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3日，我第一次向Amazon/亞馬遜公司提交付諸2020年股東年會表決的提案，要求大為降低高層報酬與中間年收雇員的差距。公司雇用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律師行致函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以我的提案“微觀管理”公司業務為由排除了我的提案。[1] 2020年10月20日，我再次向Amazon提交付諸2021年股東年會表決的提案，要求改革董事會結構，至少納入一名普通員工代表。我隨後得知：Oxfam America等四個天主教組織、兩個州的公務員退休基金聯合提案，內容與我的提案高度類似，而我的提案早於聯合提案，所以Amazon計劃把我的提案付諸表決而排除聯合提案。經過幾番交流，為了顧全大局，在聯合提案得以付諸表決的條件下，我撤回了提案。[2] 2021年9月22日，我再次向Amazon提交付諸2022年股東年會表決的提案，要求改革既存的“候選人數等額當選”的非民主選舉方式，差額選舉董事會成員。我引用Berkshire Hathaway董事會主席Buffett在2020年2月22日的股東大會致辭：“董事薪酬現在飆升到一個水平，不可避免地使薪酬成為影響許多非富豪董事會成員行為的潛意識因素……。 如果非富豪董事嚴肅地挑戰現任CEO/首席執行官的薪酬或收購夢想，他或她的候選資格將默默地死去。在尋找董事時，CEO不會尋找鬥牛士，而只要可以被牽回家的哈巴狗。”自2020年2月以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據 “爭取美國人稅收公平”組織和“政策研究所”關於不平等項目的報告，美國億萬富翁們的總財富在疫情大流行期間從2020年3月18日危機開始時的3萬億美元飆升到2021年8月17日的4.8萬億美元，增加了62%。根據Aristotle/亞里士多德的《Politics/聯邦政治研究/政治學》的定義，美國公司董事會和高管成員們已成為寡頭階層。在這部經典中，亞里士多德論證了在一個穩定的城邦中，富人的與窮人的財富（土地）的比率不應超過5比1[3]。然而，根據2021年年度股東大會通知，Amazon網絡服務首席執行官的薪酬與中位收入員工的薪酬比率為1236比1，全球消費首席執行官的薪酬比為1596比1。人性並沒有改變那麼遠、那麼突然、那麼荒謬。主要問題之一是公司董事會不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董事會需要民主改革，從更多元化的候選人中選出成員，股東應有權從多於董事會定額的候選人中進行選擇。 我發出經過確認的郵件和電郵後幾乎半年沒有得到公司的回覆，2022年3月10日我再次詢問，3月16日終於收到公司雇用的同一個律師行的電郵，通知我公司計劃把我的提案付諸股東大會表決，並轉發公司董事會將發布的反對聲明，其中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全美上市的S&P/標準普爾 500公司中沒有一個公司實行差額選舉董事會。 正是因為全美上市的公司沒有一個實行差額選舉董事會的制度，才顯示民主選舉改革提案的迫切意義。寡頭階層對錢權的占有越來越成為加劇社會矛盾和國際衝突的根源。我不由得回顧自己1980年參與、1983-84年在中國的大學倡導學生會民主選舉過程中經歷的Spinoza/斯賓諾莎式人生升華[4]，以及為改善Yahoo/雅虎公司人權政策受到威脅而不得不訴諸法庭的遭遇[5]，在這個人類動盪不安的時刻，確認這正是通往真理和永生的道路。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22年3月19日] 【補充】 5月25日，Amazon股東大會以網絡方式召開，議程除了公司的4個提案，還有15個股東提案（一個在會上撤銷，一個臨時增加），持續了近兩個小時。股東提案除了內容豐富多樣外，有幾個提案直接由Amazon低收入的雇員宣讀，沉痛批判公司的各種治理弊端，引起媒體的廣泛報道。今天，投票的結果公布出來[6]，值得關注的結果包括：第3號公司提出的高層報酬提案208,213,120股贊成（67.3%），163,510,060股反對（32.7%）；第8號要求報告包裝材料的股東提案181,296,823股贊同（48.9%），189,313,134股反對（51.1%）；我的要求差額選舉董事會的第15號提案3,037,944股贊同（0.82%），367,390,195股反對（99.18%），2,442,390股棄權，53,465,310股（共同基金等）未投票；第16號要求報告倉庫工作條件的股東提案163,081,744股贊同（44%），207,204,341股反對（56%）。 以我的2股獲得別的3,037,942股贊同，相當於1518974倍“回報”，這就是我所說的“阿基米德槓桿”效應[7]。0.82%是我十幾年來36個付諸表決的股東提案中獲得贊同最少的數字，可見要求差額選舉董事會的民主化提案對於美國的企業治理是新穎的視角和革命，曲高和寡，創新啟蒙之路任重道遠。由於不到5%，同樣的提案3-5年內不能在Amazon的股東大會上繼續表決，可以考慮提交到AT&T[8]等公司的股東大會表決。欣慰的是，對於Amazon公司的企業治理問題，正如豐富多樣的股東提案所示，已經成為全美關注的社會焦點之一，包括政府各部門、媒體、股東、顧客、雇員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已經動員起來幫助改善，讓我們拭目以待。 [2022年5月27日]
[1] 趙京：“改革Amazon/亞馬遜公司的高層報酬政策”，2020年1月10日。 [2] 趙京：“改革Amazon/亞馬遜公司董事會結構的提案”，2021年2月20日。 [3]趙京，“亞里士多德《Πολιτικά/ㄆㄛㄌㄧㄙ事務/政治學》1-3卷譯註”，2021年3月27日。 [4]趙京：“回憶1980年清華學生會選舉”，東京《民主中國》月刊 1990年6月號。 [5]趙京，問責雅虎人權基金濫用的最後提案，2017年10月24日。 [6] https://d18rn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0001018724/1fa7b6fe-5a32-4fd7-8429-317d06b34e6c.pdf [7] 趙京，“推動惠普人權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槓桿”，2013年2月13日。 [8] 我的“改善高層報酬”的提案在2020年、2022年分別獲得8.72%、12.31%贊同。（趙京，“繼續改善AT&T高層報酬方案的2022年股東會議提案”，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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