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

在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实践中，1971年巴黎公社的悲剧是主要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体雏形在外来（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压力下被资产阶级“共和”派（主要特征是由“普选”产生的政府）镇压的历史[1]，半个世纪后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主要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俄国革命的精髓对于正在形成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反抗[2]，而持续了将近3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的西班牙内战则是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和新起的共产党又合作又被出卖（内战中的内战）的过程中，被以佛朗哥为首的旧军队、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会和保皇党势力联合的血腥法西斯军事独裁击败和报复的悲剧。

在中文世界里，除了我已经发表的两篇论文，巴金上个世纪30年代的译文依然是最有价值的文献[5]。虽然在近三年的悲壮斗争中，有许多珍贵的成就（如集体农作[6]），正如意大利安那祺主义女作家Marie Louise Berneri所说：“我确信，如果只是盲目地歌颂而不坦率地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的运动将会更快败坏衰退下去。”[7]本文的目的是从安那祺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西班牙革命悲剧的教训。

[为别人做嫁妆的选举]

1873年，西班牙成立第一共和，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恢复了军人专政下的“君主立宪”。1931年，西班牙实行第二次共和（插图为当时马德里的民众庆祝集会）。共和政府着手广泛变革（包括言论、集会的自由，女性选举和离婚的权利），裁减臃肿的军队、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教育改革（取消政府一贯给予教会的办学特权）、容许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等。这激起军人阶层、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和保皇派等右翼旧势力的反对。他们打出了“财产、信仰、统一祖国”的口号，在1932年8月举行暴动，被政府镇压；但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无法实施，南部安达卢西亚最贫困的安那祺主义农民1933年1月宣布成立共产主义公社，也遭政府镇压[8]。在1933年的大选中，左翼联合阵线瓦解，让右翼联盟夺回政权。右翼政府取消各种改革政策、大肆逮捕罢工工人，更加激起社会动荡。

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包括强大的全国劳工同盟CNT（数百万成员）和伊比利亚安那祺主义联盟FAI（FAI全员加入CNT并成为其核心，两者常常被相提并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主义政党、受苏联控制的小党西班牙共产党PCE（成员不到3千人）、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工人党POUM（成员数百名）、受西班牙社会党影响的工人总联盟UGT（与CNT旗鼓相当）、以及资产阶级共和派左翼等组成的“人民阵线”[9]，获得总数925万选票中的475万票微弱多数（在国会获得267个席位，远多于右翼联盟的132席），得以组织政府[10]。

CNT的领导层当然有现实理由（如为了释放政治犯）放弃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参加政治选举，但他们完全没有基本政治智慧保护自己的运动。且不说国际上英美等“民主国家”为了资本的利益不会反对西班牙的资本阶级和教会[11]，国内失掉特权的现役、退伍军人阶层一定会再次叛乱，而且会组织得一次比一次周全，但除了CNT，没有别的全国性力量可以动员、并有决心准备抵抗军事叛乱。如果CNT不参与选举的政治游戏，右翼会得到多数选票继续执政，但在军人阶层没有借口政变的情况下，右翼也不能维持统一，推不出一个首领。这种动荡的政局维持下去，等到欧洲（世界）大战爆发，西班牙共和派就不会孤军作战了。[12]

1932年的共和政府挫败过8月10日的准备得不算充分的军人叛乱，但这次1936年的叛乱策划长久，而共和政府完全没有对付叛乱的准备。6月12日，当时的总理Casares接到Yague上校在摩洛哥密谋叛乱的情报后召见Yague，要把他调回西班牙本土或派驻海外。Yague表示效忠共和，说他宁愿烧掉它的军服也不会离开部下，轻易骗取Casares的信任，回到摩洛哥继续密谋叛乱。三天以后，Casares又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当Navarre州长接到Estella市长关于摩拉将军密谋的报告，命令武装警察civil guards把摩拉的住宅包围起来。但Casares接到报告后却命令州长撤离警察：“摩拉将军是忠诚的共和派，值得政府的尊敬”。更不可思议的是：6月23日，Casares接到袁世凯式的人物佛朗哥将军的密信，说只要任命他管理，就可以保证军队不会出事。这说明奸猾的佛朗哥脚踏两只船还在犹豫，而共和政府此时应该立即逮捕佛朗哥，实在不行拉拢佛朗哥也好（他那时在Canary岛上学习高尔夫和英语，并不是叛乱的密谋核心）。但Casares什么也没有行动[13]。7月17日，摩拉和佛朗哥宣布接手政权，武装叛乱开始了。但共和政府刚开始不相信军队真会叛乱，马上要把战争部长的位子让给摩拉！共和派的民众前往马德里政府中心要求得到武器，抵抗叛军，但Casares害怕武装的民众比害怕叛军更甚！安那祺主义运动就这样被其领导层愚蠢地为这样昏庸的政府做嫁妆。

[放弃社会革命的代价]

幸好军队的部分军官和多数士兵（特别是控制海峡、港口的海军全部）拥护共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政府如此无能，以安那祺主义者为主体的平民能够自发地迅速在人口集中的2/3的地区平息叛乱的原因。发起军事叛乱的军官，首先要煽动起杀人的仇恨（普通西班牙士兵刚开始只是跟着起哄），但最初只在摩拉对要求分离的巴斯克人和佛朗哥指挥下的摩尔人对西班牙平民的屠杀中获得成功。在德国海军援助下得以把摩洛哥军团运到西班牙本土的叛军仅控制南方贫瘠的安达卢西亚和北方的几个经济落后省份。共和政府除了国际正统性（尽管没有实际利用价值），还拥有占世界第二的国家金银储备（五百吨黄金），也控制着首都马德里、最大的都市巴塞罗那和主要的工业区巴斯克的钢铁与军工厂，以及主要港口、交通干线和重要经济作物产地，拥有更大的胜算。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是：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政府不存在了！

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在牺牲原则为别人做嫁妆的后，面临着历史性的社会革命机会。特别在安那祺主义的大本营巴塞罗那，法西斯叛乱当天就被轻易击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实际上垮台了。第二天，当CNT领导人Santilan和Oliver挎枪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大厅时，加泰罗尼亚左翼民族党的光杆“总统”Companys显得非常诚实：“首先，我必须说你们CNT和FAI从来没有得到按其重要性应该得到的待遇。你们总是受到迫害。我很对不起你们。我过去同情你们，上台后却不得不反对和迫害你们。今天，你们击败了法西斯军人，你们是这个巴塞罗那城市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主人。我希望你们接受我们忠诚的党员、卫队和民兵的帮助。……你们已经胜利，所有的都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需要我这个加泰罗尼亚总统，现在就告诉我。我会成为你们的一员士兵，与法西斯战斗到底。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觉得我作为加泰罗尼亚总统，在西班牙的别的地方前途不明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战斗，请相信我作为一个人和政治家的忠诚。我今天相信，过去的耻辱已经死掉，加泰罗尼亚应该把自己置于最进步的社会事业的国家的前列”[14]。这正是实行社会革命、解散军队、警察等政府机构的最好时机，把所有政治家也编入民兵，共同抗击法西斯。

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诚实的政治家Companys后来会因为巴塞罗那电话大楼的CNT话务员“监听”他与马德里政府的通话而与共产党联手，命令手下警察武力接管电话大楼！[15]但在当时，大敌当前，Santilan和Oliver不仅挽留Companys继续当总统、还把CNT服从Companys支配，Santilan本人更“应邀”加入Companys的政府！更不用提Oliver后来还与另外三名同志加入几经易手后由“西班牙的列宁”LargoCaballero[16]组阁的政府！更重要的是，CNT的领导层为此不得不完全放弃罢工等社会革命手段，避免“反对自己的政府”、“为佛朗哥开放战线”[17]。Vernon Richards总结道：“如果说1936年7月19日是西班牙革命劳工在被压迫民众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谱写历史篇章的一天，1936年7月20日就是劳工们被自己的代表开始出卖的第一天”。[18]

实际上，在叛乱刚起的头几个月，有可能粉碎叛乱的，但CNT以外的各派却忙于瓜分政府权力，[19]失去了历史机会。所有四个安那祺主义“西班牙大臣”都留下过在政府当官的回顾。诚实的卫生部长Montseny承认是个失败[20]，司法部长Oliver却沾沾自喜他的成就。他对政府的那么多死刑的执行，对共产党的暗杀，抗议过吗？其实，他要是知道资本主义英国的Howard刑法改革联盟等工作，就会闭嘴了。倒是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的Santilan一年后坦率地承认：“我们不比别的任何官员好。事实证明我们进入政府只加剧了政府权能，根本没有改善劳工的经济、政治权利。”“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如果我们站在人民一边，就不可能站在人民的敌人-政府-一边。我们现在是政府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反对人民”[21]。“所谓‘工人国家’只是革命的终结和新奴隶政治的开始”[22]。在“五月悲剧”中，这些大臣们站在政府一边，被派往巴塞罗那，传达了“赢得热泪但不是服从的演讲杰作”，叫人民放弃抵抗。[23]Montseny最后总结道：“我们CNT-FAI绝对单纯，不是搞政治的材料”。[24]

写到这里，我更沉痛反省22年前自己在日本组织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类似政治经历。在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攻占中国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到6月8日邓小平公开露面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级以上军官的历史时期，中国没有统治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已经失去了自由，台面上的李鹏、杨尚昆无能无德控制政府官僚）。我因为1987-88年“雁鸣”事件[25]受到迫害，赢得在日中国同学的信任，组织民主运动。当我们中国留学生6月4日聚集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前时，一个与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特别是驻日大使）都有关系的留学生凑到我的面前。他在前一晚还拒绝我叫他加入游行抗议的电话，说北京还没有“摊牌”，现在要求我任命他当京都的留学生代表。在国已不国的大难当头，我天真地以为政治运动中每个人都有起码的良心，就同意他当京都代表，同时请另外一个同学当神户代表、另外两个同学负责捐款（姚明龙）和公关，我自任大阪代表而不愿当“领袖”。这是我们关西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民主人权运动的悲剧的开端。这个学生奸细马上窜到我们几个人正中的位置，向媒体发表演说，特别在大阪记者俱乐部为我们准备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箭步窜到中间的座位。我当时不断地轻轻拍他的腿，示意他望左靠，使我右边的两个同学也可以坐进来面向记者，同时也提醒他我们几人还要发言。他全然不顾，抓住话筒就不放手。会后，一个中年访问学者马上劝告我不要把这样的学奸引入我们的运动：“我经历了文革，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奸猾的人”。但没有政治经历的我哪里听得进这种“人性恶”的说教，明明看着他一步一步地利用、出卖我们，（例如他的“放弃中国高官”、“要用火与血改造中国”的“日记”也公布给《每日新闻》等发表），从日本政府那里谋到“神户大学法学副教授”的位子，帮助日本政府“保护”了这个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报纸报道为日本政府“保护中国学生”的国际义务事例），反过来为日本政府充当打手，疯狂地迫害我们在日本的中国民众。

在这段近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年代里，我后来连用中文、日文揭露这段沉痛教训的条件也没有了，只能用我的第三语言英文记录下来。这篇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对民主的出卖：天安门的阴影笼罩日本”尽管得到“历史性突破”的有些评审专家赞扬，却找不到英文（更不用提日文或中文）刊物发表，最后由西班牙当代历史协会作为特征文章发表，成为最受欢迎的文章。[26]只有经历了政治上最卑鄙的人性丑恶的西班牙，才能理解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利益交易，而是为了提升人性的价值！可悲的是，我们在日本被东京、北京、台北、华盛顿等国家权力迫害、出卖的教训，只是整个中国民权运动的缩影！[27]当然，如果我们都有政治“头脑”，人类的历史将会变成各种算计的投机纪录，人性将倒退到“人不是人”的地步，谁还愿意做人呢？

[无视国际革命的机会]

如果说共和政府的其他各派既没有意识到摩洛哥对共和的威胁，也没有摆脱西班牙“帝国”蔑视阿拉伯等殖民地的偏见，具有革命传统的CNT-FAI也不例外。共和政府的安那祺主义者卫生大臣Montseny甚至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口吻指责佛朗哥“没有西班牙感觉”：“如果他们是西班牙人，是爱国者的话，就不会用摩尔人来推行法西斯制度。被我们殖民的摩尔人不是基督教文明，反过来要殖民我们”。[28]丧失了自己的历史：正是因为大量的摩尔穆斯林和犹太人口，中世纪的西班牙成为欧洲唯一的多文化、多宗教国土，奠定了西班牙近代文明的基础。[29]本来，这些安那祺主义的领袖们如果有一点佛朗哥的政治头脑，就应该想到在叛乱刚开始时，立即以西班牙政府的名义，宣布摩洛哥的独立！实际上，在内战初的头几个月里，没有失去人性的西班牙士兵还不习惯对自己的同族（特别是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女）大开杀戒，摩尔人被佛朗哥利用打头阵，被许以各种暴行自由的奖赏，搅动了整个西班牙的仇恨烈火，后来又被佛朗哥有意识地送死。

[放弃政治独立性的自由]

即使失去了赢得内战的历史时机，安那祺主义者还有较好的机会采取一些独立自主行动，争取较好的结局。佛朗哥在军事上本来可以大为提前结束内战，但他利用已经胜利的战争，要把共和的种子彻底杀光。这也为共和派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安排后路。例如，应该把国库的五百吨黄金从混乱的马德里运到安那祺主义支配下的巴塞罗那来已备后用，但CNT的头头们害怕搞坏已经互不信任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关系。其实，连共和政府总统也逃到巴塞罗那、政府内阁也迁出马德里到巴伦西亚去了（1938年10月28日又从巴伦西亚迁至巴塞罗那）。在内战已经没有胜利可能的现实条件下，那五百吨黄金决不能“送到苏联保存”[30]，最好能够送到墨西哥以支撑流亡政府，等到大战的爆发；次策是由各共和派瓜分，即公平又安全，可以为上百万共和派流亡提供基本的经济条件，也准备日后政治上“卷土重来”[31]。至少，也可以送给被遣散的几万国际纵队的战士，让他们有条件安顿自己，同时为西班牙共和在全世界作义务宣传。据后来从巴塞罗那到美国留学、任教的Vicente Navarro记载：他到处寻找国际纵队林肯军团的老战士，悲哀地发现他们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反共阴影下不愿提及这段英勇悲壮的历史！[32]

因为只有苏联（带有拖延内战而不是击败法西斯的政治意图）的实质性援助，共和政府（特别是关押包括共和派的监狱）实际上处于苏联秘密警察和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控制下。共产党推行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谋略，为了政治（夺权）目的，坚决反对连社会党也同意的土地国有化等社会革命政策，让天主教影响下的农民没有愿望为共和而战，倒向佛朗哥。当共产党把“西班牙的列宁”也赶下台、又屠杀监狱犯人、滥杀国际纵队义勇军、暗杀具有托洛茨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员（包括其领袖安德烈斯·宁）、1937年5月在加泰罗尼亚施行军事政变挑起内战中的内战、[33]连国际纵队也被解散时[34]，安那祺主义者就应该坚决地退出政府，组织自己的力量实行战略性的撤退（确保港口和通往唯一外国-法国-的陆上通道），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但是，安那祺主义的领导层明知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却被权力腐蚀无法自拔。当共和政府内阁决定抛弃马德里逃到没有国际地位的巴伦西亚时，政府其实也被民众抛弃了。CNT的四个大臣确实抗议过，并表示他们要留在马德里与民众抗战到底，但最终还是舍不得大臣位子。他们逃跑的车队中途被愤怒的安那祺主义指挥官挡住，不得不返回马德里，却又乘飞机逃去巴伦西亚。

在巴塞罗那失陷、共和国总统和内阁都逃到法国的最后日子里，1939年３月５日至6日，本身没有政治野心的中部战线司令卡萨多上校幻想能够在马德里驱逐共产党后可以从佛朗哥得到宽容的投降条件，宣布接管政权，遭到共产党控制的军队的围攻，演出了内战尾声中的又一场内战。安那祺主义指挥官的军队制止了共产党军队的围攻，帮助卡萨多等人逃出马德里，自己等来了佛朗哥的行刑队。

[未完的结论]

佛朗哥征服西班牙后，在英国、美国等政府的扶植下，维持独裁统治到1975年死去为止，但西班牙在他死去两年后再次实现共和。1981年，一小撮军官突袭国会，扣押国会议员们，企图发动政变，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被佛朗哥一手养大的卡洛斯国王看清历史大势，通过电视转播谴责政变，得到西班牙社会的普遍尊敬。因为今天的西班牙共和已经不可逆转，西班牙民众不允许内战重演[35]。不仅如此，西班牙议会还通过决议，授予还健在的全体国际纵队战士以西班牙公民的荣誉身份；实现民主的西班牙法庭也传讯到英国治疗的皮诺切特，不允许这个智利的独裁者逍遥法外；因为切身经历了被国际强权（英、美、苏联等）出卖的西班牙深知国际正义的人类价值。安那祺主义也与西班牙民众一道成熟起来，没有去凑选举的热闹，也不再会听任任何试图把安那祺主义运动拿去做政治交易的“领袖”的出卖。

当然，正如那些经历西班牙内战和世界大战、国际冷战等人世沧桑的国际纵队的老战士所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经历了这么惨痛的教训，安那祺主义者还是会做出同样的牺牲选择！说到底，安那祺主义就是捍卫人性、不被各种政府权力利用倒退到兽性和野蛮的社会运动！

当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行省的无名小部落把他们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与两个小偷交给罗马总督处决的时候，谁会想到这成为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今天，我们安那祺主义见证、承受、反抗了人类近代社会误入国家主义以来的愚昧、战争、丑恶、悲惨的未开化的政治秩序，以殉道的精神向人类展示另一条自由、平等、人道的社会形态选择。克鲁包特金说得对：“如果耶稣再生，他只能是一个安那祺主义者”。

以此纪念22年前中国英勇悲壮的安那祺主义运动。

[赵京，2011年6月4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