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喬治·奧威爾[1]

第1章

　　這件事情發生在1936年12月底，離現在還不到七個月，但這段時期已經消失，遙不可及了。……我來到西班牙，初衷是寫一些新聞報道，但我幾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那個時期和那種氛圍下，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安那祺主義者仍然實際上控制着加泰羅尼亞，革命仍然處於高潮之中。對於任何一個從革命爆發就在那裡的人來說，甚至在當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革命時期正在結束，但是對一個直接從英國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看起來令人吃驚，壓倒一切。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一個工人階級處於統治地位的城市。各種建築無論大小都被控制在工人階級手中，插着紅旗或安那祺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一面牆上都被塗上錘子和鐮刀的標記，以及革命政黨的縮寫字母。每個教堂都被清洗，所有神像都被焚毀。各處教堂都被工人逐一地破壞了。每間店鋪和咖啡店的門口都寫有文字，說明其已被收歸集體所有；就連擦皮鞋的兒童加入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紅色和黑色。服務員和跑堂的直視你的臉，把自己當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禮儀性的套話暫時消失了。沒有人說‘Senor’（大、老）或者‘Don’（先生、老爺）甚至是‘Usted’（您），每個人都稱別人為“同志”、“你”。……我的第一個經歷是試圖給一位電梯服務員小費，受到了酒店經理的告誡。沒有私人汽車，它們全都被徵用了。所有的有軌電車、出租車，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紅色和黑色。革命的海報用醒目的紅色和藍色印刷，四處張貼，貼在牆上相當顯眼。相形之下，殘留在牆上的為數不多的昔日廣告招貼畫，像是一些胡亂塗抹上去的毫無價值的東西。……從表面上看，這座城市的富有階級已經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國人，這裡根本沒有穿着像樣的人。每個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藍外套，或不同樣式的民兵制服。所有這些都奇特、感人。這裡有很多我不理解的東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歡，但我立即認識到這是值得為之奮鬥的狀況。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現出來的那樣，這裡確實是一個工人國家，所有的資產階級不是逃走、被殺掉了，就是自願地轉向工人階級陣營。……

　　這個城市看起來灰暗不堪骯髒，公路和建築物幾乎無人維護。為防空襲，夜晚的街道昏暗無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舊，幾乎空空如也。肉類奇缺，牛奶簡直難覓蹤跡，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匱乏，更為嚴重的是麵包供不應求，購買麵包者排成的隊伍常常達數百碼長。儘管如此，人們還是能判斷出，這裡的人民是滿足的和充滿希望的。這裡沒人失業，維持生存所需的費用仍然極其低廉；你很難看到極端貧困的人，除了流浪漢之外，也很難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們有着對革命和未來的信念，產生出了一種突然進入平等和自由時代的感覺。人們嘗試着表現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資本主義機器上的一個個小小的齒輪。理髮店裡貼着的安那祺主義者的通告（大部分理髮匠都是安那祺主義者）莊嚴宣布，理髮匠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張貼着彩色的海報，呼籲廢除娼妓制度，讓妓女從良。......

　　指導我們的中尉是一個結實的、沒有經驗的、令人愉快的年輕人，以前是正規軍軍官，就他整潔的儀容和嶄新的制服來看，現在也依然像個正規軍軍官。最奇特的是，他還是一個忠誠和熱情洋溢的社會主義者。他堅持在所有的隊列中實行完全的社會平等，這比那些隊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還要徹底。我還記得，當一個幼稚的新兵叫他“先生”時他的那副帶着痛苦的驚訝神情。“什麼！先生？誰叫我先生？難道我們不是同志嗎？”

第3章

在這時以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加泰羅尼亞的民兵始終堅守自己在戰爭開始時的陣地位置。在佛朗哥政變的早期，各工會和政黨大都匆匆忙忙地組建了自己的民兵隊伍；每一個民兵組織實質上就是一個政治組織，它們效忠於自己的政黨，猶如效忠中央政府。名義上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的大眾軍在1937年初按照常規方式組建，黨派民兵從理論上來說已合併到大眾軍中去了，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任何改變，僅僅停留在紙上。新建起來的大眾軍的大部分人馬遲至六月才開赴阿拉貢前線，在此之前整個民兵體系沒有做出任何變化。這一體系的根本特徵在於官兵之間的社會平等。民兵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從將軍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你拍拍將軍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煙，沒有人見怪。理論上，民兵是民主的而非等級組織。大家都理解命令應當被執行，但當你發出命令時，你所發出的命令是同志式的，而不是上級對下級的方式。這裡雖然也有軍官和軍士，但沒有通常意義上的軍階、軍銜、徽章，以及咔嚓一聲立正敬禮之類的東西。他們試圖在民兵中創造一種暫時的無階級社會的工作模式。當然，這還不是理想的平等，但這比我在戰時曾經看到過或想到過的一切都更接近於理想。

　　……後來，指責民兵成為一種風氣，甚至連訓練不足和武器奇缺的結果也被歸咎於民兵的平均主義制度。事實上，剛組建起來的民兵隊伍是一群無紀律的烏合之眾，原因並非在於軍官們被稱為“同志”，而是因為任何一支軍隊在草創時期都必然如此。事實上，民主的“革命”式的軍事紀律比預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隊伍中，軍事紀律在理論上自願的。這種紀律建立在階級忠誠的基礎上。相反，一支資產階級的徵募隊伍的紀律最終是建立在恐懼的基礎上。（取代民兵的大眾軍則介於這兩種類型之間）。普通軍隊中盛行的欺凌和辱罵行為，在民兵隊伍中任何時候也不能被容忍。在民兵隊伍中正常的紀律處罰依然保留着，但處罰只被適用於最嚴重的過失。當某個人拒絕服從命令時，不會立即讓他受到懲處，人們首先要以同志式的態度對他進行勸導。沒有經驗的嘲笑者會立刻說這樣做決不會“起作用”，但事實表明這樣做從長期看的確“起作用”。隨着時間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紀律的一些人也都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在一月份，為了讓十來個新兵達到要求，把我的頭髮都快折騰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擔任代理中尉的職務，指揮三十個人，其中有英國人，也有西班牙人。幾個月來，我們持續遭受進攻，在下達命令或要求自願從事某項危險工作方面，我幾乎從未遇到過什麼困難。“革命”紀律依靠政治覺悟——理解服從命令的原因。要把這種觀念推廣開來需要時間，但是要把一個人訓練成兵營里的機器也同樣需要時間。嘲笑民兵體系的新聞記者也許很少記得，當大眾軍尚在後方訓練時，是民兵們在前線堅守着。從根本上來講，民兵能守在陣地上本身就是對“革命”紀律的力量的頌揚。直到1937年6月，民兵們能夠堅守在那裡，靠的就是階級忠誠。個別逃兵有可能被槍斃——在偶爾情況下也確有逃兵被槍斃——但如果上千人決定脫離戰線，沒有人能阻止他們。強征入伍的軍隊處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督戰隊早就逃散了。儘管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贏得勝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民兵們卻在固守前線陣地，連個別臨陣脫逃者也罕見。在置身馬克思主義聯合黨POUM民兵中的四、五個月裡，我只聽說有四個人開了小差，而且其中有兩個人無疑是間諜，他們來到民兵中完全是為了獲取情報。

第5章

   ……更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階級並非像我們在英國那樣僅僅以“民主”和“維持現狀”的名義反對佛朗哥，他們的抵抗運動帶有——也可以說包含着——十分明顯的革命爆發性質。土地被農民奪取，工廠和幾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會奪占，教堂被拆毀，牧師被趕跑或殺害。而在天主教牧師的歡呼聲中，《每日郵報》則把佛朗哥描繪成一個愛國者，使他的國家脫離可怕的“赤”禍。

　　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中，佛朗哥真正的反對者不是政府，而是工會。早在叛亂爆發時，組織起來的城鎮工人就號召進行總罷工，要求分發、並通過戰鬥奪取彈藥庫中的武器。如果不是他們完全自發和獨立的行動，佛朗哥根本就不會遇到抵抗。當然，事情並非必然如此，可至少有理由這樣認為。儘管很早就預料到叛亂的爆發，但西班牙政府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加以阻止。叛亂發生後，政府表現軟弱，態度游移不定，以至於西班牙在一天之內竟更換了三位總理（基羅加、巴里奧斯和希拉爾，前兩位拒絕把武器分發給工會）。而且，政府只是不情願地讓工人獲得武器以應急對付廣泛的暴力騷亂。然而，武器已經散發，在西班牙東部的一些大城鎮，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裝力量（突擊衛隊等）的幫助下，主要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奮戰，打敗了法西斯主義者。這是那些只有為革命——例如，相信為了改變現狀而戰——才能採取的行動。在各地的反叛中心，據說一天就有三千人戰死於大街小巷。男男女女們僅憑手中的雷管和炸藥在廣場上左衝右突，搗毀了訓練有素的士兵用機槍把守的堡壘。法西斯主義者在戰略要害部署的機槍陣地被時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車沖毀。即使從未聽說過農民奪取了土地、建立了當地蘇維埃等等，很難相信作為抵抗運動中堅力量的安那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是在保衛資本主義的民主事業。特別是在安那祺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民主只不過是中央集權化的虛偽工具。

　　與此同時，工人手中掌握着武器，他們現在拒絕交出武器。（據說即使在一年以後，加泰羅尼亞安那祺-工聯主義者仍擁有三萬支步槍。）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的大地主的土地被農民奪取。工業和交通部門出現集體化運動，與之相伴而來的是，人們開始通過成立地方委員會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雛形，用工人巡邏隊取代了支持資本家的舊警察，在工會的基礎上建立了工人民兵，等等。當然，這一進程並沒有在各地同步發展起來，加泰羅尼亞行動得最徹底。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機構幾乎沒有受到衝擊，有的地區政府與革命委員會同時並存。在一些地區，安那祺主義者建立了獨立的公社，有些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壓制下去。在加泰羅尼亞，安那祺-工聯主義者在最初的幾個月中掌握了實權，控制了大多數關鍵性的工業部門。事實上，西班牙所發生的不只是內戰，而是革命的開始。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新聞媒體將實質遮掩，把問題狹隘地解釋為“法西斯與民主之間的鬥爭”，而把革命的一面則儘可能地掩藏起來。在英國，新聞更為集中化，公眾更容易受到欺騙，人們只知道有兩種西班牙戰爭的說法：右翼稱之為基督教愛國者與嗜血的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左翼稱之為溫和派共和人士對軍事叛亂的鎮壓，而核心問題則被成功地掩藏起來。

　　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的新聞媒體散布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的謊言，而善意的宣傳毫不懷疑地認為他們否認西班牙“赤化”是在幫助西班牙政府。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國的一些小規模的革命團體外，整個世界都在下決心阻止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共產黨尤其是這樣，它仰仗蘇聯的支持，全力反對進行革命。這些共產黨人的理論是，在這個階段進行革命必將產生致命的後果，在西班牙要做的不是由工人來控制，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特別需要指出“自由派”資產階級也持有這種觀點。外國資本在西班牙有着大量的投資。例如，巴塞羅那運輸公司就有上千萬的英國資本，而工會卻控制了加泰羅尼亞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繼續推進的話，將不會給予外國資本以任何補償，即使給予，也少得可憐；如果資產階級共和派占上風，則將能夠保證外國投資的安全。既然革命要被粉碎，事情就大為簡化，好像什麼革命也沒有發生過一樣。這樣，每個事件的實質意義就可以被掩藏起來，權力從工會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轉移都以軍事重組的必要宣傳出來。最後產生的結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幾乎沒有人知道那裡發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內，則沒有人懷疑那裡發生了革命。即使處在共產黨人控制之下的、或多或少地執行反對革命的政策的PSUC的報紙，也都在談論“我們的光榮革命”。與此同時，外國共產黨人的新聞媒體則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革命的跡象，並沒有發生奪取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之類的事件；或者，即使發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義”。用1936年8月6日《工人日報》的話來說，只有那些徹頭徹尾顛倒黑白的人才會說西班牙人正在進行社會革命，或者說正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相反，胡安·洛佩茲，一位巴倫西亞政府的成員，在1937年2月宣稱，“西班牙人正在拋頭顱灑熱血，不是為了民主共和國和憲法文本，而是為了……革命。”如此看來，那些所謂徹頭徹尾顛倒黑白的人也包括政府官員，而我們正是為政府而戰的。一些外國反法西斯報紙甚至附和這類可憐巴巴的謊言，佯稱教堂只是在被法西斯占為堡壘時才會受到攻擊。事實上，各類的教堂遭受破壞乃是勢在必然，因為人們知道西班牙教堂是資產階級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的六個月中，我只見到過兩座未受破壞的教堂，除了馬德里的一兩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1937年7月才被允許重新開放和舉行儀式。

　　但是，這只是革命的開始而非終結。工人，自然是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可能還有其他地方的工人，即使有能力這樣做，他們也沒有去推翻或完全取代政府。他們顯然不能這樣做，因為佛朗哥尚在門前叫戰，相當一部分中間階層還依附在他們那邊。國家處於轉型狀態，要麼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要麼回到往常的資本主義共和。農民占據了絕大部分土地，他們想保住這些土地，除非佛朗哥獲勝而被奪走。所有的大工業都已經被集體化了，但是繼續保留集體化、還是重新引入資本主義，最終要看哪一方獲勝。起初，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確聲稱代表工人階級。中央政府由左翼社會主義者卡巴列羅領導，包括代表勞工總會UGT（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和CNT（安那祺主義者控制的工團主義聯盟）的部長。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實際上一度被主要由工會代表組成的反法西斯防務委員會（代表按比例從各組織成員中選出，九名代表工會，三名代表加泰羅尼亞自由黨，兩名代表各種馬克思主義政黨（POUM、西班牙共產黨等））取代。後來，防務委員會解散，自治政府重組，以便代表工會和各種左翼政黨。但隨後政府的每次改組都是向右翼方向發展。首先是POUM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個月後卡巴列羅被右翼社會主義者羅格林取代，不久CNT被擠出中央政府，然後是UGT，接着是CNT被自治政府推出門外，最後，戰爭和革命爆發一年以後，政府完全由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派人士和共產黨人組成。

全面右轉開始於1936年10到11月，這時蘇聯開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權力從安那祺主義者手中轉到共產黨人手中。除了蘇聯和墨西哥，其他國家都沒有誠意來挽救共和國政府。墨西哥顯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蘇聯相應地處於支配地位。……蘇聯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產黨及其盟黨卻甚少將其交給他們的政治對手（這就是為什麼在阿拉貢前線幾乎沒有蘇聯武器的原因，那裡的部隊主要是安那祺主義主義者。直到1937年4月，我所見到的唯一的蘇聯武器，除了飛機（可能是蘇聯生產的，也可能不是）就是一挺衝鋒鎗）。……戰爭基本上是一場三角鬥爭。與佛朗哥的戰鬥仍在繼續，但政府的另一個目標卻是奪回工會手中掌握的權力。……安那祺主義者是唯一舉足輕重的革命派別，卻被迫一步一步地後退。集體化進程受到壓制，地方委員會被廢除，工人巡邏被禁止，戰前的警察隊伍被恢復並被迅速擴充、添加裝備，工會控制的各種主要工業部門被政府接管（占領巴塞羅那電話局，並由此引發五月戰鬥，就是其間發生的事件）。最後，最重要的是，工會組織的民兵漸漸被解散，並被改編到新建的大眾軍這個半資產階級陣線的“非政治化”、有不同工資級別、不同特權軍階的軍隊，等等。在特定的情況下，這實際上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步驟。不過這在加泰羅尼亞要比其他地方發生得晚，因為那裡的革命團體最為強大。顯然，工人想要確保他們的勝利，唯一的辦法是保持部分自己控制的武裝。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軍事效率的名義來進行的，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需要進行徹底的軍事重組。其實，民兵組織完全可以在工會的直接控制之下進行改編，並提高他們的效率。但實行重組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不讓安那祺主義者繼續擁有自己的軍隊。況且，民兵組織中的民主精神極易使之成為革命思想的溫床。……

這種聯合被稱作“大眾陣線”，基本上是敵對派別之間的聯合，它似乎總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結束。在政府的各個派別之中，共產黨人不代表極左派，而是代表極右派，這是西班牙局勢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在西班牙之外的國家產生了很多誤解。……　

　　大致說來，CNT-FAI主張：（1）讓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人來直接控制工業，如交通、紡織等；（2）由地方委員會來掌管政府，抵制各種形式的中央集權主義；（3）對資產階級和教會採取不妥協的敵對態度。最後一點雖然最不準確，卻最為重要。安那祺主義者反對大多數所謂的革命，雖然他們的原則很模糊，但他們真切地痛恨特權和不公正。從哲學上來看，共產主義和安那祺主義截然相反。實際上，在追求的社會形式方面，差別主要是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完全無法調和。共產黨人總是強調中央集權和效率，安那祺主義者則強調自由和平等。安那祺主義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蘇聯的影響減弱時，可能超過共產主義。在戰爭的最初兩個月，正是安那祺主義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瀾。儘管既無組織也無紀律，安那祺主義的民兵卻仍以西班牙部隊的最佳戰士而著稱。……

　　……“戰爭第一，革命其次”是一個再三出現的口號，普通的PSUC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號。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打贏戰爭之後革命會繼續下去。這個口號只是一句空話。共產黨人努力爭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適宜的時候，而是確保它永不發生。隨着時間的流逝，隨着權力越來越遠離工人階級的控制，隨着越來越多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投進監獄，事情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需要為名來進行的，因為這個藉口是現成的，而結果總是把工人從有利位置上趕走，等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抵制重新引入的資本主義制度。……

　　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在阿拉貢前線是如何被武裝、或者說不被武裝的情形。幾乎不用懷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過多的武器流入安那祺主義者手中，因為他們日後會把這些武器用於革命目的。從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來可以迫使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里後退，結果卻根本沒有發生。相對而言，這也許只是一樁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戰爭被狹義地理解為“爭取民主的戰爭”，那就難以吸引國外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支援。如果直面這一個事實，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爭認識不一。儘管已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在他們的身後更有千百萬人無動於衷。……

為什麼摩洛哥沒有發生起義？佛朗哥正在企圖建立聲名狼藉的獨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寧可接受佛朗哥的統治，也不願接受大眾陣線政府！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人在摩洛哥發動起義，因為這樣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於戰爭之上。為了讓摩洛哥人相信政府這邊的誠意，最重要的就是宣布他們的自由。

第6章

這一地區的西班牙人很可能確實沒有正統觀念的宗教信仰。我在西班牙沒有看到任何人划過十字，這令人感到奇怪。你也許會認為這個動作出自本能，不管革命還是不革命。很明顯，西班牙的教會還會捲土重來（就像諺語說的，夜晚和耶穌會士總是會回來的），但毫無疑問，在革命爆發的時候，教會已經崩潰和瓦解到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程度，連處於類似境地的垂死的英國教會也不相信。對西班牙人民來說，至少在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教堂正不折不扣地面臨着嚴峻考驗。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已在相當程度上被安那祺主義取代了，安那祺主義的影響廣泛傳播，安那祺主義本身無疑帶有某種宗教意味。

第8章

以工會為基礎並由政治觀點相近的人組成的工人民兵，有效地開拓形成這個國家中最具革命精神的用武之地。我或多或少偶然地來到這個所有西歐社會中無論規模大小都是唯一的政治意識和敵視資本主義更普及的社團。在阿拉貢這個地方，每個人置身於數萬主要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群中，大家都生活在同等水平並信奉平等的原則。大家在理論上完全平等，實際上也差不了多少。這裡人們預先體驗到了社會主義的滋味，這裡我是指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精神氛圍。許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行為——勢利、壓榨錢財、懼怕老闆等等都已不復存在。森嚴的社會階級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消失，這在充滿銅臭氣的英國幾乎不可想象。這兒只有農民和我們自己，沒有人由別人來主宰。當然，這樣的事態不會長久持續。它只是世界大拼殺的一個暫時的局部過程。但是，這裡所發生的一切畢竟對親身經歷過的人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無論當時如何咒罵，事後人們卻發現自己與某種奇怪的、有價值的東西聯繫起來。人們相處在希望代替冷漠或玩世不恭的社團，“同志”一詞代表着友誼，不像在許多國家裡那樣代表着欺騙。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氣。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時下正流行否定社會主義與平等有任何關係。在世界各國都有政黨僱傭的一大批幫閒文人和時髦的教授小人，忙於“證明”社會主義充其量不過是沒有觸動掠奪動機的計劃性國家資本主義。幸運的是也有與此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觀點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會主義、使他們願意為“社會主義的神秘性”而甘冒生命危險的，正是平等這個理念。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講，社會主義意味着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否則就什麼也不是。正是這一點是我在民兵部隊的那幾個月很有價值。西班牙民兵部隊只要存在着，就是一個無階級社會的縮影。在那個集體中，沒有人熱衷於追名逐利，雖然每樣東西都短缺，但沒有特權和巴結，人人都能粗略地嘗到可能像社會主義起始階段的滋味。最終，這不僅沒有使我對社會主義的幻想破滅，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讓我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看到一個比以前更加現實的社會主義的建立。這部分也是由於我有幸置身於西班牙人中。他們與生俱來的高雅和無時不在的安那祺主義特質，如果把握好機會，一定能在初始階段就創造出寬容的社會主義。 

第9章

戰爭期間，每一個在相隔幾個月來到巴塞羅那的人，都毫無例外地覺察到了這裡發生的巨大變化。令人驚詫的是，不管他們是先在八月、後在一月來的，還是和我一樣先在十二月、後在四月到的，大家議論的就是一件事：革命氣氛已經消失。無疑，對於在八月當街道上的血還未幹掉、民兵駐進小旅館時去過那裡的人來說，到了十二月，巴塞羅那已經變得好象是資產階級的了。但是，對於我這樣剛從英國來的人來說，它卻比我事先能夠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現在，高潮已經退去。巴塞羅那再次成為普通的城市，因戰爭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敗，但不再有工人階級占優勢的明顯跡象。

　　……戰爭僅進行大約六個月，政府就不得不採用徵兵手段，如果這是對外戰爭，採用這種辦法也許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內戰中這麼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這無疑與人們對戰爭偏離最初的革命期待深感失望密切相關。那些自發組成民兵隊伍的工會成員在戰爭的頭幾個星期把法西斯趕回薩拉戈薩，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工人階級控制而戰。但是事情變得越來越明顯——工人階級失去了控制。……有政治頭腦的人更關注安那祺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兩敗俱傷的鬥爭，而不是與佛朗哥的戰鬥。

　　……在城市的奢華和不斷出現的貧困、街道上的虛假繁榮，包括花店、彩旗、宣傳海報和擁擠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種明顯和可怕的政治敵對和憎恨。無論持哪種觀點的人都不無膽顫心驚地預感：“快有麻煩了。”眼前的危險，既簡單又不難理解，其實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的人們，最終是安那祺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對抗。政治上，除了PSUC和他們的自由派同盟外，加泰羅尼亞沒有其他力量了。但是，CNT有難以輕視的力量，他們雖然缺乏精良的裝備，對自己想要什麼不如對手明確，但人數眾多，在許多重要行業占有優勢。在這樣的力量對比下，註定會出麻煩。在PSUC控制的自治政府看來，要保證自己的地位，首要的是必須從CNT工人的手中奪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時候所指出的那樣，瓦解政黨民兵實際上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安排。同時，戰前的武裝警察、地方衛隊（civil guards，相當於治安警察）等等，已經恢復並得到進一步加強和裝備。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特別是，地方衛隊屬於那種歐洲大陸型的傭兵，他們在過去的近一個世紀裡忠實地充當了有產階級的保鏢。自治政府同時發布一條命令，凡私人武器一定要上繳。這項命令自然沒有得到遵從，很清楚，只能通過武力才能從安那祺主義者手裡奪取武器。這樣一來，由於新聞檢查制度，對遍及加泰羅尼亞的各種衝突，總是流傳着含糊不清、相互矛盾的謠言。在許多地方，武裝警察對安那祺主義者控制的重要地點發動攻擊。在靠近法國邊界上的普奇達，一幫騎兵被派去占領了先前由安那祺主義者控制的海關，著名的安那祺主義者安東尼奧·馬丁被殺害。我想，類似的事件在費卡洛斯和塔拉戈納也都發生過。在巴塞羅那工人階級郊區，也曾有過一系列不那麼過分激烈的爭鬥。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CNT和UGT的成員接二連三地互相遭到謀殺，隨謀殺而來的是盛大的、蓄意煽動政治仇恨的葬禮。……

　　“五·一”節就要到了，CNT和UGT都在籌劃參加大遊行的事。CNT的領導人比他們的大多數追隨者要更為溫和，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在致力於同UGT實現和解。的確，他們的政策主張是試圖把兩大聯盟合併為一個更大的聯盟。CNT的想法是應該和UGT一起遊行並顯示他們的團結。但到最後一刻，遊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遊行只會引起暴亂。因此，5月1日這一天平靜無事。這的確是一件怪事。巴塞羅那，這個號稱革命的城市，也許是唯一一個在那一天沒有舉行慶祝活動的非法西斯的歐洲城市。但是，我承認，我反而鬆了一口氣。

第10章

　　大約在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經過旅館時嘴裡冒出了一句話：“我聽說電話局出事了。”由於某種原因，我當時並沒怎麼在意這句話。

　　 ……星期二，安那祺主義《團結報》把電話局遭到攻擊稱之為“巨大的挑釁”（或類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報紙就變了調子，開始懇求人們回去上班。安那祺主義者的領導人也發出了同樣的信息。POUM的報紙《戰鬥》的辦公室，大約在電話局遭到襲擊的同時，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地方衛隊的襲擊和占領。但報紙仍在別的地址印刷並被分發出去，催促大家儘可能待在街壘里。人們惴惴不安、憂心忡忡，誰都想知道事件究竟將如何了結。我懷疑到人們是否都離開了街壘，但人們都厭惡這種毫無意義的戰鬥，它會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因為沒有人想把它發展為一場新的大規模內部戰鬥，那只能意味着輸掉反對佛朗哥的戰爭。這種擔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現。廣大CNT成員的最初和一貫的要求只有兩個：交還電話局和解除可恨的地方衛隊的武裝。如果自治政府答應做這兩件事，並答應終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話，那麼毫無疑問街壘會在兩小時後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顯然沒有打算作出讓步。……

　　第二天，巴倫西亞突擊隊的士兵到處出現，他們有如征服者般地邁步大街小巷。這無疑是中央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於嚇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會反抗的居民。假如擔心發生新的暴動，他們就會待在街壘里，而不會一小股一小股的分散在大街上。他們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華麗的軍隊，雖然我在某種意義上假定他們是“敵人”，我仍禁不住喜歡上他們的外表。但我用一種驚奇的目光在看着他們來回溜達。在阿拉貢前線，我見慣了衣衫襤褸、幾乎沒有裝備的民兵，卻不知道共和派還擁有一支這樣的軍隊。他們不僅在身材上經過嚴格挑選，更使我吃驚的是他們的武器。他們全都裝備了嶄新的“俄式來復槍”（這些槍是蘇聯運給西班牙的，但我卻相信那是美國製造的）。我察看過其中一支來復槍。它雖不是那麼完美，但比起我們在前線用的那種糟糕透頂的老式大口徑來復槍，不知要好到哪裡去了。他們每十個士兵擁有一挺衝鋒鎗，每人擁有一支自動手槍，在前線，我們50人才可能有一挺機關槍，而手槍只能非法購買。事實上，我現在才注意到，到處都一樣：不上前線的突擊隊和馬槍騎兵們的裝備比我們好，穿戴更棒。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戰爭中都是一樣的——後方着裝時髦的警察和前線衣衫襤褸的士兵之間，總是存在着明顯差別。……

　　巴塞羅那的戰鬥，給巴倫西亞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羅尼亞的藉口。工人民兵將被解散，重新編入大眾軍。

第11章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整個加泰羅尼亞的局勢都很緊張。在這本書的前幾章里，我已經描述了共產黨人和安那祺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事態發展到1937年5月，暴力似乎已經無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繳所有的武器，並決定以此建立一支不允許工會會員加入的“非政治的”武裝警察部隊。這樣做的意圖很清楚。同時很明顯，下一步行動就是接管由CNT控制的關鍵性的工業部門。此外，由於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以及感到革命已經受挫的普遍模糊感覺，在工人階級中間產生了相當的怨恨情緒。這樣，5月1日沒有發生騷亂，許多人感到驚喜。5月3日，政府決定接管電話局。這裡自戰爭爆發以來一直主要由CNT的工人管理。據稱，電話局管理得很糟糕，官方的電話被竊聽。警察局長薩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權執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車的武裝地方衛隊占領電話大樓，而攜帶武器的便衣警察則封鎖了大樓附近的街道。大約在同一時間，衛隊還占領和控制了市內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各種建築物。無論這些行動的真實動機是什麼，人們普遍相信，這是衛隊和PSUC（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向CNT發起總攻的信號。到處傳言說工人們的建築物遭到了襲擊，武裝的安那祺主義者出現在大街上，人們不再工作，戰鬥很快就會打響。當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處建起了街壘，但直到5月6日早晨才發生戰鬥。然而，雙方進行的主要是防禦性的戰鬥。建築物雖然遭到包圍，但據我所知，並沒有受到進攻，也沒有使用大炮。大體說來，CNT-FAI和POUM控制了工人階級聚居的市區，武裝警察和PSUC則占據了城市中心地帶和各政府機關。5月6日，雙方曾有短暫的休戰，但可能由於衛隊急切地想要解除CNT工人的武裝，衝突很快重新爆發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們開始主動撤離街壘。5月5日晚間前後，CNT曾占上風，大批衛隊的士兵投降。但CNT沒有公認的領袖，也沒有固定的計劃。事實上，人們也能看得出來，除了抵抗衛隊的模糊決心，根本就沒有任何計劃。CNT的政府領導人與UGT的領導人一起，懇求每個人都回到工作崗位上，畢竟，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時期。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繼續戰鬥，誰也不知道究竟將會發生什麼。5月7日下午，局勢基本恢復正常。那天傍晚，6千名來自巴倫西亞的突擊隊由海路抵達巴塞羅那，控制了整個城市。政府發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規軍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須上繳。在隨後的幾天裡，政府收繳了大量的武器。……

　　這場戰鬥為巴倫西亞當局直接控制加泰羅尼亞提供了藉口，加快了民兵的瓦解。……真正的問題是，走上街頭的CNT工人通過這場戰鬥，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麼。我認為，當然純粹是猜測，他們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占領巴塞羅那電話大樓只是相當長的計劃中的一個事件。自去年起，工聯主義者已經逐漸失去了直接的權力，總體運動也脫離了工人階級的控制而漸為集權領導層所左右，引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可能重新引入私人資本主義。人們的抗拒可能使這一進程放緩。戰爭爆發一年後，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權力，但他們的處境仍相對有利。面對無論什麼樣的挑釁，如果他們明確地流露出他們不會鬥爭，情況可能就不是這樣了。有時候，即使被打敗了，拿起武器但總比放棄鬥爭要好得多。

　　……在安那祺主義者一方，他們的行動幾乎是自發性的，因為這個事件的參與者主要是普通民眾。當人們走上街頭以後，他們的政治領袖才極不情願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沒有捲入其中。……CNT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否認整個事件。這有許多方面的理由。首先，CNT仍在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中有自己的官員，使它的領導人比一般成員更保守。其次，CNT領導人的主要目標是與UGT結成聯盟，而衝突只會加劇CNT和UGT之間的裂痕，至少當時是這樣的。第三，雖然當時不為人所知，安那祺主義的領導人擔心事態的發展如果越過了某個界限，工人占領整個巴塞羅那，正如他們可能在5月5日所做的那樣，那就有可能引發外國的干涉。……

　　 CNT領導人並沒有從更謹慎的態度中得到太多好處，他們的忠誠受到稱讚，但機會一到，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就將他們踢出門外了。

　　……安那祺主義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們放下武器，加泰羅尼亞的主要政治力量PSUC仍會把武器留在手中。戰鬥結束後的實際情形就是如此。其間，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雖然這些武器在前線很受歡迎，但最終卻留在了後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共產黨人和安那祺主義者之間仍有不可調和的分歧，遲早都必然會導致某種鬥爭。自戰爭開始以來，共產黨的人數激增，他們奪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權力，國外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來到西班牙，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公開表示，一旦反對佛朗哥的鬥爭取得勝利，就會“清算”安那祺主義。在這樣的境況下，人們很難期待安那祺主義者會願意交出他們在1936年夏天奪到的武器。

　　占領電話局僅僅是點燃既有炸彈的導火索。也許恰好可以預料的是，那些對此負有責任的人認為不會有麻煩。據說，幾天前，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總統孔帕尼斯笑着宣布，安那祺主義者會忍氣吞聲的（《新政治家》1937年5月14日）。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決不是一個明智的舉動。在之後的幾個月裡，共產黨人和安那祺主義者在西班牙各地發生了一系列的武裝衝突。在加泰羅尼亞，特別是其首府巴塞羅那，局勢日趨緊張，已經發展成街頭爭吵、謀殺，等等。突然間，全城的報紙都在報道武器分子正在進攻工人在七月戰鬥中奪取的、對他們來說感情上極為敏感的建築物。我們必須記住，工人階級並不喜歡地方衛隊。對過去的數代人來說，衛隊是領主和老闆的保鏢，而地方衛隊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為人們紛紛猜測，而且有充分的根據，他們對法西斯的反對十分可疑（戰爭一爆發，地方衛隊就與更有勢力的黨派站在了一邊。在後來的戰爭中，在好幾個地方，例如在桑坦德，當地的衛隊全都轉向了法西斯勢力）。促使人們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裡走上街頭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們在戰爭之初抵抗叛亂將軍的同樣情感。…（政府占領電話局）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必定會導致一場衝突。這是一種挑釁性行為，是一種威脅性的姿態，意思是說：“你們的權力終止了，由我們來接管。”以為人們不會反抗，違背了基本常識。

（摘錄完）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11月19日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