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說明, 1 前言, 2 民主主義官僚制社會主義-比較政策-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翻譯說明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無需介紹。他的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早已經譯為中文出版。我1989年譯完此文時沒有發現中文譯本，但我不能確信二十一年後仍然如此。如果有其他譯本，尤其是直接譯自德文的譯本，那麼，我的譯文可以對照，幫助讀者理解韋伯對社會主義這個重大議題的認識。

作為譯者，我無意在此對韋伯的這篇短文加上註解或進行總結。我只想補充兩點說明：1、韋伯的主要貢獻不在政治思想或理論，他對社會主義思想既沒有如普魯東那樣的創新的貢獻，也沒有如杜爾凱姆那樣的專門的研究。處於他的時代，他頭腦里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已經由前一代的政治思想巨人馬克思確立，主要是指被稱為相較於“自由社會主義”或安那祺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 的、以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韋伯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思考，專注於對“馬克思之後”的回答、解釋、批判，而不是創新。2、韋伯的這篇《社會主義》短文（另有一篇3—5頁標題為“社會主義”的短文收入在他的《經濟論文集》中）不是研究著作，而是韋伯1918年6月在維也納應邀對戰敗了的奧匈帝國的預備役軍官團所作的演說。當然，指明上述兩點，並不是抵消此文的價值。既然社會主義是攸關人類社會的如此重要的議題，了解一個偉大的社會經濟學家晚年在二十世紀（國家）社會主義勃興之際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的。事實上，（國家）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期的衰退正說明它需要批判地吸收包括韋伯的官僚制理論，需要克服在此文中預見到的中心困難：（國家）社會主義能避免官僚制的弊端嗎？生產手段的國有化能消除支配·壓迫·剝削和異化關係嗎？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官僚獨裁呢？

此譯本是我在日本大阪大學作社會學博士研究生同時置身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歷史性轉折中，於1989年8月從日文版（浜島朗譯，講談社1980年出版）譯出。間隔十五年之後，我2004在美國聖荷西（硅谷）對照英文版Weber Political Writings，edited by Peter Lassman & Ronald Spei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272-303進行了修訂。當我對照日、英文版譯文時，發現兩種譯文在表述上相差不少。在兩者不一致之處，都以英譯為準。與其注意講演稿表達出來的並非嚴密論證的內容的精確性，本中文譯本更注重文章的思想連貫性。採取意譯的另一個優點是，減少了對於特殊背景的注釋說明。

時隔二十一年之後，我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我在《安那祺主義：理論與實踐》（ISBN: 978-0-557-01635-8，2008年10月，同一出版社）中對社會主義的考察有不少評述，希望讀者同時參考閱讀。

本書第一版於2008年10月出版後，王蘭博士根據日譯本進行了校正，改正了我譯文中的不少錯誤，才使我確信可以正式把此譯文介紹給中文讀者。

感謝王平同學的協助。

趙京

2010年3月8日，美國聖拉蒙

預備役的事情，三等車內的見聞，“啟蒙”活動與軍事權威，勞動運動的領導者和大眾，軍隊與工會的共通點。

什麼是民主主義，直接民主主義的貴族特徵，美國的民主主義，黨政分離，美國勞動者的官僚概念，專職官僚的出現以及大學性質的變化，身份意識的增強，在美國的經歷，普遍官僚制不可避免，工廠的官僚制，大學·研究所的官僚制，軍隊的官僚制，國家機關的官僚制，社會主義能迴避官僚制嗎？

私有經濟秩序，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歷史上滿足生活需要的幾種企業主式的形態，城市行會的獨占，工廠生產和規律，競爭·淘汰·失業，追求利潤引起的合理化和機械化，物支配人，作為共同經濟的社會主義，國營化和官僚統治，實際上的產業統治國家，國家社會主義使勞動者成為奴隸，業主社會主義呢？消費者社會主義，消費能社會化嗎？

《共產黨宣言》及其預言，未來的展望，人支配人現象能消除嗎？資本主義是沒落的嗎？貧窮化與產業預備軍的理論，拋棄貧窮化理論，勞資兩大陣營的分化，白領工人的增大，恐慌的預感與革命，恐慌論的謬誤，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家的消亡，證券民主化和受益階層的擴大，機械化帶來勞動者階級統一性的瓦解，中間層增大，標準化的影響，職員階層的脫無產化傾向，大革命論向修正主義的變化，向現實政治靠攏。

政黨與工會，政治主義的革命路線，經濟主義的現實路線，工團主義與直接行動，同盟罷業與暴力，向現存秩序挑戰，否定議會主義，敵視改良主義，誰負責生產管理？革命領導者的浪漫主義傾向，俄國的實踐，怎麼看無產階級獨裁的現實？一國社會主義還是世界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者對革命及其結果的態度，孟什維克的立場，革命將會帶來什麼？農民的保守性，悲觀的革命展望，社會主義者與講和問題，講和還是革命？與社會主義者的對立，社會主義與國民利益。

首次能對奧匈帝國軍官團的各位講話，我感到非常榮幸，雖然也稍微有點困惑，因為我對奧匈軍隊預備役的組織管理的情況是一無所知的。而雖然是預備役，軍官們對於士兵們的影響仍是決定性的重要。自然，預備役軍官與民兵軍官不是職業軍人，他們不僅沒有經過正規的士官學校的軍事訓練，也沒法接觸到組織管理內部系統的全部。

話雖如此，在我的長年的歲月中，也幾度在德國各地的軍隊度過了不短的時光，對於將校、士官和士兵們進行過不少觀察。至少我能看出：在這些那些的影響關係中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難辦的，什麼是不可能的。

當然，關於奧匈的軍隊，我一向無所知。當我試圖理解奧匈軍隊的內部情況時，遇到的實際困難是奧匈帝國內有多個民族，奧匈軍隊裡也講多種語言。奧匈預備役軍官們曾對我作過幾次說明，怎麼辦才能與非軍人保持必要的聯繫，並對超出服役以外的事情有影響。我自己是德國式的觀念而已，那麼，請允許我首先就德國軍隊的情況，作兩、三點說明。

當然，我的說明只是非常有限的井中之蛙式的觀察。最近我經常在德國各地旅行，只要不是太長的旅途，或者我不太忙的話，總是乘三等車，這樣，我就能與幾百名往返於前線的士兵們在一起了。

這時，在德國軍隊裡正好展開由軍官進行的“啟蒙”教育，我自然而然地從耳朵里聽到他們的各種各樣的議論。雖然有少數異調的人，幾乎所有的人都對軍官抱有無可懷疑的信賴感。

那麼，問題發生於必須立即對“啟蒙”活動的重大困難程度進行認識這個狀況下，特別是：只要人們、士兵們對於各種直接、間接的各個政黨推行的政策的意義抱有懷疑，他們通常也就不信任“啟蒙”活動。士兵們一旦休假就能立即與政黨人士接觸，那麼，對於政黨人士所抱的信賴很難保持下去了。

由此產生的問題更大了，士兵們必須無條件地承認長官的軍事方面的專業知識——除此之外是沒法設想的（當然，在德國，有時會發生在別的方面對長官進行侮辱的行為，但軍事方面的權威原則上是不能懷疑的），就產生了他們自己的感情：“我們關於自己的生活狀態和事情，是向軍官請教的，但軍官們仍然是處於與我們身份不同的階層，無論怎麼希望，總不能使他們與我們這些有工人、農民背景身份的人同樣地思考問題。”

這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用更簡單的形式表述出來的感情。“啟蒙”活動如果不順利進行，軍事方面軍官的絲毫不能動搖的權威是否也會被損傷呢？如果這樣的話，在士兵們已經習慣了服從的領域裡，對軍官權威的無條件的承認就行不通了。

此外，過去與社會主義對立時經常發生另一種錯誤。站在社會民主黨對立面的政黨對勞動者說：“工會組織者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在奪取工人的收入方面比資本家更甚。”不過，這種錯誤很早就沒有人再提了。為什麼呢？因為每個勞動者都會這樣回答：“的確，這些人靠我們的收入生活，我們付錢給他們，正是如此我們才能信任他們。他們依靠我們，必須為我們說話，這幾文錢是值得支付的。”

知識階層在各種領域造了專用語、流行語等等規定了的文句，沒有例外地參入各種政黨活動，包括左翼政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如果要對這些有知識的人做出以上的這種不好聽的評論的話，恐怕沒有人會相信。依我之見，對德國工會的權利從立法等方面採取承認的態度是好事，儘管工會也存在可指責之處。對工會的這種態度，從軍事上的見解看來也是明智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工會也代表着一些軍事組織固有的特徵。你可以從你的角度看待罷工，其多數的場合是圍繞利害關係、圍繞工資的鬥爭。但卻並不只是為了工資，為了精神信念的場合，例如，為了名譽的鬥爭也不少。勞動者們就是這樣理解名譽的。

一個工廠里，同一車間的人靠名譽感或友愛感聯接起來，這種聯接，雖然結果不同，卻是軍事組織連帶的基礎。正如無論是公共團體還是秘密結社都無法根絕罷工一樣，從軍事上看，認識到這種情況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這是事實不可改變，所以平時應該與士兵關係良好，只要士兵之間的關係不影響到軍事職責，就不要干涉。依我的主觀印象，德軍就是這樣的。

現在回到主題吧，即你們請我來講演的主題：社會主義的立場及其對它的態度。這個主題如果針對受過大學教育的學生，應該花上半年時間來講。首先我要提出的是：“社會主義者”有各式各樣的人，有些人自我命名為社會主義者，卻不被任何立場的社會主義政黨所承認。

所有具有純粹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在今天全都是民主政黨。讓我先稍微對這個民主性質進行一點考察吧！

那麼，民主在今天是什麼呢？這與今天的主題相關，但也只能微微提及。民主可以有無窮多種解釋，其自身只意味着不存在各個階級間的政治權利的形式上的不平等。不過，這會產生出哪些各式各樣的結果呢？

民主主義的古老樣本，可以以瑞士為例。在烏利、許瓦茲、溫特瓦爾敦、阿本拆及格拉路斯這些城鎮，今天也如此，由全體市民——阿本拆有一萬兩千人，其他城鎮有三千至五千人——定期在廣場上匯集，就城鎮長選舉以及包括新稅法的各種行政問題進行討論，然後舉手以多數票決定通過。

然而，如果我們看一下由這種民主方式在五、六十年內選出來的城鎮長名冊，就會驚奇地發現：常常載着同一人名，或者是某一特定家族的人一直占據着這個位子。也就是說：民主是法律上規定下來的條文，它的運轉是貴族主義式的。當然，這個理由極為簡單，任何人，如果他本身的職業不成功的話，是無法擔任城鎮長這樣的官職的。在經濟上，他必須是富裕的、往往就限於資本家階層；如果不這樣，就必須支付給他高薪和厚祿。

應該由有錢人以名譽性的職務來低廉地管理行政呢，還是由專職的領薪的官僚來高費用地管理呢？這是民主制度必須選擇的方式。現代社會中，名譽職務已經不可能勝任國家管理了，而職業官僚制的產生，在大規模組織形態的現代國家中，已經成為所有現代民主制度的唯一命運了。目前的美國就是這樣的狀況。從理論上看，美國的情況與瑞士相同，各州的大部分官僚，以及合眾國總統，即使不是由地方議會選舉產生，也是直接或間接地由平等的選舉產生，合眾國的其他官僚由總統任命。經驗證明，這些被任命的官僚，比國民投票選出來的官僚，一般地在能力和人品上更優秀。因為總統與他的支持政黨，既有選民期待的資格，更有相應的責任來任命官僚。

美國的民主，按原則講，總統四年一換，由他任命的三十萬以上的官僚要交替，各州州長及他們任命的數千官員也應該交替。但是這樣的民主已快終結了。因為由政黨任命的官僚，是由於對政黨忠誠才被任命為官僚的，他們專業上的能力就不被重視，什麼審查、考試等等，幾年之前還是美國民主所不知道的制度。與此相反，官職只不過是提供給大家來輪流作莊的生活機會而已。

關於這一點，我曾與美國的勞動者有過幾次談話。典型的美國勞動者薪金高，也有教養。有些美國勞動者的工資比許多美國大學講師的工資還高，他們熟悉市民社會的風俗，戴着高筒形禮帽，伴着夫人。其夫人，看起來在才氣和賢惠方面稍欠不夠，不過其舉止並不遜於別的貴婦人，只不過是從歐洲移民過來的，屬於下層階級。

我與這些美國勞動者同席時問道：“你們怎麼能讓那些傢伙從政呢？那些官職是你們提供的，但他們的官位卻是由政黨任命的，他們必須以某種形式把薪金上貢給政黨。而且，他們的任期只有四年，期滿必須辭職，所以他們在任職期內定會貪得無厭地賺錢。你們怎能白白地把幾億美元交給這些腐敗之徒讓他們去從政呢？”

這種場合，我總是得到美國式的回答。這個回答表現得滿不在乎：“這算什麼？想要偷盜，錢是有的，然而別的人——像我們這樣的人，要賺錢是有門路的。無論是政客還是官員，算什麼玩藝兒，被人瞧不起的。不過，像你們那樣，有學問的人要通過什麼考試才能當官，豈不把我們當傻瓜了嗎？”

這個回答對於他們這樣的人來說是說到點子上了，對歐洲這樣的經過大學專門訓練的有身份的官僚階層的出現，他們心裡是害怕的。

即使在美國，很早以前，凡人從政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專職官僚制度很迅速地普及，實施了職業考試。當然，這還停留在形式上，特別是在某些技術官僚的選擇上；但這種實踐卻是很急速地在普及。由總統任命的官僚中，現在已經有十萬人左右必須通過考試，合格才能被任命，舊民主制度已經邁出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並開始轉變。

與此相應的是美國大學也開始扮演嶄新的角色，大學精神風貌也為之一新。結果是：發動戰爭的已經不再是從戰爭中賺錢的商人，而是受過美國大學教育的人了。在美國之外，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一九0四年我去美國，美國大學生最關心的問題是：在德國到底決鬥是怎麼定下來的？怎樣在劍術訓練中刺下傷疤？美國大學生認為決鬥是騎士風俗，是值得學習的體育活動。

最重要的是，特別在我的研究領域，專業寫作也迎合了這種風潮。我讀到當今最精彩的文章結尾是這樣記載的：“世界經濟向着以戰爭剝奪別國的世界貿易而獲利的方向發生轉移，值得慶賀。因為，這樣一來，我們美國人只顧賺錢不講道義的時代宣告結束，我們將再次迎接尚武精神和騎士道義的世界的到來。”

他們可能想象現代戰爭如在馮特挪（注1）會戰中那樣，法國的傳令兵向敵方叫道：“英國紳士們，請先開槍吧！”美國人對近代戰爭就是這樣看的，戰爭就是眼前的一種騎士般的運動，這種運動，比起追求利潤的商業活動，有一種身份高貴的感情意識。

據我所知，以這樣的“種姓”形式看待美國，正如德國對美國的各種評估一樣，已經自有定論。政治家即從這樣的種姓階層中產生出。這次大戰的結果，美國將變為擁有龐大軍隊、軍官團和官僚的國家。不可能期待這樣的軍官會同情美國的民主制度。我當時曾與他們交談過。有一次，我到一個同事的女兒家去，正好那時傭人放假了——在那裡，傭人也是有兩小時的休假時間的。她的兩個海軍士官候補生兒子正好回到家中，母親就說：“你們到外頭去把雪掃了，否則每天會被罰款100美元。”兩個兒子正好與德國海軍士官一起，認為這種事不該由他們干。他們的母親又說：“你們要不干，只好由我干。”

這次戰爭對美國來講，促使了官僚制的發達，也為大學畢業生提供了升進的機會。在人們說“歐洲美國化”的同時，戰爭也使美國很快地歐化了。近代的大國的民主制度，無論何處都是官僚化的民主制度，非此不可。

這樣，高貴的貴族以及他們的名譽官職就被官僚階層取代了。這是無論何處都發生的過程，政黨內部的運行也是這樣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長年累月的專業訓練，不斷發達的職能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由受過專門教育的官僚階層進行管理的必要性，對於社會主義來說，也是必須要考慮到的首要事實。近代經濟的管理方法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途徑。

特別是，普遍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很準確地表達在常常被引用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脫離”這個社會主義口號中。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勞動者被從他們所用於生產的手段中分離出來，勞動者變成了工資奴隸。對比中世紀的場合，勞動者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他們以此進行生產。而近代勞動者，不可能擁有生產工具。他們幹活的礦山和工廠的經營權不論是為資本家還是為國家所有，都不是他們的。近一步，考慮一下以下的情形：過去的手工業者自己買進加工原料，而現在的工資勞動者卻不這樣，也不可能這樣；與此相應，過去和現在的手工業者可以保持自己的產品，各自處理自己的產品，賣到市場上去以用於自身的需要；而在現在的大企業中，產品的處分權不在勞動者手中，而在資本家或國家的經營者手中。

的確如此，而且這並不只是經濟生產過程中特有的事實。例如大學內部的情況，也是與此相同的。過去的大學講師或教授自己買圖書或設備進行工作，例如化學教師就自己製作教學的必要設備。與此相比，近代大學組織中的雇員，例如大研究所的助手，與普通勞動者處於完全相同的狀態下。他們隨時都有被解職的可能，他們在研究所里所有的權利，與工人在工廠所有的權利沒有區別。他們必須像工人那樣服從現行的操作程序。化學或物理研究所、解剖研究室以及附屬醫院所用的材料、儀器、設備等等，都不為他們所有，而是國有財產。他們由研究所長管理，只是按勞取酬，而且他們的收入的計算方法在本質上與熟練勞動者沒有兩樣。

軍隊領域的情況也與此完全相同。過去的騎士是馬匹、盔甲的所有者，他們的給養和武裝必須自備。當時的軍事制度遵循裝備自理的原則。在古代都市和中世紀騎士軍中，人們必須自備槍盾、馬匹、自帶糧草。近代軍隊的成立始於諸侯供應給養，這個瞬間，兵士和軍官再也不是戰爭管理手段的所有者了（軍官與別的官僚有一些不同，但他們都一致服從自己的上司）。近代軍隊就是靠這一點組織起來的。

俄國兵士很長時間內不敢從散兵壕上逃跑，也是基於這一點。他們心中明白：因為有這些軍官團、給養部門以及其他官僚機構的存在，軍隊每個人的存在與給養部門與這些機構的功能息息相關。如同勞動者被從勞動手段中分離出來一樣，他們也被從進行戰爭的手段中分離出來了。

封建時代的官僚，即被授予行政權和裁判權的諸侯，與騎士處於完全相同的狀態。他們自己支付行政和裁判的費用，在行政和裁判的過程中取得報酬。這樣，他們就擁有行政運行的手段。當君主把這一切歸於自己的家政、僱傭領薪的官僚、把官僚從經營手段中分離出來時，近代國家也就出現了。

這樣，無論何處事情都一樣，在工廠、國家機關、軍隊以及大學研究所內部，都存在着官僚體制編成的機構，靠這些機構，經營手段被集中在統治這些機構的人的手中。這一部分是由純技術性的如機械、大炮等近代運行手段的特性而來的，另一部分是因為從軍隊、官廳、工廠以及經營的“規律”中發展出來的更有效的人際合作關係。

無論怎樣，勞動者從經營手段中的分離，如果只以為是經濟特別是私有經濟本身固有的現象，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可以換一個機構的首長，例如把私有制的企業主換成國家的總統或大臣來管理，事情的性質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無論什麼樣的場合，從經營手段中分離開來的現象依然存在。中世紀手工業經營手段或者在各個行會主手中，或是在地域行會手中，但今天的礦山、熔爐、鐵道、工廠及機器絕不是各個或多個勞動者的財產。現代技術的性質決定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