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瑩穎事件是個悲劇，家庭的，社會的。 事件再次表明，美國沒有絕對的安全，在美國生活有很多風險。 具體到“核心”的原因，歸根結底，這位“大學者”歸結為是美國的“自由度太高”！ 一個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家，應該是貨真價實的學者，至少從程序看是。不然，他得不到學位。就此推斷，他一定有美國學者特有的對邏輯嚴謹的尊重，說話原本應該是基於某種自己認為實實在在的依據。正是因為如此，我才在這裡囉嗦一回。如果他只是國內訓練出來的“大拿”，我也懶得費口舌。 今天讀到他的高論（看附錄），還是在騰訊讀者眾多的《大家》，深為吃驚和難以相信： 谷歌了一下，發現此人大名鼎鼎，發表了很多“與眾不同”的高論。敢說，應該是他最大的特點。只是我不懂：自己見識的美國的世界級別的大牌學者，卻個個都是“不敢”隨便說話的。在讀研究生時，因為老是向自己的“老闆”問各類古怪的問題，一次居然獲得這樣的回答：我不是什麼都懂，也不是什麼領域的話題都可以亂說，我只對自己熟悉的領域，擁有自己的觀點。那傢伙花了三年時間就在MIT拿到經濟學博士，27歲成為名牌大學的正教授，在教育經濟學領域世界知名。也算是很牛的傢伙，可是，說話就是那麼的讓人覺得“窩囊”，遠不如我見識的中國學者！ 不過，我從他那裡明白了一個道理：謙卑，謙虛，是做一個好學者最起碼的人品要求。
言歸正傳，來看看這位大學者的觀點：美國的個人自由度太高，所以，才有人敢綁架像章瑩穎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這，應該就是他想說的。再者，在美國只有哈佛這樣的頂尖大學的學生生命才擁有安全感！其它“普通”學校數百萬的學生，每天都掙扎在死亡線上！則是他的言下之意。 難道，會是因為，每天喝一瓶葡萄酒（他的喜好），會讓人的大腦產生不同的邏輯思考能力？ 在中國，個人的自由度極低，至少和美國比，應該是。但是，又如何解釋中國大量拐賣兒童和婦女現象的存在，其中也有大學生被拐賣！作為社會學家，這樣的社會現象他不會不知道吧？還有最近在熱議的“低端人口”不得不在零下寒冷的北京街頭想辦法生存下去的無奈。 是不是在美國校園呆了幾年，拿到一個博士的，不少人就真的以為自己很了解美國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對於這些人的自信心，我還真的是不得不服！當年我在北京呆了四年，教了四年書，結果，還是不清楚北京人到底在怎麼樣生活！更何況是在美國，一個差異極大的異國他鄉？
查了查，發現他還有幾個有趣的言論： 因在2005年10月接受《中華工商時報》採訪時提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裡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議。 我覺得，這句話也對也錯：對在，很多知名學者的水準真的是讓我都為他們害臊，而他們自己卻不自知。不知廉恥，應該就是在今天的中國混出人樣子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本領之一。 若干年前回國，曾經遇到一位昔日高中時代的老師，現在也是知名的經濟學者（一所重點大學的院長），二十年不見，一見面就是對西方經濟學的評判：只會玩數學，純粹是數學遊戲，巴拉巴拉。原本想讓他讀讀我寫的經濟學著作，還是放棄了，這樣的腦子，讀了也是白讀！那時候還沒有霧霾，不應該是空氣污染造成的腦部損失所致！ 這樣的土疙瘩，和他能夠有什麼好爭論的！雞和鴨講，對牛彈琴，應該就是這種樣子的。 說錯，是因為，這就是中國能夠做到也想做到的人才培養結果！如果中國領導者知道並且樂意培養和世界接軌的經濟學家，中國自然就會產生這類的經濟學家。只是，中國人自己製造領導怪物，自稱為經濟學家。這樣的“物體”，是不值得去考量他們的內在質量的。他們原本就不是美國意義上的經濟學家。老兄應該明白，今天的中國還是工農兵學員領導的時代，黨的最高領導者中，多數還是靠假文憑混跡江湖。這背後中國的強大到底意味着什麼，讀者自己去思考吧。
更有趣的是，他關於我們這些海外的華裔“愛國心”的評論。似乎是，我們就應該為中國的強大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不然，就不該享受這種強大帶來的好處。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說過有個公共產品的概念。還有一個，華裔已經就是美國公民！非得吃美國的飯，操中國的心才對？再者，他又有什麼資格來告訴這為數眾多的華裔，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基於這些前提，隨後的延伸思考，還是留給讀者吧。下面是他的高論。 余杰敘述有關於海外華人的愛國主義，其文章中提到，丁學良曾經談到一大批海外華人所宣揚的 “愛國主義”時，說到: 在這些人的‘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下面，其實有一種深層的、不易被人覺察的自私心理。他們只願意享受中國‘國家強大、原子彈、國際地位’這些國際實力方面給他們這樣的中國人——已經成為他國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種人看作中國人——所能夠帶來的心理上的滿足，亦即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和面子。但是，他們本身卻絲毫不願意承受普通中國老百姓為支撐國家的實力所承受的可怕負擔和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當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在可怕的負擔和代價的重壓下發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議聲的時候，這些海外的愛國主義者還要大加指責。
附錄：
丁學良：章瑩穎事件應納入“美國研究”教材一枚石頭2017-11-28 09:54
[摘要]章瑩穎事件再次表明，相比較於其它的發達國家，美國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不正常的人和壞人對自由的利用，往往比正常人和好人更先行一步、更富有新奇絕招——當然是破壞性的。 章瑩穎事件再次表明，相比較於其它的發達國家，美國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不正常的人和壞人對自由的利用，往往比正常人和好人更先行一步、更富有新奇絕招——當然是破壞性的。 本文獲得作者丁學良授權。 
今年11月中旬，中國赴美失蹤學者章瑩穎的家屬不得不從芝加哥返回本土。自從今年6月9日章瑩穎在伊利諾伊州大學香檳校區失蹤的消息被披露報道以來，筆者一直都在關注着美國方面的調查破案進展。對該事件如此放不下心，首先當然是出於人道人倫人之常情——一個獨生子女的家庭，父母藍領階層，有一個寶貝女兒讀書那麼優秀，赴美深造即將帶來的學術方面的回報和豐富人生閱歷的前景那麼令她自己和家人欣喜鼓舞，可是突然這個寶貝女兒就不見了。隨後就是一系列可怖的消息點點滴滴透露出來，卻始終見不着章瑩穎本人。這裡面有多少叫我們平常百姓心疼心碎、不堪細想的慘景！ 血淚案例不能讓它成為過眼煙雲 從理性角度來說，筆者關注此事的一個更深刻的動機，是公共教育方面的。章瑩穎遇害的不幸事件，雖然已經多次被中國內地主流媒體作顯要的跟蹤報道，成為至少上億名城鎮居民大體知曉的一件大案，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筆者強烈呼籲教育界人士，要將此案例作為內地“美國研究”教材里的一個新單元，讓這個悲劇能夠被未來二、三十年的內地學生和家長們牢牢記住，從中吸取教育社會學和法學的含義。 在內地高校開啟“美國研究”課程，當然先要參照美國的相關教學模板。在美國的有些大學裡，“美國研究”通常不是一個系科，而是一個專門項目（American Studies Program）。它是為外國來美的研究生設計的一套特別課程，屬於跨學科的經驗研究性質。它把美國作為一個New Nation（這個概念的中文翻譯經常引發爭議甚至火爆反彈，這裡權且譯為“新國族”）的淵源和在當代運轉的基本制度等等，作概覽式的描述分析，重點是給外國學生呈現出作為美國特色的整體（參閱趙一凡：“中譯本緒言”，丹尼爾.貝爾著《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 這樣設計的綜合類國別研究，應該是內地大學生通識教育的必修課程，不論學生的專業是理科工科還是人文社科，因為中國已經是全球化的一個主要推動者和影響力越來越多方面的參與者。在筆者目前就教的科技大學裡，四年制的本科期間，學生上通識課程的總量要占去一整學年。在華人社會，最佳的設計應該是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學者——他們必須要有足夠的在美國生活的經驗——按照國際專業標準編撰的“美國研究”教科書，它們和美國學者自己描述本國而編撰的教材不要雷同。最關鍵的區別，是不僅僅要把美國人視為“美國特色”的主要方面編進課本，而且要把中國人/海外華人視為“美國特色”的內容也適量編進來。 老外透視美國特色也可能獨具慧眼 做比較研究的學者都知道，本國人眼裡看不到的本國的某些維度或幽暗部位，在外國觀察者眼裡，往往極具啟迪之意。三、四年前在中國大陸廣為談論的法國著名學者托克威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就是比較研究獨具慧眼的最有名例子之一。和我們更切近的幾套讀物，包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起步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於1990年代後期翻譯出版的“認識中國系列”叢書，它們都屬於“我們中國人通過外國人來反觀我們中國自己的事情”的路子。若是出自中國人/海外華人學者編寫的“美國研究”教材成為系列，美國人也能夠從中得益，他們確實需要“通過他者作自我反省”。 中國人/海外華人學者編撰“美國研究”的教材，不應該太受當下美國社會科學界的主流方法論導向，弄一大堆統計數表來震住學生。和筆者曾在一個研究組的兩位數學博士背景的同事常抱怨，說“你們社會科學界各學科的論文，裡面一大堆數學表達方程式，嚇死人！可是我們怎麼仔細看，也極少看到這類數學應用之前的論證，也就是說，數學領域裡有那麼多的工具和等式，為什麼你們偏偏選擇這幾個，而不是選擇其它的？這樣的本原論證不說清楚，你們的那些應用就是隨心所欲的，並不具有數學的嚴密邏輯。”筆者完全贊同！所以在內地的“美國研究”教材里，統計數據應該占據一小部分，占大多數的，應該是那些實際發生過的鮮活案例，就像法學院和工商學院的教材一樣，以層層解剖真實案列來開導內地的學生及其家人。 
閉路電視拍到章瑩穎失蹤當天的片段 章瑩穎遇害對我們而言是一個極其不幸的事件，可是這類案例在美國並非異乎尋常，而是常發性的（但這不等於說是“正常的”）社會現象。正因為它的常規性即發生的頻率相當可觀，就特別富有普遍教育價值。筆者馬上能夠想到的兩大要點，其中飽含着社會的、教育的和法律的涵義。 兩個“高度”互為陰陽 第一大要點：章瑩穎事件再次表明，相比較於其它的發達國家，美國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美國之外的很多評論員，近來（尤其是自2008年冬季以來）常常把美國描述成一個逐漸衰落的夕陽式強權。筆者對照着多國實際狀況一再閱讀這類評論，怎麼也難以接受這種悲觀結論，此乃對美國體系的膚淺的誤解。美國的問題多多，美國的活力也多多，因此美國自我更新的源泉非常豐沛，且常常是出乎意料的強勁發功。這個國家的幾個“多多”，和筆者所說的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其實都來源於同一個根子——個人自由度極高，筆者甚至要說“太高”。 這種常規性的高度個人自由為所有人的所有類型的奇思怪想和獨行其道，都開闢了足夠大的空間。因此正常人包括好人可以籍此而生出種種創意，作出種種正面的和開拓性的事業。與此同時，不正常的人和邪惡的人也可以籍此而生出種種邪門的乃至狠毒透頂的念頭，製造出相應的事端。筆者還得要加上一句：不正常的人和壞人對自由的利用，往往比正常人和好人更先行一步、更富有新奇絕招——當然是破壞性的。被指控害死了章瑩穎的嫌犯克里斯滕森（Brendt Christiansen），就是這樣的邪惡之才。讀者只要細細閱讀迄今美國媒體的報道和執法部門透露的般般細節，就不能不承認，他把美國社會提供的自由利用到極致，來實施他精心設計的謀害方案，達到了幾乎是“完美”的地步。這樣的人在美國絕非“幾十年才出現一個”的罕見者，每年都有多起類似的報道。這並不是說美國人裡面特別壞的分子特別多，而是具有這種潛力的人在別的發達國家裡難以發揮其全部的功能，因為那些地方的自由度還不夠高，美國則為他們提供了頂級高的自由度。 
伊利諾伊大學校園警察確認，嫌犯克里斯滕森參加了聲援章瑩穎的遊行。（圖片來源：美國中文網） 所以筆者強調，在美國，好人做出的好事能夠好到老外難以相信的程度，壞人做出的壞事也能夠壞到老外難以想象的地步。沒有誰或哪個機構強迫他們那麼做，都是自願自發做的。前者有如筆者最敬仰的那些美國億萬富豪，把畢生賺取的巨額財產捐給教育和醫療、科技研發等公益事業，他們前後互相激勵的事跡鋪成了百年連續劇。後者有如本專欄前兩篇里筆者描述的那類美國人，他們能夠無端持槍狂殺大量的無辜民眾包括兒童，這也譜成了幾十年的連續劇。所有這些自願自發的正面和負面的創意及其實施落實，就讓美國社會同時具有高度的活力和高度的風險。正確理解美國體系，必須把這兩個“高度”時刻銘記在心，稍微忽視其中的一個“高度”，就要犯大錯。 高風險大手筆投資要冷靜考量 
章瑩穎家人和男友接受訪問（圖片來源：美聯社） 由此引發的教育方面的一個重要思路是：中國家長若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去，就等於是把她/他送到什麼都可能發生的試驗地和競技場去。最好的事情可能發生在孩子身上，最壞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孩子身上，這堪比是家庭的一筆高風險大手筆投資；出了差錯，後果極難承受。為千千萬萬的中國家庭——尤其是獨生孩子家庭——着想，筆者建議家長們不要把孩子送到美國去讀中學，除非那邊有可靠的親戚時時照看着。出國留學讀本科，也未必首選美國，除非孩子能夠進入全美國最優秀的十幾所私立大學或十所左右的最佳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這些學校通常要求本科生住校，校園所在地點比較安全，當然教育素質是上流的。那些著名的公立大學，其研究生院是世界一流的，其本科生院則不那麼傑出，因為公立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本州納稅人，本科生院的入學門檻對他們的子女不能太高。其它英語國家的本科生教育素質，水平優秀的高校也不少，安全程度通常比美國高出很多。如果把費用因素再納入考量，英國還顯得更吸引人。 把章瑩穎事件寫進內地“美國研究”教材時應該突出的第二大要點，稍後再討論。（本文為丁學良教授Mis-read the US system 系列之（2），編輯：吳珊瑩。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簡介 
丁學良，出身於皖南農村，求學於上海高校，見習於北京中心，遊學於美國東北，就業於亞太美歐。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深圳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導。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我讀天下無字書》《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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