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巴黎公社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法國在1870年7月由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挑起的普法戰爭中的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拿破崙三世投降，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推翻了帝制、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國，巴黎民眾的愛國主義情緒激昂，年輕的社會主義活動分子馬隆寫到：“我在此刻感到我非常莪愛我的祖國”[1]。新的臨時“國防政府”為了顯示正統性[2]，表示繼續抗戰的意圖，在富裕區組織了60個營的國民衛隊，但根本上沒有戰鬥意志，基本上接受俾斯麥要求的停戰（投降）條件。政府中握有軍權的內政部長甘必大[3]還沒有放棄抵抗的企圖，沒有得到正式和約的普魯士軍隊繼續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包圍了巴黎。巴黎是什麼？正如曾經擔任過警察局長的巴黎設計者Georges Haussmann所述：“所有的東西都到達巴黎：主要公路、鐵路、電報；所有的東西都來自巴黎：立法、命令、決定和政府派遣官員。…巴黎的本質就是集中制。”“法律和命令是這個城市之王普遍安全…和公共和平的首要條件”[4]。

這個集中制的首要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各黨派、特別是俱樂部活躍起來。例如，一張傳單上這樣宣告：“第三條：第13區民主社會主義俱樂部的目的是研究所有勞動自由和勞工解放等政治和社會問題、追求以革命方式的解決途徑、用它的影響動員勞工起義反對君主制復辟的企圖和政府想阻礙民主和社會共和的進步的各種行為”[5]。巴黎的相對獨立的二十個區arrondissement里的警衛委員會[6]也積極行動起來調節聯合，由每區選舉4人組成了委員會[7]，9月5日選出了以瓦爾蘭為首的臨時中央委員會[8]，9月17日公布了關於國防和警備委員會的綱領，第一個主張就是取消“在歷屆帝制政府時期都是奴役公民而不是保護公民”的由政府內務部任命的警察局。實際上，目擊者都指出：在圍城和公社期間，犯罪率顯著下降。第10區區長杜巴依說：“在圍城時期實際上並不需要警察，因為既沒有任何大盜竊案，也沒有任何殺人越貨的情形”[9]；公社期間確實沒有發生一件謀殺案[10]。臨時中央委員會也要求選舉政府官員（包括軍官）、廢除一切限制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的法律。在公告上簽名的46人中，有11人後來成為公社議員：瓦揚、馬隆、龍格、蘭維埃、瓦萊斯、克呂澤烈、德姆、饒納爾、勒弗朗賽、烏迭、潘迪，和沒有被選為議員但在公社中活躍的蓋亞爾、米利葉等[11]。這一期間，遠在倫敦的馬克思1870年9月9日發布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致國際工人協會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中說教到：“在目前的危機中，當敵人幾乎已經在敲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都將是絕望的蠢舉。法國工人應該執行自己的公民職責”[12]。法國工人幸好沒聽到來自倫敦的指令，貧民區的民眾踴躍加入國民衛隊，9月底已經擴張為36萬人254個營[13]。這同時改變了國民衛隊的成分和性質。與此相對，只考慮儘快簽署和約的臨時政府完全不接受、不理會代表了所有巴黎基層行政組織（包括富裕居民區）的二十區組成的委員會提出的這些主張。

10月31日，由共和派中央委員會、國際（法國支部）、工人議會聯盟等發起、短暫占領了政府大樓Hotel de Ville和幾個區公所，但這些零星的抗議第二天被政府的威脅加許諾驅散了[14]。無論如何，這展示了巴黎不肯投降的決心[15]。11月3日，政府被迫組織了有限的波拿巴式選舉，不能選巴黎市一級的官員、只能選20個區的區長mayor，結果政府獲得大勝[16]。這些區長負責民政、選舉等，在後來的公社期間作用重要而複雜。同時，國際的成員也積極參選國民衛隊的指揮官，如後來成為公社議員的Avrial的競選宣言是：“我與那些勇敢地站起來要求今天的社會問題的解決人們同道。…我期望一個社會契約使每一個勞工的能得到他的勞動成果，使人們都能享有更高的教育，…廢除宗教的規矩提升孩子們的精神”。他被選上了，但政府拒絕任命他[17]。

1871年1月28日，圍城四個月後，臨時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其中包括“除了12,000人外，所有的巴黎的軍隊解除武裝；國民衛隊保持武裝維持城裡的秩序”，後者顯示國防政府其實根本沒有能力“捅大黃蜂的馬蜂窩”[18]。怪不得巴黎公社被鎮壓後，逃到倫敦的拿破崙三世寫信指責負責談判、簽署投降和約的國防政府外交部長Jules Favre:“在凡爾賽，征服者提議解散國民衛隊或者軍隊。你選擇了後者，因為你害怕軍隊裡的波拿巴主義傾向，同時你絲毫沒有注意騷亂的人群中的無秩序因素，….導致了公社的爆發” [19]。德國人要求在停戰協定里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許多巴黎市民非常憤慨並堅決反對普魯士人以任何儀式宣布對他們的城市的占領，由各區市民組成“國民自衛隊”比來自外省的政府軍隊更急迫保衛巴黎。他們對外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對內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復辟，對應為了簽訂投降和約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本來互不隸屬的各區國民衛隊在2月期間在瓦爾蘭等國際成員的活動下緊密聯繫起來，反對解除自己的武裝，成立了沒有得到政府批准、也不受政府控制的中央委員會。

1871年2月8日，面臨戰爭壓力的法國舉行全國（男性）普選，選舉國民議會（630人[20]）以便批准俾斯麥簽訂投降和約（除了賠款外還要割讓領土）[21]。選民中538萬人是無地農民、355萬人有土地、310萬人從事工業（其中139萬有自己的作坊/店鋪），選舉結果有幾種解釋：由共和派（約兩百名當選）和放棄任何抵抗的奧爾良保皇派（約兩百名當選）控制了國民議會[22]；也可以把兩百名共和派算作保皇派[23]；或者認為230人來自貴族、250人是地主、100人是舊軍官、只有80人是共和派、40是是社會主義者[24]。在巴黎，得票最多的是已經60歲的路易∙勃朗[25]（左插圖，21萬6千票）、已經69歲的人道主義作家維克多∙雨果（21萬4千票）[26]、甘必大（20萬2千票）[27]、加里波的[28]（20萬票），沒有加入國防政府的梯也爾以第20名也當選，Favre是國防政府唯一（剛夠票數）當選的議員[29]，可見巴黎市民對國防政府的厭恨。新雅各賓派路易斯∙查爾斯∙德勒克呂茲[30]（右插圖，15萬4千票）、皮阿（14萬5千票）[31]、加姆邦Gambon（13萬6千票），國際的會員馬隆[32]（11萬7千票）、托倫（8萬9千票）[33]也當選，他們多站在公社一邊，或者辭職或者被國民議會開除。布朗基本人（5萬2千票）以及後來的公社中發揮領導作用的布朗基派特里東（6萬5千票）、弗路朗斯（4萬3千票），活躍的國際會員瓦爾蘭（5萬8千票）、泰斯（4萬9千票）沒有當選。值得一提的當選者還有管轄蒙馬特爾高地炮台的第18區區長Clemenceau[34]和第二區的區長Tirard[35]也當選。國民議會的選舉結果沒有埋葬恢復帝制的可能[36]，也沒法擺脫除巴黎、里昂等大城市以外的法國農村的保守政治生態，它的第一個決議就是拒絕正式承認事實上的共和制度[37]。在Bordeaux召開的國民議會以546贊成、107反對、23棄權普魯士的賠款割地和約[38]。國民議會組成新的國防政府，任命反對與普魯士開戰、提倡早日與普軍簽訂和約的梯也爾成為政府首腦。國民議會還頒布法律命令所有債務必須在48小時內付清，讓已經被圍城四個月的普通巴黎市民無法承受；同時，為了解散政府無法控制的國民衛隊，釜底抽薪，終止其成員的每日1.50法郎的薪水[39]；國民議會雖然拒絕了王黨派搬到奧爾良的企圖，但因為害怕巴黎民眾而決定搬到凡爾賽，激起了“可怕的憤怒”、路易勃朗敏銳地預感到這會促使巴黎“建立自己的政府”、“從殘忍的外國戰爭廢墟中…產生更可怕的內戰”[40]。

[1]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44.

[2] 正如後來的公社主席Lefrancais評論的那樣：“又是同樣的鬧劇。這些先生們以為他們有權利以人民的名義奪取權力”。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9.

[3] Léon Gambetta（1838年－1882年），共和派政治家。巴黎被圍後他乘氣球飛越普軍封鎖線離開巴黎，準備組織新軍抗擊，但Bazaine將軍在Metz的出賣性投降葬送了法軍繼續戰鬥的可能。他領導的共和派在國民議會和公社都有當選代表，但甘必大派的6名當選的公社委員（）最終站在梯也爾派（13人當選公社委員）一邊，拒絕到公社就任。數字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0頁。

[4]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51.

[5]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7.

[6]Vigilance committee, 有25-30個活躍人士組成，並不是每區都有，它們是否得到區長的認可也各不相同。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4.

[7] 也叫“中央委員會”，在帝國崩潰後就成立時聲稱輔助國防政府，更像一個壓力團體。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5.

[8]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67.

[9]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07頁。這種情形在1989年北京的民主運動時期又重現，以特定的社會條件證明：自由才是秩序之母。

[1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0.

[11] 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8-70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06.htm

[13]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4.

[14] 承諾選舉、不追究抗議者責任。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

[15]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5-30.

[16]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46.

[1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5-76.

[18]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2-73.

[19]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9.

[20] 或675人。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

[21]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42.

[22] 數字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5-206頁。

[23]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7.

[24]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9.

[25] Louis Jean Joseph Charles Blanc (1811 – 1882)，編輯，社會主義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是《勞動組織》。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時，擔任過臨時政府勞工委員會主席，試驗他的社會改革理想，以辭退告終。當年六月暴動後，他流亡英國，直到1870年9月第二帝國垮台後才回國。遠離祖國二十幾年、已經60歲的他剛回國幾個月就得以高票當選國民議會成員，說明他的社會改革思想得到共和精神深入人心的巴黎市民的廣泛認同。巴黎公社期間，他力爭公社同政府的妥協，徒勞無功，左右不討好。可貴的是：公社失敗後，他利用自己的影響，持續向政府提交大赦巴黎公社參與者的法案，1879年首次得到通過（雖然還不完全），以“人道社會主義”總結了對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貢獻。遺憾的是，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史觀蒙蔽的所有的中國網站都對他判處同一官方論調：“《勞動組織》是勃朗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作。 …他…鼓吹階級合作。他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他的主張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動的。他在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後主持臨時政府盧森堡委員會的實踐，就是他的理論破產的證明。”

[26] 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1876與Francois Raspail開始向法國政府提議大赦公社成員，直到1880年徹底大赦法案通過。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83.

[27] 除了圍城期間乘氣球從巴黎飛出外省去搬兵的壯舉，甘必大1880年6月21日作為政府首腦和共和黨的實際領袖，發表了歷史性的完全大赦所有公社成員的演說。Cilette Wilson, Paris and the Commune 1871-78: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從一開始，甘必大就被承認是解決大赦糾紛的關鍵人物”。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492.如果甘必大留在巴黎，有人認為他可能成為阻止內戰的一股強大勢力。

[28] Giuseppe Garibaldi，與馬志尼被共同視為意大利的建國之父。“國民議會的另一個示威性的行動是侮辱加里波的。…議會故意不讓加里波的發言，並報以野蠻的叫囂。就在這一天，他離開了法蘭西。對於國民議會來說，加里波的就是革命、共和國和反教皇鬥爭的化身，就是反普魯士的軍事鬥爭的化身。” 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7頁。帝國被推翻後，他在國民衛隊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上被一致任命他為總司令.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23.可惜已經64歲的這位傳奇英雄謝絕、錯過了他大顯身手的最後人生機會。他倒是從軍事經歷出發，建議國民衛隊儘早選出一個“華盛頓”。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12.如果他和甘必大都留在巴黎，可能可以避免或減輕凡爾賽對巴黎的蔑視、仇恨和屠殺。

[29] 他是巴黎選出的43名議員的第34名。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他3月26日逃到凡爾賽後，在國民議會上請求上帝和人們原諒他沒有解除國民衛隊武裝的錯誤。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33.

[30] Louis Charles Delescluze (1809年－1871年5月25日)，編輯、作家。參加過1830年七月革命，後加入人民之友社。1841年主編《北方無黨派報》。1848年任第二共和國委員，後辭職，創立《民主與社會革命報》。1849年流亡倫敦，4年後潛回巴黎，被捕。1860年獲赦。1868年創辦《覺醒報》。3月25日當選巴黎公社委員後果斷辭去國民議會的職位。5月25日在巷戰中英勇犧牲。他主辦的Le Reveil是反對投降和約的兩個報紙之一，1月23日被國防政府禁止發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

[31] 有名的政論家，玩世不恭，當選為公社委員卻在公社的最後階段溜之大吉。他提倡派人刺殺普魯士國王、先下手為強進攻凡爾賽（與馬克思“英雄所見略同”）。他主辦的Le Combat是反對投降和約的兩個報紙之一，1月23日被國防政府禁止發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52.

[32] Benoît Malon (1841 – 1893)，自學成才的工人，1862年作為200人的法國工人代表團領導人之一出席倫敦博覽會，積極推動與英國工聯的合作，促成了兩年後國際勞工協會的成立。也被選為公社議員，公社失敗後逃亡瑞士，寫有公社史《法國無產階級的第三次失敗》（1871）等和五卷本的社會經濟理論。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3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29-230.

[33] 他後來站在國民議會一邊，被國際開除。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8頁。

[34]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7. 他後來3月18日在不明事態的情況下，向去奪取炮台的Leomte將軍保證市民沒有反叛，解除了將軍的警惕(p.102)；3月25日在與中央委員會的最後談判關頭，以“公社比君主制強”的理由說服別的區長們也配合中央委員會舉行選舉（p.136-137）。

[35] 他也被選為公社議員，但以“市民們選自己只限於市政”為由辭去公社的職位而站到凡爾賽一邊。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65.

[36] 國民會議選在凡爾賽（而不是巴黎）3月20日重新召開，也給人暗示恢復帝制的可能。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9.

[37]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63.

[38] 甘必大和他手下、巴黎的6名左派，包括Rochefort和皮阿抗議辭職。雨果因為被一個鄉下佬侮辱也辭職了。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1.

[39]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2.

[40]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