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際工人協會（也被簡稱為國際，即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1]，幾乎所有的中文文獻和引用都持同一論調，來源於為列寧主義政治目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馬克思教義（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除了直接參與者馬克思以及後期為了排擠巴枯寧派進入國際的恩格斯、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別的翻譯成中文的資料，例如，根據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譯出的《第一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文件資料）》[2]，都宣示出對國際中所有非馬克思派、特別是馬克思以外的各社會主義潮流的敵視，曲解了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

1863年7月22日，主要受歐文派社會主義和憲章派市民階級[3]民主主義影響的英國工人聯合會召開大會，抗議俄國沙皇鎮壓波蘭起義。受蒲魯東影響的法國安那祺主義工人代表團也參加大會，開始就兩國勞工階級的合作交換意見，產生了同年11月10日的《英國工人致法國工人》呼籲書。1864年 9月28日，英國工聯在倫敦聖馬丁教堂召開大會，歡迎來訪的法國工人代表團。出席大會的還有德國流亡者和為獨立而戰的意大利、波蘭、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民主人士[4]。國際就在這樣的共同聲援弱小民族的勞動民眾的背景下誕生。不過，民族主義本身不是國際的精神，大會沒有採用具有崇高威望和政治影響的馬志尼意大利民族主義派的現成章程。

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主要體現在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的歐文式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最先進、豐富的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發祥地法國的蒲魯東式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5]，被後來者正確地稱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聯主義[6]，也多少帶有對被資產階級出賣的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7]的嚮往。如恩格斯承認的那樣，正是因為“有一個不致把英國工聯派，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拒之於門外的綱領”[8]。例如，在馬克思的信徒梅林的指導下由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耶克寫成的《第一國際史》被列寧稱為“第一國際史的基本著作之一”、“耶克是把第一國際的宣言、公告和決議加以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人”[9]，他承認到：“德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同國際的聯繫比任何一國的工人運動都要薄弱。…而在幾乎其他一切國家內，工人運動都同[馬克思控制的]國際背道而馳” [10]；“國際的幾次代表大會及其以後的氣氛都籠罩着蒲魯東主義的精神” [11]；“除了英國以外，瑞士成了國際組織方面的一個典型國家。…國際在日內瓦的兩個領袖老讓∙菲∙貝克爾和杜普勒在各自活動的範圍內…積極地展開了工作，獲得了很大成就。特別是貝克爾，他表現出了很大的組織才能，爭取到把瑞士德語區、德國和奧地利的一切工人教育小組和其他一切工人組織都吸引到國際來。…這種做法在日內瓦和洛桑獲得了輝煌的結果。”[12] ；貝克爾在《先驅者》雜誌上介紹到：“國際的經常任務應當是發展、協調和保障人民的精神、道德和物質的要求。應當經常在已經具有建立聯繫的實際可能性的地方完成這一任務。同時，首先應當關心建立一切工人聯合會、團體、互助會等組織之間的聯繫。這樣一來，通過協調各種極其不同的利益的方法，將逐步戰勝一切民族衝突，並為政治和經濟團結的思想的實際實現鋪平道路” [13]。這代表着當時參加國際的絕大多數人的願望和動機，如果馬克思等人按照自己參與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所講的那樣：“努力達到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照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國際關係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14]，國際的歷史就會大為改善。

由馬克思等 9人組成的秘書小組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協會臨時章程》，1866年 9月在日內瓦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成為《國際工人協會章程》。這雖然不是“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15]，但反映了當時大多數工人願望、得到各國勞工團體的廣泛呼應。順帶指出，這個章程被收入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因為恩格斯後來聲稱“馬克思起草了這個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對於國際和馬克思都不公平。馬克思可能具體執筆記錄下9人小組討論的草案，但章程的內容（所謂版權）是國際的集體共識，與馬克思本人關於國際的運營（主要是領導權爭奪[16]）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說教相距甚遠。

據編輯馬克思的有關國際的文獻的Saul Padover回憶：國際成立時，馬克思是一個相對無名的難民記者（a relatively obscure refugee journalist）[17]，馬克思與英國的激進派或勞工活動家之間沒有密切聯繫，他過着政治上被隔離的、沒有融入當地社會的來自歐洲大陸的難民生活（Marx had no close connection with English radicals or laborites, and vice versa. His led the politically isolated life of an unassimilated continental refugee）。馬克思在大會前一周對會議毫無所聞，一個30歲的流亡倫敦的法國激進共和派 人士Victor Le Lubez邀請馬克思作為德國的代表參加大會， 馬克思又叫上另一個德國人Johann Georg Eccarius同往。可見國際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樣本，歡迎一切認同國際原則的人士加入。國際的誕生改變了他的一切（The International was to change all this）。當然，正如歐文（非常成功的大工廠主）、葛德文（社會幻想家）、聖西門（舊貴族幻想家）、傅立葉（小店主）、蒲魯東（印刷工）、巴貝夫（平等派密謀家）、布朗基（政治囚徒）、拉薩爾（猶太富有律師）這些出身於各種社會階層的先進人士對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做出的獨特貢獻（以及不可避免的缺欠）一樣，非工人出身的馬克思（和後來的恩格斯）加入勞工運動，只要他們不把自己凌駕於國際之上（所謂工人階級乃至人類的“導師”），都是令人歡迎的。直到今天，國際的自由社會主義者們雖然沒有忘記馬克思派操縱國際、在無法操縱時竟然解散國際的“原罪”，但像巴枯寧當初那樣，即使“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仍然把馬克思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戰友對待，不會把嬰孩與髒水一同潑掉。

讓我們仔細回省一下在《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中體現的基本原則：[18]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19] must be conquer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that 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 not a struggle for class privileges and monopolies, but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勞工各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工各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lies at the bottom of servitude in all its forms, of all social misery, 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itical dependence；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 therefore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勞動者在經濟上受獨占勞動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會悲慘、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此，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

上述原則非常簡明，沒有必要用什麼黑格爾哲學或李嘉圖經濟學來複雜解釋，因為它們與國際沒有什麼關聯。例如，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對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的批判，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的嘲諷，顯示了馬克思的好鬥風格，在學術功底上略占上風[20]，可以理解相對無名的新手對已經成名的大家的嫉妒。而相對無名的馬克思以“科學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在國際取代安那祺-工聯主義，除了猶太法律學生馬克思的知識和計謀勝過歐文和蒲魯東的樸素勞工信徒等人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會主義的共敵俾斯麥的光：普法戰爭後，巴黎公社的失敗[21]迫使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樣性社會主義傳統的勞工運動轉入低潮或地下[22]，缺少社會主義傳統和經驗的後進德國工人階級，登上了國際工人運動的舞台開始唱主角[23]。由拉薩爾開創、控制和影響的德國工人運動，從一開始就擺脫不了普魯士型“國家”的緊箍咒。馬克思不敢在拉薩爾生前批判他[24]，但在拉薩爾決鬥身亡後，馬克思不遺餘力地排除拉薩爾的影響，通過沒有多少理論知識的工人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獲得很大成功。

《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也聲明：That all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adhering to it will acknowledge truth, justice, and mo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ir conduct toward each other and toward all men, without regard to color, creed, or nationality; “擁護國際的所有社團和個人將承認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他們不分膚色、信條和國籍彼此相處以及對待一切人的準則”。特別地，作為國際運作的原則，《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也具體地規定：1. This Association is established to afford a centr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workingmen's societies exist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iming at the same end; viz., the protection, advancement, and 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第一條　本協會設立一個各國現有勞工團體之間聯絡與合作的中心媒體，實現保護、推動和完全解放勞工各階級的共同目標”。3. There shall annually meet a Gener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consisting of delegates of the branches of the Association.“第三條　協會的各支部代表組成勞工總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5. The General Council[25] shall consist of workingmen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t shall, from its own members, elect the officers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such as a treasurer, a general secretary, corresponding secretaries for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etc. “第五條　總協議會由國際協會成員國的工人組成，從它的成員中選出必要的職員如會計、總秘書[26]、各國聯絡秘書等，從事業務交流”。６．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form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and local groups of the Association, so that the workingmen in one country be consistently informed of the movements of their class in every other country;…… To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s,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periodical reports. “第六條　總協議會在協會各地和當地團體之間組成一個國際機構，以便使一國工人經常得知另一國工人階級的運動。．．．．．為便於聯繫，總協議會發表定期公報。”11. While united in a perpetual bond of fraternal co-operation, the workingmen's societie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will preserve their existent organizations intact.“第十一條　靠友愛合作的永久聯結團結起來加入國際協會的各勞工團體，將保留自己原有的組織不變”。

這樣對國際的運作的明確規定，接近於國際的名稱，實際上就是federalism。這個詞用在美國、瑞士、加拿大等國家體制，可以譯為“聯邦制”；用在社團組織或個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員原有性質、形式、人事、財務等資源不變的前提下共同締結同盟條約、義務、合同等，可以譯為自治／自由聯盟，與今天的歐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個人“掌握”協會、“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體領導”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爾召開的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國際最後一次各派代表參加的合法代表大會。代表比利時自由聯盟Belgian Federation的Eugene Hins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聯盟和很多法國代表贊同的“勞工評議會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會採納[27]：“代表大會宣布所有勞工都應該努力在他們的行業建立抵抗協會。一旦一個行業組合[28]成立，就應該通知同一行業的別的組合，這樣就可以形成各產業的全國性同盟。這些同盟負責收集所有產業資料、建議要採取的公共措施並確保執行，最終由自由生產者的聯盟Federation取代現有的工資制度。代表大會責成總協議會提供對所有國家的行會組合的聯盟的支持。”“行業和產業組織的協議會將取代現存的政府，這種勞工代表制將一勞永逸地趕走歷史上存在過的政府”。這種取代政府的勞工協議會制度，就是安那祺-工聯主義的精髓：要實現完全社會革命，就必須同時消滅財產和權力的壟斷。按照這個國際的精神展開的拉丁語系和斯拉夫語系國家的勞工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道路卻背棄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1918年，戰敗的德國把政權交給了社會民主黨，他們把德國引向社會主義了嗎？1933年納粹上台後解散議會，社會民主黨毫無招架之力，被希特勒不費一槍一彈徹底肢解了。另一方面，當1936年西班牙軍人和王黨發動叛亂時，儘管被長期壓制，國際的中流砥柱西班牙安那祺／自由社會主義者（全國勞工同盟CNT）力挽狂瀾，自發地拯救了共和，並在艱難的國際環境[29]中堅持了三年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鬥爭，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更進一步，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轉型證明了國家社會主義必然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30]。

如果自由社會主義派（僅僅列出以下的著名代表就夠了：吉約姆James Guilaume[31], Adhemar Schwitzgubel, Enugene Varlin, Louis Pindy, Cesar De Paepe, Eugene Hins, Hector Denis, Guilaume De Greef, Victor Arnould, R. Farga Pellicer, G. Sentinon, Anselmo Lorenzo）在巴塞爾會議上也不擇手段謀求政治權力，可以在巴枯寧本人出席會議、馬克思本人沒有到會、恩格斯還沒有資格出席會議的有利條件下，通過由貝克爾提議的按語系自由聯合的方案。那樣的話，由馬克思控制的倫敦總協議會就會“化為烏有”，而被在歐洲大陸的法語、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語、斯拉夫語、德語協議會中心所取代[32]，國際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馬克思在國際內的職稱（總協議會委員、德國聯絡秘書、荷蘭臨時聯絡秘書、俄國聯絡秘書）和後期（1870年10月4日）進入國際的恩格斯的頭銜（總協議會委員，西班牙聯絡秘書、比利時聯絡秘書、意大利聯絡秘書），與“馬克思領導國際發動了巴黎公社”的神話一樣可笑。巴枯寧並不是不懂陰謀權術，但在事關社會主義運動的緊要關頭，寧願“被宰”而不願宰割國際的同志。“既然國際的組織的目標不是建立新的國家或專制而是激進地消滅每一個主權，國際必須有與國家組織完全不同的性質。國家是何等地對人的興趣和本性的自然發展的權威、人為、暴力、疏遠和敵對，國際的組織就應該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興趣和天性”[33]。在既存的社會裡，博愛是博愛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王牌，但國際正是要以新的的精神和原則建立新的社會，不容許真正的自由社會主義者玩弄任何權力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以人民的名義實行恐怖的雅各賓主義最後變質為一小撮人對大眾的專政一樣，以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以及人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名義的專制／獨裁不僅不是社會主義（雖然有極個別的倡導者如巴貝夫、布朗基本人是社會主義殉道者），而且是國際勞工運動里的毒瘤。

巴塞爾會議加劇了馬克思派的恐懼和除掉巴枯寧的決心[34]。恩格斯加入國際總協議會後，具體策劃、參加並導演了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不僅違背國際的精神，也直接違反了國際的“真理、公正和道德”準則和相關組織條例，“因為馬克思希望把革命的槓桿掌握在自己手中”[35]。汝拉聯盟立即發表了Sonvillier桑維耳耶的歷史記錄，抗議倫敦總協議會的傲慢和虛偽：“總委員會只應該完成各支部的通訊局的職責，不應該有任何行政權力。”“總委員會在一些人的手中變成了某種個人財產，”“這些人竟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們把自己特有的綱領，把自己的學說強加給國際；因為按照他們的說法，他們儼然是一個政府，所以十分自然，他們把自己個人的思想說成是協會的正式思想，而把別人的思想說成是完全異端意見的非法表現。”“這個以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為理想的學派，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然要變成在委員會領導下的一種教階制組織；但是，章程中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他們自己的事業，所以應當要求保存以往的支部自治”[36]。“馬克思及其親信”、“總委員會的陰謀家們”、“馬克思派小集團”“無恥地認為自己是國際的代表和領導者”[37]。但是，馬克思派變本加厲，在自己親自參加的唯一的1872年海牙國際代表大會上偽造多數代表的身份、阻礙反對派代表赴會，操縱大會，把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者巴枯寧和吉約姆開除出國際，同時出賣了國際的廢除國家的使命，把國際變成他們的投票機器，去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

更詭秘的是：把國際從安那祺主義者手中“拯救”過來後，留下的成員以為可以進一步發展了。“這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38]突然向代表大會建議把總委員會遷往紐約” [39]！“決定把總委員會前往紐約是代表大會上最大的突然事件。從馬克思在海牙的時候寫給凱塞爾的信中可以看出，遷移總委員會對馬克思說來是早已決定了的事情”，因為“總委員會的成員已經不能繼續保證理解國際所處的危機地位，不能保證為了打退和消滅破壞傾向所必需的毅力和忠誠”[40]。原來，除了安那祺主義者，馬克思還恐懼戰鬥性很強的布朗基派[41]。如果開戰的話，其結果很可能是被布朗基派開除國際，所以與恩格斯密謀將總協議會完全改組，遷往整個社會主義遠動都鞭長莫及的新大陸紐約。布朗基派在《國際和革命》中憤然宣布：“國際背叛了自己所負的使命；它放棄了革命；它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 [42]，拋棄了這個馬克思國際。此外，“對於英國聯合會說來，總委員會從倫敦遷往紐約是一個沉重打擊”[43]，馬克思能對於“並肩作戰”的英國同志們也暗算下手，也是由於“他認為沒有得到英國[工人]領袖的承認只能看作每一個人的榮譽，因為每一個‘被承認的’工人領袖都從格萊斯頓、莫爾勒、吉里克之流那裡領取薪俸” [44]；馬克思特別不能容忍的是英國人“決定越過總委員會而同其他聯合會建立聯繫，就是一種直接的背叛行為” [45]。在欺騙、開除除了馬克思幫派的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流派之後，孤獨的勝利者在大會閉幕後發表演說：“至於我本人，…不，我不會退出國際，我將一如既往，把自己的餘生貢獻給那些我深信的…社會思想的勝利”[46]。既然早已決定拋棄國際[47]，如果馬克思在海牙會議之前就專心去繼續他的有價值的《資本論》研究，國際的命運就不同了！真正的國際在海牙會議上被埋葬了。國際在美國勞工中沒有影響，馬克思也不把國際的資料交給他的美國信徒左爾格等人。這個已經死掉的“馬克思國際”只好於1876年在美國費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宣布解散。

在海牙大會上，馬克思派本來也想把參加並被選為巴黎公社委員會成員、在國際中力圖調和馬克思和巴枯寧的衝突的法國流亡社會主義者Malon馬隆也排除掉。Malon反權威、接近安那祺主義者，認為國際應該是全世界的勞工組織的自由聯合，在倫敦的總委員會只應該是交流和宣傳中心，執行代表大會總會的決議，而不是發號施令，特別擔心“國際的德國成分”會分裂國際[48]。“在日內瓦，馬隆和勒弗朗塞建議承認桑維耳耶十六個代表的決議，譴責總委員會和不信任倫敦代表會議”[49]。Malon的擔憂被他的伴侶、法國女社會主義戰士Leo表達得更明確：她在“日內瓦國際支部如何排除誠實、有知識和獻身的社會主義者”一文中為巴枯寧和吉約姆等同志辯護，告白“我們正在從事反對具有統制和權威性質的倫敦會議決議的鬥爭，惡毒的天才馬克思是國際中的俾斯麥”[50]。

海牙會議後，國際的重要的聯盟成員在St. Immier召開會議，推翻了海牙會議的所有決議，恢復了國際的原初精神和原則[51]。世界勞工階級的根本地位沒有變化，國際的旗幟也不能因為馬克思或任何派別的政治目的而倒下。實際上，雖然自此以後在所有國家政權的壓迫下，國際連作為一個聯絡中心的功能也無法發揮，我們在馬赫諾運動、喀琅施塔得起義[52]、西班牙內戰到以天安門民主運動為標誌的中國民權運動、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53]、世界社會論壇、阿拉伯之春、互聯網自由人權等各種社會運動中都看到對國際的自由社會主義精神和基本原則的繼承和發揮。現代社會高度分化、國家機能高度複雜，社會主義運動也豐富多彩[54]，不必、也不可能拘泥於一種教義、組織、名稱、形式。當然，我們的具體工作也隨時代而變化，例如，八小時工作制在一個多世紀前已經基本實現，目前的目標應該轉移到以四小時工作制為口號的完全雇用[55]。面對全球化浪潮，2001年創立的“自由國際連帶”Libertari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包括了西班牙的CNT、烏拉圭安那祺主義聯盟以及法國、阿根廷、巴西、意大利、美國、墨西哥、南非等國際的組織，也歡迎不知道國際豐富歷史的各種爭取自由、人權、平等的團體。例如，面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西班牙失業民眾從安那祺主義的互助原理，學會拋棄歐元、自行組織“時間銀行”，平等交換勞動時間（律師和清潔工的相同勞動時間創造相同交換價值），廢除了利潤等金融投機的可能[56]。

比名稱和組織的正統性之爭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記、曲解國際的原則：

“勞工各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工各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

“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

“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不分膚色、信條和國籍彼此相處以及對待一切人的準則。”

[趙京，2012年９月３日 美國勞工紀念日，2016年2月22日修改]

[1]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IWMA，應被譯為國際男勞工協會（後改為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國際勞工協會）。俗稱為第一國際，是基於外界的誤解，因為所謂的第二、“第二點五”、第三、第四或“第五國際”，都在基本原則上曲解了國際的精神。

[2] 張文煥譯，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3] 英文bourgeoisie一詞來自法語，源於意大利語borghesia，主要指享有一定經濟自由（例如，有自己的房產）的市民階層，譯為“小布爾喬亞”、“小市民”在語感上比“資產階級”貼切。

[4] 最早的記載是由馬克思參與的Wilhelm Eichhoff以德語寫作、1868年8月發布的小冊子。英譯本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ts Establishment, Organisa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y, and Growth.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iwma/archive/eichhoff/iwma-history/index.htm

[5] 這兩者差異很大。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小農階級被圈地運動一掃而光，產生了無產階級大軍，但法國的小農經濟依然頑固抵抗工業化進步，在蒲魯東的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不過，加入英國工業聯合會的成員，屬於技術、熟練工人，被馬克思認為是分享殖民地利潤的工人貴族。

[6] 現有的中文譯為“無政府-工聯主義”。經典的論述是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1938. 筆者讀到的是AK Press 2004出版的第8版.

[7] 現在歐洲不少國旗都是三色旗，很難區分，也不必區分。

[8] 恩格斯1890年在倫敦出版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從這句話以及整篇序言對社會主義各流派的攻擊（如“其行文之巧妙連巴枯寧和安那祺主義者也不能不承認”、“所謂社會主義者是指兩種人。一方面是指各種空想主義體系的信徒，特別是英國的歐文派和法國的傅立葉派，這兩個流派當時都已經縮小成逐漸走向滅亡的純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會庸醫，他們想用各種萬應靈丹和各種補綴辦法來消除社會弊病而毫不傷及資本和利潤。”）可以看出作者炫耀自己事後諸葛亮的“高明”或隱瞞了加入國際的不可告人的意圖。如果《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向馬志尼派那樣開誠布公地堅持自己的原則（“後來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共產主義]拋棄”）要把幾乎所有國際的各派別都排擠掉，國際一開始就沒有必要接納流亡英國、沒有德國勞工階級授權的馬克思。

[9]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扉頁。其實，與巴枯寧一同被馬克思開除的國際的另一位領導人吉約姆本人用法文整理出國際的文獻集，可惜沒有被譯為別的文種，而我不懂法文。

[10]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頁。

[11]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78頁。

[12]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8頁。

[13]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9頁注1。

[14] 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再次指出：把此宣言算成馬克思的作品是有違“私人關係間應該遵照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的。

[15]恩格斯1888年在倫敦出版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與1890年在倫敦出版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雷同）。

[16] 早在1867年（國際剛成立的第二年）9月11日，馬克思就迫不及待地向恩格斯透露：“在下一次革命到來時—它也許比表面看起來到來得更快些—我們（也就是你和我）就將這個強大的機器掌握在我們手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48頁。從這封信也可以看出這兩個“革命導師”為了掌握國際所用的手段：“在下次的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我將親自置這些蒲魯東派的蠢驢們於死地。在我的書沒有出版和我們的協會沒有紮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進行這整個事情，而不願親自出面。此外，我將要在總委員會的正式報告中（儘管巴黎的空談家用盡了全部力量，他們也沒有能夠阻止我們再次當選）給他們以嚴厲的斥責。”“本來想完全不理睬我們的那個卑鄙的《星報》，昨天在社論中說我們比和平代表大會更重要。……英國工聯主義者中曾經認為我們走得太‘遠’的那些豬玀，現在也向我們跑來了。”

[17] 以下引自http://www.marxists.org/glossary/orgs/f/i.htm#first-international

[18]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international/iwma/documents/1864/rules.htm

[19] working classes指靠勞動為生的各階級民眾，不只是相對於農民階級的單一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體力勞動者）。出自工人運動的五月一號被稱為勞動節而不是工人節，也表示對所有勞動民眾的致敬。至今為止的中文文獻都以單數的“工人階級”翻譯為準，是服從列寧“無產階級”政黨一黨專政理論的需要。

[20] 馬克思在蒲魯東去世時還不忘攻擊蒲魯東：“《什麼是財產？》就是以所有這些激動了讀者，並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在嚴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這種聳人聽聞的著作在科學中也像在小說文學中一樣起着自己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16卷第28—36頁，“論蒲魯東”（給約•巴•施韋澤的信），1865年1月24日）

[21] 參見趙京：“巴黎公社悲劇的意義”, 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

[22]　在西班牙，連anarchism這個詞也無法公開使用，只能用libertarian這個詞代替。後來libertarian被自由資本主義盜用，造成一系列用語混亂。參見趙京:“以自由之名通往奴役之路：論哈耶克對自由主義的剽竊、褻瀆、歪曲和危害”, 2011年2月27日。

[23]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52. Rocker指出這一點，尤為中肯。他出生童工（兩次從孤兒院逃走），被德國社會民主黨開除，流亡巴黎、倫敦（其間與猶太人安那祺主義團體過從甚密）。第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後，他回國組織德國自由工人協會，1922年12月任新恢復的國際勞工協會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的秘書之一。因為列寧與社會黨國際（所謂“第二國際”）鬧翻另起爐灶成立共產國際（所謂“第三國際”），邀請國際勞工協會訪問蘇俄，試圖把國際勞工協會變為他的工具。國際勞工協會的另一個秘書舒奇當面批判了列寧（參見趙京“無政府主義者對自由的終生追求：舒奇的傳奇生涯”2003年10月23日）。1933年納粹上台後，Rocker逃離德國，並最終逃亡美國。

[24] 如果馬克思當面批判拉薩爾，就失去了在國際立足的本錢。巴枯寧在《國家主義與安那祺狀態》中以此質疑馬克思的個人道德，指出：馬克思和拉薩爾這類非工人的“工人運動領袖”，實際上把勞工階級作為他們的“顧客”，象醫生、律師那樣靠顧客的倒霉發財。從馬克思1865年1月和5月給美國兩個總統的獻媚賀信，看出馬克思把國際與美國政府，把他自己與林肯“平起平坐”的一廂情願，與勞工運動有什麼關係？如果違背國際的“勞工各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的第一原則，不靠自己解放自己，如列寧在“怎麼辦？”中坦白承認的那樣，各種“先知”、“導師”、“領袖”、“先鋒隊”就會找上門來。流亡的馬克思還向有錢有勢的“學生”（恩格斯在拉薩爾死後這樣講他們的關係）拉薩爾借款，引起糾紛，不在我們的關心之內。相反，歐文、蒲魯東、布朗基、巴枯寧、克魯包特金等都對勞工階級懷有兄弟友愛之情。

[25] 既有的中文文獻都譯為“總委員會”，好像它具有控制各地勞工運動的權力，不對。我參加過硅谷本地的聖何西勞工協議會San Jose Labor Council組織的活動。小布什悍然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後，聖何西勞工協議會邀請伊拉克的獨立石油工會的代表團訪美。一個女秘書（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放棄了別處的高薪職位來為勞工服務，領取不高的專職薪水）設計了很詳細的反戰方案，邀請所屬的聖何西各工會代表開會協議。結果，大家只完成或能承諾她希望的方案的四分之一。我很擔憂她的工作能否繼續下去，她回答說這已經是很好的結果了！去年，San Jose City Council（市議會）要砍掉10%的警察預算，警察工會請勞工協議會幫助，我動員我的高中生兒子替勞工協議會在市政廳前散發傳單，“遊說”市議會刀下留情。由此可以看出勞工協議會作為協調中心，本身是處理性行政事務而不是對人進行管理的新社會形式。

[26] 馬克思沒法當上總秘書/總書記，後來就設法取消了這個職務。在各國共產黨組織里，中文把原義為秘書的secretary翻譯為“書記”，為各種“書記”（如江總書記、薄書記）掌握專權開路。

[27] 以下的關於國際的歷史評述，來自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p.45-52. 而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第一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文件資料）》（張文煥譯，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收集的對巴枯寧的攻擊材料，不屑一顧。本來，有四種關於巴塞爾會議的原始文獻，中文讀者只能讀到經過馬克思修改的一種說法。

[28] 這裡，我按照日語譯法把trade union譯為行業組合，比狹隘的“工會”譯法準確。在美國，目前最強大的行業組合是公務員、教師和護士行業。

[29] 德意法西斯參戰支持佛朗哥，英國暗地裡與佛朗哥交易宣稱“中立”，控制着直布羅陀海峽卻不阻止佛朗哥把叛亂軍團從摩洛哥運到西班牙本土，法國受到同盟國英國的警告不敢支持西班牙共和國而得罪德國，美國政府宣布中立卻不妨礙公司向佛朗哥出售軍火，而蘇聯扶持沒有民眾基礎的共產黨在內戰中發動內戰奪權。

[30] 哈佛大學的Richard Pipes算是西方研究蘇聯的權威，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如Communism: A History (2001)和為美國政府提供的政策中，都用安那祺主義的理論邏輯反駁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因為他讀懂了安那祺主義，儘管他不是自由社會主義的朋友。

[31] 作為汝拉聯盟的組織者和巴枯寧的戰友，吉約姆也是逃到瑞士的克魯包特金轉向安那祺主義的引路人。他用法語寫成的４卷本《國際：文獻與會議》L'Enternationale: Documennts et Souveniers是對國際最詳細、忠誠的紀錄，可惜沒有被譯為別的文種。我不懂法語，沒法閱讀原文。

[32]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第一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文件資料）》（張文煥譯，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14-15頁。

[33] 巴枯寧語，引自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49.

[34]本身還沒有資格與會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寧隱藏在幕後。如果這個該死的俄國人真想用陰謀手段竊取工人運動的領導，那末現在該是好好教訓他的時候了，該是提出一個泛斯拉夫主義者究竟能否成為國際工人協會會員的問題的時候了。這傢伙很容易被捉住。”

[35]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29頁。

[36] 引自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09-210頁。

[37]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99頁注2。

[38] 容克的說明揭示了資助馬克思的跨國資本家金主的影響力：“在此之前他還是馬克思的親密的朋友。容克認為以前馬克思有一個習慣，在解決某個重要問題以前，總是先和自己的朋友們商量，因此很容易達成協議。但是，在恩格斯來到倫敦（1870年9月—作者）以後，他不再這樣做了。從這時起，在總委員會的會議上經常發生分歧，因此馬克思漸漸失去了自己朋友們的信任”。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9頁。“顯然，主要是恩格斯讓馬克思放棄總委員會的工作，…毫無疑問，在他的影響下現在採取了堅決的措施來反對巴枯寧及其活動。但是，也正是這些措施在總委員會裡引起了新的誤會”（上書第243頁注2）。

[39]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7頁。

[40]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0頁。

[41]歷史也嘲弄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海牙代表大會批准了倫敦會議關於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決議，並決定把相應的條文補入國際的章程。但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創始人是布朗基派，它的代表Edouard Vaillant（很像列寧的前身）在決議中綁架國際：“只要這個決議被代表大會採納並寫入國際的章程，每個成員就有義務服從，否則就會被開除。”

[42]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1頁注1。

[43]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51頁。

[44]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5頁。

[45] 特別是與受巴枯寧安那祺主義者影響最深的西班牙聯合會的聯繫。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2頁。

[46]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9-250頁。

[47] “卡爾∙馬克思知道，這將是國際的一個生死問題，他想在自己退休以前，…最糟糕的是，…同總委員會的一些老委員一起繼續進行有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自己不能控制了，就把整個國際整死，巴黎公社的“隨時撤換公僕”的原則哪裡去了呢？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43頁。

[48]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48-50.

[49] Gustav Jaec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張文煥根據蘇俄“書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211頁。

[50]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47.

[51] G. M. Stekloff用俄語寫成的《國際的歷史》是我讀到的最全面、客觀的研究，其第２部分專門寫海牙會議以後（安那祺主義）國際的歷史。英文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由Eden Paul和 Cedar Paul譯自俄文第３版，首次於1928年在倫敦出版。

[52] 關於這兩個運動，參見趙京：《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2011年1月。

[53] 他們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就是國際為之奮鬥的自由社會主義的世界。

[54] 其實，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生，是近代工業社會“有機化”的產物，與古代簡單社會形態中產生的共產主義要求不同（杜爾凱姆：“社會主義與聖西門”）。把豐富多彩的社會主義歸結為單調的共產主義，是返祖現象。影響了馬克思的德國共產主義倡議者工人魏特林移民到美國後，再也不提共產主義了。看到布爾什維克勝利的韋伯進一步指出國家社會主義政權也避免不了官僚制化（韋伯：《社會主義》，趙京譯，2010年3月）。Nathan Jun, Anarchism and Political Modernit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2進一步討論了安那祺主義的現代性議題(尼采、哈博馬斯和“後現代性”Foucault, Deleuze等)，揭示了現代社會離不開國際成立時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55] 趙京“四小時工作制與完全雇用”，2010年3月6日。

[56] 連華爾街也從安那祺主義尋求靈感：“For Spain's Jobless, Time Equals Mone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7,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