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我在香港、廣東、廣西和重慶探親訪友並沿途進行簡略的人類學/社會語言學考察，注意並確認了中國南方（加上雲南、貴州和部分四川地域）其實屬於受上古印度影響的所謂東南亞高地Zomia/ㄗㄛㄇㄧㄚ前沿[1]，正在進行着已經基本完成了的漢化進程，而尤以南方各種語言/方言的文字化困境顯著地提示着這個漢化進程（的程度），也進一步證實改進漢語—導入漢音元素--是唯一可以解決這個困境的方案。在“以漢音元素幫助創製少數民族文字的設想”[2]中加入“侗族語言的文字化”一節後，本文考慮香港粵語的文字化困境。 我9月7日周六晚抵達香港機場。機場內訪客稀鬆，沒有遇到8月份來到機場的抗議者。我當晚乘7人座位的小巴（這個詞來自香港粵語）直接從深圳離開香港進入中國，沿途也沒有遇到任何抗議的跡象。9月23日周一下午，我再次從深圳乘列車進入香港西九龍站，在地下通道看到貼滿兩旁的各種抗議（以及少數反抗議）標語、傳單。這裡不是訴諸理性的地盤，不少內容充滿政治性的對立和仇恨，其中還包含隱蔽的文化（講粵語與非粵語者）的歧視（插圖）。25日周三我離開香港，乘大巴（這個詞也來自香港粵語）從尖沙咀開往機場，沿途通暢順利，進入機場時被要求出示證明，這就是機場內見不到抗議者的原因。 我在九龍下榻旅館附近的老舊建築之間的夜間市場觀察下層市民的生活（插圖），與新興深圳的欣欣向榮形成強烈的反差。香港的人均收入5萬多美元，早已超過英國，但貧富差距(2016年gini指數就高達53.9)遠超所有發達國家(英國2015年為33.2)。以房價為例，我看到實用200平方英尺的租金可以高達每月15，000-17，000港幣，房價高達500萬港幣（因為抗議運動已經有所降低）。抗議運動的持久深入廣泛，把最大的利益集團香港的土地開發商們也推到香港公眾、中國內陸和國際社會的視野面前。各種矛盾的公開化，有助於防止權勢各方黑箱造作的交易，多少防止了最糟糕事態的悲劇（如89年的天安門事件）。 24日周二我在維多利亞港周圍的尖沙咀、中環、八一大樓、政府總部和立法會一帶步行良久。除了立法會大樓周圍的媒體車輛和記者，一切都平靜如常（這一帶禁止張貼標語）。我隻身進入立法會的入口，詢問參觀的可能，被告知今天不對外開放。當我研究諸如西班牙內戰[3]、俄羅斯革命的歷史[4]時，很嚮往能夠親身到現場考核，現在置身於當代史事件的平靜現場，加深了對香港局勢的認知。 當日晚，我參加香港文化中心為公眾舉辦的免費大型露天音樂對話和倫敦交響樂團表演（約5百聽眾）。除了慢慢地習慣港式粵語的發音，我也注意到三個音樂家對話中自然講出的英語詞彙為聽眾自然地接受，簡易英語已經成為香港粵語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作為舞台背景的海岸對面的霓虹燈火映照下的昇平氣氛，似乎驅散了政治抗議和經濟不安的陰影。 很多人從不同角度、立場或個人生活經驗、信息量多少關注目前的香港問題，多同意沒有任何“解決”方案，這可能反而是理性能發揮作用的唯一期待。對於香港目前面臨的政治、社會、經濟等綜合症，我雖然從自己研究過的巴黎Commune/自治體“公社”[5]、Anarchism/安那祺主義運動[6]的歷史自然地看出類似特徵，並沒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也沒有精力像1993、2010年訪問香港時會會見同志、朋友[7]。我更關注到粵語的文字化這個長期複雜的文化問題對講港式粵語者和非粵語者的交流的阻礙。 粵語是一種聲調語言，受五代十國時期人口南遷影響，保留了大量古漢語用詞。如用“系”而不用“是”來正面答覆，“走”則保留了古漢語中奔跑的意思（日語中也如此）。再看，“曲”字本身是Uighur/ㄨㄧㄍㄜㄦ語kuy/köy(音樂)的音譯,唐代（和現在客家話）發音kiok，粵語發音kuk，閩南語發音giok，日語發音きょく/kyoku，都比現在的轉自滿族語的普通話（Mandarin/ㄇㄢㄉㄚㄌㄧㄣ/“滿大人”）發音更接近原初的ㄨㄧㄍㄜㄦ語發音[8]；這個例子還說明粵語、客家話、日語、古漢語等的單字不必是普通話單字中的單音節拼音，也就是說，拼音不是表示多音節字和詞的合適手段。不過，粵語雖然也被稱為“廣東話”，但在廣東、特別是廣州，漢語普通話已經普及為第一語言，很難遇到粵語文化的氣息，只能到嶺南“聖域”祖廟（佛山）才能體會到武術、粵劇等粵語/嶺南文化。我聽了沒戴臉譜的粵劇男女對唱，感覺與京劇類似。只有在香港，粵語是第一語言（90%），保持和發展出獨特的港式粵語[9]。 粵語講者在正式場合里普遍使用二十世紀初興起的白話文書寫系統，其語法、詞彙與現代標準普通話相符，與粵語自身的語法、詞彙差別很大，文言脫離，只有“粵語白話文”，而沒有正式的“粵文”。粵語白話文書寫會用到大量粵語獨有的粵語漢字，這些字在BIG5系統或使用簡化中文的電腦字符系統中沒有收錄或收錄不全。為解決粵語的電腦文字處理問題，香港政府制定了一個香港增補字符集，收錄了常用的粵字和其他BIG5擴增漢字約5000字左右，如“啲”、“嘅”、“攞”、“揸”、“嘢”、“冚”等。在最新一版的增補字符集中，收錄了一些所謂的“粗口字”。這套增補字元集基本上解決了粵語白話文的電腦處理問題，大部分粵語口語文句都可以錄入電腦。但廣東以外的地區的粵語講者對粵語固有字詞的了解近乎空白，傾向於使用北京話借音字書寫粵語，造成書寫混亂。[10]很顯然，這些主要表示發音的粵語漢字應該用規範的漢音元素來表示，統一發音。 語氣助詞在粵語語句情貌的表達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可缺或。但其用法複雜，有單式、二覆疊式、三覆疊式和多覆疊式等形式，如：喇-表示完成或引起注意，嗱-提問，或引起注意，㖞-表示意識到，“原來如此”意味，啝-暗示否認某事物之結果或敘述之意味，囖-表示情況就是如此，囉-期待某事物之時機即將達至之語氣，咩-表示懷疑，或輕微不屑，啩-表示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斷，啫-表示不屑語氣，或表示“而已”的意思，㗎-第二聲，表示抱怨語氣，嚕-表示完成語氣，嘅啫-表示事情小，不必放在心想，㗎喳/嘅喳-同“而已”，可用單字“喳”，喳嘛-輕視、不屑意味，啦餵-提醒或積極回復意味，囉㖞-尋求最後確定，或表示已經不耐煩，囉噃-表示確認，或希望得到確認，嘞咩-表示強烈懷疑、不贊同，㗎喇-已經完成，或完全自信、確認，吖嗱-對其之前所作的行為表示不滿，㗎囉噃-表示確認，或希望得到確認，㗎喇㖞-表示事情已經發生，且帶有不滿的意味，㗎喇嚇-表示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進行確認，㗎喇可-通常用於詢問他人某物是否已經完成使用，做曬㗎啦嚇嘩/㗎啦啊嘛-“已經做完了，是吧？”帶半信半疑意味。[11]這裡引用較多，說明這些粵語漢字並不具備任何表意功能，應該用表音的漢音元素來代替，既簡便又準確。 粵語外來詞主要來自英語，廣州從清朝起已經出現外來語。而到香港殖民地史時期，香港粵語(港式粵語)中吸收外來詞特別多，影響着廣東境內的粵語區。從1980年代開始，不少粵語外來詞漸漸進入了漢語普通話，例如“巴士”（bus/ㄅㄚㄙ）等。有時，這些詞被漢語普通話吸收的時候變形，如粵語“搭的”（乘搭的士）被漢語普通話當作“打的”吸收。有些外來詞很多是漢語普通話沒有吸收的，如“士多”（store/ㄙㄊㄛㄦ）；有的是普通話吸收了但譯法不同，如漢語普通話中的“沙拉”是在粵語中帶有入聲的“沙律”；不少外國人名在粵語中的譯法，與漢語普通話存在很大差別，如美國總統Bush/ㄅㄨㄒ在普通話漢語中翻譯成“布什”，台灣的國語譯作“布希”，香港粵語則譯成圓唇的“布殊”，還有Reagan/里根/雷根/列根等。這裡正是漢音元素的用武之處，只有用標準的漢音元素，才能與英語原音接近，避免各當地語的發音不同而濫用不同的表意漢字來替補。 結論是：這些與發音相關的粵語漢字，都可以、也應該用漢音元素表示。進一步的問題在於：是否，以及如何補充代表粵語發音獨有的“粵音元素”到漢音元素方案中？這超出了本文作者的能力，期待別的學者的進一步工作。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9年10月4日]
[1] 參見趙京:“當代人類學力作揭示的山地東南亞的安那祺史觀”，2011年8月8日。 [2] 趙京，2019年10月1日第二稿。 [3] 趙京：《西班牙內戰的安那祺主義教訓》，2015年1月25日第五版。 [4] 趙京：《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馬赫諾運動、喀琅施塔得起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主義問題》，2014年2月11日第三版。 [5]趙京：“巴黎公社悲劇的意義”，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 [6]趙京：《安那祺/自由社會主義》，2015年12月18日第四版。 [7]趙京：“台港澳掠影”，2010年12月4日。 [8] 趙京：“中亞文明簡史新譯初步”，2019年4月5日第一稿。 [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B2%B5%E8%AA%9E [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A4%E8%AF%AD [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A4%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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