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隊長必然比小地主壞

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生產小隊長（以下簡稱“小隊長”）往往被視為基層權力的化身，他們的“壞”，如隨意扣糧、打罵社員、腐敗剋扣，並非單純的個人道德敗壞，而是制度性邪惡的體現。這種壞源於上層集權命令的強制執行，體現了獨裁與集權的結構性缺陷。同時，它也揭示了人類的劣根性：當普通人置於權力情境中時，易於服從權威、腐敗墮落。

小隊長的壞：從個人行為到制度執行。

小隊長的權力濫用常常被歸咎於個人品行，但這忽略了公社制度的本質：它是一種高度集權的“現代農奴制”，將基層幹部轉化為國家機器的延伸。小隊長由上級任命，負責執行“一平二調”等政策，如強制征糧、統一勞動和分配口糧。

在大饑荒時期（1959-1961），他們被迫執行高徵購配額，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這種“壞”不是自發，而是“不得不執行上層權力的結果”，拒絕可能意味着自己被批鬥或下台。

歷史研究顯示，中國公社幹部腐敗源於“組織退化”（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從1949年起，共產黨逐漸喪失以列寧式幹部或韋伯式官僚整合官員的能力，轉而依賴“新傳統主義”模式，允許派系網絡和家庭私有化權力。 這導致基層幹部在執行集權命令時，摻雜個人利益，如剋扣福利或壟斷資源。

文化大革命進一步粉碎了執法機構，使改革時代腐敗泛濫：基層權力缺乏監督，幹部“命令主義”盛行。 近年來，反腐敗措施雖加強，但也導致官僚懈怠：下級幹部因風險增加而消極怠工。

這種制度性壞體現了獨裁的實現：毛澤東的集權追求“加速社會主義”，但實際將小隊長置於“永久不穩定”的恐怖中，推動衛星系統擴張。 小隊長不是獨立惡人，而是集權鏈條的工具。上層命令如饑荒配額迫使他們“壞”，否則自身難保。這遠超舊地主的經濟剝削，後者受市場和法律約束，無法系統摧毀生計。

人類的劣根性：權力情境下的腐敗與服從。

小隊長的壞也源於人類的劣根性：普通人置於權力情境中，易於墮落。心理學實驗如斯坦福監獄實驗（1971）和米爾格拉姆實驗（1961）證明，權力並非天生善惡，而是通過情境放大人性弱點。

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普通大學生扮演獄警後迅速變得殘暴：他們羞辱“囚犯”，證明“情境力量”而非個人性格導致惡。 Zimbardo的“路西法效應”將此歸為三層分析：個人、情境、系統。公社小隊長類似“獄警”：公社系統賦予他們權威，情境（如饑荒壓力）激發服從和腐敗。 

米爾格拉姆實驗顯示，65%參與者服從權威“電擊”他人，揭示人類易於“服從權威”而放棄道德。 小隊長執行扣糧時，可能並非天生惡，而是“無思想的服從”。官僚順從上層，忽略人性後果。

人類劣根性還包括權力吸引腐敗者，或緩慢腐蝕正常人。“權力趨於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Acton語）。 在公社中，小隊長從農民出身，但權力放大其“混合的輕信與犬儒”——相信意識形態，卻利用之自利。 這解釋為何許多小隊長“壞”：不是人人邪惡，而是情境激發劣根，如Zimbardo所述，“正常人易於變惡”。

集權的劣根性：從獨裁到極權主義的恐怖。

集權制度的劣根性在於其追求絕對支配，消滅人類自由與多樣性。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將極權主義視為“新型政府”。不同於專制，它不只壓制反對，而是控制個體一切方面，目標全球征服。 公社制度體現了此劣根：土地集體化消滅私人財產，統一勞動摧毀行動自由，小隊長是基層恐怖工具。

Arendt強調，極權主義依賴大眾運動、孤獨和社會原子化：人們擁抱簡單敘事，忠誠取代判斷。 在公社中，毛澤東的“連續革命”製造“永久運動”。政策如大躍進迫使小隊長執行“一切皆可能”的邏輯，犧牲事實（如饑荒）以維護意識形態。 

集權劣根在於“恐怖與邏輯焊接”：恐怖（如批鬥）維持權力，邏輯（如階級鬥爭）偽造現實。 這不同於地主有限權威：集權無界限，生成“絕對惡”，如集中營（Arendt視其為極權本質）。公社雖非集中營，但其扣糧等行為類似“總支配”。

集權還放大官僚腐敗：權力集中於一人（如毛澤東），下層如小隊長成為“運動總部”的臨時執行者，犧牲國家利益。 Arendt警告，集權非“正常國家”，而是“反功利”。公社追求全球共產主義，卻導致內部崩潰。 這解釋小隊長的壞：集權使他們“從內部支配人類”，消滅自由。

小隊長的壞是制度性邪惡的縮影：公社集權迫使他們執行命令，放大人類劣根如服從與腐敗，同時體現集權劣根，追求總支配，製造恐怖。Arendt的洞見提醒，集權非進步，而是毀滅人類本質的陷阱。 鄧小平解散公社是修正，但教訓持久：任何制度須有分權與監督，避免權力失控。否則，普通人如小隊長，將繼續成為邪惡的工具。

（受老農民的啟發，有感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