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乔治·奥威尔[1]

第1章

　　这件事情发生在1936年12月底，离现在还不到七个月，但这段时期已经消失，遥不可及了。……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安那祺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革命爆发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革命时期正在结束，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国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令人吃惊，压倒一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各种建筑无论大小都被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插着红旗或安那祺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被涂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政党的缩写字母。每个教堂都被清洗，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加入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服务员和跑堂的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大、老）或者‘Don’（先生、老爷）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我的第一个经历是试图给一位电梯服务员小费，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显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像样的人。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奇特、感人。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即认识到这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状况。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

　　这个城市看起来灰暗不堪肮脏，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肉类奇缺，牛奶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人民是满足的和充满希望的。这里没人失业，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看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安那祺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匠都是安那祺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匠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色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妓制度，让妓女从良。......

　　指导我们的中尉是一个结实的、没有经验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以前是正规军军官，就他整洁的仪容和崭新的制服来看，现在也依然像个正规军军官。最奇特的是，他还是一个忠诚和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坚持在所有的队列中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这比那些队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彻底。我还记得，当一个幼稚的新兵叫他“先生”时他的那副带着痛苦的惊讶神情。“什么！先生？谁叫我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

第3章

在这时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加泰罗尼亚的民兵始终坚守自己在战争开始时的阵地位置。在佛朗哥政变的早期，各工会和政党大都匆匆忙忙地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每一个民兵组织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组织，它们效忠于自己的政党，犹如效忠中央政府。名义上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大众军在1937年初按照常规方式组建，党派民兵从理论上来说已合并到大众军中去了，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任何改变，仅仅停留在纸上。新建起来的大众军的大部分人马迟至六月才开赴阿拉贡前线，在此之前整个民兵体系没有做出任何变化。这一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官兵之间的社会平等。民兵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从将军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你拍拍将军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烟，没有人见怪。理论上，民兵是民主的而非等级组织。大家都理解命令应当被执行，但当你发出命令时，你所发出的命令是同志式的，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方式。这里虽然也有军官和军士，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阶、军衔、徽章，以及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之类的东西。他们试图在民兵中创造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社会的工作模式。当然，这还不是理想的平等，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过或想到过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后来，指责民兵成为一种风气，甚至连训练不足和武器奇缺的结果也被归咎于民兵的平均主义制度。事实上，刚组建起来的民兵队伍是一群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在草创时期都必然如此。事实上，民主的“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预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队伍中，军事纪律在理论上自愿的。这种纪律建立在阶级忠诚的基础上。相反，一支资产阶级的征募队伍的纪律最终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取代民兵的大众军则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普通军队中盛行的欺凌和辱骂行为，在民兵队伍中任何时候也不能被容忍。在民兵队伍中正常的纪律处罚依然保留着，但处罚只被适用于最严重的过失。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不会立即让他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式的态度对他进行劝导。没有经验的嘲笑者会立刻说这样做决不会“起作用”，但事实表明这样做从长期看的确“起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纪律的一些人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一月份，为了让十来个新兵达到要求，把我的头发都快折腾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担任代理中尉的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在下达命令或要求自愿从事某项危险工作方面，我几乎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革命”纪律依靠政治觉悟——理解服从命令的原因。要把这种观念推广开来需要时间，但是要把一个人训练成兵营里的机器也同样需要时间。嘲笑民兵体系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记得，当大众军尚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从根本上来讲，民兵能守在阵地上本身就是对“革命”纪律的力量的颂扬。直到1937年6月，民兵们能够坚守在那里，靠的就是阶级忠诚。个别逃兵有可能被枪毙——在偶尔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但如果上千人决定脱离战线，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强征入伍的军队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督战队早就逃散了。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民兵们却在固守前线阵地，连个别临阵脱逃者也罕见。在置身马克思主义联合党POUM民兵中的四、五个月里，我只听说有四个人开了小差，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无疑是间谍，他们来到民兵中完全是为了获取情报。

第5章

   ……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并非像我们在英国那样仅仅以“民主”和“维持现状”的名义反对佛朗哥，他们的抵抗运动带有——也可以说包含着——十分明显的革命爆发性质。土地被农民夺取，工厂和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会夺占，教堂被拆毁，牧师被赶跑或杀害。而在天主教牧师的欢呼声中，《每日邮报》则把佛朗哥描绘成一个爱国者，使他的国家脱离可怕的“赤”祸。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佛朗哥真正的反对者不是政府，而是工会。早在叛乱爆发时，组织起来的城镇工人就号召进行总罢工，要求分发、并通过战斗夺取弹药库中的武器。如果不是他们完全自发和独立的行动，佛朗哥根本就不会遇到抵抗。当然，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可至少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很早就预料到叛乱的爆发，但西班牙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阻止。叛乱发生后，政府表现软弱，态度游移不定，以至于西班牙在一天之内竟更换了三位总理（基罗加、巴里奥斯和希拉尔，前两位拒绝把武器分发给工会）。而且，政府只是不情愿地让工人获得武器以应急对付广泛的暴力骚乱。然而，武器已经散发，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大城镇，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装力量（突击卫队等）的帮助下，主要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奋战，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那些只有为革命——例如，相信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才能采取的行动。在各地的反叛中心，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战死于大街小巷。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即使从未听说过农民夺取了土地、建立了当地苏维埃等等，很难相信作为抵抗运动中坚力量的安那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在保卫资本主义的民主事业。特别是在安那祺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中央集权化的虚伪工具。

　　与此同时，工人手中掌握着武器，他们现在拒绝交出武器。（据说即使在一年以后，加泰罗尼亚安那祺-工联主义者仍拥有三万支步枪。）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的大地主的土地被农民夺取。工业和交通部门出现集体化运动，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开始通过成立地方委员会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雏形，用工人巡逻队取代了支持资本家的旧警察，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民兵，等等。当然，这一进程并没有在各地同步发展起来，加泰罗尼亚行动得最彻底。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几乎没有受到冲击，有的地区政府与革命委员会同时并存。在一些地区，安那祺主义者建立了独立的公社，有些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压制下去。在加泰罗尼亚，安那祺-工联主义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掌握了实权，控制了大多数关键性的工业部门。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不只是内战，而是革命的开始。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新闻媒体将实质遮掩，把问题狭隘地解释为“法西斯与民主之间的斗争”，而把革命的一面则尽可能地掩藏起来。在英国，新闻更为集中化，公众更容易受到欺骗，人们只知道有两种西班牙战争的说法：右翼称之为基督教爱国者与嗜血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左翼称之为温和派共和人士对军事叛乱的镇压，而核心问题则被成功地掩藏起来。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的新闻媒体散布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谎言，而善意的宣传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否认西班牙“赤化”是在帮助西班牙政府。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国的一些小规模的革命团体外，整个世界都在下决心阻止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共产党尤其是这样，它仰仗苏联的支持，全力反对进行革命。这些共产党人的理论是，在这个阶段进行革命必将产生致命的后果，在西班牙要做的不是由工人来控制，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特别需要指出“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持有这种观点。外国资本在西班牙有着大量的投资。例如，巴塞罗那运输公司就有上千万的英国资本，而工会却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继续推进的话，将不会给予外国资本以任何补偿，即使给予，也少得可怜；如果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上风，则将能够保证外国投资的安全。既然革命要被粉碎，事情就大为简化，好像什么革命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每个事件的实质意义就可以被掩藏起来，权力从工会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转移都以军事重组的必要宣传出来。最后产生的结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内，则没有人怀疑那里发生了革命。即使处在共产党人控制之下的、或多或少地执行反对革命的政策的PSUC的报纸，也都在谈论“我们的光荣革命”。与此同时，外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媒体则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革命的迹象，并没有发生夺取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之类的事件；或者，即使发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用1936年8月6日《工人日报》的话来说，只有那些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才会说西班牙人正在进行社会革命，或者说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相反，胡安·洛佩兹，一位巴伦西亚政府的成员，在1937年2月宣称，“西班牙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民主共和国和宪法文本，而是为了……革命。”如此看来，那些所谓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也包括政府官员，而我们正是为政府而战的。一些外国反法西斯报纸甚至附和这类可怜巴巴的谎言，佯称教堂只是在被法西斯占为堡垒时才会受到攻击。事实上，各类的教堂遭受破坏乃是势在必然，因为人们知道西班牙教堂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的六个月中，我只见到过两座未受破坏的教堂，除了马德里的一两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1937年7月才被允许重新开放和举行仪式。

　　但是，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而非终结。工人，自然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人，即使有能力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去推翻或完全取代政府。他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因为佛朗哥尚在门前叫战，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还依附在他们那边。国家处于转型状态，要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要么回到往常的资本主义共和。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他们想保住这些土地，除非佛朗哥获胜而被夺走。所有的大工业都已经被集体化了，但是继续保留集体化、还是重新引入资本主义，最终要看哪一方获胜。起初，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确声称代表工人阶级。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巴列罗领导，包括代表劳工总会UGT（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CNT（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工团主义联盟）的部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实际上一度被主要由工会代表组成的反法西斯防务委员会（代表按比例从各组织成员中选出，九名代表工会，三名代表加泰罗尼亚自由党，两名代表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POUM、西班牙共产党等））取代。后来，防务委员会解散，自治政府重组，以便代表工会和各种左翼政党。但随后政府的每次改组都是向右翼方向发展。首先是POUM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巴列罗被右翼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取代，不久CNT被挤出中央政府，然后是UGT，接着是CNT被自治政府推出门外，最后，战争和革命爆发一年以后，政府完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组成。

全面右转开始于1936年10到11月，这时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从安那祺主义者手中转到共产党人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其他国家都没有诚意来挽救共和国政府。墨西哥显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苏联相应地处于支配地位。……苏联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产党及其盟党却甚少将其交给他们的政治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贡前线几乎没有苏联武器的原因，那里的部队主要是安那祺主义主义者。直到1937年4月，我所见到的唯一的苏联武器，除了飞机（可能是苏联生产的，也可能不是）就是一挺冲锋枪）。……战争基本上是一场三角斗争。与佛朗哥的战斗仍在继续，但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却是夺回工会手中掌握的权力。……安那祺主义者是唯一举足轻重的革命派别，却被迫一步一步地后退。集体化进程受到压制，地方委员会被废除，工人巡逻被禁止，战前的警察队伍被恢复并被迅速扩充、添加装备，工会控制的各种主要工业部门被政府接管（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并由此引发五月战斗，就是其间发生的事件）。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会组织的民兵渐渐被解散，并被改编到新建的大众军这个半资产阶级阵线的“非政治化”、有不同工资级别、不同特权军阶的军队，等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不过这在加泰罗尼亚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晚，因为那里的革命团体最为强大。显然，工人想要确保他们的胜利，唯一的办法是保持部分自己控制的武装。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来进行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需要进行彻底的军事重组。其实，民兵组织完全可以在工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改编，并提高他们的效率。但实行重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安那祺主义者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况且，民兵组织中的民主精神极易使之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

这种联合被称作“大众阵线”，基本上是敌对派别之间的联合，它似乎总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结束。在政府的各个派别之中，共产党人不代表极左派，而是代表极右派，这是西班牙局势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在西班牙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很多误解。……　

　　大致说来，CNT-FAI主张：（1）让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来直接控制工业，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来掌管政府，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对资产阶级和教会采取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最后一点虽然最不准确，却最为重要。安那祺主义者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安那祺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追求的社会形式方面，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安那祺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安那祺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安那祺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部队的最佳战士而著称。……

　　……“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PSUC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在阿拉贡前线是如何被武装、或者说不被武装的情形。几乎不用怀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过多的武器流入安那祺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会把这些武器用于革命目的。从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来可以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后退，结果却根本没有发生。相对而言，这也许只是一桩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

为什么摩洛哥没有发生起义？佛朗哥正在企图建立声名狼藉的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大众阵线政府！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在摩洛哥发动起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战争之上。为了让摩洛哥人相信政府这边的诚意，最重要的就是宣布他们的自由。

第6章

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很可能确实没有正统观念的宗教信仰。我在西班牙没有看到任何人划过十字，这令人感到奇怪。你也许会认为这个动作出自本能，不管革命还是不革命。很明显，西班牙的教会还会卷土重来（就像谚语说的，夜晚和耶稣会士总是会回来的），但毫无疑问，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教会已经崩溃和瓦解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连处于类似境地的垂死的英国教会也不相信。对西班牙人民来说，至少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教堂正不折不扣地面临着严峻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安那祺主义取代了，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广泛传播，安那祺主义本身无疑带有某种宗教意味。

第8章

以工会为基础并由政治观点相近的人组成的工人民兵，有效地开拓形成这个国家中最具革命精神的用武之地。我或多或少偶然地来到这个所有西欧社会中无论规模大小都是唯一的政治意识和敌视资本主义更普及的社团。在阿拉贡这个地方，每个人置身于数万主要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群中，大家都生活在同等水平并信奉平等的原则。大家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实际上也差不了多少。这里人们预先体验到了社会主义的滋味，这里我是指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精神氛围。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势利、压榨钱财、惧怕老板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森严的社会阶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失，这在充满铜臭气的英国几乎不可想象。这儿只有农民和我们自己，没有人由别人来主宰。当然，这样的事态不会长久持续。它只是世界大拼杀的一个暂时的局部过程。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对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无论当时如何咒骂，事后人们却发现自己与某种奇怪的、有价值的东西联系起来。人们相处在希望代替冷漠或玩世不恭的社团，“同志”一词代表着友谊，不像在许多国家里那样代表着欺骗。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时下正流行否定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在世界各国都有政党雇佣的一大批帮闲文人和时髦的教授小人，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没有触动掠夺动机的计划性国家资本主义。幸运的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的神秘性”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正是平等这个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否则就什么也不是。正是这一点是我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很有价值。西班牙民兵部队只要存在着，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看到一个比以前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建立。这部分也是由于我有幸置身于西班牙人中。他们与生俱来的高雅和无时不在的安那祺主义特质，如果把握好机会，一定能在初始阶段就创造出宽容的社会主义。 

第9章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来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到的，大家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在八月当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时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但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内战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期待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的工会成员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控制而战。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控制。……有政治头脑的人更关注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与佛朗哥的战斗。

　　……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街道上的虚假繁荣，包括花店、彩旗、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敌对和憎恨。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快有麻烦了。”眼前的危险，既简单又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的人们，最终是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政治上，除了PSUC和他们的自由派同盟外，加泰罗尼亚没有其他力量了。但是，CNT有难以轻视的力量，他们虽然缺乏精良的装备，对自己想要什么不如对手明确，但人数众多，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注定会出麻烦。在PSUC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要保证自己的地位，首要的是必须从CNT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瓦解政党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安排。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地方卫队（civil guards，相当于治安警察）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地方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佣兵，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自治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凡私人武器一定要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很清楚，只能通过武力才能从安那祺主义者手里夺取武器。这样一来，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对遍及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冲突，总是流传着含糊不清、相互矛盾的谣言。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达，一帮骑兵被派去占领了先前由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海关，著名的安那祺主义者安东尼奥·马丁被杀害。我想，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斯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郊区，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激烈的争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CNT和UGT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遭到谋杀，随谋杀而来的是盛大的、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

　　“五·一”节就要到了，CNT和UGT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CNT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UGT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CNT的想法是应该和UGT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5月1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但是，我承认，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第10章

　　大约在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星期二，安那祺主义《团结报》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之为“巨大的挑衅”（或类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报纸就变了调子，开始恳求人们回去上班。安那祺主义者的领导人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POUM的报纸《战斗》的办公室，大约在电话局遭到袭击的同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地方卫队的袭击和占领。但报纸仍在别的地址印刷并被分发出去，催促大家尽可能待在街垒里。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忡忡，谁都想知道事件究竟将如何了结。我怀疑到人们是否都离开了街垒，但人们都厌恶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它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没有人想把它发展为一场新的大规模内部战斗，那只能意味着输掉反对佛朗哥的战争。这种担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广大CNT成员的最初和一贯的要求只有两个：交还电话局和解除可恨的地方卫队的武装。如果自治政府答应做这两件事，并答应终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街垒会在两小时后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显然没有打算作出让步。……

　　第二天，巴伦西亚突击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般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中央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小股一小股的分散在大街上。他们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派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他们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冲锋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50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不上前线的突击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棒。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差别。……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大众军。

第11章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局势都很紧张。在这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共产党人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事态发展到1937年5月，暴力似乎已经无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的“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这样做的意图很清楚。同时很明显，下一步行动就是接管由CNT控制的关键性的工业部门。此外，由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感到革命已经受挫的普遍模糊感觉，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相当的怨恨情绪。这样，5月1日没有发生骚乱，许多人感到惊喜。5月3日，政府决定接管电话局。这里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主要由CNT的工人管理。据称，电话局管理得很糟糕，官方的电话被窃听。警察局长萨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权执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车的武装地方卫队占领电话大楼，而携带武器的便衣警察则封锁了大楼附近的街道。大约在同一时间，卫队还占领和控制了市内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各种建筑物。无论这些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卫队和PSUC（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向CNT发起总攻的信号。到处传言说工人们的建筑物遭到了袭击，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出现在大街上，人们不再工作，战斗很快就会打响。当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处建起了街垒，但直到5月6日早晨才发生战斗。然而，双方进行的主要是防御性的战斗。建筑物虽然遭到包围，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受到进攻，也没有使用大炮。大体说来，CNT-FAI和POUM控制了工人阶级聚居的市区，武装警察和PSUC则占据了城市中心地带和各政府机关。5月6日，双方曾有短暂的休战，但可能由于卫队急切地想要解除CNT工人的武装，冲突很快重新爆发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开始主动撤离街垒。5月5日晚间前后，CNT曾占上风，大批卫队的士兵投降。但CNT没有公认的领袖，也没有固定的计划。事实上，人们也能看得出来，除了抵抗卫队的模糊决心，根本就没有任何计划。CNT的政府领导人与UGT的领导人一起，恳求每个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毕竟，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战斗，谁也不知道究竟将会发生什么。5月7日下午，局势基本恢复正常。那天傍晚，6千名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队由海路抵达巴塞罗那，控制了整个城市。政府发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规军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须上缴。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收缴了大量的武器。……

　　这场战斗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加快了民兵的瓦解。……真正的问题是，走上街头的CNT工人通过这场战斗，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么。我认为，当然纯粹是猜测，他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大楼只是相当长的计划中的一个事件。自去年起，工联主义者已经逐渐失去了直接的权力，总体运动也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控制而渐为集权领导层所左右，引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可能重新引入私人资本主义。人们的抗拒可能使这一进程放缓。战争爆发一年后，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力，但他们的处境仍相对有利。面对无论什么样的挑衅，如果他们明确地流露出他们不会斗争，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有时候，即使被打败了，拿起武器但总比放弃斗争要好得多。

　　……在安那祺主义者一方，他们的行动几乎是自发性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当人们走上街头以后，他们的政治领袖才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卷入其中。……CNT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否认整个事件。这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CNT仍在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中有自己的官员，使它的领导人比一般成员更保守。其次，CNT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与UGT结成联盟，而冲突只会加剧CNT和UGT之间的裂痕，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第三，虽然当时不为人所知，安那祺主义的领导人担心事态的发展如果越过了某个界限，工人占领整个巴塞罗那，正如他们可能在5月5日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可能引发外国的干涉。……

　　 CNT领导人并没有从更谨慎的态度中得到太多好处，他们的忠诚受到称赞，但机会一到，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就将他们踢出门外了。

　　……安那祺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放下武器，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政治力量PSUC仍会把武器留在手中。战斗结束后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其间，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在前线很受欢迎，但最终却留在了后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共产党人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仍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迟早都必然会导致某种斗争。自战争开始以来，共产党的人数激增，他们夺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国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来到西班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一旦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取得胜利，就会“清算”安那祺主义。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很难期待安那祺主义者会愿意交出他们在1936年夏天夺到的武器。

　　占领电话局仅仅是点燃既有炸弹的导火索。也许恰好可以预料的是，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认为不会有麻烦。据说，几天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统孔帕尼斯笑着宣布，安那祺主义者会忍气吞声的（《新政治家》1937年5月14日）。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决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和安那祺主义者在西班牙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其首府巴塞罗那，局势日趋紧张，已经发展成街头争吵、谋杀，等等。突然间，全城的报纸都在报道武器分子正在进攻工人在七月战斗中夺取的、对他们来说感情上极为敏感的建筑物。我们必须记住，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地方卫队。对过去的数代人来说，卫队是领主和老板的保镖，而地方卫队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为人们纷纷猜测，而且有充分的根据，他们对法西斯的反对十分可疑（战争一爆发，地方卫队就与更有势力的党派站在了一边。在后来的战争中，在好几个地方，例如在桑坦德，当地的卫队全都转向了法西斯势力）。促使人们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走上街头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们在战争之初抵抗叛乱将军的同样情感。…（政府占领电话局）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必定会导致一场冲突。这是一种挑衅性行为，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意思是说：“你们的权力终止了，由我们来接管。”以为人们不会反抗，违背了基本常识。

（摘录完）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11月19日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