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失去母亲，靠法国人家庭教师和德国人乳母抚养成长的克鲁包特金，少年时代就目睹了主人（统治阶层）与奴隶（被统治阶层）的阶级对立。部分是受其兄亚历山大的影响，更主要受当时的农奴解放运动风潮的感染，在圣彼得堡士官生学校读书的克鲁包特金就热衷于数学（地理学）和社会问题这两大注定为其终生从事的行业。1862年克鲁包特金20岁时作为士官加入哥萨克联队往西伯利亚从军五年，其间不断从事地理学、生物学研究，在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论——进化的原因之一》[1]的绪论中，他回顾到：“青年时代当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满洲北部旅行时，动物生活的两种特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⑴大多数的物种在严酷的自然中必须进行生存竞争，周期而至的生命剥夺，广阔土地上没有生物的活动……；⑵虽然大多数的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自身并非一定如此）认为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也是进化的主要原因，但即使在动物群居的少数地方，我却没法找到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手段的残酷斗争。”

克鲁包特金由动物的观察联想到社会问题，首先就是受斯宾塞的影响(曾翻译过其论著)，但对于达尔文主义者们将生存竞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滥用（特别是其后克鲁包特金亲身经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于1902年就发表了《互助论》，从动物间的互助、原始人、土著人间的互助，中世纪都市间的互助，直到近代社会中的主要是劳动大众之间的互助，论述了人类生活中除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特性，指出这并不仅仅是理论的空想，引论到人性中实际存在的、超越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国家统治阶层）之间的残酷斗争的善良本性，可以克服战争这一人类罪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代》周刊上登载一文，抗议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生存竞争”、“权力意志”的滥用，反对只用残酷的压迫和狡诈的欺骗语言，而要以相互协同的视点来解释生物学以及社会的进步，并要求再版《互助论》的普及版。克鲁包特金在其序文中开首写到：“今日之战争，几乎把所有欧洲都卷入恐怖的战争中，在德国人侵入的比利时与法国的各处，都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大规模地残害非战斗人员生命以及掠夺普通民众生存手段的事态。这时，那些为罪恶的战争寻求借口的人把‘生存竞争’作为一个得意的解释。……本书的基本概念，即相互扶助代表了进化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因素，已经逐渐地被生物学者们所承认了。最近欧洲大陆出版的关于进化论的大部分论著都已经对生存斗争中的两种特性，即对自然逆境的物种之间的外部竞争和物种内部的对于生存手段的内部斗争，做出了区分。 ……不过，虽然动物间相互扶助的重要特性已经逐渐得到现代思想家们的认可，关于我的至今为止的第二个命题——人类历史中对于社会制度的进步的两个重要特性——却完全没有得到认识。现代思想的精英们，直到今天仍然主张大众是与人类社会的制度改进无缘的，只有那些在知识、政治、军事方面的精英们才可能指导愚昧的大众实行任何制度上的进步。”

“现在的大战，使欧洲的大多数国民不仅从战争的现实，而且从日常生活的繁多的结果中，深切地感受到应该变更这些流行的教义了。任何国家要想克服历史危机，都离不开民众的创造与建设的天分。那些积极备战、制造野蛮战祸的不是欧洲的民众，而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支配者和精神上的导引者们。……今天的妇人见到那些在基辅城里蹒跚的德、奥军队的伤员、俘虏，总会塞给他们面包、苹果，有时也会递上铜板，并不问其是敌是友、是官是兵。……那些自发的来自英、美、俄的对于比利时、波兰的援助，都超越了‘慈善’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单纯的邻人之间的互助。所有这些同等的事实都成为新生活方式的种子，正如人类原始的互助是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的最善制度的起源一样，这一类新的事实也将导致新的制度的诞生。”

从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反抗人类历史上最大强权——国家——的犯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人性中实际存在的同为人类的互助善良本性。作为一个真正的平民思想家，克鲁包特金在思想上不是一个无抵抗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在生活实践中，“克鲁包特金象托尔斯泰主张的那样去生活了”（罗曼·罗兰）。当俄罗斯的贵族中最早接受欧洲传来的平等、博爱思想，并在为如何对待农奴而受内心谴责时，克鲁包特金12岁时就抛掉了公爵的称号，并以自己的贵族出身为耻，从此以贫困和遭受迫害为伴。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克鲁包特金才赶到俄罗斯，出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顾问委员。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噩梦。布尔什维克政府曾经要以他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教科书，遭到他的拒绝，他不愿意再为新的强权政治所利用，因为自反抗沙皇的斗争以来，做出了先驱性牺牲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政府最先镇压的工人起义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克鲁包特金专心于无政府思想源泉的哲学论著——《伦理学》，献给世界上一切被支配的贫民大众，终因健康不支于1921年2月离开人世。布尔什维克政府要为其举行“国葬”遭到其家人的拒绝后，对那些自愿参加葬礼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开恩释放一天。两万名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冒着政治危险参加葬礼，仪仗队前，两人高举象征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黑旗，上书“立即释放所有牢狱中的克鲁包特金的战友和同情者！”[2]

历史上所有的群众运动常常为野心家、政客、内奸出卖掠夺，无政府主义者却永远站在被压迫的民众一边，就是如克鲁包特金所坚信的那样，民众生活才是一切法律、制度的来源，在《互助论》中，这种信念已经超越普通的道德、法制约束成为一种信仰，即：生为人类，就应该信仰人类互助之爱并由此去反抗、改善人类的罪恶制度。今天，我们在日本仅仅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尊严呼吁竟遭到北京和东京两个政权的卑劣迫害[3]而没有变成暴力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信仰，相反，我们深深同情和理解所有的以各种形式、手段反抗国家强权的政治斗争（包括被判处死刑的“日本连合赤军”、“中核派”、“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以及菲律宾的“新人民军”、秘鲁的“光辉之路”等等），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少数理想主义者。我认识几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大学生，是日本青年中仅有的胸怀人类社会理想的优秀青年（我并没有知识认为他们坚持的理想是片面或错误的），当日本政府破坏日本宪法派兵海外，五十来名“中核派”（他们也曾在机场阻止日本国家强权强制遣送张振海）在不可能获得游行许可的情况下，蒙上面具、穿着同种衣装在几辆装甲车和上百名警察的围堵下冲向大阪中心街梅田游行，抗议自卫队开向波斯湾。我们再次看出：只要国家政府的强权存在一天，国家权力必然对人类实行不平等的统治，人类就不可缺少无政府主义（或者叫“人权运动”、“社会改进事业”等等）的出于善良人性的反抗；强权（既存的法律、制度）彻底摧毁人性的一天，就是人类命运的终结。这个无政府理想主义来源的人性就是“上帝意志”，所以我们说，除了“上帝意志”之外，不存在任何权威，如果基督降生在现代，他是一个当然的、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

受近代科学的启示，克鲁包特金高举科学的演绎归纳法，甚至痛斥圣徒保罗（罗马帝国的公民）在罗马强权下向现实低头，曲解基督教义，胡说“奴隶要服从自己的主人”（《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七章 社会的法律机能），同时也以实证数据的分析，探求人们从事分业（分工）的合理可能。克鲁包特金高度赞扬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称其为“反对国家干涉的斯图亚特学派”。1898年出版的《农园、工场与作坊》就是他的社会学论著，奠定了其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观。此书主要指出：近代经济学者们立于“地主、资本家等特权阶级从低廉劳动力那里赚取利润为基础”而讨论财富的增加，必然不问“应该生产什么？”，“怎样去生产？”这个大问题，那么人类由科学进步激起的幻想（例如不被终生束缚于一种体力劳动而可以每天用一半时间工作，可不断变换农园、工场、书斋、画坊等等）就永远没法实现。涉及到具体的产业，例如英国农业的衰退，就是由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不合理政策所致（例如把土地租给有钱人作为游猎场）；另外, 克鲁包特金也独具慧眼，对于被官权御用的经济学者们宣判了“死刑”的小生产、小工业也赋予在近代产业中的不可缺地位，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显得更加注目。

克鲁包特金的亡命生活影响了他，使他主要在社会哲学方面从事论述，除了《互助论》，较有名的还有《法律与强权》、《诉诸与青年》、《面包与自由》、《法国大革命史》、《俄罗斯文学史》[4]，但1903年于伦敦出版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无疑是他的代表作。克鲁包特金再次表明：无政府主义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梦想，而是存在与民众普通生活中的（尚没有形成制度的）道理，并且会永存于人类生活之中。在本文“一、无政府主义的起源” 中，“科学家也不过是普通的人类一员，他们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许多人拿国家的薪水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偏见，在大学里显然无法产生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别的社会主义、别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样，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民间，只要有民众运动，也只有在民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活力和创造性就（才）不会消失。”而所有既成社会制度产生的动力也来源于民众，“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使社会生存顺利可能，为了维护和平，为了调停纠纷，也为了互相协力扶助，做成了许多必要的制度。”这样，在任何时代中都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潮流，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反抗少数统治集团，拥护创造了不成文制度的大众的创造力，“今天，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少数政治家做成的法律不抱任何希望而借助于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众的创造力，努力于创建保障社会自由发展的新制度。……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本来为了平等、和平、互助而产生的制度，连其中最善的部分，也作古成了化石。这些制度违背了其本来目的，成为少数野心家支配的工具，逐渐变成妨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没法希望国家主义方面的良知来改进制度自身，只能由产生于民众运动的革命运动来改变。革命家常常有两种，我们一般看到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利益而在旧制度已经无法维系时冒出的权谋骗子，这些人或因掌握权力丧失人性，或因运动处于低潮而卖身求荣，疯狂为统治阶级充当打手。但我们在反抗罗马帝国的法律中产生的基督运动中无疑看到另一种不可能被出卖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5]，无政府主义再洗礼派运动（即后来的宗教改革的先驱，今天新教的理论发祥）、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雅各宾党（这些人多被拿破仑利用去镇压过王党复辟）、直到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表明了无政府主义的起源来自人类改进、制造所有的社会制度的大众的建设活动中。

本人是科学家的克鲁包特金象拉普拉斯在《宇宙的体系》中推开上帝的假设一样，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论和头疼的康德、黑格尔式先验命题、辩证法术语等一脚踢开，而偏好于产生于十八世纪英法哲学中的演绎、归纳法。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复辟蔓延于欧洲大陆时，在英国诞生了无政府主义近代理论的基础[6]。实际上，正是依靠无政府社会主义的传播才把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理（人身解放、法律平等、代议制选举）燎原开来，并影响了俄罗斯农奴制的废除（1861年）和美国奴隶制度的灭亡（1862-63年）。与此同时，正是共和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1848年革命）挽救了近代科学，把科学从权势的附属下解放出来。包括孔德的实证哲学（社会学）、斯宾塞的综合社会学，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蒲鲁东在此基础上集大成，发展出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真正的个人自由，也是全人类共同自由的同义语：只有当无政府主义者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最终得到了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地发挥科学技术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才能排除在议会政治、国民普选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犯罪[7]。

国家、国家，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如果要用一句来概括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历史、国家的本质，克鲁包特金如是说：“所谓国家，就是由地主、将军、法官、僧侣、资本家、革命家、人民公仆等等结成的，用于强权支配民众、榨取贫穷大众财富的社会组织。”而无政府主义明确指出：所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际是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经济剥削；所谓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一小撮新兴统治集团在独占经济资源基础上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压迫。所以，蒲鲁东在目睹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共和政府权力的犯罪后提倡由生产者、消费者联合成立的公共团体“法朗结”，其基础是利他式、互助式的个人自由。这是一种全人类性质的自由大同，当每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会最终获得自由。现代社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组织、变革，才能生存、发展。 

[赵京，1993年2月14-21日初稿于日本静冈三岛市，2003年11月11日修订于美国圣荷西，2008年10月26日再修订于美国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