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多普拉托夫終生在蘇聯諜報系統（其名稱從“契卡”——肅反委員會，到KGB——國家安全部）服務，在四十、五十年代主管“特殊任務”局，指揮了抗德間諜戰、暗殺托洛茨基、竊取美國原子彈機密等至關蘇聯國家安全的行動，最後又目睹了蘇聯的解體。儘管他作為烏克蘭人為蘇聯賣命了一輩子，但因為他是貝利亞的手下，隨貝利亞的垮台而失去自由，直到蘇聯解體才最終得到“平反”。

遺憾的是，儘管蘇多普拉托夫在蘇聯解體後開始在俄羅斯媒介露面，接受採訪，發表文章，但這本長達527頁的回憶錄卻是他的兒子與兩個美國記者根據他的口述用英文寫作，在美國出版的。這多少損害了本書可能具有的更高史料價值，需要讀者的判斷力。另外，此書作為一個中級蘇聯官僚的個人回憶錄，在關於國家級別的事件上，他的情報有限；在關於諜報系統具體運行上，他的立場不一定客觀（如讚揚貝利亞、貶責赫魯曉夫）。

我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在於它的精神：即一個蘇聯統治集團的中堅份子如何在斯大林體制下按照蘇聯的統治邏輯執行“特殊任務”的。在這種背景下的寫作語言與個人主觀性，與那些受當時政治條件限制的國家級首腦（赫魯曉夫、朱可夫、戈爾巴喬夫等）的回憶錄、著作，具有同等價值。

從本書的精神，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一些歷史事件。例如；蘇聯官僚體制很實際地知道托洛茨基、西班牙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是資本家、法西斯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問題在於鬥爭中的領導權不容被斯大林份子以外的任何人控制。直接刺殺托洛茨基的Ramon Mercader（拉蒙麥卡德）卻宣稱從西班牙內戰的戰鬥經歷痛恨托洛茨基派爭奪領導權，刺殺托洛茨基後被捕期間絲毫沒有泄露他的蘇聯特務身份。如何對待左翼反對派是一個關於蘇聯性質、蘇聯命運與社會主義前途的大問題。我們當然理解托洛茨基問題的意義，但許多非托洛茨基派的進步人士也很遺憾托洛茨基未能反省其本人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極端性助長了以後的斯大林體制的形成。

蘇聯官僚體制對於斯大林與希特勒的交易也很明確、實際。在經歷了侵略與包圍的生存權危機之後，終於有一個西方列強承認蘇聯也有權利加入世界列強、共同分贓，“何樂而不為”呢？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蘇聯的正確情報，明白不可能在冬季之前徹底征服蘇聯，而不進攻或推遲一年進攻蘇聯的話，斯大林可能漁利更多。既然蘇聯不得不採取與西方列強相同的邏輯，從瓜分波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以至戰後雅爾塔分贓、操縱東歐各國政權，到最後在阿富汗的失敗，都出於同理。蘇多普拉托夫作為蘇聯官僚的忠誠一員，雖然也吃到體制的苦頭，但從來沒有減退對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等首腦的崇敬：正是他們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弱國變成世界強權；相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人卻是敗家子，戈爾巴喬夫與謝瓦爾澤，把東德送給西方不但分文未得，最終還埋葬了蘇聯。

蘇多普拉托夫因為其妻子是猶太人，對困擾蘇聯社會的“猶太人問題”[3]也流露出不少遺憾。猶太人由於反對沙皇的政治傳統、較高學歷的職業背景等，在蘇聯建國初期占據了許多重要職位（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個典型）。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猶太人也把美國與蘇聯連接起來。戰爭結束後，許多猶太人團體在世界各地（包括在阿根廷等）尋求建立一塊“自己的土地”。在趕走韃靼人後的克里米亞半島上建立一個“蘇維埃猶太共和國”，以吸引猶太人控制的資金，[4]與美國的加利福尼亞相當，成為一個誘人的設想。但在美英扶持下建國的以色列（美國甚至停止發放簽證讓猶太人入境）取得的軍事勝利打消了猶太人在蘇聯“建國”的希望。同時，蘇聯的上層內部權力鬥爭引發“猶太人醫生謀殺斯大林案”等政治清洗，一直到最終把猶太人完全推向西方。猶太人對於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貢獻非凡。

猶太人對於美國核武器發展計劃和項目工程，貢獻非凡。出於擊敗德國的最高目的，猶太人竭力推動原子彈計劃。如果沒有愛因斯坦、費米（第一個成功實現核連鎖反應）、奧本海默（曼哈頓計劃主持人）等猶太人的參與，原子彈的製造會推遲許多年。

在那些第一代原子科學家中，包括丹麥的玻爾、德國的海森堡、蘇聯的卡皮查等，都普遍持有用原子科學造福全體人類（而非某一國家）的理想，倡導由全人類共享“核機密”。蘇多普拉托夫正確地把他們稱為“人類政治家”，蘇聯也正是利用了這個良知加速了自己的原子彈研製。奧本海默有意識地把自己的工作通過妻子、友人透露給蘇聯，直到最終被調離崗位。玻爾除了寫信給羅斯福、面見丘吉爾要求與蘇聯“核交流”外，當蘇聯派人當面謀求指導時，他顫抖起來，卻最終同意回答了二十二個問題，加速了蘇聯原子彈的研製。蘇多普拉托夫幸慶到：如果沒有這些不接受報酬的“情報員”的幫助，沒有核武器的蘇聯怎麼可能支撐幾十年的冷戰對峙？另一方面，美國聯邦調查局等機構在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恐怖政治狀態雖然大肆清洗可疑人士，卻沒有抓到出於良心向蘇聯提供核機密的科學家。

當蘇聯剛解體時，不少樂觀人士都期待另一個超級強權會縮減軍備、順應和平潮流。但十幾年來的“後冷戰”卻證明“兩個魔鬼比一個魔鬼安全”，看來玻爾等人當初的選擇是迫不得已的明智之舉。實際上，核武器從來不可能由科學家的良知來支配，以後的掌握核技術的科學家們，為了個人出頭，從來沒有猶豫就賣身投靠國家政權。[5]

蘇多普拉托夫的這本書也透露了官僚階層對於斯大林之後的蘇聯前途喪失信心。他本人隨貝利亞垮台而遭逮捕，他為之賣命的這個體制在後期冷戰中的經濟競爭、“人權外交”中的失敗已經註定。現在看來，這個體制居然能維持到一九九一年，反而是一個奇蹟。

[趙京，首發於香港《十月評論》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