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想到用这个题目，因为这是我读过的较完整的韩国/朝鲜近代史的书名[1]，也符合我这第一次对韩国的一周考察的总体印象。

曾经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任副所长的Pastreich博士[2]在韩国Kyung Hee（庆熙）大学任教，并创办The Asia Institute亚洲研究所，邀请我访韩。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本留学时很想到韩国访问，而韩国为了拉拢中国，也欢迎中国留学生来访，但毕竟政治上敏感[3]没有成行。与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类似，处于中日美三大国之间角力地带的朝鲜半岛，正是精通英文、中文和日文、韩语的Pastreich发挥专长之地，也是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自然关注对象。

6月13日周五，我从旧金山机场飞抵仁川机场，当晚在以艺术专业学生为主的弘益大学前地铁站下车，感受韩国学生的周末之夜激情，仿佛回到80年代后期日本的街头。我进入一个简易学生旅店（20美元左右），原来还是台湾来的学生经营的，住在只有一个高低床的房间。深夜，进来一个韩国青年，用非常有限的英语告诉我，他不是学生，而是工人，干了一周体力活，来这里喝酒痛快一夜。他很快把东西扔在上铺就出去了，到凌晨才醉醺醺地爬回来。我一整夜都没法入睡，天亮后，给他留下纸条，希望他趁年轻多学习，压上一小盒巧克力就告辞了。

第二天一早，见到久别的Pastreich，去附近的餐馆见到亚洲研究所的来自美国的Hartsell博士和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泰国学者Chachavalpongpun博士。Hartsell与Pastreich一样，也与亚洲女性结婚，正在寻找自己的在亚洲的位置。Chachavalpongpun因为泰国最近的政变，担心护照会被吊销，回不了日本和泰国。我半开玩笑地介绍自己失去护照十几年、23年后才回到家乡的经历，他大为恐慌：“不，不，泰国不是中国！”

Pastreich然后带我去一个基督教大学，出席韩中社会科学学会夏季国际会议，见到了主持人釜庆大学徐暢培等几十位中韩教授。韩国的学者几乎都会中文，不少人在中国获得学位，但他们的发表都用韩语。他们非常友好地欢迎我，知道我没带几张名片后，立即拍照、到附近的服务店加印了一百多份！我照着论文提要的中文简介，经过几个小时的灌输，对韩文感到有点耳顺了，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韩文的发音有不少介于中文和日文之间。中国来的学者都用中文发表，而且因为时间被大为压缩，基本上没有起到交流的作用。我好不容易抓住机会，用英文指出几篇论文中的方法论通病：把计算机算出的数据不加取舍地滥用。当然，这是世界上所有没有受过基础数学训练的人文学者的通病，并无它意。总体来讲，感觉很象80年代后期日本的社会学会对中国的研究，浅而泛，还处于起步阶段。另外，韩国的“男尊女卑”现象，也与80年代后期日本的社会类似。我也与几个来帮助会务的中国留学生交流，知道了最近的在韩中国学生的现状。中韩之间，在各种层次都还有很大扩展空间，这也是今天习近平率大队人马访韩的基础。

15号周日，我在首尔市政厅广场前看到政府组织的悼念最近游轮遇难者的活动，也献上一束菊花。附近的德寿宫正好是体会韩国历史的起点。此宫殿颇为近代，除了雕刻，还有西洋式庭院和喷泉的宫殿，显示从中世向近代的转换，但门卫的衣着比里面的建筑更能体现韩国的文化特征。

景福宫是朝鲜半岛国家形成初期(1392年左右)建造的第一座宫殿。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建筑物本身并不值得过多观赏，我在后面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停留较久，从那些汉语文物上体会出中华文明大一统天下辐射到朝鲜半岛的流源。这不由得又联系到日本的历史。我到达附近的国立民俗博物馆时正好关门了，幸好外围的建筑物也值得观察一番。

16日到达昌德宫，才知道周一休馆，只好骑车绕行一周。它作为朝鲜的法宫(国王起居及处理政务之宫)，是国王们使用时间最长的宫殿（270年）。途中经过青瓦台（大韩民国总统官邸），也没有开放。附近的昌庆宫是圣宗(朝鲜第9代国王)1483年为先王王妃们所建宫殿，倒也雅致。我随着英文讲解员入内，还是体会着汉字/中华文明order秩序/规范的延伸。每当我参观博物馆时，总是对比我们今天的social order社会秩序比过去进化了多少。

我接着向首尔地标——N首尔塔进发，除了观赏韩国首都的全景、体会“汉江奇迹”[4]外，专门步行几公里下山，参观安重根纪念馆。我70年代末看过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记忆犹新，也专程参观过安重根就义的抚顺监狱，充满敬佩之情，来到韩国，必须到此敬拜。除了历史展示外，我也注意到醒目的朴正熙题词（汉字），正显示韩国政权（其女儿就正在青瓦台！）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也是连接日本、中国历史的结合点之一。

17日上午，我来到首尔火车站广场，见到另一位手持手雷的民族英雄雕像，也是国家政权正统性的宣示，教育/灌输给国民。这时，一个体现韩国国民性的现象发生了：一个从地铁站口上来的男子昏倒在雕像前，边上经过的人都视而不见。我站在十多米外犹豫不决，终于看到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向前去，打电话救护。我也走到跟前，掏出水瓶小心灌入昏迷人口中。他终于睁开眼睛，与年轻人讲话。不一会儿，有三个保安人员过来，我就离开了。

当然，对于任何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来说， demilitarized zone（DMZ），也即共同警备区域JSA，比包括韩国议会在内的地标更有价值考察。[5]DMZ是在以休战“三八”线为准的南北分界线周边，韩朝双方在各自所属领地内退后2公里而划出的一块军事缓冲区。DMZ仍属军事管制区域，外国人必须提前几天由专门的旅行社导游前往。我预约后，又从中国返回韩国，27日随团前往军事管制区内。除了临津阁、望拜坛、木制的自由桥、破旧的战争期间蒸汽火车头、第三地道、美韩军事纪念碑和都罗展望台（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的开城）和连接首尔和新义州的京义线的永远无法开通的都罗山站，我们由美军士兵带入板门店会谈现场。奇巧的事，三八线对面也有平民，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但我们都被警告：不得向对面指手招呼。

在韩国一周左右的考察期间，倒没有见到多少人谈论、关心“统一”。韩国的年轻一代已经从历史上知道，这不是他们自身能够掌握的命运。与以/巴围墙、美墨边界等人为隔离装置一样，三八线见证着国家制度这种political order政治秩序的荒谬和人类未足够开化的程度，应该像柏林墙的命运那样被推翻，改建成博物馆。那时，韩国/朝鲜人才能说：“我们得到了太阳普照之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