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说明, 1 前言, 2 民主主义官僚制社会主义-比较政策-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翻译说明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无需介绍。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早已经译为中文出版。我1989年译完此文时没有发现中文译本，但我不能确信二十一年后仍然如此。如果有其他译本，尤其是直接译自德文的译本，那么，我的译文可以对照，帮助读者理解韦伯对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议题的认识。

作为译者，我无意在此对韦伯的这篇短文加上注解或进行总结。我只想补充两点说明：1、韦伯的主要贡献不在政治思想或理论，他对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如普鲁东那样的创新的贡献，也没有如杜尔凯姆那样的专门的研究。处于他的时代，他头脑里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由前一代的政治思想巨人马克思确立，主要是指被称为相较于“自由社会主义”或安那祺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 的、以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韦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思考，专注于对“马克思之后”的回答、解释、批判，而不是创新。2、韦伯的这篇《社会主义》短文（另有一篇3—5页标题为“社会主义”的短文收入在他的《经济论文集》中）不是研究著作，而是韦伯1918年6月在维也纳应邀对战败了的奥匈帝国的预备役军官团所作的演说。当然，指明上述两点，并不是抵消此文的价值。既然社会主义是攸关人类社会的如此重要的议题，了解一个伟大的社会经济学家晚年在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勃兴之际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末期的衰退正说明它需要批判地吸收包括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需要克服在此文中预见到的中心困难：（国家）社会主义能避免官僚制的弊端吗？生产手段的国有化能消除支配·压迫·剥削和异化关系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官僚独裁呢？

此译本是我在日本大阪大学作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同时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性转折中，于1989年8月从日文版（浜岛朗译，讲谈社1980年出版）译出。间隔十五年之后，我2004在美国圣荷西（硅谷）对照英文版Weber Political Writings，edited by Peter Lassman & Ronald Spei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272-303进行了修订。当我对照日、英文版译文时，发现两种译文在表述上相差不少。在两者不一致之处，都以英译为准。与其注意讲演稿表达出来的并非严密论证的内容的精确性，本中文译本更注重文章的思想连贯性。采取意译的另一个优点是，减少了对于特殊背景的注释说明。

时隔二十一年之后，我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在《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ISBN: 978-0-557-01635-8，2008年10月，同一出版社）中对社会主义的考察有不少评述，希望读者同时参考阅读。

本书第一版于2008年10月出版后，王兰博士根据日译本进行了校正，改正了我译文中的不少错误，才使我确信可以正式把此译文介绍给中文读者。

感谢王平同学的协助。

赵京

2010年3月8日，美国圣拉蒙

预备役的事情，三等车内的见闻，“启蒙”活动与军事权威，劳动运动的领导者和大众，军队与工会的共通点。

什么是民主主义，直接民主主义的贵族特征，美国的民主主义，党政分离，美国劳动者的官僚概念，专职官僚的出现以及大学性质的变化，身份意识的增强，在美国的经历，普遍官僚制不可避免，工厂的官僚制，大学·研究所的官僚制，军队的官僚制，国家机关的官僚制，社会主义能回避官僚制吗？

私有经济秩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历史上满足生活需要的几种企业主式的形态，城市行会的独占，工厂生产和规律，竞争·淘汰·失业，追求利润引起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物支配人，作为共同经济的社会主义，国营化和官僚统治，实际上的产业统治国家，国家社会主义使劳动者成为奴隶，业主社会主义呢？消费者社会主义，消费能社会化吗？

《共产党宣言》及其预言，未来的展望，人支配人现象能消除吗？资本主义是没落的吗？贫穷化与产业预备军的理论，抛弃贫穷化理论，劳资两大阵营的分化，白领工人的增大，恐慌的预感与革命，恐慌论的谬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家的消亡，证券民主化和受益阶层的扩大，机械化带来劳动者阶级统一性的瓦解，中间层增大，标准化的影响，职员阶层的脱无产化倾向，大革命论向修正主义的变化，向现实政治靠拢。

政党与工会，政治主义的革命路线，经济主义的现实路线，工团主义与直接行动，同盟罢业与暴力，向现存秩序挑战，否定议会主义，敌视改良主义，谁负责生产管理？革命领导者的浪漫主义倾向，俄国的实践，怎么看无产阶级独裁的现实？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世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及其结果的态度，孟什维克的立场，革命将会带来什么？农民的保守性，悲观的革命展望，社会主义者与讲和问题，讲和还是革命？与社会主义者的对立，社会主义与国民利益。

首次能对奥匈帝国军官团的各位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也稍微有点困惑，因为我对奥匈军队预备役的组织管理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而虽然是预备役，军官们对于士兵们的影响仍是决定性的重要。自然，预备役军官与民兵军官不是职业军人，他们不仅没有经过正规的士官学校的军事训练，也没法接触到组织管理内部系统的全部。

话虽如此，在我的长年的岁月中，也几度在德国各地的军队度过了不短的时光，对于将校、士官和士兵们进行过不少观察。至少我能看出：在这些那些的影响关系中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难办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然，关于奥匈的军队，我一向无所知。当我试图理解奥匈军队的内部情况时，遇到的实际困难是奥匈帝国内有多个民族，奥匈军队里也讲多种语言。奥匈预备役军官们曾对我作过几次说明，怎么办才能与非军人保持必要的联系，并对超出服役以外的事情有影响。我自己是德国式的观念而已，那么，请允许我首先就德国军队的情况，作两、三点说明。

当然，我的说明只是非常有限的井中之蛙式的观察。最近我经常在德国各地旅行，只要不是太长的旅途，或者我不太忙的话，总是乘三等车，这样，我就能与几百名往返于前线的士兵们在一起了。

这时，在德国军队里正好展开由军官进行的“启蒙”教育，我自然而然地从耳朵里听到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议论。虽然有少数异调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军官抱有无可怀疑的信赖感。

那么，问题发生于必须立即对“启蒙”活动的重大困难程度进行认识这个状况下，特别是：只要人们、士兵们对于各种直接、间接的各个政党推行的政策的意义抱有怀疑，他们通常也就不信任“启蒙”活动。士兵们一旦休假就能立即与政党人士接触，那么，对于政党人士所抱的信赖很难保持下去了。

由此产生的问题更大了，士兵们必须无条件地承认长官的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除此之外是没法设想的（当然，在德国，有时会发生在别的方面对长官进行侮辱的行为，但军事方面的权威原则上是不能怀疑的），就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感情：“我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和事情，是向军官请教的，但军官们仍然是处于与我们身份不同的阶层，无论怎么希望，总不能使他们与我们这些有工人、农民背景身份的人同样地思考问题。”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用更简单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感情。“启蒙”活动如果不顺利进行，军事方面军官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权威是否也会被损伤呢？如果这样的话，在士兵们已经习惯了服从的领域里，对军官权威的无条件的承认就行不通了。

此外，过去与社会主义对立时经常发生另一种错误。站在社会民主党对立面的政党对劳动者说：“工会组织者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夺取工人的收入方面比资本家更甚。”不过，这种错误很早就没有人再提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劳动者都会这样回答：“的确，这些人靠我们的收入生活，我们付钱给他们，正是如此我们才能信任他们。他们依靠我们，必须为我们说话，这几文钱是值得支付的。”

知识阶层在各种领域造了专用语、流行语等等规定了的文句，没有例外地参入各种政党活动，包括左翼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如果要对这些有知识的人做出以上的这种不好听的评论的话，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依我之见，对德国工会的权利从立法等方面采取承认的态度是好事，尽管工会也存在可指责之处。对工会的这种态度，从军事上的见解看来也是明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工会也代表着一些军事组织固有的特征。你可以从你的角度看待罢工，其多数的场合是围绕利害关系、围绕工资的斗争。但却并不只是为了工资，为了精神信念的场合，例如，为了名誉的斗争也不少。劳动者们就是这样理解名誉的。

一个工厂里，同一车间的人靠名誉感或友爱感联接起来，这种联接，虽然结果不同，却是军事组织连带的基础。正如无论是公共团体还是秘密结社都无法根绝罢工一样，从军事上看，认识到这种情况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这是事实不可改变，所以平时应该与士兵关系良好，只要士兵之间的关系不影响到军事职责，就不要干涉。依我的主观印象，德军就是这样的。

现在回到主题吧，即你们请我来讲演的主题：社会主义的立场及其对它的态度。这个主题如果针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应该花上半年时间来讲。首先我要提出的是：“社会主义者”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些人自我命名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被任何立场的社会主义政党所承认。

所有具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在今天全都是民主政党。让我先稍微对这个民主性质进行一点考察吧！

那么，民主在今天是什么呢？这与今天的主题相关，但也只能微微提及。民主可以有无穷多种解释，其自身只意味着不存在各个阶级间的政治权利的形式上的不平等。不过，这会产生出哪些各式各样的结果呢？

民主主义的古老样本，可以以瑞士为例。在乌利、许瓦兹、温特瓦尔敦、阿本拆及格拉路斯这些城镇，今天也如此，由全体市民——阿本拆有一万两千人，其他城镇有三千至五千人——定期在广场上汇集，就城镇长选举以及包括新税法的各种行政问题进行讨论，然后举手以多数票决定通过。

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由这种民主方式在五、六十年内选出来的城镇长名册，就会惊奇地发现：常常载着同一人名，或者是某一特定家族的人一直占据着这个位子。也就是说：民主是法律上规定下来的条文，它的运转是贵族主义式的。当然，这个理由极为简单，任何人，如果他本身的职业不成功的话，是无法担任城镇长这样的官职的。在经济上，他必须是富裕的、往往就限于资本家阶层；如果不这样，就必须支付给他高薪和厚禄。

应该由有钱人以名誉性的职务来低廉地管理行政呢，还是由专职的领薪的官僚来高费用地管理呢？这是民主制度必须选择的方式。现代社会中，名誉职务已经不可能胜任国家管理了，而职业官僚制的产生，在大规模组织形态的现代国家中，已经成为所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唯一命运了。目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状况。从理论上看，美国的情况与瑞士相同，各州的大部分官僚，以及合众国总统，即使不是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也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平等的选举产生，合众国的其他官僚由总统任命。经验证明，这些被任命的官僚，比国民投票选出来的官僚，一般地在能力和人品上更优秀。因为总统与他的支持政党，既有选民期待的资格，更有相应的责任来任命官僚。

美国的民主，按原则讲，总统四年一换，由他任命的三十万以上的官僚要交替，各州州长及他们任命的数千官员也应该交替。但是这样的民主已快终结了。因为由政党任命的官僚，是由于对政党忠诚才被任命为官僚的，他们专业上的能力就不被重视，什么审查、考试等等，几年之前还是美国民主所不知道的制度。与此相反，官职只不过是提供给大家来轮流作庄的生活机会而已。

关于这一点，我曾与美国的劳动者有过几次谈话。典型的美国劳动者薪金高，也有教养。有些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比许多美国大学讲师的工资还高，他们熟悉市民社会的风俗，戴着高筒形礼帽，伴着夫人。其夫人，看起来在才气和贤惠方面稍欠不够，不过其举止并不逊于别的贵妇人，只不过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属于下层阶级。

我与这些美国劳动者同席时问道：“你们怎么能让那些家伙从政呢？那些官职是你们提供的，但他们的官位却是由政党任命的，他们必须以某种形式把薪金上贡给政党。而且，他们的任期只有四年，期满必须辞职，所以他们在任职期内定会贪得无厌地赚钱。你们怎能白白地把几亿美元交给这些腐败之徒让他们去从政呢？”

这种场合，我总是得到美国式的回答。这个回答表现得满不在乎：“这算什么？想要偷盗，钱是有的，然而别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要赚钱是有门路的。无论是政客还是官员，算什么玩艺儿，被人瞧不起的。不过，像你们那样，有学问的人要通过什么考试才能当官，岂不把我们当傻瓜了吗？”

这个回答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是说到点子上了，对欧洲这样的经过大学专门训练的有身份的官僚阶层的出现，他们心里是害怕的。

即使在美国，很早以前，凡人从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专职官僚制度很迅速地普及，实施了职业考试。当然，这还停留在形式上，特别是在某些技术官僚的选择上；但这种实践却是很急速地在普及。由总统任命的官僚中，现在已经有十万人左右必须通过考试，合格才能被任命，旧民主制度已经迈出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并开始转变。

与此相应的是美国大学也开始扮演崭新的角色，大学精神风貌也为之一新。结果是：发动战争的已经不再是从战争中赚钱的商人，而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人了。在美国之外，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九0四年我去美国，美国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德国到底决斗是怎么定下来的？怎样在剑术训练中刺下伤疤？美国大学生认为决斗是骑士风俗，是值得学习的体育活动。

最重要的是，特别在我的研究领域，专业写作也迎合了这种风潮。我读到当今最精彩的文章结尾是这样记载的：“世界经济向着以战争剥夺别国的世界贸易而获利的方向发生转移，值得庆贺。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美国人只顾赚钱不讲道义的时代宣告结束，我们将再次迎接尚武精神和骑士道义的世界的到来。”

他们可能想象现代战争如在冯特挪（注1）会战中那样，法国的传令兵向敌方叫道：“英国绅士们，请先开枪吧！”美国人对近代战争就是这样看的，战争就是眼前的一种骑士般的运动，这种运动，比起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有一种身份高贵的感情意识。

据我所知，以这样的“种姓”形式看待美国，正如德国对美国的各种评估一样，已经自有定论。政治家即从这样的种姓阶层中产生出。这次大战的结果，美国将变为拥有庞大军队、军官团和官僚的国家。不可能期待这样的军官会同情美国的民主制度。我当时曾与他们交谈过。有一次，我到一个同事的女儿家去，正好那时佣人放假了——在那里，佣人也是有两小时的休假时间的。她的两个海军士官候补生儿子正好回到家中，母亲就说：“你们到外头去把雪扫了，否则每天会被罚款100美元。”两个儿子正好与德国海军士官一起，认为这种事不该由他们干。他们的母亲又说：“你们要不干，只好由我干。”

这次战争对美国来讲，促使了官僚制的发达，也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升进的机会。在人们说“欧洲美国化”的同时，战争也使美国很快地欧化了。近代的大国的民主制度，无论何处都是官僚化的民主制度，非此不可。

这样，高贵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名誉官职就被官僚阶层取代了。这是无论何处都发生的过程，政党内部的运行也是这样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长年累月的专业训练，不断发达的职能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官僚阶层进行管理的必要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首要事实。近代经济的管理方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途径。

特别是，普遍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很准确地表达在常常被引用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这个社会主义口号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劳动者被从他们所用于生产的手段中分离出来，劳动者变成了工资奴隶。对比中世纪的场合，劳动者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他们以此进行生产。而近代劳动者，不可能拥有生产工具。他们干活的矿山和工厂的经营权不论是为资本家还是为国家所有，都不是他们的。近一步，考虑一下以下的情形：过去的手工业者自己买进加工原料，而现在的工资劳动者却不这样，也不可能这样；与此相应，过去和现在的手工业者可以保持自己的产品，各自处理自己的产品，卖到市场上去以用于自身的需要；而在现在的大企业中，产品的处分权不在劳动者手中，而在资本家或国家的经营者手中。

的确如此，而且这并不只是经济生产过程中特有的事实。例如大学内部的情况，也是与此相同的。过去的大学讲师或教授自己买图书或设备进行工作，例如化学教师就自己制作教学的必要设备。与此相比，近代大学组织中的雇员，例如大研究所的助手，与普通劳动者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下。他们随时都有被解职的可能，他们在研究所里所有的权利，与工人在工厂所有的权利没有区别。他们必须像工人那样服从现行的操作程序。化学或物理研究所、解剖研究室以及附属医院所用的材料、仪器、设备等等，都不为他们所有，而是国有财产。他们由研究所长管理，只是按劳取酬，而且他们的收入的计算方法在本质上与熟练劳动者没有两样。

军队领域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同。过去的骑士是马匹、盔甲的所有者，他们的给养和武装必须自备。当时的军事制度遵循装备自理的原则。在古代都市和中世纪骑士军中，人们必须自备枪盾、马匹、自带粮草。近代军队的成立始于诸侯供应给养，这个瞬间，兵士和军官再也不是战争管理手段的所有者了（军官与别的官僚有一些不同，但他们都一致服从自己的上司）。近代军队就是靠这一点组织起来的。

俄国兵士很长时间内不敢从散兵壕上逃跑，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心中明白：因为有这些军官团、给养部门以及其他官僚机构的存在，军队每个人的存在与给养部门与这些机构的功能息息相关。如同劳动者被从劳动手段中分离出来一样，他们也被从进行战争的手段中分离出来了。

封建时代的官僚，即被授予行政权和裁判权的诸侯，与骑士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他们自己支付行政和裁判的费用，在行政和裁判的过程中取得报酬。这样，他们就拥有行政运行的手段。当君主把这一切归于自己的家政、雇佣领薪的官僚、把官僚从经营手段中分离出来时，近代国家也就出现了。

这样，无论何处事情都一样，在工厂、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大学研究所内部，都存在着官僚体制编成的机构，靠这些机构，经营手段被集中在统治这些机构的人的手中。这一部分是由纯技术性的如机械、大炮等近代运行手段的特性而来的，另一部分是因为从军队、官厅、工厂以及经营的“规律”中发展出来的更有效的人际合作关系。

无论怎样，劳动者从经营手段中的分离，如果只以为是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本身固有的现象，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换一个机构的首长，例如把私有制的企业主换成国家的总统或大臣来管理，事情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什么样的场合，从经营手段中分离开来的现象依然存在。中世纪手工业经营手段或者在各个行会主手中，或是在地域行会手中，但今天的矿山、熔炉、铁道、工厂及机器绝不是各个或多个劳动者的财产。现代技术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