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的名著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第二卷[1]被取名和翻译为《西方的衰落》并不准确[2]，参照其副标题，称之为“从世界史的视野比较各文明的演变”更为合适。斯宾格勒独创性地用Magi“麦基”[3]来统括发源于中东地域的犹太-基督-伊斯兰的单一神教，并指出其许多特征，如“斯宾诺莎称Magian冥想为‘intellectual love of God对神的智识性热爱’，而称与他同时代在亚洲的苏菲教徒为extinction in God‘在神中的绝种’”[4]。不用说，斯宾格勒据以审视世界文明的坐标是以罗马史展开的Classical world西方古典世界。“在古典世界，法律由市民为自己造成，国家形态的前提是希腊城邦Polis”[5]。而“每一个法律都是一个阶级以全体的名义设立的”[6]，正如Anatole France所说：“我们的法宏伟公正，与禁止穷人一视同仁地也禁止富人不得偷面包、不得在街头乞讨”[7]。 斯宾格勒敏锐地指出：是与保罗在组织和智力上同样重要的Marcion确立了基督教共同体：“预言者保罗宣布《旧约》已经完成、结束，而创始人Marcion则发布说《旧约》已经被击败、放弃了” [8]。而在古典世界里，犹太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社会享受着世俗的权利：“犹太人在帝国内的司法裁判自治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人反对”[9]；除了在西班牙的伊斯兰社会，“犹太人构成了摩尔上层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10]。日耳曼民族更离不开古典世界的启蒙把他们带出未开化社会，例如，“1234年编成的Liber extra意味着教会法规大全Corpus Juris Canonici的完成。帝国没有完成的、从大量的不成文的部落法创制出一套总体西方式的‘日耳曼法规’的任务，由教皇完成了”[11]。“古典法是关于身体，我们的法是关于功能。…对于我们的法，人不是身体而是力量和意志的单位；物不是物体而是这些单位的目标、手段和创造” [12]。直到今天，“罗马法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永恒有效的原则的来源，但罗马的存在与罗马法观念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更新的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个关系中学会如何从我们的体验里建立我们的法律” [13]。“十二表法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想象的内容（即使在西塞罗的时代就很少有原来真实的句子存在了），而在于立法化这个政治行为” [14]。因此汤因比说：“从体验上说，古希腊史和现代欧洲史属于同一时期的”[15]。 被称为“哲学家”Julian the Philosopher的东罗马皇帝尤利安（在位361-363）师承新柏拉图主义教派Iamblichus，从基督教（Catholic，原意为普世，但中文译为天主教）转向希腊罗马的传统多神信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将基督教信仰视为国教，因此被基督教会称为“背教者”Julian the Apostate，隐含着后来的新教（Protestant，应译为抗议教派）启蒙[16]。在Magi社会环境下，他试图建立的神秘仪典不容易翻译清楚但贯穿着一个公式：“世上有且只有一个上帝，尤里安是它的预言者”[17]，预示着另一种新型教派的到来。罗马帝国的“结构本身的前提就是一个教会。…圣奥古斯丁敢确认在基督教以前，真正的宗教就以古典的形态存在了” [18]。“教皇体制有意识地在成长期间担负起扩张社会的道德领导作用，是罗马教区能够魔法般地转变成基督教共和体的根本原因。…把他们（初级教徒）从孤立的个体或分散的少数派的白日梦想转换成超级价值的共同事业和不可挑战的权威”[19]。“幸亏神圣的主教辖区，匈牙利和波兰人可以像英国人一样，享受作为西方基督教社会成员的社会和文化益处而不必付出丧失他们的政治独立的代价”[20]。 同时期的埃及法老的财富积累也很惊人，“劳动的组织化向文明跨进了一大步，但这也把社会分为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生产者”[21]，没有发展出精神的文明。只有在西方古典世界才可能理解：“巨大的神秘支持下的道德总是一种舍弃、一个宗派、甚至极端到禁欲、甚至到死亡，但智慧支持下的德行是一种暗自的享受、一种超级的智识自我主义”[22]。“世界历史感觉上的高贵比后期考虑的舒适要丰富得多。它不是一堆头衔、特权和仪式，而是很难获得和保持的内在素质，对于理解他的人来说，确实值得牺牲整个生命” [23]。“‘财产是盗窃’是旧观念的极端物质主义的表现：‘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灵魂，还有什么利益？’但一个牧师放弃了财物，他放弃了危险和异化；当一个贵族这样作时，他放弃了他自己” [24]。 连素朴的玛雅文明也是由劳动劳动分工引起的，但只有雅典的社会分工又提供了“社会革命”的例子，从而为整个希腊世界带来了文明的创新：在发展输出用农产品和输出工业专业化以解决别的岛屿面临的同样经济问题的同时，偶然地演化出新的政治制度给予带来经济创新的阶级相应的政治权力分享[25]。斯宾格勒看到近代政治经济的关系来自大英帝国的制度革新：“从权力的感觉产生了征服、政治和法律，从战利品的感觉产生了贸易、经济和金钱”[26]。“从这种（海盗式）精明征服者的战利品感觉突然间产生了早期文化的著名的（英国式）财政部和政府衙门”[27]。除了金钱政治民主，“英国也发明了一种自由新闻的理想，与此同时发现新闻是为拥有者服务的。新闻并不传播‘自由’意见，它制造了意见”[28]。 斯宾格勒从西方文明的视野很容易联系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因为“自从基督纪元九世纪以来，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正如它们变成基督教文化器官的部分，也变成伊斯兰文化器官中受到认可、甚至必须的部分。实际上，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往往首先是通过伊斯兰版本才为中世纪西方社会所知”[29]。除了从印度起源、由伊斯兰教普及使用的阿拉伯数字，零的概念、天文学的翻译和发展（在哥伦布以前三个世纪就相信世界球形说、甚至地球自转说）等，10世纪波斯人Alhazen就推翻了过去的人眼发光的观念，证明人的视觉是因为外部物体发光进入眼睛才产生的，奠定了光学的基础；历史哲学家Ibn Khaldun试图发现理性的规律来解释历史和人类行为[30]。直到1197年，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西西里加冕为王时，还穿着伊斯兰服饰、保有伊斯兰式后宫女眷、与开罗的苏丹结为同盟，而阿拉伯语与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共同流行、印制在他的王国的货币和公文上。1224年弗里德里希建立欧洲第一所官方的大学（那波里大学）时，捐出了自己收藏的大量阿拉伯文献，在那里学习的学者中有圣托马斯∙阿奎那[31]。 相反，使用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在正统基督教的桎梏下放弃了希腊哲学与科学的理性思考，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只能在伊斯兰治下的叙利亚才能从事知识性活动[32]，也由此从阿拉伯世界借鉴了许多概念。例如，“古典法是关于身体的法”，“‘阿拉伯’法的第一个发明是非物质存在的（法）人的概念。这是在古典法中完全没有的因素”[33]。“君士坦丁以来，从‘罗马’法向正统基督教法的静悄悄转变进行得越来越彻底，…现在问题变为一个基督徒或犹太人-无论是罗马、叙利亚还是摩尔人-能否与异教徒合法地结婚。…那些人种上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在法律上属于不同的民族。这种民族性的阿拉伯概念是一个新的完全决定性的事实。…与凯撒时期对于高卢或希腊人获得罗马公民权一样，现在意味着基督教洗礼：进入领导性文化的领导民族。…正如古典法系以城邦区分一样，这样兴起的一批早期阿拉伯法，决定性地以宗教分类”[34]。“160年以后拉丁语法的历史属于阿拉伯东部，…阿拉伯-拉丁用语中jus与lex的对立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查士丁尼的著作里。Institutes风俗、Digests汇编是jus，基本上具有教会法规的价值；Constitutions宪法、Novels独创法是legs，以阐述的形式表现新法”[35]。“查士丁尼急于回归…的改革运动结果是：在东方基督教现实中，当过程完结后，它没有出现一个清教，而是一个新宗教--伊斯兰教”[36]。 “什么带来了文明的诞生？…我从生活、也就是人类事件中的自由意志来解释。我在神话与宗教的洞察中发现了它，这个洞察显示了作为一种遭遇结果的创造—我把它称之为挑战与回应的过程”[37]。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是灵魂的一个单位，历史上的大事件其实不是人民达成的；相反，这些事件造就了人民”[38]。“阿拉伯文化不是由‘阿拉伯人’创造的，--正好相反。…世界历史是大文化们的历史，人民只是象征形式和容器，在其中，伟大文化的男人们完成他们的使命”[39]。“伊斯兰和它的政治摇篮哈里发是（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东方教会方式）Syriac世界在宗教与政治平面对于希腊文明的长期持续的侵蚀的反应”[40]。“伊斯兰的天才在于吸取那些它遭遇到的各种文化的养分的能力，综合他们，扩大这个混合体”[41]。这并不奇怪，从伊斯兰的起源就可以看出它的成长。本来，“麦加人的主要神明是宇宙创始者阿拉，在这神圣的地方他与三百左右的男女神明共享权力”[42]。不识字的穆罕默德[43]首先通过他的有地位的第一任妻子Khadija谋取传统部落的公认：正是Khadija把穆罕默德的梦转述给她的本族hanif(有神奇功能的男人)，得到此人毫无疑义的确认：“访问穆罕默德的正是从上天下凡给摩西的同样的神迹激励，穆罕默德是他的人民的预言者”[44]。以此神迹穆罕默德提倡阿拉伯部落最需要的社会革命：虔诚比地位更有人生价值[45]，所有人（除了他本人[46]）在阿拉面前一律平等，财富必须共享。他也改善了奴隶的地位：奴隶可以结婚、买回自由，解放奴隶成为穆斯林的德行之一受到奖励；禁止赌博、高利贷和喝酒等[47]。令非伊斯兰世界震撼的政治动员由此展开，如反复强调的两大荣耀—烈士或胜利[48]，以及“要知道：在你从战争获得的战利品中，五分之一要交给阿拉和他的信者”[49]；兼道德/律法身份的伊斯兰学者在的解释说得更明确：“所有的战利品绝对地属于共同体社团的领袖”[50]。 《可兰经》对社会关系讲得不多，如“无论男女偷盗的，都砍掉其双手”[51]，禁止犹太人奉行的高利贷[52]。而在整个训诫的严酷气氛中，关于对待妇女（特别是离婚妇女）的启示[53]很自然成为伊斯兰法的支柱之一。女儿可以得到儿子一般的财产[54]，比西方现代以前的社会还进步；一个男子可以娶四个妻子，比较当时阿拉伯、波斯社会的习俗，也是一种进步，特别是必须为每一个妻子提供她独立的厨房、卧室和奴隶，结婚时男子给出的礼金直接由妻子掌握以备离婚[55]；如果一个男子不能公平地对待多妻，只能娶一个妻子[56]。《可兰经》第58章2节特别强调“只有生他们的人才是他们的母亲”以禁止男子休妻而称其为“母亲”[57]。穆罕默德本人的孤儿经历也随时反映在《可兰经》中，如保护妇女、弱者、被压制者和孤儿[58]，谴责“没有善待孤儿！没有互相鼓励喂养穷人！贪婪地占有遗产，异常地爱财富”[59]，更普遍地诅咒欺诈[60]。 相反，Nestorian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称东方亚述教会、景教)反对Theotokos“玛丽生下神” 和Theophorus“耶稣与神一体同在”[61]，为伊斯兰教提供了核心教义之一。例如，《可兰经》第4章171节：“玛丽的儿子基督耶稣只不过是阿拉的一个信者”[62]；第10章68节：“他们说‘阿拉有一个儿子！’—荣耀归于阿拉！他是自身充足的！所有天堂和地上的都是他的！你们不能这样说！你们怎能讲自己不知道的阿拉？”[63]；第19章88-89节：“他们说：‘最仁慈的有了一个儿子！’实际上你在讲一件最恶毒的事!”[64]；“我主严禁的事：…给阿拉找同伴”[65]；第4章48节：“为阿拉设置同伴是最十恶不赦的原罪sin”[66]；“他没有配偶怎么可能有一个儿子？”[67]。“东罗马帝国耗费了许多精力在不毛的偶像表示Iconoclasm纠纷上，导致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分裂。在埃及和叙利亚因为反对帝国税收而普及的异端Monophysite派教退出论争，其信徒们多数转信伊斯兰教了”[68]。 作为政治领袖，穆罕默德除了绝无仅有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在衰落的历史好运，也展现出卓越的才能。除了第105章描述570年穆罕默德刚出身时麦加根本无法抵抗统治Yaman的基督教徒Abyssinian人州长Abraha Ashram[69]率领的包括大象在内的大军的攻击、但鸟群发出的石头阵雨击毁了敌军的奇迹[70]，《可兰经》主要记录了现实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例如，而当穆罕默德的早期80人信徒逃离麦加人的迫害时，正是Abyssinian基督徒接纳了他们[71]。早期为了赢得犹太社团的支持，穆罕默德也采纳了一些犹太教作法，包括禁食和面向耶路撒冷朝拜[72]。最典型的事例是当他的孩童妻子A’isha被发现单独与年青的部落男子一道而受到穆罕默德部下指责时，穆罕默德展现出政治智慧化解了可能的分裂危机：他规定对于一个不忠女子的指控必须有四个人的证言才能成立[73]，[74]。因为他必须得到A’isha的父亲、他的最亲密副手Abu Bakr的支持：正是Abu Bakr在穆罕默德最初差一点被麦加人砸死时保护了穆罕默德[75]。穆罕默德死后，只有第一任哈里发（“信者的继承人”）Abu Bakr才能维系刚成型的穆斯林共同体：“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先知。在他之前已经有过先知了。如果他死去或战死，你们就不信了吗？”[76]；“崇拜上帝的信徒要知道上帝还活着、永远不死”[77]。 实际上，伊斯兰的急速扩张，包括“开放”（征服）埃及，都依赖于灵活的统治政策：除了征税外不干涉被征服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政[78]。这保证了哈里发可以迁移出贫瘠的阿拉伯而在叙利亚、巴格达等经济文化富饶的地域建都。762年在巴格达建立的Abbasid朝哈里发除了《可兰经》和阿拉伯语，别的方面都波斯化了：士兵主要由波斯人构成，37个哈里发的母亲中没有几个阿拉伯妇女，传统粗率的阿拉伯部落民主被政教合一的波斯绝对王制取代[79]。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伊斯兰社会不得不处理拜占庭金币denarius和波斯银币dirham交换的国际贸易，带来了银行业的诞生[80]。 当然，如《可兰经》第45章第24节所试图反驳的那样：“只有时间才能摧毁我们”[81]，没有不衰落的永恒帝国。往往只有当一个帝国/文明衰落时，才唤起对创新的热情，而创新首发于启蒙。对于伊斯兰启蒙的可能性，可以回溯到《可兰经》本身。在题目为“时间、人”的第76章就提供了阿拉伯泛神论的观念[82]，对于不接受伊斯兰教的人，《可兰经》第109章也提示了宗教互不干涉原则：“你走你的路，我行我的道”[83]。在Abbasid朝哈里发期间就产生了在希腊、波斯、印度等思想影响下的伊斯兰启蒙运动Mu’tazilite，其代表哲学家Kindi所说：“我们不应该…羞于承认不管来自何处的真理和宣扬它，即使它可能来自更早的年代和外邦族人。”这个启蒙运动从希腊逻辑甚至证明只有上帝是永恒的、而《可兰经》不是永恒的[84]。例如，《可兰经》中有一些记载很生动但却可有可无：当穆罕默德正在向泛神论Quraish人领袖们说教时，“（先知）皱眉不屑、掉转头去，因为有一个盲人打断了他”[85]；“你，信徒！不要提高你的嗓门比先知还高，…那些在阿拉的信使面前降低声调的人，阿拉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检验过虔诚，他们将得到原谅和很大的回报”[86]。“先知告诉了他的一个妻子一件秘密的事情，她却透露给别人”[87]。《可兰经》中有一些只适用于穆罕默德生活的规定很像是他的信徒的记录，如“不要进入先知的房屋，…这样的行为打扰先知，而他不好意思赶你出去。…如果你要向他的女眷要求什么，要隔着纱网讲，这样使你和她们的心都很纯洁。你没有权利打扰阿拉的信者，更不能在他死后任何时间与他的寡妇结婚。这在阿拉的眼里确实是极大的罪恶”[88]。其次，《可兰经》的章次本身不是按时间或内容，而是按长短排列，也反映出人为安排的随意性[89]。另外，虽然整个《可兰经》基本上以第三人称的客观口气陈述，如“当一件事由阿拉和他的信者决定后，无论男女信徒都不能有任何意见”[90]，有时也出现第一人称“我”[91]，读起来感到唐突。可惜但必然的[92]是：在维持了二十年左右的正统地位期间，Mu’tazilite压制、得罪了多数穆斯林，在849年被哈里发Mutawakkil以保守的伊斯兰律法学士精英ulama取代[93]。而控制穆斯林思想的ulama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已经在《可兰经》里了，非伊斯兰的知识都没有意义[94]。 作为思想自由的伊斯兰启蒙运动的关键，在于具有理性启蒙意识的伊斯兰学者，能否对《可兰经》中的部分矛盾内容按照隐喻而不是字面的意义理解、解释[95]。在《可兰经》第3章6节：“some of the verses are decisive有一些章节是清晰的, they are the basis of the Book它们是经书的基础, and others are allegorical其他的是隐喻的; then as for those in whose hearts there is perversity那些荒谬邪恶的人, they follow the part of it which is allegorical他们跟随隐喻的部分, seeking to mislead试图误导, and seeking to give it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试图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 but none knows its interpretation except Allah and those who are firmly rooted in knowledge但只有阿拉和具有深厚知识根基的人们知道它的解释.”[96]。另一个英译本把这一段放到第7节， 内容和语调有差别：“in it are verses basic or fundamental clear (in meaning); they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Book: others are not entirely clear其他的不完全清楚. …but no one knows its true meanings except Allah但只有阿拉知道它的真正意义. And those who are firmly grounded in knowledge say那些有坚实知识根基的人们说:‘We believe in it我们信它, the whole of it is from our Lord它的全部来自我主:’ and none will grasp the Message except men of understanding只有有知识的人们才能掌握这个信息.”[97]。穆罕默德早已预知围绕解释《可兰经》会发生误导和混乱了[98]。这重担忧在新Mu’tazilite派Ibn Rushd(拉丁名Averroes,1126-1198,插图是收入拉斐尔“雅典学园”的好学神态)的著作命运上充分体现出来。 作为“一个不为同时代承认的先知”[99]，Ibn Rushd生活在伊斯兰文明顶峰时期多文化/宗教（麦基的三个宗教）共存共荣的西班牙Cordoba，由喜爱希腊哲学的开明哈里发Abu Yaqub Yusuf支付，从42岁起写出了大量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解释和评论，“如果我们遇到哲学证明和经书启示之间的矛盾，该怎么办？在这种场合Ibn Rushd力图说明应该用隐喻解释经书而不是严格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100]。因为“伊斯兰的经书律令shar并没有完全禁止穆斯林研究哲学。恰恰相反，对于某些在科学推理方面具有论证能力的阶级的人，这是一种义务”[101]。“Ibn Rushd不是革命家，也没有批判《可兰经》。他所希望捍卫的只是合理的哲学式与科学式探索的重要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探索的自由需要捍卫”[102]。但在他72岁生命的尽头，他的研究被禁止、他的书被烧毁了，他的“哲学没有对穆斯林学术产生任何影响”[103]。简而言之，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帮助了欧洲的启蒙，但却没有在自己的母语阿拉伯社会发挥任何影响[104]。 虽然“…Ibn Rushd显然没有读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原文而依靠阿拉伯翻译”[105]，“首先主要通过伊斯兰评论家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渗透进西欧”[106]。“主要是Albertus Magnus (1193-1206)和阿奎那(1225-1274)使基督教西方接受亚里士多德”，而基督教与通过Ibn Rushd介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结合就形成了所谓经院学派[107]，包括伽利略和布鲁诺也受到虽然Ibn Rushd的影响[108]。哈里发以及正统的伊斯兰律法学家们会自然地察觉：“在激进的Ibn Rushd学说里隐藏着这样一种认识：宗教和哲学是不同的事业，后者远远高于前者”[109]。一方面，“如果经书的明显意义与论证的结论矛盾，就要隐喻地解释经书”，“所有穆斯林接受隐喻解释的原则，他们只是在解释时用隐喻程度不同而已”；另一方面Ibn Rushd也谨慎地提防不同的解释引起的社会混乱，“Mu’tazilites派隐喻地解释了许多章节和传统，…结果，他们导致人们互相仇恨、不信和战争，把经书撕成碎片，完全分裂了人民”[110]；“学者把隐喻性的解释诉诸普通读物就是不信”，“论证性书籍对于不合适的人要禁止，但对学者要开放”[111]。不过，“合理的解释必须由经过严格逻辑训练和掌握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人来说，这样的大师不一定是穆斯林”[112]。Ibn Rushd进而挑战“优先传统而不是哲学的视野、认为集体社团的教条不可能错”的宗教固执[113]，甚至认为“哲学家是律法意义的权威”[114]，这就是通往康德的启蒙革命了！对于任何哈利法和正统伊斯兰律法学家，这都是takfir(亵渎)了。这种不宽容情形延续到1925年，埃及的Taha Hussein用笛卡尔方法解谜阿拉伯文化和语言的《伊斯兰以前的诗歌》一书也被禁止[115]。直到今天，由于缺乏启蒙，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哲学教授感叹道：非洲殖民统治结束三十年来，在军政当局的通知下，本来是“理性与启蒙的看守者”的学术界“被随意任命和解雇—通过广播通知而不是正式信函”[116]。来自伊斯兰国度埃及的基督教徒、原联合国秘书长加里不由得期待Ibn Rushd能够带来阿拉伯社会女性的地位提升和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生活[117]。 遭到挫折的伊斯兰启蒙运动在阿拉伯以外的伊斯兰世界有了意想不到的展开，在伊朗、印度、非洲让位给带有神秘色彩的苏菲主义。苏菲教门产生了极端热爱上帝而蔑视《可兰经》最终审判要义中的惩罚/奖赏原理的女信徒Rabi’a：“哦，上帝！如果我因为害怕进地狱而崇拜您，把我放到地狱去烧死吧！如果我为了想进天堂而崇拜您，把我从天堂赶出吧！”[118]。与道教相同，苏菲教门游离现实，成为本文第一段所提的extinction in God（上帝中的绝种）[119]。 失去了启蒙机会的阿拉伯伊斯兰丧失了创新的能力。正如Mutawakkil被他父亲引入的土耳其卫队扶上哈里发的权位，又被土耳其卫队暗杀一样，在巴格达或附近的新首都Samarra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卫队的傀儡，而868年被任命为埃及省长的原土耳其人奴隶Ibn Tulun实际上独立行使权力[120]。与罗马帝国边疆的未开化民族通过进入罗马军团成为罗马公民/将领一样，原为奴隶卫兵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成军，担负起开拓伊斯兰疆土的使命[121]。土耳其Seljuk部族在巴格达的统治直到1258年才被蒙古族铁木尔的占领结束[122]；从13世纪以来统治埃及的主要来自土耳其游牧部族的马木留克奴隶兵团直到1789年才被拿破仑的远征军击破，并最终被从马其顿派来与法军作战的穆斯林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彻底杀绝[123]；土耳其Mughal部族征服印度，形成了后来的穆斯林巴基斯坦的基础[124]。 最终，土耳其奥斯曼部族继承东罗马帝国的地盘，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125]。阿里在埃及开始的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尝试虽然不很成功，为伊斯坦布尔的苏丹Mahmud二世的改革（废除包头巾等）所效法，但也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在解体了的奥斯曼帝国心脏建立起现代土耳其的Kemal Ataturk废止穆斯林衣着、阿拉伯字母、伊斯兰法、哈里发苏丹和星期五礼拜等，完全告别了伊斯兰政教传统[126]。这是一场“从政治上实施的文化革命”，“在教育和与教育相关的领域的变化构成了革命的核心”，“把启蒙的观念和概念引进土耳其的革命”[127]。土耳其民族本来就是实用主义地借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一跃成为世界帝国，从而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文明[128]；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基于新近解密的美国政府冷战时期的文件，揭秘报道说在伊朗革命前，霍梅尼曾和“撒旦”（美国总统）们秘密接触[129]，可以期待在签署和平利用核原料条约后，今后的波斯民族会走向较平稳的理性发展之道。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以Qasim Amin为代表的“回归伊斯兰精神”重新唤起了Ibn Rushd的启蒙创新[130]。他在1899年大胆地鼓吹妇女的解放，特别直指伊斯兰的后宫女眷和面纱并不是伊斯兰的真正精神[131]。既然阿拉“给予生命和死亡”、“造成太阳从东方升起”[132]，为什么不可以也具备笛卡尔的抽象神[133]或斯宾诺莎的自然神[134]的性质呢？ “正如正统基督教（天主教）经历过出身教会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到康德）和再洗礼派等新教革新进化一样，伊斯兰教社会的进化主要期待于伊斯兰教内部的温和改革潮流（例如妇女的平等权利）引导穆斯林信徒主流摒弃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由启蒙提升伊斯兰文明的程度”[135]。 发源于洞穴的麦基一神教观念自身没有预想到一个出生在罗马边远行省马槽的犹太部落民婴儿和一个成长在贫瘠阿拉伯土地上的文盲孤儿竟然创新出世界文明的主流，它们今天面临的没有曙光的“历史的终结”，是不是对应着公元570年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终结命运，正在迎接新的文明的崛起呢？这个可能的新文明，起源于结束世界冷战的1989年6月4日[136]。 以此文纪念作为政治启蒙的中国民主运动27周年。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6年6月4日以“在文明的衰落中孕育着文明的创新”发表，6月9日修订题目、增加伊斯兰启蒙的内容]
[1]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我大学时选修过德语第二外语，但现在没有阅读德文的能力，只能依靠英译版。我在“莱布尼茨伦理观的自由主义扩展”（赵京，2014年10月18日）一文中指出过一些中文译文的缺欠：“现在中文世界里关于莱布尼茨的文章虽然很多，但都以中文译本为准。我注意到有些译法不同寻常…。此外，除了经常被加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性前言，译著也常常插入一些奇怪的后语影响读者的观念，…这一类对准确理解原著毫无帮助的插曲。中译本更多的狭隘导向还在于‘权威性’注解”。 [2] 中文的各种评论基本上没有理解书的内容本身，几乎只是针对“西方的衰落”这个标题展开。 [3] 虽然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波斯的拜火教/袄教，在英语里指赋予婴儿耶稣神圣色彩的东方三博士（智者）而普及开来，斯本格勒进而论述了其深山“洞穴”的背景，这里无意深究，麦基文明主要指同源的犹太-基督-伊斯兰一神教在欧亚非邻接地带的展开。 [4]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242. [5]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60. polis是表述由“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市民构成的古希腊城邦政治体制。 [6] 当然，任何统治集团都不会承认自己只代表某一特定阶级。例如，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律”并不制约制定“法律”的统治集团，更合适地被称为治理制度。 [7]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64. [8]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225. [9]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70. [10]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316. [11]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77. [12]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82. [13]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83. [14]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64. [15]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11. [16] 【“Julian的神学系统好像包括卓越重要的自然宗教的原则。···这位虔诚的皇帝承认、敬重宇宙的终极原因：它代表了无限自然的所有完美，但肉眼不能见，渺小的人的理解力无法达到”。只在位一年八个月、32岁就死去的Julian不愧为一个柏拉图的门徒，在征战波斯失利弥留之际，留下了感人的教诲：“我从哲学学会了灵魂比肉体优美，高尚的物质的分离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我也从宗教那里学到：早期的离世往往得到更虔诚的回报。···我无悔死去，就象我无罪活过一样。···我要慎言不致影响你们推选新的皇帝”。体现了他热爱德行、珍惜名声的统治激情。】引自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 [17]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204. 穆罕默德不可能学到、复制这个公式，他只是本能地感知、体会到这样的信仰告白是一种社会动员的强烈号角。当然，如果一个能干的非阿拉伯人担当起这个角色，世界历史的演进将会大为不同。 [18]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204. [19]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200. [20]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199. [21]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26. [22]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307. [23]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340. [24]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344. [25]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41. [26]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345. [27]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371. [28]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403. [29]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420. [30]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28-130. [31]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45. [32]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84-85. [33]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67. [34]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69. [35]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71. [36]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74. [37]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73. [38]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165. 不用提，“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这样的由诸多历史事件造成的单位。 [39]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170. [40]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revised by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9. P.394. [41]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2. [42]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4. [43] 第7章157节: “the unlettered Prophet”.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125. [44]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5. [45]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6. [46] 另一个例外是规定一个穆斯林男子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而穆罕默德一共娶过十个妻子，包括他的最密切朋友和顾问Abu Bakr的不到十岁的女儿。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20. 【吉本从过错和德行的平衡来总结穆罕默德，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的尖锐态度。…“穆罕默德命令或批准了对逃离战场的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杀害”，“他独自被上帝免除了正面的道德律令的义务”，“在私生活方面，穆罕默德沉溺于一个男人的胃口、滥用了一个先知的称号”，特别是他对女性的行为，西方文明无法接受。】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 [47]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20. [48] 如第9章52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147. [49] 第8章41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135. [50] 第8章正文前文。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131. [51] 如第5章38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83. [52] 第4章161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75. [53] 第4章和第60章专门论妇女，第65章论离婚。 [54] 第4章第11节和第176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8, p.77. [55]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92. 我曾经在非盈利组织Human Agenda服务硅谷的社区，同组织有一个来自伊朗的女士。她解释说伊斯兰妇女主要还是考虑经济条件，自然地接受一夫多妻的社会秩序。 [56] 第4章3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7. [57]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483. [58] 第4章127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71-72. [59] 第89章17-20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58. [60]第83章。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47. [61]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P.257. [62]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76. [63]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163. [64]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250. [65] 第7章33节，指与神“同伴”的耶稣。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113-114. [66]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63.《可兰经》中sin的概念比《圣经》中宽泛。 [67] 第8章101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104. [68]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 [69]【埃塞俄比亚本来是著名的早期“传道人”菲利普开垦的处女地，如果埃塞俄比亚国王能够守住亚洲的地盘，如果罗马奴隶出身的Abrahah不被波斯推翻，“如果基督教权力继续在阿拉伯维持下去，穆罕默德在他的摇篮期就被抹杀了”。】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 [70]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Introduction, p.557. [71]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7. [72]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7.后来改为向麦加朝拜。 [73]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20. [74] 第24章4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286-287. [75]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26. [76] 这是《可兰经》第3章144节的原话。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49-50. [77]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20. [78]【在这个从基督教向伊斯兰教义转换的过程中，“有拜占庭人转向伊斯兰教，也有阿拉伯人接受基督教，就看皇帝和哈里发能提供什么机会了。···皇帝Nicephorus一世就是阿拉伯人”。更重要的因素是普通人不堪为了维持庞大行政和军队的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61]。“确实，基督教徒们为了交较轻的税，宁愿土耳其人而不是拜占庭皇帝的统治”。】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 [79]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81. [80]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84.例如支票check一词来自阿拉伯语sakk。 [81]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431. [82]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29. [83]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81. [84] 进一步可以推论穆罕默德的自然本质（人性）。 [85] 第80章1-2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40. [86] 第49章2-3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448. [87]第66章第3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504. [88] 第33章53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356. 第50节也类似地提到先知与妇女。P.355. [89] 如果以斯宾诺莎审视《旧约》的态度来看待《可兰经》，会有更多的技术性批判，不过我缺少足够的知识，不能深究。 [90] 第33章36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354. [91] 第27章91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318. [92] 我不由得联想起27年前中国伟大的民主运动的悲剧的必然性，也是由于人性的丑恶而不是政治的立场。 [93]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85-86. [94]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65. [95] 正是因为坚持能够隐喻地理解、解释耶稣，使斯宾诺莎与基督教朋友们分手。 [96] S. M. A. Shahrestani, “The Islamic Perspective on Englightenment: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207. [97] 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37. [98] 这在《圣经》里已经提到了。 [99] Paul Kurtz, “Intellectual Freedom, Ratioality, and Enlighten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Averroes,”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29. [100] Paul Kurtz, “Intellectual Freedom, Ratioality, and Enlighten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Averroes,”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30-32. [101] Paul Kurtz, “Free Inquiry and Islamic Philosophy: The Significance of George Hourani,”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235. [102] Paul Kurtz, “Intellectual Freedom, Ratioality, and Enlighten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Averroes,”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32. [103] Paul Kurtz, “Intellectual Freedom, Ratioality, and Enlighten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Averroes,”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30-31. [104]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reface, p.12. [105] Vern Bullough, “Medieval Scholasticism and Averroism: The Implication of the Writtings of Ibn Rushd to Western Science,”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43. [106] Vern Bullough, “Medieval Scholasticism and Averroism: The Implication of the Writtings of Ibn Rushd to Western Science,”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42. [107] Vern Bullough, “Medieval Scholasticism and Averroism: The Implication of the Writtings of Ibn Rushd to Western Science,”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46-47. [108] Vern Bullough, “Medieval Scholasticism and Averroism: The Implication of the Writtings of Ibn Rushd to Western Science,”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49. [109] Oliver Leaman, “Averroes and the West,”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58. [110] Jorge Gracia,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245. [111] 这不由得联想到近年来由于政府对互联网的封闭政策，中国的学者们不断请愿开放互联网的“特权”，让他们从事自由一点的学术研究。 [112] Iman Sodibjo, “Understading Religion: The Contribution of Ibn Rushd,”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84-86. [113] Alfred Ivry, “Ibn Rushd’s Use of Allegory,”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119. [114] Jorge Gracia,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243. [115] Mona Abousenna, “Ibn Rushd, Founder of Hermeneutics”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106, 108. [116] Odera Oruka, “Reason and Action in Africa,”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129-130. 不过，这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外交部理性，我因为在日本组织抗议“六四”镇压的活动被取消国家公派留学生奖学金/资格和护照/国籍，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从这个事例上看，作为文明的伊斯兰和中国还没有进化到1794年10月1日的欧洲：那一天，普鲁士国王的法务大臣Wollner就“误用哲学”以及可能的后果正式书面通知大学讲师康德。 [117]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Foreword, p.9. [118]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86-87. [119] 赵京，”苏菲教门的泛神论与自由主义”，2013年12月25日。 [120]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88, p.147. [121] 法国阿拉伯伊斯兰学者Ernest Renan很遗憾“野蛮的”土耳其人和Berbers取代“精细的”阿拉伯人和“沉思的”波斯人统治伊斯兰世界。引自Stefan Wild, “Between Ernest Renan and Ernest Bloch: Averroes Remembered, Discovered, and Invented,”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160. [122]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63. [123]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67-168. [124]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47. [125] 本来，【能够拯救拜占庭帝国的希望只有一种压倒土耳其敌人的绝对优势武器：炸药，而“这样的武器就在他们的手里，在命运垂危关头正好发现了它的利用”。但是，“一个来自Dane或匈牙利的火炮的发明者，差点在希腊人军营里饿死，叛逃到穆斯林阵地，受到土耳其苏丹的重用”。实际上，Mohammed二世率领攻城的士兵“在16万到45万人之间。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大量的基督徒为土耳其人而战”。】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 [126]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70. [127] Ioanna Kucuradi, “Secularization in Turkey,” Averro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ed. Mourad Wahba & Mona Abousenn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P.171-173. [128] 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伊斯兰国家也比较容易地把以阿拉伯字母改为以拉丁字母的组成的国语。 [129] Kambiz Fattahi, Two Weeks in January: America’s secret engagement with Khomeini, BBC June 2, 2016. [130] 英语revolve轮回正是名词revolution革命的动词。明治维新的英文也是明治回归Meiji Restoration。 [131] Desmond Stewart, Early Islam. New York: Time, 1967. P.170. [132] 第2章258节。The Meaning o fthe Illustrious Qur’an, trans. Allama Abdullah Yusuf Ali. Lahore, Pakistan: Sh. Muhammad Ashraf, 1934. P.31. [133] 赵京，“笛卡尔主义的神髓”，2014年8月21日。 [134] 赵京，“自由社会秩序中的自然神祇与个人原耻”，2016年3月15日。 [135]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 [136] 此事件以来的作者关于列宁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理性主义启蒙、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全球化治理等相关文献，多数都登载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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