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和国教师的历程-3 【回忆与思考】 相汲一 【节选】
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1956-60），有幸遇到了几个好老师，特别是俞锡玑老师[1]、李吉芬老师和任致嵘[2]老师，对我影响最深。 俞老师一生单身，北京人，教我们的幼儿教育学。她讲课特别有风趣，知识渊博，深入幼儿园实际，对幼儿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边讲课边举例子，生动形象，绘声绘色。一会儿北京话，一会儿又来几句四不像的四川话；一会儿是大人的口吻，一会儿又是雅气十足的童孩语调；一会儿学小猫叫。一会儿像小狗咬。她讲课，大家都从不打瞌睡。如果她发现有谁分散注意力和要打瞌睡时，她就点着你的名字，继续讲她的课。这时她会把你吓一跳，以为老师要提你的问题，其实她把你提醒后就当没叫你似的，你只好自己赶快注意听讲了。俞老师讲课的风格对我教书影响最大，我当老师后也经常模仿俞老师，得到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欢迎。 我们几个同学有一次问：“俞老师，您为什么不结婚？”俞老师心情沉重的说：“我有各种疾病，不愿意影响别人。”我们平时见到俞老师都是那么开朗、郁达，讲着讲着就会哈哈大笑，怎么会有病呢？我们不相信她的话，就说：“俞老师，您的条件太高了吧？”俞老师认真地说：“不瞒你们，我开过8次刀，满身都是刀痕。我这样的身体条件，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呢？与其让别人跟着我受苦，不如一个人忍住算了。”我们都哑然了，多么高尚的精神境界呀！ 李老师也是教幼儿教育学的，她比俞老师年轻，大约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子，讲课没有废话，道理都是一条一条的，有层次，分析在理，生动性不如于老师，科学性却很强，一看就让人感觉李老师治学严谨。 这两位老师各有所长，都是我效法的榜样。道理一条一条的，学生容易记忆，考试起来历历在目，这一点很可取。她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求自己也很严格。她经常与学生党员来往，而我只是一个共青团员，与她交往并不深。李老师大概认为我不太懂事、不太成熟。我当时有一些天真活泼，成绩也较好，所以她对我的印象也还可以。反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人人都怕当右派，而我却主动申请当右派，请大家来批判我。在这个可笑而又可怕的关头，我的申请被提到系党总支会上研究讨论时，李老师首先站出来反对。她说：“这个小姑娘太幼稚了，算什么右派呀！”大家都同意她的观点，说：“太幼稚了。算了。”就这样，我免受了一生的受迫害和磨难。感谢你，李老师，我的救命恩人。 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文革”结束后，我调回四川，回到母校拜见了帮过我的所有老师。李老师一见到我就说：“你还是那个天真样儿。”这时，正是大学人才青黄不接之际，李老师首先点名要我回西师去接她的班。我简直受宠若惊，李老师为什么要我去接她的班呢？她说：“我知道你，学习成绩好，学得实在，又不是整人的人。读书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自己申请当右派，既幼稚又可爱。”可惜，我的调动因为当地的官员们的阻挠而未能实现。但帮助我、关心过我的人，我一直非常感谢。 任老师是一位北方大个子，音乐教授。他对音乐可以说地道的内行，唱歌、弹琴、作曲都十分熟悉。我从初中培养起来的音乐兴趣在大学里得以充分的发展，得益于任老师。音乐课是我最喜欢的课，尤其喜欢的是音乐欣赏。各种名歌、名曲在课堂上一放，加上任老师极富表情的渲染，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就在我的眼前涌现出来。任老师说，这就是音乐形象，一首好的歌曲或乐曲都有音乐形象，这个音乐形象反映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可就大不一样，关键在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想象。我最喜欢想象，无边无际的想象，有时甚至是胡思乱想。而就在这些胡思乱想之中，理出头绪来，成为生动活泼的形象和道理。李老师平时很少和学生接触，他是学前专业的教研组长，对人很和善宽容，对年轻老师也很器重培养，他很喜欢我，认为我在音乐方面应该有所成就，试图专门培养我。有一次任老师说他想教我修钢琴，可是我对修理钢琴的活儿不感兴趣，加上那个时候正在批判“白专”道路，我就没能了解任老师的苦心，想起来真是有点儿后悔。任老师对我的希望是能专攻儿童音乐，成为他的得意门徒。可是我只想把音乐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不想下苦功夫去钻研，辜负了任老师的期待。实际上我出去工作以后，也曾教过两三年的音乐，虽然也受到学生的欢迎，毕竟不是我的专业，功底仍显不够。早知如此，当时我就应该转向音乐，可是来不及了。毕业18年后，我回到西师去看望任老师，他已经70多岁了，被学校赶到游泳池边上一个小小的平房里住着，苍蝇、蚊子很多。这时我才知道，他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牛棚、扫大街，至今还未平反。他见我来看他，很是感动，并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还是像以前那样开朗，只是当他说到已经很多年没有教音乐时，眼里的泪花在闪耀着。我只有安慰他老人家，多保重身体。走出任老师那间小屋，我心情很沉重，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为什么呀？连任老师这样的一直小心翼翼做人的好老师，也遭受迫害成这样！
[1] 俞锡玑 （１９１４—２００６），１９３７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重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华西齐鲁联合医院、树基儿童学园等从事社会服务和调查研究工作。１９４６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学前教育，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４９年回国，先后在华西大学教育系、营养保育系任教。１９５４年，随院系调整到西南师院教育系。著有 《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 活调查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与柯鲁克夫人伊莎白合作）。（ 郭戈：“改革开放后西南的教育学人：１９７８—１９９９”第７卷第３期，２０２４年５月。） [2] 任致嵘（1900-1986）。192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 1929年至1931年任北京青年会干事，1930年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研究员， 1937年至1938年在抗战剧团担任指挥， 1939年至1941年在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担任音乐科主任， 1949年至1950年在乡村建设 学院担任副教授兼总务长，其中主要著述有：《"儿童世界"十三曲》，《任致嵘歌曲》，《任致嵘戏剧曲 选》。https://jyxb.swu.edu.cn/info/1217/66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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