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简称为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1]，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和引用都持同一论调，来源于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马克思教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直接参与者马克思以及后期为了排挤巴枯宁派进入国际的恩格斯、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别的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例如，根据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译出的《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2]，都宣示出对国际中所有非马克思派、特别是马克思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潮流的敌视，曲解了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1863年7月22日，主要受欧文派社会主义和宪章派市民阶级[3]民主主义影响的英国工人联合会召开大会，抗议俄国沙皇镇压波兰起义。受蒲鲁东影响的法国安那祺主义工人代表团也参加大会，开始就两国劳工阶级的合作交换意见，产生了同年11月10日的《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呼吁书。1864年 9月28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大会，欢迎来访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大会的还有德国流亡者和为独立而战的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民主人士[4]。国际就在这样的共同声援弱小民族的劳动民众的背景下诞生。不过，民族主义本身不是国际的精神，大会没有采用具有崇高威望和政治影响的马志尼意大利民族主义派的现成章程。

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的欧文式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最先进、丰富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发祥地法国的蒲鲁东式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5]，被后来者正确地称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联主义[6]，也多少带有对被资产阶级出卖的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7]的向往。如恩格斯承认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8]。例如，在马克思的信徒梅林的指导下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耶克写成的《第一国际史》被列宁称为“第一国际史的基本著作之一”、“耶克是把第一国际的宣言、公告和决议加以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人”[9]，他承认到：“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同国际的联系比任何一国的工人运动都要薄弱。…而在几乎其他一切国家内，工人运动都同[马克思控制的]国际背道而驰” [10]；“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气氛都笼罩着蒲鲁东主义的精神” [11]；“除了英国以外，瑞士成了国际组织方面的一个典型国家。…国际在日内瓦的两个领袖老让∙菲∙贝克尔和杜普勒在各自活动的范围内…积极地展开了工作，获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贝克尔，他表现出了很大的组织才能，争取到把瑞士德语区、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工人教育小组和其他一切工人组织都吸引到国际来。…这种做法在日内瓦和洛桑获得了辉煌的结果。”[12] ；贝克尔在《先驱者》杂志上介绍到：“国际的经常任务应当是发展、协调和保障人民的精神、道德和物质的要求。应当经常在已经具有建立联系的实际可能性的地方完成这一任务。同时，首先应当关心建立一切工人联合会、团体、互助会等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通过协调各种极其不同的利益的方法，将逐步战胜一切民族冲突，并为政治和经济团结的思想的实际实现铺平道路” [13]。这代表着当时参加国际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动机，如果马克思等人按照自己参与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所讲的那样：“努力达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照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4]，国际的历史就会大为改善。

由马克思等 9人组成的秘书小组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6年 9月在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这虽然不是“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15]，但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工人愿望、得到各国劳工团体的广泛呼应。顺带指出，这个章程被收入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因为恩格斯后来声称“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对于国际和马克思都不公平。马克思可能具体执笔记录下9人小组讨论的草案，但章程的内容（所谓版权）是国际的集体共识，与马克思本人关于国际的运营（主要是领导权争夺[16]）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教相距甚远。

据编辑马克思的有关国际的文献的Saul Padover回忆：国际成立时，马克思是一个相对无名的难民记者（a relatively obscure refugee journalist）[17]，马克思与英国的激进派或劳工活动家之间没有密切联系，他过着政治上被隔离的、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来自欧洲大陆的难民生活（Marx had no close connection with English radicals or laborites, and vice versa. His led the politically isolated life of an unassimilated continental refugee）。马克思在大会前一周对会议毫无所闻，一个30岁的流亡伦敦的法国激进共和派 人士Victor Le Lubez邀请马克思作为德国的代表参加大会， 马克思又叫上另一个德国人Johann Georg Eccarius同往。可见国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样本，欢迎一切认同国际原则的人士加入。国际的诞生改变了他的一切（The International was to change all this）。当然，正如欧文（非常成功的大工厂主）、葛德文（社会幻想家）、圣西门（旧贵族幻想家）、傅立叶（小店主）、蒲鲁东（印刷工）、巴贝夫（平等派密谋家）、布朗基（政治囚徒）、拉萨尔（犹太富有律师）这些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的先进人士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做出的独特贡献（以及不可避免的缺欠）一样，非工人出身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加入劳工运动，只要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国际之上（所谓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导师”），都是令人欢迎的。直到今天，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者们虽然没有忘记马克思派操纵国际、在无法操纵时竟然解散国际的“原罪”，但像巴枯宁当初那样，即使“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仍然把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战友对待，不会把婴孩与脏水一同泼掉。

让我们仔细回省一下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体现的基本原则：[18]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19] must be conquer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that 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 not a struggle for class privileges and monopolies, but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lies at the bottom of servitude in all its forms, of all social misery, 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itical dependence；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 therefore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劳动者在经济上受独占劳动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会悲惨、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

上述原则非常简明，没有必要用什么黑格尔哲学或李嘉图经济学来复杂解释，因为它们与国际没有什么关联。例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嘲讽，显示了马克思的好斗风格，在学术功底上略占上风[20]，可以理解相对无名的新手对已经成名的大家的嫉妒。而相对无名的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国际取代安那祺-工联主义，除了犹太法律学生马克思的知识和计谋胜过欧文和蒲鲁东的朴素劳工信徒等人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共敌俾斯麦的光：普法战争后，巴黎公社的失败[21]迫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样性社会主义传统的劳工运动转入低潮或地下[22]，缺少社会主义传统和经验的后进德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开始唱主角[23]。由拉萨尔开创、控制和影响的德国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摆脱不了普鲁士型“国家”的紧箍咒。马克思不敢在拉萨尔生前批判他[24]，但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排除拉萨尔的影响，通过没有多少理论知识的工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获得很大成功。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也声明：That all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adhering to it will acknowledge truth, justice, and mo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ir conduct toward each other and toward all men, without regard to color, creed, or nationality; “拥护国际的所有社团和个人将承认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他们不分肤色、信条和国籍彼此相处以及对待一切人的准则”。特别地，作为国际运作的原则，《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也具体地规定：1. This Association is established to afford a centr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workingmen's societies exist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iming at the same end; viz., the protection, advancement, and 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一个各国现有劳工团体之间联络与合作的中心媒体，实现保护、推动和完全解放劳工各阶级的共同目标”。3. There shall annually meet a Gener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consisting of delegates of the branches of the Association.“第三条　协会的各支部代表组成劳工总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5. The General Council[25] shall consist of workingmen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t shall, from its own members, elect the officers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such as a treasurer, a general secretary, corresponding secretaries for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etc. “第五条　总协议会由国际协会成员国的工人组成，从它的成员中选出必要的职员如会计、总秘书[26]、各国联络秘书等，从事业务交流”。６．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form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and local groups of the Association, so that the workingmen in one country be consistently informed of the movements of their class in every other country;…… To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s,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periodical reports. “第六条　总协议会在协会各地和当地团体之间组成一个国际机构，以便使一国工人经常得知另一国工人阶级的运动。．．．．．为便于联系，总协议会发表定期公报。”11. While united in a perpetual bond of fraternal co-operation, the workingmen's societie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will preserve their existent organizations intact.“第十一条　靠友爱合作的永久联结团结起来加入国际协会的各劳工团体，将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不变”。

这样对国际的运作的明确规定，接近于国际的名称，实际上就是federalism。这个词用在美国、瑞士、加拿大等国家体制，可以译为“联邦制”；用在社团组织或个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员原有性质、形式、人事、财务等资源不变的前提下共同缔结同盟条约、义务、合同等，可以译为自治／自由联盟，与今天的欧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个人“掌握”协会、“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体领导”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最后一次各派代表参加的合法代表大会。代表比利时自由联盟Belgian Federation的Eugene Hins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联盟和很多法国代表赞同的“劳工评议会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会采纳[27]：“代表大会宣布所有劳工都应该努力在他们的行业建立抵抗协会。一旦一个行业组合[28]成立，就应该通知同一行业的别的组合，这样就可以形成各产业的全国性同盟。这些同盟负责收集所有产业资料、建议要采取的公共措施并确保执行，最终由自由生产者的联盟Federation取代现有的工资制度。代表大会责成总协议会提供对所有国家的行会组合的联盟的支持。”“行业和产业组织的协议会将取代现存的政府，这种劳工代表制将一劳永逸地赶走历史上存在过的政府”。这种取代政府的劳工协议会制度，就是安那祺-工联主义的精髓：要实现完全社会革命，就必须同时消灭财产和权力的垄断。按照这个国际的精神展开的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国家的劳工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道路却背弃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918年，战败的德国把政权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他们把德国引向社会主义了吗？1933年纳粹上台后解散议会，社会民主党毫无招架之力，被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彻底肢解了。另一方面，当1936年西班牙军人和王党发动叛乱时，尽管被长期压制，国际的中流砥柱西班牙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者（全国劳工同盟CNT）力挽狂澜，自发地拯救了共和，并在艰难的国际环境[29]中坚持了三年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斗争，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转型证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必然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30]。

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派（仅仅列出以下的著名代表就够了：吉约姆James Guilaume[31], Adhemar Schwitzgubel, Enugene Varlin, Louis Pindy, Cesar De Paepe, Eugene Hins, Hector Denis, Guilaume De Greef, Victor Arnould, R. Farga Pellicer, G. Sentinon, Anselmo Lorenzo）在巴塞尔会议上也不择手段谋求政治权力，可以在巴枯宁本人出席会议、马克思本人没有到会、恩格斯还没有资格出席会议的有利条件下，通过由贝克尔提议的按语系自由联合的方案。那样的话，由马克思控制的伦敦总协议会就会“化为乌有”，而被在欧洲大陆的法语、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斯拉夫语、德语协议会中心所取代[32]，国际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马克思在国际内的职称（总协议会委员、德国联络秘书、荷兰临时联络秘书、俄国联络秘书）和后期（1870年10月4日）进入国际的恩格斯的头衔（总协议会委员，西班牙联络秘书、比利时联络秘书、意大利联络秘书），与“马克思领导国际发动了巴黎公社”的神话一样可笑。巴枯宁并不是不懂阴谋权术，但在事关社会主义运动的紧要关头，宁愿“被宰”而不愿宰割国际的同志。“既然国际的组织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国家或专制而是激进地消灭每一个主权，国际必须有与国家组织完全不同的性质。国家是何等地对人的兴趣和本性的自然发展的权威、人为、暴力、疏远和敌对，国际的组织就应该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兴趣和天性”[33]。在既存的社会里，博爱是博爱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王牌，但国际正是要以新的的精神和原则建立新的社会，不容许真正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玩弄任何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主义最后变质为一小撮人对大众的专政一样，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以及人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名义的专制／独裁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虽然有极个别的倡导者如巴贝夫、布朗基本人是社会主义殉道者），而且是国际劳工运动里的毒瘤。

巴塞尔会议加剧了马克思派的恐惧和除掉巴枯宁的决心[34]。恩格斯加入国际总协议会后，具体策划、参加并导演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不仅违背国际的精神，也直接违反了国际的“真理、公正和道德”准则和相关组织条例，“因为马克思希望把革命的杠杆掌握在自己手中”[35]。汝拉联盟立即发表了Sonvillier桑维耳耶的历史记录，抗议伦敦总协议会的傲慢和虚伪：“总委员会只应该完成各支部的通讯局的职责，不应该有任何行政权力。”“总委员会在一些人的手中变成了某种个人财产，”“这些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把自己特有的纲领，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国际；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俨然是一个政府，所以十分自然，他们把自己个人的思想说成是协会的正式思想，而把别人的思想说成是完全异端意见的非法表现。”“这个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理想的学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变成在委员会领导下的一种教阶制组织；但是，章程中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所以应当要求保存以往的支部自治”[36]。“马克思及其亲信”、“总委员会的阴谋家们”、“马克思派小集团”“无耻地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代表和领导者”[37]。但是，马克思派变本加厉，在自己亲自参加的唯一的1872年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上伪造多数代表的身份、阻碍反对派代表赴会，操纵大会，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同时出卖了国际的废除国家的使命，把国际变成他们的投票机器，去与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

更诡秘的是：把国际从安那祺主义者手中“拯救”过来后，留下的成员以为可以进一步发展了。“这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38]突然向代表大会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 [39]！“决定把总委员会前往纽约是代表大会上最大的突然事件。从马克思在海牙的时候写给凯塞尔的信中可以看出，迁移总委员会对马克思说来是早已决定了的事情”，因为“总委员会的成员已经不能继续保证理解国际所处的危机地位，不能保证为了打退和消灭破坏倾向所必需的毅力和忠诚”[40]。原来，除了安那祺主义者，马克思还恐惧战斗性很强的布朗基派[41]。如果开战的话，其结果很可能是被布朗基派开除国际，所以与恩格斯密谋将总协议会完全改组，迁往整个社会主义远动都鞭长莫及的新大陆纽约。布朗基派在《国际和革命》中愤然宣布：“国际背叛了自己所负的使命；它放弃了革命；它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 [42]，抛弃了这个马克思国际。此外，“对于英国联合会说来，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是一个沉重打击”[43]，马克思能对于“并肩作战”的英国同志们也暗算下手，也是由于“他认为没有得到英国[工人]领袖的承认只能看作每一个人的荣誉，因为每一个‘被承认的’工人领袖都从格莱斯顿、莫尔勒、吉里克之流那里领取薪俸” [44]；马克思特别不能容忍的是英国人“决定越过总委员会而同其他联合会建立联系，就是一种直接的背叛行为” [45]。在欺骗、开除除了马克思帮派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之后，孤独的胜利者在大会闭幕后发表演说：“至于我本人，…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那些我深信的…社会思想的胜利”[46]。既然早已决定抛弃国际[47]，如果马克思在海牙会议之前就专心去继续他的有价值的《资本论》研究，国际的命运就不同了！真正的国际在海牙会议上被埋葬了。国际在美国劳工中没有影响，马克思也不把国际的资料交给他的美国信徒左尔格等人。这个已经死掉的“马克思国际”只好于187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

在海牙大会上，马克思派本来也想把参加并被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会成员、在国际中力图调和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冲突的法国流亡社会主义者Malon马隆也排除掉。Malon反权威、接近安那祺主义者，认为国际应该是全世界的劳工组织的自由联合，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只应该是交流和宣传中心，执行代表大会总会的决议，而不是发号施令，特别担心“国际的德国成分”会分裂国际[48]。“在日内瓦，马隆和勒弗朗塞建议承认桑维耳耶十六个代表的决议，谴责总委员会和不信任伦敦代表会议”[49]。Malon的担忧被他的伴侣、法国女社会主义战士Leo表达得更明确：她在“日内瓦国际支部如何排除诚实、有知识和献身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为巴枯宁和吉约姆等同志辩护，告白“我们正在从事反对具有统制和权威性质的伦敦会议决议的斗争，恶毒的天才马克思是国际中的俾斯麦”[50]。

海牙会议后，国际的重要的联盟成员在St. Immier召开会议，推翻了海牙会议的所有决议，恢复了国际的原初精神和原则[51]。世界劳工阶级的根本地位没有变化，国际的旗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或任何派别的政治目的而倒下。实际上，虽然自此以后在所有国家政权的压迫下，国际连作为一个联络中心的功能也无法发挥，我们在马赫诺运动、喀琅施塔得起义[52]、西班牙内战到以天安门民主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民权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53]、世界社会论坛、阿拉伯之春、互联网自由人权等各种社会运动中都看到对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挥。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国家机能高度复杂，社会主义运动也丰富多彩[54]，不必、也不可能拘泥于一种教义、组织、名称、形式。当然，我们的具体工作也随时代而变化，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在一个多世纪前已经基本实现，目前的目标应该转移到以四小时工作制为口号的完全雇用[55]。面对全球化浪潮，2001年创立的“自由国际连带”Libertari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包括了西班牙的CNT、乌拉圭安那祺主义联盟以及法国、阿根廷、巴西、意大利、美国、墨西哥、南非等国际的组织，也欢迎不知道国际丰富历史的各种争取自由、人权、平等的团体。例如，面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西班牙失业民众从安那祺主义的互助原理，学会抛弃欧元、自行组织“时间银行”，平等交换劳动时间（律师和清洁工的相同劳动时间创造相同交换价值），废除了利润等金融投机的可能[56]。

比名称和组织的正统性之争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曲解国际的原则：

“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

“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

“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不分肤色、信条和国籍彼此相处以及对待一切人的准则。”

[赵京，2012年９月３日 美国劳工纪念日，2016年2月22日修改]

[1]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IWMA，应被译为国际男劳工协会（后改为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国际劳工协会）。俗称为第一国际，是基于外界的误解，因为所谓的第二、“第二点五”、第三、第四或“第五国际”，都在基本原则上曲解了国际的精神。

[2] 张文焕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3] 英文bourgeoisie一词来自法语，源于意大利语borghesia，主要指享有一定经济自由（例如，有自己的房产）的市民阶层，译为“小布尔乔亚”、“小市民”在语感上比“资产阶级”贴切。

[4] 最早的记载是由马克思参与的Wilhelm Eichhoff以德语写作、1868年8月发布的小册子。英译本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ts Establishment, Organisa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y, and Growth.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iwma/archive/eichhoff/iwma-history/index.htm

[5] 这两者差异很大。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小农阶级被圈地运动一扫而光，产生了无产阶级大军，但法国的小农经济依然顽固抵抗工业化进步，在蒲鲁东的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不过，加入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属于技术、熟练工人，被马克思认为是分享殖民地利润的工人贵族。

[6] 现有的中文译为“无政府-工联主义”。经典的论述是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1938. 笔者读到的是AK Press 2004出版的第8版.

[7] 现在欧洲不少国旗都是三色旗，很难区分，也不必区分。

[8] 恩格斯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从这句话以及整篇序言对社会主义各流派的攻击（如“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安那祺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可以看出作者炫耀自己事后诸葛亮的“高明”或隐瞒了加入国际的不可告人的意图。如果《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向马志尼派那样开诚布公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共产主义]抛弃”）要把几乎所有国际的各派别都排挤掉，国际一开始就没有必要接纳流亡英国、没有德国劳工阶级授权的马克思。

[9]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扉页。其实，与巴枯宁一同被马克思开除的国际的另一位领导人吉约姆本人用法文整理出国际的文献集，可惜没有被译为别的文种，而我不懂法文。

[10]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页。

[11]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78页。

[12]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8页。

[13]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9页注1。

[14] 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再次指出：把此宣言算成马克思的作品是有违“私人关系间应该遵照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的。

[15]恩格斯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雷同）。

[16] 早在1867年（国际刚成立的第二年）9月11日，马克思就迫不及待地向恩格斯透露：“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48页。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这两个“革命导师”为了掌握国际所用的手段：“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在我的书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进行这整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此外，我将要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尽管巴黎的空谈家用尽了全部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再次当选）给他们以严厉的斥责。”“本来想完全不理睬我们的那个卑鄙的《星报》，昨天在社论中说我们比和平代表大会更重要。……英国工联主义者中曾经认为我们走得太‘远’的那些猪猡，现在也向我们跑来了。”

[17] 以下引自http://www.marxists.org/glossary/orgs/f/i.htm#first-international

[18]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international/iwma/documents/1864/rules.htm

[19] working classes指靠劳动为生的各阶级民众，不只是相对于农民阶级的单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体力劳动者）。出自工人运动的五月一号被称为劳动节而不是工人节，也表示对所有劳动民众的致敬。至今为止的中文文献都以单数的“工人阶级”翻译为准，是服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政理论的需要。

[20] 马克思在蒲鲁东去世时还不忘攻击蒲鲁东：“《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16卷第28—36页，“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865年1月24日）

[21] 参见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 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

[22]　在西班牙，连anarchism这个词也无法公开使用，只能用libertarian这个词代替。后来libertarian被自由资本主义盗用，造成一系列用语混乱。参见赵京:“以自由之名通往奴役之路：论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剽窃、亵渎、歪曲和危害”, 2011年2月27日。

[23]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52. Rocker指出这一点，尤为中肯。他出生童工（两次从孤儿院逃走），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流亡巴黎、伦敦（其间与犹太人安那祺主义团体过从甚密）。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后，他回国组织德国自由工人协会，1922年12月任新恢复的国际劳工协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的秘书之一。因为列宁与社会党国际（所谓“第二国际”）闹翻另起炉灶成立共产国际（所谓“第三国际”），邀请国际劳工协会访问苏俄，试图把国际劳工协会变为他的工具。国际劳工协会的另一个秘书舒奇当面批判了列宁（参见赵京“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舒奇的传奇生涯”2003年10月23日）。1933年纳粹上台后，Rocker逃离德国，并最终逃亡美国。

[24] 如果马克思当面批判拉萨尔，就失去了在国际立足的本钱。巴枯宁在《国家主义与安那祺状态》中以此质疑马克思的个人道德，指出：马克思和拉萨尔这类非工人的“工人运动领袖”，实际上把劳工阶级作为他们的“顾客”，象医生、律师那样靠顾客的倒霉发财。从马克思1865年1月和5月给美国两个总统的献媚贺信，看出马克思把国际与美国政府，把他自己与林肯“平起平坐”的一厢情愿，与劳工运动有什么关系？如果违背国际的“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的第一原则，不靠自己解放自己，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坦白承认的那样，各种“先知”、“导师”、“领袖”、“先锋队”就会找上门来。流亡的马克思还向有钱有势的“学生”（恩格斯在拉萨尔死后这样讲他们的关系）拉萨尔借款，引起纠纷，不在我们的关心之内。相反，欧文、蒲鲁东、布朗基、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等都对劳工阶级怀有兄弟友爱之情。

[25] 既有的中文文献都译为“总委员会”，好像它具有控制各地劳工运动的权力，不对。我参加过硅谷本地的圣何西劳工协议会San Jose Labor Council组织的活动。小布什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后，圣何西劳工协议会邀请伊拉克的独立石油工会的代表团访美。一个女秘书（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放弃了别处的高薪职位来为劳工服务，领取不高的专职薪水）设计了很详细的反战方案，邀请所属的圣何西各工会代表开会协议。结果，大家只完成或能承诺她希望的方案的四分之一。我很担忧她的工作能否继续下去，她回答说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去年，San Jose City Council（市议会）要砍掉10%的警察预算，警察工会请劳工协议会帮助，我动员我的高中生儿子替劳工协议会在市政厅前散发传单，“游说”市议会刀下留情。由此可以看出劳工协议会作为协调中心，本身是处理性行政事务而不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新社会形式。

[26] 马克思没法当上总秘书/总书记，后来就设法取消了这个职务。在各国共产党组织里，中文把原义为秘书的secretary翻译为“书记”，为各种“书记”（如江总书记、薄书记）掌握专权开路。

[27] 以下的关于国际的历史评述，来自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p.45-52. 而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张文焕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收集的对巴枯宁的攻击材料，不屑一顾。本来，有四种关于巴塞尔会议的原始文献，中文读者只能读到经过马克思修改的一种说法。

[28] 这里，我按照日语译法把trade union译为行业组合，比狭隘的“工会”译法准确。在美国，目前最强大的行业组合是公务员、教师和护士行业。

[29] 德意法西斯参战支持佛朗哥，英国暗地里与佛朗哥交易宣称“中立”，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却不阻止佛朗哥把叛乱军团从摩洛哥运到西班牙本土，法国受到同盟国英国的警告不敢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得罪德国，美国政府宣布中立却不妨碍公司向佛朗哥出售军火，而苏联扶持没有民众基础的共产党在内战中发动内战夺权。

[30] 哈佛大学的Richard Pipes算是西方研究苏联的权威，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如Communism: A History (2001)和为美国政府提供的政策中，都用安那祺主义的理论逻辑反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因为他读懂了安那祺主义，尽管他不是自由社会主义的朋友。

[31] 作为汝拉联盟的组织者和巴枯宁的战友，吉约姆也是逃到瑞士的克鲁包特金转向安那祺主义的引路人。他用法语写成的４卷本《国际：文献与会议》L'Enternationale: Documennts et Souveniers是对国际最详细、忠诚的纪录，可惜没有被译为别的文种。我不懂法语，没法阅读原文。

[32]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张文焕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14-15页。

[33] 巴枯宁语，引自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49.

[34]本身还没有资格与会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家伙很容易被捉住。”

[35]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29页。

[36] 引自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09-210页。

[37]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99页注2。

[38] 容克的说明揭示了资助马克思的跨国资本家金主的影响力：“在此之前他还是马克思的亲密的朋友。容克认为以前马克思有一个习惯，在解决某个重要问题以前，总是先和自己的朋友们商量，因此很容易达成协议。但是，在恩格斯来到伦敦（1870年9月—作者）以后，他不再这样做了。从这时起，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发生分歧，因此马克思渐渐失去了自己朋友们的信任”。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9页。“显然，主要是恩格斯让马克思放弃总委员会的工作，…毫无疑问，在他的影响下现在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反对巴枯宁及其活动。但是，也正是这些措施在总委员会里引起了新的误会”（上书第243页注2）。

[39]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7页。

[40]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0页。

[41]历史也嘲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海牙代表大会批准了伦敦会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并决定把相应的条文补入国际的章程。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是布朗基派，它的代表Edouard Vaillant（很像列宁的前身）在决议中绑架国际：“只要这个决议被代表大会采纳并写入国际的章程，每个成员就有义务服从，否则就会被开除。”

[42]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1页注1。

[43]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1页。

[44]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5页。

[45] 特别是与受巴枯宁安那祺主义者影响最深的西班牙联合会的联系。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2页。

[46]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9-250页。

[47] “卡尔∙马克思知道，这将是国际的一个生死问题，他想在自己退休以前，…最糟糕的是，…同总委员会的一些老委员一起继续进行有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自己不能控制了，就把整个国际整死，巴黎公社的“随时撤换公仆”的原则哪里去了呢？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3页。

[48]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48-50.

[49]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张文焕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11页。

[50]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47.

[51] G. M. Stekloff用俄语写成的《国际的历史》是我读到的最全面、客观的研究，其第２部分专门写海牙会议以后（安那祺主义）国际的历史。英文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由Eden Paul和 Cedar Paul译自俄文第３版，首次于1928年在伦敦出版。

[52] 关于这两个运动，参见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2011年1月。

[53] 他们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就是国际为之奋斗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世界。

[54] 其实，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是近代工业社会“有机化”的产物，与古代简单社会形态中产生的共产主义要求不同（杜尔凯姆：“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把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归结为单调的共产主义，是返祖现象。影响了马克思的德国共产主义倡议者工人魏特林移民到美国后，再也不提共产主义了。看到布尔什维克胜利的韦伯进一步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也避免不了官僚制化（韦伯：《社会主义》，赵京译，2010年3月）。Nathan Jun, Anarchism and Political Modernit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2进一步讨论了安那祺主义的现代性议题(尼采、哈博马斯和“后现代性”Foucault, Deleuze等)，揭示了现代社会离不开国际成立时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55] 赵京“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2010年3月6日。

[56] 连华尔街也从安那祺主义寻求灵感：“For Spain's Jobless, Time Equals Mone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7,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