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事件是个悲剧，家庭的，社会的。 事件再次表明，美国没有绝对的安全，在美国生活有很多风险。 具体到“核心”的原因，归根结底，这位“大学者”归结为是美国的“自由度太高”！ 一个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学者，至少从程序看是。不然，他得不到学位。就此推断，他一定有美国学者特有的对逻辑严谨的尊重，说话原本应该是基于某种自己认为实实在在的依据。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这里啰嗦一回。如果他只是国内训练出来的“大拿”，我也懒得费口舌。 今天读到他的高论（看附录），还是在腾讯读者众多的《大家》，深为吃惊和难以相信： 谷歌了一下，发现此人大名鼎鼎，发表了很多“与众不同”的高论。敢说，应该是他最大的特点。只是我不懂：自己见识的美国的世界级别的大牌学者，却个个都是“不敢”随便说话的。在读研究生时，因为老是向自己的“老板”问各类古怪的问题，一次居然获得这样的回答：我不是什么都懂，也不是什么领域的话题都可以乱说，我只对自己熟悉的领域，拥有自己的观点。那家伙花了三年时间就在MIT拿到经济学博士，27岁成为名牌大学的正教授，在教育经济学领域世界知名。也算是很牛的家伙，可是，说话就是那么的让人觉得“窝囊”，远不如我见识的中国学者！ 不过，我从他那里明白了一个道理：谦卑，谦虚，是做一个好学者最起码的人品要求。
言归正传，来看看这位大学者的观点：美国的个人自由度太高，所以，才有人敢绑架像章莹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这，应该就是他想说的。再者，在美国只有哈佛这样的顶尖大学的学生生命才拥有安全感！其它“普通”学校数百万的学生，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则是他的言下之意。 难道，会是因为，每天喝一瓶葡萄酒（他的喜好），会让人的大脑产生不同的逻辑思考能力？ 在中国，个人的自由度极低，至少和美国比，应该是。但是，又如何解释中国大量拐卖儿童和妇女现象的存在，其中也有大学生被拐卖！作为社会学家，这样的社会现象他不会不知道吧？还有最近在热议的“低端人口”不得不在零下寒冷的北京街头想办法生存下去的无奈。 是不是在美国校园呆了几年，拿到一个博士的，不少人就真的以为自己很了解美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对于这些人的自信心，我还真的是不得不服！当年我在北京呆了四年，教了四年书，结果，还是不清楚北京人到底在怎么样生活！更何况是在美国，一个差异极大的异国他乡？
查了查，发现他还有几个有趣的言论： 因在2005年10月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提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我觉得，这句话也对也错：对在，很多知名学者的水准真的是让我都为他们害臊，而他们自己却不自知。不知廉耻，应该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混出人样子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本领之一。 若干年前回国，曾经遇到一位昔日高中时代的老师，现在也是知名的经济学者（一所重点大学的院长），二十年不见，一见面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评判：只会玩数学，纯粹是数学游戏，巴拉巴拉。原本想让他读读我写的经济学著作，还是放弃了，这样的脑子，读了也是白读！那时候还没有雾霾，不应该是空气污染造成的脑部损失所致！ 这样的土疙瘩，和他能够有什么好争论的！鸡和鸭讲，对牛弹琴，应该就是这种样子的。 说错，是因为，这就是中国能够做到也想做到的人才培养结果！如果中国领导者知道并且乐意培养和世界接轨的经济学家，中国自然就会产生这类的经济学家。只是，中国人自己制造领导怪物，自称为经济学家。这样的“物体”，是不值得去考量他们的内在质量的。他们原本就不是美国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老兄应该明白，今天的中国还是工农兵学员领导的时代，党的最高领导者中，多数还是靠假文凭混迹江湖。这背后中国的强大到底意味着什么，读者自己去思考吧。
更有趣的是，他关于我们这些海外的华裔“爱国心”的评论。似乎是，我们就应该为中国的强大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不然，就不该享受这种强大带来的好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公共产品的概念。还有一个，华裔已经就是美国公民！非得吃美国的饭，操中国的心才对？再者，他又有什么资格来告诉这为数众多的华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基于这些前提，随后的延伸思考，还是留给读者吧。下面是他的高论。 余杰叙述有关于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其文章中提到，丁学良曾经谈到一大批海外华人所宣扬的 “爱国主义”时，说到: 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附录：
丁学良：章莹颖事件应纳入“美国研究”教材一枚石头2017-11-28 09:54
[摘要]章莹颖事件再次表明，相比较于其它的发达国家，美国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不正常的人和坏人对自由的利用，往往比正常人和好人更先行一步、更富有新奇绝招——当然是破坏性的。 章莹颖事件再次表明，相比较于其它的发达国家，美国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不正常的人和坏人对自由的利用，往往比正常人和好人更先行一步、更富有新奇绝招——当然是破坏性的。 本文获得作者丁学良授权。 
今年11月中旬，中国赴美失踪学者章莹颖的家属不得不从芝加哥返回本土。自从今年6月9日章莹颖在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校区失踪的消息被披露报道以来，笔者一直都在关注着美国方面的调查破案进展。对该事件如此放不下心，首先当然是出于人道人伦人之常情——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蓝领阶层，有一个宝贝女儿读书那么优秀，赴美深造即将带来的学术方面的回报和丰富人生阅历的前景那么令她自己和家人欣喜鼓舞，可是突然这个宝贝女儿就不见了。随后就是一系列可怖的消息点点滴滴透露出来，却始终见不着章莹颖本人。这里面有多少叫我们平常百姓心疼心碎、不堪细想的惨景！ 血泪案例不能让它成为过眼烟云 从理性角度来说，笔者关注此事的一个更深刻的动机，是公共教育方面的。章莹颖遇害的不幸事件，虽然已经多次被中国内地主流媒体作显要的跟踪报道，成为至少上亿名城镇居民大体知晓的一件大案，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强烈呼吁教育界人士，要将此案例作为内地“美国研究”教材里的一个新单元，让这个悲剧能够被未来二、三十年的内地学生和家长们牢牢记住，从中吸取教育社会学和法学的含义。 在内地高校开启“美国研究”课程，当然先要参照美国的相关教学模板。在美国的有些大学里，“美国研究”通常不是一个系科，而是一个专门项目（American Studies Program）。它是为外国来美的研究生设计的一套特别课程，属于跨学科的经验研究性质。它把美国作为一个New Nation（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经常引发争议甚至火爆反弹，这里权且译为“新国族”）的渊源和在当代运转的基本制度等等，作概览式的描述分析，重点是给外国学生呈现出作为美国特色的整体（参阅赵一凡：“中译本绪言”，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这样设计的综合类国别研究，应该是内地大学生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不论学生的专业是理科工科还是人文社科，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推动者和影响力越来越多方面的参与者。在笔者目前就教的科技大学里，四年制的本科期间，学生上通识课程的总量要占去一整学年。在华人社会，最佳的设计应该是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学者——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按照国际专业标准编撰的“美国研究”教科书，它们和美国学者自己描述本国而编撰的教材不要雷同。最关键的区别，是不仅仅要把美国人视为“美国特色”的主要方面编进课本，而且要把中国人/海外华人视为“美国特色”的内容也适量编进来。 老外透视美国特色也可能独具慧眼 做比较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本国人眼里看不到的本国的某些维度或幽暗部位，在外国观察者眼里，往往极具启迪之意。三、四年前在中国大陆广为谈论的法国著名学者托克威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就是比较研究独具慧眼的最有名例子之一。和我们更切近的几套读物，包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起步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于1990年代后期翻译出版的“认识中国系列”丛书，它们都属于“我们中国人通过外国人来反观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的路子。若是出自中国人/海外华人学者编写的“美国研究”教材成为系列，美国人也能够从中得益，他们确实需要“通过他者作自我反省”。 中国人/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美国研究”的教材，不应该太受当下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方法论导向，弄一大堆统计数表来震住学生。和笔者曾在一个研究组的两位数学博士背景的同事常抱怨，说“你们社会科学界各学科的论文，里面一大堆数学表达方程式，吓死人！可是我们怎么仔细看，也极少看到这类数学应用之前的论证，也就是说，数学领域里有那么多的工具和等式，为什么你们偏偏选择这几个，而不是选择其它的？这样的本原论证不说清楚，你们的那些应用就是随心所欲的，并不具有数学的严密逻辑。”笔者完全赞同！所以在内地的“美国研究”教材里，统计数据应该占据一小部分，占大多数的，应该是那些实际发生过的鲜活案例，就像法学院和工商学院的教材一样，以层层解剖真实案列来开导内地的学生及其家人。 
闭路电视拍到章莹颖失踪当天的片段 章莹颖遇害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事件，可是这类案例在美国并非异乎寻常，而是常发性的（但这不等于说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正因为它的常规性即发生的频率相当可观，就特别富有普遍教育价值。笔者马上能够想到的两大要点，其中饱含着社会的、教育的和法律的涵义。 两个“高度”互为阴阳 第一大要点：章莹颖事件再次表明，相比较于其它的发达国家，美国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美国之外的很多评论员，近来（尤其是自2008年冬季以来）常常把美国描述成一个逐渐衰落的夕阳式强权。笔者对照着多国实际状况一再阅读这类评论，怎么也难以接受这种悲观结论，此乃对美国体系的肤浅的误解。美国的问题多多，美国的活力也多多，因此美国自我更新的源泉非常丰沛，且常常是出乎意料的强劲发功。这个国家的几个“多多”，和笔者所说的它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其实都来源于同一个根子——个人自由度极高，笔者甚至要说“太高”。 这种常规性的高度个人自由为所有人的所有类型的奇思怪想和独行其道，都开辟了足够大的空间。因此正常人包括好人可以籍此而生出种种创意，作出种种正面的和开拓性的事业。与此同时，不正常的人和邪恶的人也可以籍此而生出种种邪门的乃至狠毒透顶的念头，制造出相应的事端。笔者还得要加上一句：不正常的人和坏人对自由的利用，往往比正常人和好人更先行一步、更富有新奇绝招——当然是破坏性的。被指控害死了章莹颖的嫌犯克里斯滕森（Brendt Christiansen），就是这样的邪恶之才。读者只要细细阅读迄今美国媒体的报道和执法部门透露的般般细节，就不能不承认，他把美国社会提供的自由利用到极致，来实施他精心设计的谋害方案，达到了几乎是“完美”的地步。这样的人在美国绝非“几十年才出现一个”的罕见者，每年都有多起类似的报道。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里面特别坏的分子特别多，而是具有这种潜力的人在别的发达国家里难以发挥其全部的功能，因为那些地方的自由度还不够高，美国则为他们提供了顶级高的自由度。 
伊利诺伊大学校园警察确认，嫌犯克里斯滕森参加了声援章莹颖的游行。（图片来源：美国中文网） 所以笔者强调，在美国，好人做出的好事能够好到老外难以相信的程度，坏人做出的坏事也能够坏到老外难以想象的地步。没有谁或哪个机构强迫他们那么做，都是自愿自发做的。前者有如笔者最敬仰的那些美国亿万富豪，把毕生赚取的巨额财产捐给教育和医疗、科技研发等公益事业，他们前后互相激励的事迹铺成了百年连续剧。后者有如本专栏前两篇里笔者描述的那类美国人，他们能够无端持枪狂杀大量的无辜民众包括儿童，这也谱成了几十年的连续剧。所有这些自愿自发的正面和负面的创意及其实施落实，就让美国社会同时具有高度的活力和高度的风险。正确理解美国体系，必须把这两个“高度”时刻铭记在心，稍微忽视其中的一个“高度”，就要犯大错。 高风险大手笔投资要冷静考量 
章莹颖家人和男友接受访问（图片来源：美联社） 由此引发的教育方面的一个重要思路是：中国家长若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就等于是把她/他送到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试验地和竞技场去。最好的事情可能发生在孩子身上，最坏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孩子身上，这堪比是家庭的一笔高风险大手笔投资；出了差错，后果极难承受。为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尤其是独生孩子家庭——着想，笔者建议家长们不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中学，除非那边有可靠的亲戚时时照看着。出国留学读本科，也未必首选美国，除非孩子能够进入全美国最优秀的十几所私立大学或十所左右的最佳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这些学校通常要求本科生住校，校园所在地点比较安全，当然教育素质是上流的。那些著名的公立大学，其研究生院是世界一流的，其本科生院则不那么杰出，因为公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本州纳税人，本科生院的入学门槛对他们的子女不能太高。其它英语国家的本科生教育素质，水平优秀的高校也不少，安全程度通常比美国高出很多。如果把费用因素再纳入考量，英国还显得更吸引人。 把章莹颖事件写进内地“美国研究”教材时应该突出的第二大要点，稍后再讨论。（本文为丁学良教授Mis-read the US system 系列之（2），编辑：吴珊莹。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于皖南农村，求学于上海高校，见习于北京中心，游学于美国东北，就业于亚太美欧。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导。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我读天下无字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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