道的工人代表。”[88] 1880年大赦之后马隆回到巴黎，参与组建了法国劳动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联盟，是法国改良派社会主义的先驱，代表着法国社会主义和劳工阶级对巴黎公社精神的继承，受到社会的尊敬。从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89] 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恩格斯1882年12月16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马隆在愚弄福尔马尔。 ...如果说福尔马尔尽管在巴黎住了一年半还不知道这个情况，那就是马隆有意向他隐瞒了这一点，就象向他隐瞒了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福尔马尔真可笑，他吹捧马隆是守纪律的党员，而指责别人破坏纪律。...如果马隆不是预先网罗了那些蓄意废除旧纲领并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受网罗的人的话，他怎么会在圣亚田获得了多数呢？”，最后的注释还特别判定“1880年10月由被大赦的一批公社社员在巴黎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同盟。该同盟的组织者中间，有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著名的和有影响的活动家，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总委员会的成员。同盟分子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根本反对任何学说，而鼓吹蒲鲁东主义－博爱主义思想，以此来博得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情。尽管公社社员有很大的威望，茹尔·盖得还是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90]马隆这位巴黎公社的代表人物去世时，有上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插图是以马隆命名的街道）。

受蒲鲁东影响的著名政论家米利叶更具体地论述革命以后的政权形式，“革命必将是专政”[91]，与布朗基(插图)接近。布朗基对蒲鲁东的个体的互助信用、集体的合作经营、国家的自由联合等社会主义的各种改革纲领不懂、反对也不感兴趣，但高度尊敬蒲鲁东，敦促双方的信徒们放弃争吵：“这两个乐器彼此不同，但是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奏出让社会起舞的美妙乐章”[92]。实际上，只有鼓吹共产主义集权的布朗基派才为夺取政权的公社准备了现成的行动计划和人才。“取消常备军和审判官制度。立即将大小官员撤职……把男女黑色军队（指教士和僧女。--作者）完全赶走。把教堂、天主教联合会和男女宗教团体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转归国家所有……。设立民事案件的仲裁员和刑事案件的审判员……建立地方的国民军……普遍武装工人和共和主义者……不给敌人以任何自由”。“如果在1848年实行一年的巴黎专政，就可以使法国和历史免遭二十五年的压迫。即使需要搞十年（专政），那也不应该动摇”[93]。不过，与其说是原则，在监狱中度过大半生成年生活的布朗基主要把专政作为手段来看待，不必墨守。所以，刚推翻帝制后,布朗基派的所有重要人物就在他们的报纸“祖国在危急中”创刊号（1870年9月7日）发表声明：“大敌当前，不应有党派差别，不应有意见分歧……我们抛开自己的个人见解，建议无条件地对临时政府给以最坚决最充分的支持，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共和国”[94]。

国民议会选举后，巴黎的阶级分化更加明显。有能力的富裕家庭开始逃离巴黎，其中包括5万到13万的富裕区的国民卫队成员，特别损失了指挥官[95]。2月15日，3千名国民卫队成员开会决议成立具有执行权的国民卫队联盟Federation[96]的中央委员会，抛弃了军队的专制传统，由每区选出不分军阶的三个代表组成，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精神[97]。3月3日，国际劳工协会[98]的瓦尔兰等人积极活动，进一步改选了松散的中央委员会，主要由共和主义者雅各宾派、布朗基派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派组成，在31个成员中就有16个属于国际：瓦尔兰, Viard, Lacord, Pindy, Gouhier, Goulle等，以及主持会议的Jules Bergeret。此时，巴黎的政府军队有4万人，只有1万2千士兵没有解除武装，而国民卫队有24万人[99]，尽管没有纪律、装备不良但斗志高昂。这些人对于国民议会“不为人知”，但是已经准备好逮捕想要前来解散国民卫队的被政府任命的国民卫队司令Vinoy将军[100]。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市民的协助，国民自卫队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的大炮放在蒙马特尔高地。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老练的首相俾斯麦看到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说巴黎的城市自治要求“并不过分not so unreasonable”[101]，很快便撤离出巴黎，在郊外屯兵静观，同时保护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法国首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后，中央委员会的权威稳定地增长，3月15日，254个中的215个营队召开会议确立了代表过半数区的中央委员会[102]。梯也尔害怕中央委员会形成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再也不能允许中央委员会自由支配那4百多门大炮。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政府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其它地方的大炮。公社的最著名女英雄Louise Michel回忆道：“在我们和军队之间有妇女挺身在大炮和机枪面前，士兵们沉默不动。当Lecomte将军命令士兵们向人群开枪时，一个下级军官站到士兵前排用更大的声音喊道：‘掉转炮口！枪口朝天！’士兵们都服从他。他是Verdaguerre，几个月后因此被凡尔赛处决”[103]。士气低落的政府军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阻止士兵的国民自卫队和当地的男女老幼共同处决了政府军军官。“号召起义的那些人远不相信会取得胜利；一切都表明，他们没有预见到起义，在组织起义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只是士兵的瓦解鼓起了他们的勇气，而国民自卫军的袖手旁观更促成了这一事件”[104]。政府军的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并迅速扩大，梯也尔只好命令军队、警察以及各级文职行政人员们立即撤退巴黎。另一方面， “从来没有这样的让革命者吃惊的革命”（马隆[105]），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想到革命会突然到来，它的“多数成员不愿服从压力，离开他们接受的防卫巴黎的立场”[106]。这也是为什么一贯藐视人民的国民议会议员们只好自欺欺人，找到一个在伦敦的“红色博士”操纵的国际在指挥巴黎的叛乱[107]。国民卫队这一天也没有明确的军事计划和领导人，没有想到阻止梯也尔等逃出巴黎，没有采取主动的行动，如占领面向凡尔赛的Mont-Valerien碉堡[108]。当碉堡的军官表示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保持中立后，国民卫队也不愿意强行夺取。类似的倾向也发生在面向普鲁士军队的Vincennes碉堡：它在公社存在的八个周几乎无动于衷，公社已经被完全镇压后，指挥军企图把它交给普军以逃出法国[109]。

3月18日，公社还没有诞生，马克思说“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是自己的创作，但人们把这一天作为巴黎公社历史的开端。作为巴黎唯一的权力机构，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立即组织了3月22日（后来推迟到26日）举行的巴黎“议会”的选举。“据科斯塔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会主张尽快地进行公社的选举”，“据阿尔奴说，…主要的是，中央委员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认为需要立即推翻政府和解散国民议会，而仅仅打算在巴黎公社的领导下保卫首都，并且准备保卫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不希望发生国内战争”[110]，“3月18日的起义本身不能保证会变成一场革命”[111]。马克思说教“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批判巴黎民众“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又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把公社的现实和理想变为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计谋，贬低了公社的意义，同时也是因为他远在千里之外，不知道实情。

3月26日的选举有229,167男子投票，不到1870年2月为选举登录的人数485,569的一半[112],比前一年11月的国防政府选举[113]和2月8日的国民议会选举的32万多人投票少。但是，考虑到跟随梯也尔逃走的政府、资产阶级人口[114]，时间上短促[115]，应该认为这是正常、正当的成功选举。90名当选的“议员”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员和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布朗基派，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蒲鲁东派），还有希望恢复1793年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机构，更接近马克思术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有15名当选者来自区长们的支持，说明反对公社的“秩序之友们”没有抵制投票[116]，不过他们在凡尔赛的压力下拒绝就任。除去在复数区当选的议员等，有64人就任议员[117]。如果加上4月16日补选的17人，共有81名议员。其中18人来自中产阶级、约30人来自专业阶层（主要是共和派的报纸记者）、35人来自体力劳动阶层。议会中有19人来自中央委员会，最有能力、热情、经验和影响，其中有7人属于雅各宾派、4人属于布朗基派、3人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他们的职业为：6名技术员、6名工人、3名商人、2名专业人员[118]。或者统计为：70%投票赞成革命；政治上，第一批92名当选者中19人属于区长或政府派，8-9个布朗基派、40来名雅各宾共和派、17名国际成员（蒲鲁东派）[119]；职业上：5名小商人、一名业主、2名前官员、25名自由职业者、16名白领、21名体力劳动者[120]。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虽然选出的公社议会与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与各区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组织都很踊跃地投入保卫自己的事业中。第11区的“无产阶级”报提醒议员们：“不要以人民的名义或站在人民的位置上判断或做决定。你们的职责只是信使，…人民已经厌倦了救世主”[121]。公社议员、艺术联合会的会长Gustave Courbet给他的父母写信到：“巴黎是一个天堂，…各种社会组织都以federations自由联合方式建立起来成为自己的主人”[122]。

组织严密、以“祖国在危机中！”[123]为旗号的布朗基派立即成为公社的积极成员和领导者：特里东、爱德、瓦扬、格兰热、里果、科斯特兄弟、维尔纽夫兄弟等。布朗基被选为议会(名义)主席，但他本人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总主教达尔博伊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梯也尔断然拒绝。布朗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社会，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人民的愚昧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两大障碍，而扫除愚昧靠教育，扫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和暴动。如果没有巴黎公社，布朗基可能变为第二个“为平等而密谋”的巴贝夫，不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处于竞争意识竭力诋毁布朗基，称“阶级专政优于革命家专政”，列宁用三个方法上的起义技巧不同来区别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24]，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实行得人道、公正的话，正是布朗基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公社任命的第一个战争代表议员克吕泽烈并不胜任，5月1日被不是公社议员的职业军官Rossel取代，但后者并不是因为认同公社的事业、而是出于对政府投降的爱国义愤而加入公社[125]。试想，如果公社成功，这样的职业军官只会把革命拉向波拿巴式的专政。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为自己思想的社会实验室，以他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将来社会的雏形来歌颂、判断它，但他本人远离欧洲大陆，并没有把握巴黎的实情。《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一个侧面解读，十年后，马克思与流亡的公社成员们发生分歧，指责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不是社会主义者，知道公社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尝试。[126]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误判被后来的恩格斯放大。恩格斯18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发挥道：“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127]，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128]

“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抢劫）银行的资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教训”。但是，巴黎公社不是为了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而成立的，它更不可能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而发动内战。起义后第二天3月19日，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布公告，宣布3月22日（后来推迟到26日）举行巴黎公社选举。中央委员会特别向市民们指出“政府没有停止以最无耻的手段企图达到最恐怖的罪恶—内战”[129]，号召大家踊跃投票，获得公社治理巴黎的正当性，因为即使在围城期间，或者说正是因为在围城的危机中，公社更必须建立在共和、民主的基础上。竭力避免内战的独立社会主义者Jules Valles和蒲鲁东派Pierre Denis似乎主导了二十区代表团[130]在3月26日选举以前发布的宣言，“一旦代表团同意举行选举的战略，就必须动员巴黎选民中的绝大多数—温和与激进的共和派市民—的投票。…代表团支持国民卫队，但要求‘为了所有民主力量的政治和解’各区委员会竭尽全力鼓励区长们和市政官员们同意举行选举。…这个缓和反映了代表团的多数意愿，…多数人希望选举的战略。…Auguste Briosne说到：‘选举是必须的，不要改变我们的道路。那样的话，民众不会跟随我们。反动派可能会弃权，这样就有必要努力动员投票以显示我们的道德力量’。”[131]。“革命的社会主义战士或者整个区委员会在3月18日被迫夺取9个区公所，在下一周他们又占领5个区公所”[132]。“3月24日以后没有区公所被占领了，因为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与区长们和市政官员们同意合作举行选举。…结果，在3月26日的选举中出现了三类区公所：13个选区的选举由区里的警卫委员会主持，5个选区里由去年11月选出的、继续职责的区长与中央委员会合作主持，2个选区没有得到任何区里的合作直接由中央委员会主持”[133]。区长们不情愿的“投降”[134]后来被国民议会指责为“为选举带来了合法性”，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取得他们的合作的重要性。3月26日的选举“得到广泛支持，…被巴黎庆幸为走出危机的和平之路。德勒克吕兹呼吁人们投共和派的票以‘扑灭…任何时候都可能燎原的烈火’”[135]。而那些活跃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协会在所有的社会、政治、经济面貌上都是自愿和地方性的[136]，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选举才得以成功举行，也保证公社有能力治理巴黎。

实际上，中央委员会不久就收到了兵临城下的普军的威胁：“如果发生敌对行为，巴黎将被作为敌人对待”。为此，中央委员会外交事务代表Pasqual Grousset在22日马上答复：“这里取得的革命本质上是市政行为，完全不会与普军为敌。而且，我们没有权力讨论在Bordeaux的议会表决的和约草案”[137]。国民议会马上任命了得到巴黎的区长、市政官员，以及部分国民卫队指挥官认同、受市民欢迎的共和派爱国者海军中将Saisset（他的唯一儿子刚在围城中战死）为国民卫队总司令，Saisset马上向市民们发出了自己的调和公告[138]。如果不举行公社选举，主导权可能向Saisset倾斜，或至少在巴黎城内就发生国民卫队内部不同区之间的战斗[139]。Saisset当然比后来指挥法国军队的麦克马洪陆军元帅温和；同时，路易勃朗在国民议会上建议认可即将到来的3月28日巴黎市政选举，被多数派否决[140]。革命和反革命都不可能妥协，公社选举以后，巴黎的正统权力已经确立，Saisset就辞职了。

在国家政权、多数统治和上层阶级逃出巴黎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成功地实施了巴黎的普选后，选出的公社议会[141]马上真诚地履行“撤换或改选被选举者”的共和原则。3月26日的选举之后，因为拒绝就任等原因，在许多区出现很多空缺，公社4月16日马上进行补选，可惜只有四分之一的有权者投票[142]。有53，680人投票（相对于3月26日选举的229，167人），14个需要补选的区中有三个区没有参加选举[143]。如果从政治策略上考虑，补选不仅没必要，反而暴露了公社的弱点，梯也尔以此向3月26日选举后摇摆不定的巴黎市民、力图调解的中间共和派和法国地方城镇表明公社的非合法性，统一了军事镇压的决心[144]。确实，公社犯下了太多的政治、军事过失、错误，但公社的永恒价值在社会革命，即使明知命运不详，做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

没收了银行的公社怎么可能向所有法国的城镇呼吁建立自治的联邦呢？公社议员为避免谴责而全体一致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正好说明公社为了捍卫自由、自制的高贵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镇或区域革命都以没收（抢劫）银行开始，革命不就成为犯罪的同义词了吗？什么样的人会参加或抵抗这样的革命呢？“直到最后，即使从数量上考虑，争取小市民店主和个体户也是必须的，而法兰西银行对于他们来说代表了存在的稳定。…公社的事业不是震惊世界。…公社不是为了建立革命的典范，而是要正当化和防卫自己的存在。夺取法兰西银行肯定会对法国的安全产生致命的影响，…而公社希望得到外省和欧洲的同情、并不急需钱[145]，所以不愿冒对于自己的生存并不绝对必要的风险”[146]。另外，“马隆曾经指出，5月10日某英国公司打算用5千万法郎向公司购买罗浮宫内的一些图画，但财务委员会坚决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认为出售国有财物是错误的”[147]。除了最大的法兰西银行[148]，还有别的私营银行，公社没有、也不可能制定一个统一的金融政策。据从3月6日到5月29日一直留在巴黎的Pembroke Fetridge于同年8月在巴黎写出的历史中记载，有5百士兵的政府军第12连队当时一直没有离开巴黎、守卫着法国银行[149]。只是到了最后，在5月22日，公社才在得到银行（哪怕是被迫）同意的条件下，半强制地取出70万法郎支付国民卫队的薪水[150]。当然，如果公社一开始就派出较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议员Francis Jourde茹尔德而不是自由共和派的市民/资产阶级出身的公社主席、最高龄（75岁）的议员Charles Beslay别列[151]去对付银行，公社至少可以得到更多、更快、足够的钱支持开销[152]。而且，据说，马克思只是十年后从Lissagaray那里才想到可以把法兰西银行作为与凡尔赛交涉的筹码[153]。

恩格斯论断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马上转换话题，利用巴黎公社为自己的打算开路：“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54]恩格斯在这里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与巴黎公社的实际的社会政策和性质相离甚远。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又煞有介事地声称：“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其实，这是在偷换概念，连他的文中也部分地承认：“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与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155]。把巴黎公社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利用的恩格斯自己也私下承认自己“把当前的宣传作为事实重复、把只在纸面上存在的条例作为实际的实施、曲解和夸张各种行为和意图、毫无顾忌地收罗事件后听从马克思或者至少国际总委员会的公社支持者”[156]，以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危害至深。

其实，公社议会知道，在凡尔赛政府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包围中，没有法国其他城镇、乡村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能像远离巴黎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那样异想天开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值得各种类型、规模（而不限于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抵抗运动（从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西方的各种反战运动等）借鉴，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社会权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压制、欺骗别人的政治权力。正如公社议员Arnould所指出：“公社是同时为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第一步，与过去的方式完全不同。它是对专政的观念的绝对否定”[157]；“巴黎公社表达和体现了反政府原则的第一个运用，它是对单一的国家和专制传统的宣战，公社既代表了由各集团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原则的凯旋，又代表了由人民、靠人民直接执政的最大可能”，体现在中央委员会3月24日公报：“巴黎不想统治，但它向往自由。除了靠自己的榜样，它没有独裁的野心。…它通过确立自己的自由而为别人准备条件”[158]。正如当时在巴黎的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家Pierre Lavrov在发给国际比利时分部的报纸上赞许的那样：“中央委员会把专政的权力转移到正规选举出来的公社，有权宣布它已经严格地完成了职责、它忠诚地执行了非常困难的使命、权力转移的成功说明了智慧、道德和社会正义的成功”[159]。

别列不断警告同事们要分清公社、政府和国民议会之间的权界、不能强夺国民议会的权威，Tridon也提出了公社的来源于国民卫队的革命性质和市政议会的不同角色的担忧[160]。公社由巴黎的市民们选出，决定了它的原始正统/合法性限于市政，但巴黎的首都地位又赋予公社在特殊的国家制度转换期间的全国性政治功能。曾经或还在担任政府职位的路易勃朗等九位巴黎的官员不理解这一特性，只从法国大革命的共和精神（普选产生政府的合法性）在凡尔赛报纸上谴责公社[161]。但公社不得不成立九个类似政府功能的委员会（财务、战争、法律、外交[162]、福利、公共服务、教育、公安、劳动与交换），并由蒲鲁东的亲密助手Lefrancais来担任公社主席（3月29日），说明了公社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163]，与凡尔赛发布的条令直接对抗[164]。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165]，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166]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公社能管理一个近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同时也表明包括一些基础政府部门的合作。在短暂的十周内，在广泛的政策上达成一致，公社发布的法令与第三共和前三十年里发布的相当[167]，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分权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而民众的批评、参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一个市民在4月28日写给公社议员的信中指出：“公民，情况不正常。公社没有达到期待，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们看到的都是老的君主和议会制程序。…尽管这样，在公社会议大厅能听到什么？疲倦、对尊重、正义、尊严、高尚，以及（混账的）优雅的高喊。…请相信我，公民，他们还谈论资本和利息。/我质问你和你的同事，这不是软弱、投降和出卖吗？”[168]。它们包括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中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费里法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免费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

一些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继续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革命以来的未兑现的妇女平等主张。从雅各宾派到自由派、波拿巴派都压制妇女参与公共事物[169]，连对工人最有影响的蒲鲁东本人对妇女也抱有传统性的歧视[170]，说明了只有公社的实践才能超越历史和理论的局限。4月11日创建的“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取消妻子与情妇之间、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利差别，废除妓女、关闭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公社教育委员会5月21日公布了教师（年薪2,000法郎）、教师助手（年薪1,500法郎）不分男女同工同酬，是世界上首创，可惜为时已晚，无法实施[171]。“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失败后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172]

免除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废除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夜班，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防止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公社九个委员会之一的劳动、产业与交换/交易委员会主要由蒲鲁东派构成（专门加入“交换/交易”就是为了突出蒲鲁东的思想），职责包括“扩散社会主义信条，必须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创造平等的条件”[173]，包括承包公社军事资源部门的雇主要支付得到工人代表同意的最低工资这样的先驱条令[174]。除了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公社4月16日征收并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商店(插图)，将来业主回城可以接受补偿。5月12日更决定把政府的生意优先给予工人协会，符合通过自由协会实现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信条。受到鼓励的金属工人在组成生产协会时回应道：“我们想通过劳动的权利和公司里的劳动协会推翻对工人的剥削”[175]。

面对日益严峻的凡尔赛军事进攻，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公社的多数议员（45，主要为雅各宾派、布朗基派）在4月28日-5月1日讨论后投票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代行公社的全权，使人联系起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建立的机构同名机构的恐怖专政。虽然它被赋予的权力非常大，但它毕竟来自于选举产生的公社议员的委任，不是专政/独裁。而且，巴黎的民众也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公共安全委员会能否发挥作用，还得靠各区的警卫委员会的合作[176]。为此，少数议员(23，主要为民主分权的蒲鲁东派马隆等）5月15日发布反对声明：“巴黎公社向一个以公共安全委员会为名的独裁/专政交出了权威”[177]，阻碍了公共安全委员会发挥权能，制止了公社的专政可能。它的五名成员也不如别的委员会成员能干，一周后被解除了[178]。

公社议会也完全支持国际主义，4月12日颁布法令：“鉴于旺多姆宫殿的帝国圆柱是一个野蛮主义的纪念碑、一个残暴力量和虚荣的象征、一个对军国主义的肯定、一个对国际法的否定、一个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永久性侮辱、以及一个对法兰西共和的三原则之一的永久攻击，命令废除旺多姆宫殿的圆柱”[179]。皮阿提出的这个引发特别是凡尔赛军官们愤怒的建议，由公社议员Courbet负责执行。后来成为总统的麦克马洪元帅下令修建新的纪念碑，由已经被没收财产、逃到瑞士的Courbet支付费用：323,091.68法郎[180]。

对于常备军（以及征兵制）和警察的废除，符合安那祺主义的团体及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的社会理想。不过，在公社的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因为国民自卫队同时负起了军队（对外）和公安（对内）的职责，废除常备军更具有呼吁法国别的城镇联合对抗临时政府军队的含义。对于废除官僚制度，特别是官员的高薪，也更具有临时的战争措施性质。最近的研究表明被马克思主义流派所称规定公社议员最高（国民自卫队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千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的“公社原则”并不确切。当时一个巴黎男子的平均薪水是一天5法郎（国民卫队队员一天拿1.5-2.5法郎），一年（工作3百天）是1,500法郎左右，而一个烟草工厂经理的年薪是4千法郎，他的助手是2,800法郎。鲍狄埃当选后负责法务委员会，特意把“法律贵族”律师们、法官们的薪水降到6千法郎，实现了过去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享受的法律公正[181]。财务委员会主任茹尔德的妻子在公社期间依然靠洗衣为生[182]。现在，实际上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私营企业的官僚的高薪才是问题的关键， 靠选举上台的政治官员在任职期间可以拿不多的薪水（极端的富豪可以不拿薪水），而在下台后去私营企业任职谋取高薪。

公社议员们的工作负担非常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不是“代议”，而是被委任（随时可以被选举人撤换）来同时担任立法、行政（特别是军事行动）和司法的职能。这样的制度正是基于自由联合的安那祺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特别适合于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种社会关系。各地区议会和大量的在围城期间为满足社区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小卖部，急救站等）通常也在当地居民的要求、指导之下直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与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条令相比，公社的普通成员们更加激进，不管他们属于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在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员工自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中，我们到处可见安那祺主义的主动自发的、直接的社会民主实践。为什么马克思等人就看不见呢？

在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列宁，发挥得更偏离巴黎公社的实践。在《国家与革命》[183]中，列宁抨击到：“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但巴黎公社的意义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俄罗斯政治家列宁最关心的“具体政治问题”，安那祺主义当然没有兴趣为此杜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虽然列宁也谈到“尽管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宗派，公社还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说明无产阶级能够怎样同心协力地实现资产阶级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务。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他却设定与巴黎公社无关的答案：“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使全国团结起来完成全民族的任务；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抱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幻想，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发表了十月十七日的诏书之后，无产阶级就鼓足干劲着手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抛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自己的阶级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手中。尽管俄国革命面临的目的和任务与1871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俄国无产阶级还是采取了巴黎公社首先运用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 这是对千方百计避免内战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4月2日，法国地方城镇的起义被平定后，梯也尔命令得到整顿的凡尔赛政府常规军开始进攻，受到国民卫队的抵抗。这场小规模的冲突成为一场大规模内战的预演。抵抗与求生变成了公社领导层首要的考虑，他们要把国民自卫队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里昂和马赛等城镇的公社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184]，而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保守态度，不予支持。4月4日，公社以报道军事秘密的理由禁止了几份保守派的报纸，7份别的报纸因为害怕主动停刊了。4月6日公社也首次禁止了试图调和凡尔赛和巴黎对立的反对派的公共机会[185]。从3月20日到4月21日，包括区长克列孟梭、国民议会的社会主义共和派议员Jean-Baptiste Milliere米里哀尔[186]、政府16个部门的代表以及共济会等团体的停战调节都被梯也尔拒绝。共济会4月29日组织了一万人游行，加入公社的保卫战[187]。

从4月到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达到13万人[188]，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队赶回城里。5月6日的公社公报列出4月份的统计，有169,558名国民卫队，但其中有许多只领薪水不战斗的人员，估计保卫巴黎的战斗人员只有2万5千到3万人之间，五月份更少[189]。5月10日，雅各宾老将德勒克吕兹被公社任命为战争部门代表。在就职演说中，他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但为了所有人的解放，即使我们收获不了自己撒下的种子，也为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比他更胜任了[190]。

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人从内部打开，凡尔赛军开始攻入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受到了那些没有逃离巴黎的中上层市民们的欢迎。那里的国民卫队自由联合战士[191]人少，而在东部占优势的自由联合战士们却不肯离开自己的街区来西部声援。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而公社或国民卫队不可能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的自由主义战士没有集中到Ville旅馆来保卫公社的总部，而只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192]。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的部门负责人下令烧毁巴黎的一些重要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务部、司法部、巴黎市政厅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但是，“并非所有的毁坏都是由公社造成的。财务部以及许多巴黎的房屋和郊区的火灾是由凡尔赛军队的弹药引起的凡尔赛炸平了Neuilly。也有凡尔赛士兵趁火打劫。特别要指出：没有卖春妇放火的证据”[193]。6名人质（包括达尔博伊总主教）也于5月24日在监狱被枪决。不过，这些匆忙的报复性措施与其说是计划好的正式政策，更像是伴随革命过程中的混乱失误[194]。执行枪决的布朗基派警察局长Raoul Rigault是最年轻的公社委员(24岁)，还没有摆脱具有波西米亚样式的、住在拉丁街[195]的数学学生的政治上的不成熟[196]。

在进攻中，曾经拿过枪的公社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政府军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197]。在最后的流血周及随后的凡尔赛军的大处决中，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最后的巷战。到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数千名政府军围攻并屠杀了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百名公社战士。与其说是战斗，更像是一场屠杀，直到5月28日全部停止，政府方面所有死亡、失踪、作为人质被枪决的人数不超过1,200人[198]。

“所有指挥军队的将军们都受命于皇帝、都是波拿巴分子”，正如国防政府任命的总司令Trochu将军所说：“没有一个将军对共和政体感兴趣，也没有人同情代议制选出的政治家。有些将军甚至狠他们”[199]。指挥屠杀的麦克马洪、Galliffet、Vinoy和Ernest-Louis-Octave Courtot de Cissey都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殖民战争中残暴的将军[200]，他们像对付殖民地人种一样严厉报复公社成员。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成千上万人被临时拼凑的26个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另外还有将近几万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附图公社囚犯被送往凡尔赛，来自一本当时的杂志）。在流血周期间有15,083人正式被捕[201]，但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不同的清单显示：“2万5千人被杀，至少3千人死在狱中、浮舟、碉堡、或被俘后的恶劣环境，13,700人被判刑—多数是无期徒刑，7万妇女、老人和孩童失去生活来源或被迫离开法国。至少11万1千受害者。”[202]“20,000（可能更多）男女孩童冲突的最后一周，即血腥周被法国正规军杀害，43,500被捕，审判、处刑和放逐持续到1875-76年。估计巴黎失去了100,000名工人—男子成人劳动者的七分之一人口。冲突后的选举登记记录了90,000男性的减少—妇女还没有投票权”[203]。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附图）。记者Edmond de Goncourt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204]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革命组织产生的可能，巴黎直到1879年才解除戒严法[205]。对于被监禁、流放的公社社员，法国政府直到1880年才实行了大赦[206]。

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无产阶级”到底有多少百分比不得而知，但巴黎公社的主体是劳工阶级无疑。根据Appert报告的统计，34,723名公社成员里分类为：15.7%（5,458）建筑、14.9%（5,198）临时工、11.9%（4,135）金属工业、9%（3,005）各种各样、8%（2,791）木材、8%（2,790）雇员（包括领薪工人、商店雇员和底层政府雇员）、6.9%（2,413）高级品、4.9%（1,699）家务、4.3%（1,516）商人、4.3%（1,496）鞋、3.9%（1,348）衣服、3.3%（1,169）自由业（律师、医生、教师、业主）、2.7%（925）书刊、1.1%（398）农业、1.1%（381）皮业[207]。也有人统计为：熟练工人54.4%、未熟练工人14.9%、白领8.0%、中产阶级7.6%、其他（服务等）6.0%[208]。

数千名巴黎公社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者）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公社失败后才驰名历史的欧仁•鲍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鲍狄埃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曾参加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巴黎公社成立后4月16日补选选为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是法国的革命家，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际歌》的词作者。鲍狄埃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很早就作了童工。曾参加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4月16日被补选为巴黎公社议员。公社失败后，他躲藏在工人家的阁楼中写了《国际歌》的歌词，表达了公社为之奋斗的理想和激情。之后一直流亡国外。1880年大赦后才回国，参加法国工人党，1887年出版了《革命歌集》，其中包括这首歌，是国际歌第一次公开发表。其时他已经患了重病，当年在贫困中逝世，葬于巴黎拉雪兹公墓。我们都很熟悉的萧三译文，但只有第一、二、六段，这里录出第三段：“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苛捐杂税榨穷苦；富人无义务独逍遥。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受够了护佑下的沉沦。平等需要新的法律，上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同样地，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第四段：“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他们除了劳动，还抢夺过什么呢？在他们的保险箱里，劳动的创造一无所有！从剥削者的手里，他们只是讨回血债。”第五段：“国王用烟雾来迷惑我们，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如果他们执迷不悟，让我们英勇牺牲；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会射向我们自己的将军。”[209]

人道主义作家雨果5月26日在比利时发表的著名声明也值得提及：“我抗议比利时政府将遣返巴黎来的逃难者。不管他们说过或做过什么，他们是政治人士。我不是他们的同伙，但我接受公社的原则。…谁是真正的罪犯？国民议会还是公社？只有历史会告诉我们。…议会与公社的犯罪一样多、一样明显。…不审判就处刑是暗杀。我要对比利时政府说：拒绝避难者错了。…避难是古来的权利，是受难人的神圣权利。…至于我，我宣布：比利时政府拒绝给逃亡者的避难，我来提供。在比利时，在布鲁塞尔，在Place des Barricades, No.4。…为保卫法兰西，我在保卫比利时。比利时政府将反对我，但比利时人民将站在我这一边。”[210]。

至少，正如后来的“多数同情者和历史学者认为的那样：公社解救了共和，因为公社揭示了法国不可能恢复君主制。例如，内战期间，梯也尔不得不向法国的大城镇的代表们坚定保证要保卫共和，说他的战斗只是对付统治巴黎的犯罪者们” [211]。这是4月19日公社发布的“告法国人民书”中的第一个要求：“巴黎想要什么？/承认和确保共和。这是唯一能够满足人民的权利和社会正常自由发展的政府形式”[212]。“流血周”后立即举行的国民议会补选，共和派在全法国范围内赢得了114席位中的99个[213]，说明全国普遍意识到共和是避免新的可能的内战的最好体制[214]。巴黎公社的悲剧，对于法国和欧洲的各阶级都提供了沉重的历史教训。公社大赦以后，法国由此告别了内战性质的革命，包括力图“重建公社”的布朗基派也承认、参与以普选为标志的共和体制内运作[215]；布朗基本人认可公社期间调解巴黎和凡尔赛冲突的区长克列孟梭为自己的继承者[216]。法国的社会主义以改革派饶勒斯为主流提倡全民社会主义，他本人首先直接进入现存的资产阶级内阁以劳工部长的身份推动社会主义的立法等改革。“即使公社胜利了也不能激进地改变社会。在财产权上的社会革命不会靠一次对统治权力的突然袭击而改善。新的社会秩序的观念必须首先要深入人心。…公社还没有准备好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公社不能为必定发生的社会革命提供战术和行动的蓝图，…历史不会重复。公社的出现有特殊的、不会再发生的环境”[217]。公社的精神永存，但赤手空拳地夺取由（男性）普选产生的、靠正规军武力支持的国家政权的法国革命，“在巴黎的烈焰中告别了历史”[218]。法国告别了持续了八十年的内战，此后就再也没有发生（包括二战后由选票解决的戴高乐势力和共产党势力的冲突）。在国际早期发挥过积极影响并提供成立章程（未被采纳）的意大利独立运动领袖马志尼（通过其秘书）结论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是要公开、明确、永远回避法国的国民议会和巴黎公社那样的组织制度[219]，回到了18世纪以来Abbe de Saint-Pierre、康德、圣西蒙等民主共和思想家提倡的由自治的民族通过相互援助与合作的契约结成的自愿联邦或协会[220]。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主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的高足考茨基[221]等理论家的影响下，始终避免与施行了普选的国家权力作正面的战斗，特别在关于巴黎公社的教训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提倡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与列宁针锋相对。“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维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别置身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相反地，今天统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统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222]。为此，列宁干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题目判决到：“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223]。即使从政治层面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败的德国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体制远比本来属于战胜国的俄国在战后的内战和饥荒更人道、民主、自由。1921年3月18日，通过解散制宪会议引发内战而确立起一党专政（最坏的“布朗基主义”变种）的布尔什维克，在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224]后，集会庆祝巴黎公社50周年。逃亡在彼得堡的安那祺主义战士柏克曼、古尔德曼不由得质问列宁：你有资格谴责（至少靠普选上台、任期完下台的）梯也尔吗？

公社的确有太多的过失和教训。除了能力和经验不足[225]，明显的混乱是公社（战争委员会、战争代表）与本来应该退出政治事务的而只能执行军事任务的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选举之后第二天，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就对公社议会表示要服从公社，并公告到：“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我们将把我们在Ville旅馆的地位让给你们新选出的正规代表们。…共和的安全已经得到保障”[226]。但直到最后，中央委员会还在发布公告[227]。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最坚决的革命分子集中在中央委员会。因此，瓦尔兰坚持要中央委员会继续和公社并存”[228]。当然，作为社会解放雏形的巴黎公社，经历过1848年布拉格和1849年德莱斯顿市街战的巴枯宁对结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巴枯宁就判断普鲁士的胜利会把欧洲的社会革命拉向倒退半个世纪。[229]1870年9月28日，以巴枯宁为首的社会革命家们占领里昂的市政厅，宣告成立法国安全委员会并发布条令，希望别的城市的呼应，共同废除国家，进一步引发德意志境内的革命，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很快被镇压[230]。巴黎3月18日起义的消息传开后，里昂的国民卫队3月22日占领了市中心旅馆并宣布成立公社，类似的起义也发生在马赛、布莱斯特、Toulouse、Saint-Etienne、Narbonne、Le Creusol、Limoges等城镇。所以当茹尔德提到国民议会不承认巴黎选举的可能时，但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因为许多外省城镇会响应首都[231]。但别地的起义都很快被资产阶级的地方或政府军警镇压下去了，因为它们都缺乏巴黎那样的蒸汽锅式的条件：劳工阶级指向的国民卫队、瓦解了的正规军、需要革命性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232]，而且法国广大的农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们很容易被政府利用[233]。4月2日以后巴黎以外就不存在具有地方分权化、联邦共和性质的独立公社了。对于外敌占领下刚经历全民（男子）普选的巴黎以外的法国，能够不直接被卷入凡尔赛和巴黎之间的内战，已经谢天谢地了。这也是里昂、马赛等地方大城市的起义的贡献[234]。

巴枯宁在意大利接到巴黎3月18日革命的消息，4月3日后，他一直在瑞士密切关注巴黎的事态[235]。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巴枯宁写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会失陷，但他们不会白白消灭。”但是，“与权威共产主义的说教相反，……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通过人们自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大众、组织和协会的运动，才能达成或带来革命的完全实现。”[236]“我支持公社，特别是因为它勇敢坚定地否定了国家” [237]。巴枯宁指出蒲鲁东已经从理论上提出的、经过公社实践了的“未来的社会秩序必须由下至上，由劳工们自由地联合起来，先结成协会、再结成社区、市区和民族，最后结成国际的普世自由联邦。” 虽然瓦尔兰等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少数，但公社中的多数“雅各宾主义者们遵从自己的良知信念、按照革命运动的逻辑，结果在行动中担当了社会主义的角色”[238]。“公社的多数议员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们通过了社会主义的条例，那是因为他们被不可变更的事态进程、他们所处环境的性质和他们的位置的要求，无法避免地拖着走下去，虽然社会主义不是他们的个人信念。社会主义者在公社议会只占极少数，不到14名，其中我们的朋友瓦尔兰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民是革命的主体，今天人民天然地倾向社会主义、只能走经济和社会革命道路，那些真正的雅各宾派发现自己按照革命运动的逻辑只能前行，无论本身的意愿如何，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公社议会里的德勒克吕兹和许多雅各宾派签署了总体上具有绝对社会主义要旨和内涵的纲领和条例。即便如此，虽然出自真诚和善意，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来自内心信念而是来自外部必需。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甚至也没有能力，去克服和压制大量的与他们最近获得的社会主义观点矛盾的市民/资产阶级的偏见。…我希望指出那些挑剔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家们对我们的巴黎兄弟多么不公平，因为就这么几天无法弥补这其间的巨大鸿沟。…所有这些个人能做的就是精炼、明确和宣传对应于人民感情的观念，同时通过不停的活动对大众的自发力量的革命组织作出贡献。但不能越葆代珇，所有别的方面都应该也能够由大众自己完成。否则的话就会以政治独裁/专制告终，意味着国家、特权、不平等以及所有伴随国家而来的压制制度的重建，按照逻辑，意味着回到对劳工大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奴役的重建…。权威共产主义者们以为靠政治革命而来的专制或议会可以宣告和组织社会革命，这完全错了。相反，我们在巴黎的社会主义朋友们却认为革命只能靠大众的集体和协会的自发的、持续的手段才能完成和全面发展。/我们的巴黎朋友们绝对正确。…几百个超级聪明的人组成的集团专制…正是至今为止总是发生的事态、正是社会革命要废止的暴力传统组织制度”[239]。这是多么深刻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总结、何等精辟的辩证法！怪不得把巴枯宁辱骂为“蠢驴”的马克思、恩格斯很聪明地、不为人知地学到了完全同样的判断[240]。

吉约姆4月12日就指出：“巴黎革命是federalist自由联合主义的。巴黎公社和几年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揭示出的自由联合…首先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否定”[241]。克鲁包特金进一步确认到：“它自发地从民众中产生，…它的驱动精神是社会革命的理想，虽然模糊甚至无意识地，但是至少要力图获得—在很多世纪的斗争以后—所有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社区的独立只是巴黎民众的一个手段，社会革命才是他们的目的”[242]。吉约姆也说：“公社是对federalist自由联合思想的验证，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旗号上刻印的国家社会主义或Volkstaat完全没有共同之处”[243]。著名的安那祺主义历史学家Nettlau总结道：“公社起义的影响之广无所不在，使得抱有与革命格格不入的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得不脱帽致敬”[244]。公社就是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克鲁包特金称之为安那祺共产主义)。

1870年代，公社的逃难者在汝拉与国际的同志们痛定思痛，归纳出安那祺共产主义的原则：如何形成分权的社区并繁荣起来、这样的社区如何自由联合起来[245]。公社的普通一员Elisee Reclus[246]、当选为公社议员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在公社期间“作出可能是最深远、一贯的协会纲领” [247]的Gustave Lefrancais[248]与克鲁包特金等经历长久深刻的论辩，最终从公社的教训得出关于国家问题的两点结论：土地的公共所有和自给自足的区域自治[249]。正如安那祺主义者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用权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国际一样，任何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个人和组织都不应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因为内部纠纷被马克思解体的第一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250]不同，被国家权力镇压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马克思主义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诚实”、“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过于宽大”等政治“错误”，才体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251]政治上的失败是暂时的，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的自我牺牲的过程，向人类显示不同于既往的社会秩序，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文明规范。

公社失败后，正如外交大臣法夫尔6月6日发布的那样：“仅仅不喜欢[公社]，…和惩处他们还不够。有必要查出种子、斩草除根。罪恶越大，越必须追究”[252]。梯也尔8月7日提交法案，使国际成员的身份就构成犯罪[253]。按照5月26日Haentjens的提案，三个周后国民议会就成立了30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公社的原因，半年后提交了报告，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对公社的政策[254]。报告直指社会主义的危险：“巴黎公社证明了这些疯狂的理论和欺骗的纲领—如果实现的话—将把人类拉倒退很多世纪。”和国际的威胁：“面对一个如国际这样的可怕军事武器的存在，让社会毫无防备，将是疯了”。报告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取缔国际，也代表了国民议会多数议员的立场[255]，1872年3月14日，国际就被取缔了[256]。在微弱的反对取缔国际的国民议会中，路易勃朗1872年3月6日的讲演最有代表性，从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贫困的不可避免）论述取缔法本身的无效和危险性。考虑到法国1848年就已经取消了政治犯的死刑，取得绝对胜利的内战一方施行谅解和大赦[257]成为法国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志[258]。

可悲的是，在大敌当前，马克思-恩格斯加紧了夺取并摧毁国际的步伐：同年9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大会上，他们发动预谋已久的突然进攻，把安那祺主义者巴枯宁、吉约姆开除出他们控制的国际（马隆也差一点被开除）。马克思厌恶地称公社的流亡者为“乞丐”[259]，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不管逃到英国的公社难民，迫使他们自己组织“普遍自由联合Universal Federalist国际劳工协会” 以维护真正的国际精神[260]。相反，逃到瑞士的公社成员，如Elisee Reclus，得到安那祺主义汝拉联盟的积极援助并共同支援法国和被流放到南太平洋岛屿New Caleonia的同志们，在11月、12月的通报还大量登载法国的公社成员的消息。但在那之后就完全停止了，因为12月中旬法国实施了大逮捕[261]。在英国的工联已经看透抛弃马克思、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主客观条件没有加入国际的局势下，如果不是因为法国的国际成员们在巴黎公社中做出的巨大牺牲被镇压取缔，国际不可能被一个资产阶级编辑和跨国资本家劫持解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会有多么光明的前景啊！公社的失败，只成就了马克思。里昂的国际主要领导人A. Richard证明在公社以前马克思几乎完全不被人知，马隆指出：“但是，公社出现了。一家凡尔赛报纸把马克思描写成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谋和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一夜之间，这位…不为人知的近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主人登上普世庆祝的顶峰”[262]。吉约姆辛辣地指出马克思“像一只布谷鸟在(主要由法国社会主义建成的国际）鸟巢里生蛋[263]。

同时，面对国际的抗议和国内的抵抗，特别为了反对大赦，反动政治力量把巴黎公社与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联系起来，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推广。原为巴枯宁信徒、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茹尔·盖得[264]在1877-78年读到《资本论》后才接受马克思1871年5月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性格定义[265]。但是，十年以后，“法兰西内战”的作者本人1881年2月22日在回答荷兰社会主义者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劳工政府的问题时，脱离了自己的理论，更象一个现实政治家：“你可能会指出巴黎公社的例子。但除了这只是一个城市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叛的事实，公社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如果能够有少量的坚实常识，他们可以与凡尔赛达成有利于整体人民的妥协—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266]。既然马克思已经这样说了，恩格斯和列宁还要发明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干什么呢[267]？原因在于“马克思从公社得出的教训，以及恩格斯和列宁的跟从发挥，是政治性而不是社会性的”[268]。更不用提完全脱离公社史实把自治说成公社“最大失误”的托洛茨基[269]。可惜的是，虽然在1871年5月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意味着解散国家机构，看起来接近安那祺主义者。詹姆士∙吉约姆…1872年2月认为他们与在马克思影响下的伦敦总委员会之间的分歧可以弥补了，因为包括法国流亡者的瑞士国际成员和伦敦的法国成员都想‘解散集权的国家政权，代以一个自治的公社组成的联邦’。…吉约姆以为马克思‘自从巴黎公社以来，开始修改’其国家观念”[270]。吉约姆太善良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解散国际之前正策划把他、巴枯宁和公社老将马隆赶出国际！

公社报3月19日解释头一天发生的“一场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革命。…它的根本伟大之处是它由人民的集体社区革命行动无名地、一致地完成，而且第一次没有领导者。…工人的强大权威达成的大众成果！这是自然、自发发生的权力”[271]。公社4月20日在公报上公布的公社纲领直接明确地宣示了公社的精神：一、组织公社：“各地自愿地联合起来进行创造性活动、一切个人自由地和自然地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二、承认和巩固共和：“巴黎公社绝对自治，把这种自治普及于法国的一切地区，并能保证每个地区都享有完全的公社权力，每个法国人都可无阻碍地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工作者的才能和天赋”；三、自由联合的国家政体：“巴黎公社的自治权只受一种限制，就是它必须与所有其他公社享有同等的权力。这些公社和它联合在一起，并订有条约。各公社的联合定能保证法国的统一”；四、领导国家的是“由结成公社联邦的代表组成的中央行政机构”[272]。正如“公社报”4月21日第32号所称赞的那样：“这个纲领明确、清楚、简练、庄严稳重。…既不统治人，也不受人统治，其实这就是宣言的全部思想内容”[273]。国际在纳沙泰尔设立的拉丁语机关报“团结报”4月12日第2号特别指出公社的自由联合不是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联邦国体：“无论是民族，或是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对于自由联合来讲都是无关重要的。自由联合是参加联合的各个公社的集合体，它所遵循的只有一个主导原则，即为了参加协商的各方的利益，因此与民族问题或领土问题毫不相干。同样的，既不会再有国家，也不会再有某种最高的中央政权”[274]。

正如公社成员Lissagary描写的那样：“啊，革命！你并不等待计划好的日子和时间。你突然来临、无法看到、像雪崩一样粉至沓来。真正的民众战士迎接自己将会面临的无论什么样的结局。致命的错误、变节、妥协的同伙也不会阻碍他。明知失败的命运，他仍然战斗到底。他的胜利在未来隐约可见。”[275]。巴黎公社的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和基于自由联合的公正、平等社会交换与博爱的方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是建立新社会生活的基石。我们在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有意义的民众的自发的社会改进运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乌克兰马克诺运动、西班牙内战、芝加哥干草市场就义、美国民权运动、天安门悲剧、墨西哥原住民起义、世界社会论坛、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276]等），一直到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中，都看到巴黎公社精神的光芒。

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

[赵京，2010年10月24日“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 第一稿，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2015年5月4日第三稿，2016年4月10日第四稿并改题目为“巴黎公社的精神”。引用请参照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

[1] 公社的“普通一员”、几乎成为马克思的第三个公社参加者女婿的Prosper-Olivier Lissagary 1876年写成的巴黎公社史是由参与者写出的最好记录，被马克思的女儿Eleanor Marx译为英文。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Verso, 2012)。此书有中译版：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我没有读到中译版，只读到英译版。耶克著《第一国际史》（张文焕译，三联书店1964年出版）第三章第四节“巴黎公社”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引用利沙加勒批判蒲鲁东，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另外，此中译版160页注1说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过《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我也没有读到。被选为公社议员的马隆、Pierre Vesinier几个月后写出书纪念公社，不免粗糙，主观辩护性强。同为公社议员的Andrieu、Cluseret克吕泽烈、Lefrancais、Valles和国民卫队自由主义战士Brocher、Baron、Sutter-Laumann等平静下来后写出的回忆读起来更有兴趣。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02-203.

[2] 基本上可以称为激进共和派，他们觉得1793-94年的大革命目标“自由、平等、博爱”还没有完成，诉诸国家的暴力力量变革，也不排斥暂时的独裁，与布朗基派有不少相通之处。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9.而蒲鲁东提倡的影响广泛的经济mutualism互助主义在政治上被称为他取名的安那祺主义，要求减少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由具有自治权力的地方社团以自由联盟/联邦federalism的方式协议成立国家。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

[3] 公社成员、后来成为很出色的公社史学家的Lepelletier说到：“布朗基和蒲鲁东的教育和指导支配性地影响着公社的人们”。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8.

[4] 蒲鲁东教育了广大民众但无视政治组织运动，公社的Da Costa科斯塔说：“所有读过公社历史的人，即使是那些反对公社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布朗基派是所有的真正的革命和有效的措施的煽动者和执行人”。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65.

[5] Prosper-Olivier Lissagar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Verso, 2012)。此书得到马克思本人的批准(“approved by Karl Marx.” Publisher’s Note)，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十年后才从中得到不少信息和启发，包括“真正的人质”银行、税务记录等，甚至外交档案。全书中没有一处提到马克思。

[6] 除了泛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直接说教，翻译成中文的苏联的凯尔任策夫1940年出版的《巴黎公社史》（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1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1871年巴黎公社的科学巨著”（原文出版者的话）。这本742页的大作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头像开首，说明它是用客观历史素材为主观政治目的（特别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服务的宣传。除了反对“巴黎公社的敌人一贯企图污蔑、歪曲和捏造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形形色色的历史伪造者特别注意巴黎公社，目的是为了诽谤它和歪曲它的实质。/例如，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些‘理论’，说什么：巴黎公社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痛斥“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开始，也是这样，并且有过之而不及”。此书为了讨好斯大林，顺手把托洛茨基也痛骂一遍：“某些‘历史学家’编造了一些类似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对农民的专政”（序言）。但是，作者懂法文，“这部著作以研究原始资料为基础”，包括国防政府文件、议会对3月18日暴动的调查、公社会议记录、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等（序言），其附录“有关巴黎公社史的著作”的介绍也值得一读。本文第四稿参考其引用的原始资料和文献以及中文的词汇翻译以适应对巴黎公社略为熟悉的中文读者。

[7] 据陈崇武“中国的法国史研究”( 2015-09-28  《历史研究》)中“关于巴黎公社史的研究状况” http://study.ccln.gov.cn/fenke/lishixue/lsjpwz/lssjs/231818-3.shtml   “1961年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一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涉及巴黎公社的有关著作、书信、演讲等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成册，为研究巴黎公社提供了一部指导性文件。…195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的《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1年何清新翻译的《巴黎公社会议记录》（上、下卷）…。遗憾的是这两本资料均译自俄文而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1961年，出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的苏联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此书资料充实、内容丰富、观点公允，是一本有分量的专著。1962年何新翻译出版了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可惜此书不是从法语而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1960年，中央编译局还翻译了卢利耶的《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1962年黎星翻译了阿达莫夫编的《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等…。1975年吴惕安等译的《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1978年罗新璋编译的《巴黎公社文告集》，同年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的苏联巴赫主编的《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等书”。

[8] http://baike.baidu.com/view/58359.htm

[9] Revolution & Reactio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ed. John Hicks & Robert Tucker.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1.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文集，此书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本身没有研究。例如，Maurice Meisner的文章Image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Thought写到：“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在1949年革命胜利以前，而是在十几年后，巴黎公社模型才变为中国共产党政治里的真正动力因素”(p.116)。这位中国问题权威不知道中国的“巴黎公社模型”与法国历史上的巴黎公社没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10] Eugene Schlkind, 1978.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4.

[11]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14.

[12]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1.

[13]我不懂法文，也没有去西北大学McCormick Library of Special Collection查阅那里的丰富的巴黎公社原始资料，但从本文引用的二十来本英文书籍的内容来看，英文出版的研究足以提供学习巴黎公社的历史和意义了。当然，仅仅用4万多字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加入、特别是翻译一些最近出版的公社历史的著作以供比较。希望本文提供进一步研究讨论巴黎公社的基础。

[14] http://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15]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性地抵消普鲁东的影响，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则据为己有，巴枯宁称为违反“基本逻辑”、“一场真正的戏装的滑稽变种”。见Iain McKay, “I am an Anarchist,”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1, #55, p.46.

[16] 除了上述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本文的引用也参考了中文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E5%B7%B4%E9%BB%8E%E5%85%AC%E7%A4%BE的译文表述（但其观点非常“马克思主义化”，不少地方与英文版、日文版相差很多）和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17]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44.

[18] 正如后来的公社主席Lefrancais评论的那样：“又是同样的闹剧。这些先生们以为他们有权利以人民的名义夺取权力”。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9.

[19] Léon Gambetta（1838年－1882年），共和派政治家。巴黎被围后他乘气球飞越普军封锁线离开巴黎，准备组织新军抗击，但Bazaine将军在Metz的出卖性投降葬送了法军继续战斗的可能。他领导的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和公社都有当选代表，但甘必大派的6名当选的公社委员（）最终站在梯也尔派（13人当选公社委员）一边，拒绝到公社就任。数字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0页。

[2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51.

[21]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7.

[22]Vigilance committee, 有25-30个活跃人士组成，并不是每区都有，它们是否得到区长的认可也各不相同。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4.

[23] 也叫“中央委员会”，在帝国崩溃后就成立时声称辅助国防政府，更像一个压力团体。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5.

[24]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67.

[25]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07页。这种情形在1989年北京的民主运动时期又重现，以特定的社会条件证明：自由才是秩序之母。

[26]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0.

[27] 他是一个冒险家军人（美国内战中北方的将军、加里波的统一意大利的义勇军上校等），除了与巴枯宁在里昂领导起义（9月28日），他还出现在马赛的起义里（据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1页）。公社4月16日补选时当选为议员。

[28] 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8-7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06.htm

[3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4.

[31] 承诺选举、不追究抗议者责任。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

[32]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5-30.

[33]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46.

[34]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5-76.

[35]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2-73.

[36]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9.

[37] 或675人。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

[38]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42.

[39] 数字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5-206页。

[4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7.

[41]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9.

[42] Louis Jean Joseph Charles Blanc (1811 – 1882)，编辑，社会主义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是《劳动组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担任过临时政府劳工委员会主席，试验他的社会改革理想，以辞退告终。当年六月暴动后，他流亡英国，直到1870年9月第二帝国垮台后才回国。远离祖国二十几年、已经60岁的他刚回国几个月就得以高票当选国民议会成员，说明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得到共和精神深入人心的巴黎市民的广泛认同。巴黎公社期间，他力争公社同政府的妥协，徒劳无功，左右不讨好。可贵的是：公社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持续向政府提交大赦巴黎公社参与者的法案，1879年首次得到通过（虽然还不完全），以“人道社会主义”总结了对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贡献。遗憾的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观蒙蔽的所有的中国网站都对他判处同一官方论调：“《劳动组织》是勃朗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 …他…鼓吹阶级合作。他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他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主持临时政府卢森堡委员会的实践，就是他的理论破产的证明。”

[43] 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1876与Francois Raspail开始向法国政府提议大赦公社成员，直到1880年彻底大赦法案通过。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83.

[44] 除了围城期间乘气球从巴黎飞出外省去搬兵的壮举，甘必大1880年6月21日作为政府首脑和共和党的实际领袖，发表了历史性的完全大赦所有公社成员的演说。Cilette Wilson, Paris and the Commune 1871-78: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从一开始，甘必大就被承认是解决大赦纠纷的关键人物”。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492.如果甘必大留在巴黎，有人认为他可能成为阻止内战的一股强大势力。

[45] Giuseppe Garibaldi，与马志尼被共同视为意大利的建国之父。“国民议会的另一个示威性的行动是侮辱加里波的。…议会故意不让加里波的发言，并报以野蛮的叫嚣。就在这一天，他离开了法兰西。对于国民议会来说，加里波的就是革命、共和国和反教皇斗争的化身，就是反普鲁士的军事斗争的化身。” 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7页。帝国被推翻后，他在国民卫队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被一致任命他为总司令.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23.可惜已经64岁的这位传奇英雄谢绝、错过了他大显身手的最后人生机会。他倒是从军事经历出发，建议国民卫队尽早选出一个“华盛顿”。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12.如果他和甘必大都留在巴黎，可能可以避免或减轻凡尔赛对巴黎的蔑视、仇恨和屠杀。

[46] 他是巴黎选出的43名议员的第34名。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他3月26日逃到凡尔赛后，在国民议会上请求上帝和人们原谅他没有解除国民卫队武装的错误。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33.

[47] Louis Charles Delescluze (1809年－1871年5月25日)，编辑、作家。参加过1830年七月革命，后加入人民之友社。1841年主编《北方无党派报》。1848年任第二共和国委员，后辞职，创立《民主与社会革命报》。1849年流亡伦敦，4年后潜回巴黎，被捕。1860年获赦。1868年创办《觉醒报》。3月25日当选巴黎公社委员后果断辞去国民议会的职位。5月25日在巷战中英勇牺牲。他主办的Le Reveil是反对投降和约的两个报纸之一，1月23日被国防政府禁止发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

[48] 有名的政论家，玩世不恭，当选为公社委员却在公社的最后阶段溜之大吉。他提倡派人刺杀普鲁士国王、先下手为强进攻凡尔赛（与马克思“英雄所见略同”）。他主办的Le Combat是反对投降和约的两个报纸之一，1月23日被国防政府禁止发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52.

[49] Benoît Malon (1841 – 1893)，自学成才的工人，1862年作为200人的法国工人代表团领导人之一出席伦敦博览会，积极推动与英国工联的合作，促成了两年后国际劳工协会的成立。也被选为公社议员，公社失败后逃亡瑞士，写有公社史《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1871）等和五卷本的社会经济理论。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3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29-230.

[50] 他后来站在国民议会一边，被国际开除。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8页。

[51]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7. 他后来3月18日在不明事态的情况下，向去夺取炮台的Leomte将军保证市民没有反叛，解除了将军的警惕(p.102)；3月25日在与中央委员会的最后谈判关头，以“公社比君主制强”的理由说服别的区长们也配合中央委员会举行选举（p.136-137）。

[52] 他也被选为公社议员，但以“市民们选自己只限于市政”为由辞去公社的职位而站到凡尔赛一边。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65.

[53] 国民会议选在凡尔赛（而不是巴黎）3月20日重新召开，也给人暗示恢复帝制的可能。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9.

[54]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63.

[55] 甘必大和他手下、巴黎的6名左派，包括Rochefort和皮阿抗议辞职。雨果因为被一个乡下佬侮辱也辞职了。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1.

[56]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2.

[57]法弗勒：“国防政府”第3卷第187页，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48页。

[58]法弗勒：“国防政府”第3卷第202页，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49页。

[59]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6.

[60] 引自赵京：“什么是所有权”，1995年元旦。发表于《安那祺主义者：理论与实践》2008年。

[61] 直到1977年巴黎才选出自己的市长（希拉克）。其实，公社失败以后，巴黎虽然还是法国的首都，但已经失去了“代表”法国影响国政的物质和象征地位。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7.

[62] 公社4月19日“告法国人民书”第二条以下对巴黎自治要求和市民的权利解释得很详细。Declaration to the French People.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17-218.

[63] “在围城期间，…区公所除了从前那些细小的职能（诸如办理婚姻登记和慈善事业等）而外，现在还负责供给国民自卫军以武器和装备，安排自卫军的住区，供应居民的粮食和燃料等等。他们还负责处理有关社会保证的各种问题”。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9页。

[64] 包括“国际巴黎支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受蒲鲁东的影响”。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页。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在法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而社会主义思想一般都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2页。

[65] 蒲鲁东：“论各劳工阶级的政治能力”。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6页。

[66] 《蒲鲁东全集》，1924年巴黎版第3卷285页。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18页。

[67] 《蒲鲁东全集》，1924年巴黎版第3卷198页。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页。

[68] Proudhon, Regarding Louis Blanc – The Present Utility and Future Possilibity of the State. La Viox du Peuple, N 102. 11 January 1850. Trans. Shawn Wilbur.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Issue 66, Winter 2016, p.26.

[69] 引自赵京：“什么是所有权”，1995年元旦。发表于《安那祺主义者：理论与实践》2008年。

[70] 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英文概念的laissez faire也来自蒲鲁东，但已经完全变调。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61.

[71]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1.

[72] Auguste-Jean-Marie Vermorel (1841 - June 20, 1871) 多才多艺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记者/编辑，几次入狱，在公社保卫战中负重伤被捕，死于凡尔赛的监狱。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1911_Encyclop%C3%A6dia_Britannica/Vermorel,_Auguste_Jean_Marie

[73] 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4-25页。

[74] 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3页。马克思1870年10月19日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颁布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至于克吕泽烈，那末，他的行为既象傻瓜又象胆小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83.htm

[75]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67.

[76] Parisian Federation of Workers' Associations, 是法国工联主义运功主体劳工同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GT)的核心工会。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g%C3%A8ne_Varlin

[77] 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86-87页。

[78] 1870年6月11日“国际巴黎支部章程”。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67.伦敦大会时受委托起草纲领的马克思也接受了这个蒲鲁东的基本原则。见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016年2月22日。

[79] 一个营有1,500队员，但劳工区踊跃（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得到每天1.5法郎的收入），有2,000-2,500人。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00-101.

[80] 巴黎分为20个市区，区长由中央政府任命。随着梯也尔逃出巴黎，他们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成为法理上的巴黎当局。梯也尔为了拖延时间，命令他们与起义的国民卫队谈判。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105-106. 公社选出后，区长们在不同的区的权职发挥不同，但区长中央委员会已经没有政治作用了。

[81]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106.

[82] member of Commune Council, 译为“议员”基本上是随英文表述。“委员”指公社的几个委员会的成员。Communard“公社人”专指支持、参加巴黎公社活动的任何市民，特别是那些在公社失败后仍然支持公社事业的人，如流亡者。Federalist指国民卫队中占大多数的支持公社的自由共和派。

[83]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342.此书引用了很多接近政府立场的Du Camp的书。

[84] 为此，马克思1870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嫉妒地说：“小犹太人弗兰克尔为自己争得了桂冠。” 恩格斯也讽刺弗兰克尔“在巴黎学了la formule[一套公式]，便贩卖起货真价实的商品来了”。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90页。

[85] 14名巴黎市政官员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以“共和万岁！”致敬时被“法兰西万岁！”的喊声回拒，40-60名政府派高叫：“保持秩序！保持秩序！国民议会遭到侮辱！把他们送上审判！他们没有权利讲话！”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20.

[86] 引自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p.87.

[87]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9-38.

[88]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1876年10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4/114.htm

[89] 《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

[90] 《马恩全集》第35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5/190.htm

[91] 1870年1月8日“马赛曲报”第21号。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7页。

[92]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28.

[93] 布朗基：“社会批判”，1885年巴黎版第1卷第205-206，208页。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21页。

[94] 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5页。

[95]“为了防止国民卫队的指挥官们辞职，Clement Thomas要求离开首都必须得到他本人的批准但政府把这个权力转给警察局长。…指挥官的辞职蜂拥而至，每天60-70人”。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99.

[96] 这个词被译为“联邦”只表示了组成中央政府的一种形式，原意为“自由联合”，适用于各种团体。这一段期间的federalism主要指受蒲鲁东影响的安那祺主义。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90. 说3月1日后，因为国民卫队的军官们开始组织另外一个委员会，人们也称本文中所指的不分军阶的中央委员会和属于他们的国民卫队成员们为federates（自由联合主义者）。

[97]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7.

[98] 简称国际。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受限于德国法律从来没有成为（外国的）国际成员组织，法国的组织是国际的主要力量。1968年在巴黎有4万到5万成员，在全法国有20万到50万成员。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5.

[99]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64.

[100]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76.

[101]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

[102]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31.

[103]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3.

[104]法弗勒：“国防政府”第3卷第230页，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75页。

[105]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2.

[106]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54.这本纪念公社一百周年的历史书接近马克思主义，大量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公社的失误，但还尊重事实。

[107]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

[108]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4.

[109]未果，第二天5月29日向政府军投降。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344.此书引用了很多接近政府立场的Du Camp的书，主要从行动细节、个人行为等侧面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公社的失败、失策和错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没有全面掌握巴黎的军事局势。

[110]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77页。

[111]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1.

[112]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8.

[113]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171.

[114] 梯也尔自己估计有10万人在3月18-25日逃出巴黎。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8-69.

[115]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9.

[116]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9.

[117] 另一本书的引用为：481,970选民名册中有224,197人投票，93名当选，其中7人重复在不同的区当选，但确认有64人就任议员，其中国际成员24人、中央委员会成员19人、记者17人、俱乐部活动人士17人（有些人属于复数分类）。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43-145.

[118] 以上数据引自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006. p.18.

[119]“根据不同的说法（拉普罗夫、马隆的说法），公社内部约有18人是国际会员。按我们的算法，这个数字要大得多—达30人，即占公社委员的一半。…国际会员主要属于蒲鲁东派”。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0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际的组织方式非常自由、松散，才带来了国际的发展强大。

[12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21-122.

[121]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8.

[122]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6.

[123]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24]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列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列宁全集》第32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30.htm

[125]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7, p.83.

[126]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99. 其中引用马克思1881年2月21日致Ferdinand Domela-Nieuwenhuis的信。

[127]他后来流亡伦敦时与马克思联系密切，但海牙大会（1872年）后与其他布朗基派退出了国际。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4页。另一名布朗基派的公社议员艾仁∙普罗托后来“猛烈反对马克思”。同书第327页。

[128]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二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129]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47.

[130] 1871新年，在第5区开会的代表们决定解散二十区共和派中央委员会而成立二十区代表团。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03. 二十区代表团的支持才使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能够对力图调和、反对选举的区长们立场坚定。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64.

[131]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93-94.作为英文出版，此书的历史考证价值很高，值得所有相关研究的引用。

[132]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95-96.

[133]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97-98.

[134] 中央委员会印发的选举公告说“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在政府官员们、区长们和职员们的联合下，确认唯一能避免内战和巴黎流血、同时坚持共和的措施，就是立即实施选举”。区长们并没有与中央委员会联合起来，但他们默认了公告而协助选举。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53.

[135]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9.

[136]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0.

[137]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54.

[138]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54.

[139] 实际上，3月21日就有来自富裕的第一、第二区的五百名“秩序之友”人群到中央委员会总部游行。第二天游行的人数更多，中央委员会被迫动用武力驱散，造成12名游行者和一名卫队民兵死亡。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7.

[140]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76.

[141] 1792年8月巴黎在法国大革命高潮成立了“革命公社”，确立了“公社”这个概念的历史意义，所以1870年9月的叛乱后巴黎民众开始议论成立独立自治的公社。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73. Commune Council, 简称Commune公社, 公社议会成员member of Commune (Council)简称公社议员。公社不只具有立法议会的功能，还兼顾行政和司法的执行权力，这由公社所处的环境所致，不能简单复制到普通社会的国家政治体制。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80.

[142] 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006. p.18.

[143]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221.

[144]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93.

[145]在公社初期，财务代表瓦尔兰和茹尔德已经从犹太富豪罗斯柴尔德那里借来5千万法郎为国民卫队发晌，后者为了保护在巴黎的利益不得不同意。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34.

[146]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151.

[147]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47页。

[148] 法国没有国家银行，但法兰西银行代理政府的业务，包括巴黎市的9百万法郎。这笔钱很快就付给了公社。

[149]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322.当然，他的报道性有偏见，记录也不一定准确，但强夺银行确实存在着在市区内爆发战斗的不可预测的风险。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26.也提到500名武装的雇员和原士兵在保卫银行。

[150] 来自银行的会议记录。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91.

[151] 出生于政治家，他本人以前也当选过。受蒲鲁东的影响，他开办过调和银行信用和劳工储蓄的工厂，但破产了。他也加入过国际，基本上持蒲鲁东的互助立场。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4.

[152]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5.

[153]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99.

[154] 我在这里不得不大量引用原文，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要求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

[155]恩格斯（1872-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页。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72-1873.htm 我第一次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从广播里听到此文，是华国锋为了“反击四人帮”树立自己的权威。那正是巴黎公社反对的专制权威典型。

[156]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01.

[157] 他在两个区当选，除了在外交、劳工与交换委员会，也是公社报的主编之一。Arthur Arnould, Popular and Political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1878.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42.

[158] 引自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23.

[159] 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14.

[16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9.

[161]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80.

[162] 公社承认和约以争取普鲁士军队保持中立（到4月底），为此还愿意支付5百万法郎。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82.

[163]“工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强大的政权机构—无产阶级专政，但很大一部分公社委员所最为担心的恰恰是加强权力机关、恰恰是集中制。”“公社下面的各个委员会事实上是按照蒲鲁东主义的原则设立的”。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24-425页。作者在陈述历史事实时不得不否认恩格斯、列宁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

[164]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1-72.

[165] 从1792年算起，1871年是共和79年。

[166] 红旗1830年以来成为革命的象征，区别于市民/资产阶级的三色旗。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77-78.

[167]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6.

[168]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35-136.

[169]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43.

[17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44.

[171]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8.

[172]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记述了他作为清朝使节团的英文翻译，目睹了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虽然作为一个23岁的中国青年，他不可能理解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但对一些社会动荡，特别是妇女的表现的观察，非常难得，值得参考。例如，早在1870年“十月初九日，有戴红帽之乡勇十万，…齐赴外都，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籍改民政而作乱”（93页）。10月31日，“有‘红头’数万，围守提督公署。声言要改‘红头民政’”（95页）。“德法虽经议定免战，尚未画诺。而此日‘红头’又乱，满街喧闹。经看街兵拦阻，而‘红头’缚其人于木板，投诸河中，掷石如雨，继用长杆插入水底而死”（103页）。在凡尔塞，见到“因官兵不与叛勇战，故调水师来此，蓝衣草帽，不堪整齐”（138页）。“火药局失火，轰火药五万馀斤，伤死女工五百馀名。…男皆当兵，女则有造火药者，有缝布袋装砂石以筑土城与炮台者，有能文工书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骁勇倍于男者，奇甚”（166页）。“被获叛勇二万余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头垢面，情殊可怜”（168页）。“见马队二百馀人由巴黎回，被获老幼女子三十馀名、男子二百馀名，皆携手步行，前后缚以麻线，由马兵解送”（169页）。“晚，见马步兵解送被胁之‘红头’万馀人上火轮车，皆流于阿斐利加（非洲）。其馀党恶作乱者，皆黑布蒙头，以枪毙之。”“见步兵二行，手执刀抢，防护叛勇六百，由楼下经过。…叛勇经过之处，土人皆高声贺采，不解所贺何人”。“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馀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171页）。“现擒女兵数百，讯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昨由会堂审断，其女中之主谋者以枪毙之，馀皆发往牛嘎列丹尼岛充军赎罪”（172页）。“由楼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妇女有百馀名，虽被陋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174页）。

[173]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

[174]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9.作为对比，前几天（2016年3月）加州的工会好不容易游说民主党议员们成功，州议会立法四年后（！）才把最低工资提高到一小时15美元。

[175]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8-139.

[176]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96-197.

[177]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87.

[178]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83-85.

[179]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59.

[18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69.

[181]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31.

[182]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 别列《回忆录》第402页：“他是个不倦的劳动者。他在管理财务的短短的时期内的情况也证明了他是个聪明而有毅力的人…在公社存在期间他每天只花32苏的伙食费”。引自耶克著《第一国际史》，张文焕译，三联书店1964年出版，155页注1。

[183]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

[184] 著名的“怪人”George Francis Train在他的传记My Life in Mnay States and in Foreign Land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nay, 1902) Chapter XXV The Share I had in the French Commune记述他在马赛与公社的奇遇，对他而言，“红色共和”像一场闹剧。

[185]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21.

[186] 他4月辞退国民议会职位，但并没有参加公社的活动，5月26日被逮捕后受辱枪杀，临刑时高呼“共和万岁！人民万岁！人类万岁！”。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7. 他被政府军杀害，是因为他在国民议会选举前公开了法尔夫的私生子丑闻，被报复。

[187]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80-82.

[188]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62.

[189]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9.

[190]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264-265.

[191] Federes，指支持公社的国民卫队成员，主要在东部的平民区。

[192] “他们的本能不是为了保卫整个城市、或政治建筑或中央区，也没有暂时共同撤退到较安全的东部区做最后的集体抵抗”，暴露了作为本地街区民兵成立的国民卫队的弱点。Robert Tomb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don: Longman, 1999, p.172.

[193]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25.

[194]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4.

[195] 具有改革和乌托邦志向的社会主义的年轻记者、作家、学生们在这里与蒙特马尔区的劳工阶层会合的各种俱乐部，产生出革命的雅各宾运动。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4.

[196]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2.

[197] 与凡尔赛政府的残忍相比，虽然公社公告威胁要“处决三名政府人质报复公社牺牲的每一个人”，却没有实施，只是在最后一周已经失控的局势下，从5月23日开始，总共处决了63至107名人质。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3-95.

[198]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8.

[199]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56.

[20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5.

[201]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71.

[202]Lissagar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ran.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2, p.362.

[203] 引自Cilette Wilson, Paris and the Commune 1871-78: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 p.1.

[204]与1989年天安门悲剧时邓小平的“杀20万学生换20年太平”（《华尔街日报》引用李光耀与邓小平的会见。《海峡时报》也报导李光耀提到，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杀掉20万学生，以换来中国100年的稳定，那就只能这么做。”）多么相似！正是邓小平完成了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

[205] 这一年在马赛召开了劳工团体大会，标志着法国社会主义的再生。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5.

[206]Lissagar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ran.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2. 书中介绍了很多诋毁公社、抵抗大赦的政府官员言论和反驳他们的言论的市民的证言。

[207]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81-182.

[208]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12, table 4.1.

[209] http://zh.wikipedia.org/zh/%E5%9B%BD%E9%99%85%E6%AD%8C。略微修改。

[210]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429-432.

[211]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3.

[212] Declaration to the French People.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17.

[213]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6.

[214] 施本格勒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占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在文化黎明前作为“无历史性”而存在，在少数人的奋斗中才觉醒成为“有历史性”的人民。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Alfred A. Knopf, Inc. 1928, p.184. 可以认为：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的沉沦提升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整个法国的政治文明程度。这与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类似。有人从此文化的角度研究巴黎公社。

[215]布朗基派在伦敦的流亡者中形成三十多人的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公社组织”，其纲领受到恩格斯的专文批判。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35. 1879年4月布朗基在狱中被选为法国议会议员，主要是非布朗基派的推动。

[216]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9.

[217] Jean Jaures, “Yesterday and Tomorrow”, 190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59-260.

[218] Francois Furet, 1992.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3.

[219] Neither Pacifism nor Terror: Considerations on the Paris Commune and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1871), A Cosmopolitanism of Nations: Giuseppe Mazzini’s Writings on Democracy, Nation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 Stefano Recchia.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2009, p.154-155.

[220] Introduction, A Cosmopolitanism of Nations: Giuseppe Mazzini’s Writings on Democracy, Nation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 Stefano Recchia.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2009, p.16.

[221] 考茨基赞扬公社的民主和选举形式、回避恐怖主义、慷慨和人道的动机，总之，是一场“高尚的实验”。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58.

[222]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323页。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82.

[223] 列宁，1918年10—11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8-10.htm

[224] 见笔者《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克朗斯塔特水兵们的“权力归苏维埃”要求本来正是列宁上台的口号，不过布尔什维克专政后，感到苏维埃妨碍他们的权力。

[225]例如，国际的一个支部5月12日向公社抱怨到：“你们难道没有责任谴责战争委员会，让他们立即停止目前的军事力量的行政和军事疏忽？因为你们的消极和纵容，我们的代表们的存在和权威明显被忽视了”。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83.

[226]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55.

[227]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35-36.

[228]耶克著《第一国际史》（张文焕译，三联书店1964年出版）第三章第四节“巴黎公社”第171页，可能引自利沙加勒。

[229] 以下的引用来自G. 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28, reissued in 1968. p.191-194. 这是关于第一国际最全面的的历史（译自俄文第三版），虽然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史观，却用约一半的篇幅相当客观地叙述安那祺主义的活动事实，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历史资料。

[230] 具有罢工运动传统的工人确实起来抗议，但巴枯宁期待的国民卫队却没有保持独立的中立。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0.

[231]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48.

[232]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5.

[233] Henryk Katz,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 A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pp.79-80.

[234]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2-75.

[235] 写于1871年6-7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15.

[236] Mikhail Bakunin, “The Paris Commune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1871. Ed. Sam Dolgoff, 1971. http://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1/paris-commune.htm “Contrary to the belief of authoritarian communists – which I deem completely wrong – that a social revolution must be decreed and organized either by a dictatorship or by a constituent assembly emerging from a political revolution, our friends, the Paris socialists, believed that revolution could neither he made nor brought to its full development except by the spontaneous and continued action of the masses, the groups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people.”

[237] 写于1871年6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2.

[238]写于1871年6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2-303.

[239]写于1871年6-7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17-221.

[240] 不用提，从《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马克思的许多抄袭“发明”早就被蒲鲁东等法国社会主义者所不耻。

[241]在日内瓦国际刊物上的文章，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91.

[242] The Commune of Paris, London, 1896.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3.

[243] 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4.

[244] 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4.

[245]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3-4.

[246] 后来成为著名地理学家的Reclus从公社的经历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有时我责备它走得太远了，有时责备它做得太少了，有时又责备它做某一件事的方式或时间—但我知道，如果公社覆灭了，我们就会同它一起毁灭”。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96页。虽然他1879年得到大赦，他直到1890年才从瑞士短期回到法国。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36. 他也是为数稀少的谴责法国军队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欧洲知识分子的良心。

[247]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6.

[248]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117.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104-105.

[249]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140-141.

[250] 他们眼看不能控制国际，就把总部迁往没有社会主义基础的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他们缺乏基本的诚实，当他们的忠实门徒要求把国际的资料转往纽约时，也遭到马克思的拒绝。

[251] 每当我反省被北京、东京等国家权力出卖的1989中国民主运动，从来没有后悔“仁慈”、“良心”、“诚实”为自己带来的命运。如果再来一次革命，我们还会选择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改造社会。

[252]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67.

[253]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79.

[254]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78.

[255]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79.

[256] 可惜没有财力展开活动，只能勉强维持团结。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85.

[257]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73.

[258] 笔者写到这里，总是不由地期待中国的政治文明尽早进化到1880年法国的程度，从公开较近的1989年的史料开始，才能进一步和解、文明开化。

[259]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1.

[260] 原文来自吉约姆的《公社文件与回顾》，巴黎，1905。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82.

[261] 原文来自吉约姆的《公社文件与回顾》，巴黎，1905。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82.

[262]马隆“卡尔∙马克思与蒲鲁东”，La Revue Socialiste 5:16, 1887.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48.

[263]“作为泛日耳曼主义者的卡尔∙马克思”，巴黎，1915。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44.

[264] Jules Guesde。可笑的是，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马克思1883年临死前向恩格斯嘲笑他和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学生”的蔑视令人发指，如恩格斯187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致马克思:“象李卜克内西那样，由于他不喜欢1866年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想使这段历史退回去，那是愚蠢的。但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典型的南德意志人。同这些蠢才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265]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499.

[266]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ix & p.142.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56.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45.三本书引用的内容相同。

[267] 罗莎∙卢森堡1904年在“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就敏锐地批判列宁误用巴黎公社的教训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而采用中央集权制。Rosa Luxemburg， 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Leninism or Marxism?],1904.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04/questions-rsd/ch01.htm

[268]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56.

[269]Leon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Dictatorship versus Democracy], A Reply to Karl Kautsky,1920.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20/terrcomm/ch05.htm 在司令部列车上指挥作战的“红军创始人”哪里顾得上新闻自由等基本的共和原则呢？

[270]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58-359.

[271]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5.

[272]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58-459页。因为意义相同，我没有改变某些用词的译法。

[273]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61页。

[274]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23页。

[275]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ran.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2, p.154.

[276]许煜在“从巴黎公社到占领中环”(《占领论》，香港圆桌精英，2012)中从香港现场介绍了安那祺主义的一些视角、方法，说明实践已经、必然会提出对理论的追求。如果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的追求自治的民众都能够从巴黎公社汲取经验教训，可以避免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更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