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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 |
| |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虽然过程那样令人心酸，时间那样短暂，付出的代价又是那样沉重，但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也是我们至今不悔的原因。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全面否定文革，连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一点意义也要剥夺
老高按：我的武汉市一中的校友钟逸，数年来帮助一位“文革”死刑犯整理其回忆录，今年6月，终于完工，由香港的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钟逸给我发来了书稿《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作者：徐正全。
这里我就贴上徐正全为这本书所写的自序。
徐正全出生于1946年，算下来，今年已经六十有六，奔古稀而去。1966年，20岁的他以一个普通的产业青工投身“文革”，成了一个基层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文革”纠缠在一起。尽管他投身“文革”不过一生岁月的30分之一，到22岁时，就进了监狱，此后有21年是在监狱之中；出狱以来的20多年，也不可避免地笼罩在这铁窗21年生涯的阴影之中——那也就是仍然与“文革”拧在一起。
这本书，正如该书序作者曹承义所说：“这本书的侧重面不是文革的运动轨迹、重大事件，而是他在文革中、文革后的所为所思以及因文革而改变的人生，也就是说写的是个人命运。”
徐正全和曹承义，都是拥有两万多职工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的职工。“文革”前，曹承义在这个公司担任施工技术员。“文革”中，响应毛泽东的号令起来造反，当上了造反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的一号头头。徐正全是一冶总公司下属县团级工业安装公司“新一冶”组织的一号头头。
作者徐正全自己在全书的最后一节《写在后面》中说，
说句心里话，我一个初中生（技校都是提前毕业的），文不能“等因奉此”，武不能“向右看齐”，又终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但“文革”中的朋友们却非常希望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说一是“文革”经历各有不同，二是我曾经在人世间另一个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这个世界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应该让人们了解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心世界。犹豫再三，还是附庸风雅一次，把回忆来录它一次吧。
我经历过“文革”，对许多“文革”亲历者有所熟悉，最近十年来也看过若干前造反派成员如鲁礼安、李乾、吴焱金、曹承义等人的自传、回忆录，虽然见多了，然而读到徐正全这本书，仍感到五味俱全，浮想连翩。前几天我曾经发出过一篇《文革“造反派”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恨》，介绍陈益南所写的“拨乱反正”文章。当时我的用意，就是为了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士对“造反派”有个概括的了解，也为了让像我这样“文革”的过来人重温旧事，更好地理解我从本篇开始，今后将陆续贴出的“造反派”回忆录。这里，我也恭请各位读者前往一读，相信各位当会多少摆脱一些官方在“文革”结束36年来持续灌输的妖魔化“造反派”的印象。
徐正全的这本书，叙事为主，但也有很多是议论，涉及对“文革”政治社会起因的思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分析，也涉及对“造反派”悲剧命运根源的探寻，自然更有忏悔和反省。或许不少读者对他阐述的见解，不以为然。这都正常。我之所以推荐他的书，不是因为它“句句是真理”，而是因为它能启发、刺激我们去寻找真理。
作者徐正全说：我反思这一生，可以说是毫无意义，一事无成，然而“文革”让我懂得了过去许多不懂、不关心的事，学会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懂得了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有三样东西不能失去，一是生命，二是自尊，三是独立思考”。我们生活在民主法治制度健全的美国，生命，无疑是有保障的；自尊，也是有保障的——除非自己愿意匿名或化名在网上詈骂和捣乱，歪曲捏造论敌的观点，自己不要自尊，这些人另当别论；但是，第三，是否会失去独立思考？却并沒有谁来保障，完全靠自己——当以这位文革死刑犯的肺腑之言自警！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自序
徐正全
天悠悠，地悠悠，文革纷争终难休。是非曲直凭谁定，夕阳西下水东流。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六年，和古今中外一切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一样，当事人和后来者往往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各执一端，而且都能摆出并非虚构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不足为怪，因为双方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采集论据。双方都只注重文革中具体过程的对错，常常忽视了对文革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亿万群众为什么会舍生忘死、以命相搏地投身文革，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黄土埋到脖子的文革亲历者九死而不悔。
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墙上没个钉钉，就挂不住个瓶瓶”，何况这种牵涉到亿万人身家性命的大事。文革的发生，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毛泽东不是心血来潮，投身文革的几亿人也不是疯子，什么权力之争、个人恩怨、群众愚昧狂热，不是扯淡，起码也是浅薄。文革发生自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所谓必然，就是一定会发生，人民改善和变革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不以文革这种形式表现，就会以“武革”或其他什么革的形式表现。文革是以毛泽东的错误发动造成的吗？不对。毛泽东只是使文革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毛泽东看到了发生文革的必然性，与其让它自行爆发而导致无序，不如主动发动而将其纳入有序。这正是毛泽东的英明和雄才大略。
文革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试问建国以来，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哪一场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呢？可是，又有哪一次出现过亿万人舍生忘死地自觉参与？没有，一次也没有，除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外，广大群众用现在的话说，是“被参与”。发动发动，他发还要我肯动啊。文革则不同，各行业、各阶层群众，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投入，包括保守派。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工厂的文革按原来四清的部署进行，各地工人造反派为争得参加文革的权利，冒着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或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或静坐，或切断铁路，或上京告状，殊不知当时离开工作岗位将被扣掉赖以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他们也置之不顾。工人造反派要求和学生一样参加文革，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有自己的诉求，尽管是很朦胧的。我可以肯定地说，文革就是人民的文革，就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不然那些造反的工人真不会拼死拼活非要参加。
建国十七年来，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生活水平提高，那也是宣传超出实际。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被各级当权派歪曲成为欺压人民、巩固和扩大自身既得利益的有力工具，在阶级斗争旗号下开展的所有运动，几乎都会被当权派变着法地把矛头指向群众，伤及一批又一批的人。任何一个当权派都可以以“党”、“组织”自居，把人不当人，一个小当权派不经意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甚至一批人一生的命运。经济生活上高积累、低消费，广大群众长期清贫。这一切使得官民矛盾越积越深，几乎没有缓和的可能。根本原因在哪里？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各级管理者就单个人而言，绝大多数不是恶人，而是有良知的人，看来还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全面评价文革前的国家体制，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能说一说自己的切身体会，比如说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离不开的“组织”。中国人民高度的组织化，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一流的社会动员能力，或许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但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强势了，你离开组织就是自己找死，农民遇灾外出讨饭都要到公社、大队开证明，否则做叫花子的资格都没有。各级各类组织的当权派一旦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形成了人民对他们的人身依附。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广大干部对其上级抱定“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的宗旨，为什么保守派群众死心塌地跟着当权派跑。
保守派群众对组织的依赖程度比造反派深，对组织的无边法力有着比造反派更深切的体会，紧跟领导几乎是他们的本能。一月风暴来临，造反派没怎么冲击，保守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这是因为那时当权派或自顾不暇，或躺倒不干，不能再以组织名义操控他们，他们就成了无头苍蝇。同样是这批人，二月逆流一起，有军人做后台，他们就极其迅速地重新集结起来，而且强悍无比，杀起人来毫不手软。无论是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还是打倒四人帮，举国上下一律热烈欢呼。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只知向权力献媚。这固然不错，但绝不是中国人生得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组织行为，一旦与组织对抗或离开组织，生存都成问题，你可以什么都不要，但不能不要命不要生存。
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孕育出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是必然的。毛泽东洞察其致命弊端，给全党定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治国归纳为治吏，这就是说，国家对人民是服务、效劳，对官员是治理、整治。老人家希望用这个宗旨来奠定执政党和人民的公仆和主人翁关系，确立这个政权的性质。遗憾的是，老人家至死也没拿出落实这个宗旨的制度，其实老人家就是制定了这个制度，人一走也会成为一张废纸。文革的努力分毫没有触动现存制度的弊端，文革结束后官僚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弹报复，反倒使这个制度的官僚性空前强化，人民性消失殆尽。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行制度的弊端不改变，它就是孕育下一次文革的温床。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对政府天然合理的要求，更是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政府一旦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应该垮台了。造反派为什么造反，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设计的弊端造成的。造反从古至今可都是提着脑袋玩命的勾当，兔子不被逼急了不会咬人，说穿了文革就是官逼民反。当下老百姓对“组织”的依附减弱了，当局如果在制度设计中真正把“以民为本”作为核心，那倒是在向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回归，起码可以延缓他们梦里也怕的文革再次发生。不过我对这种回归不是很有信心。
我出身贫寒，初中都未毕业，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像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人生平淡无奇，本无任何意义可言。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当了一次自己的家。虽然过程是那样令人心酸，时间又是那样短暂，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那样沉重，但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我们参加文革，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虽败犹荣，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这就是文革对我、还有与我类似的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至今不悔的原因。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全面否定文革，连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一点意义也要剥夺。当然这也无关紧要，这个意义在我们心里，与别人的话语权无关。
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1967年七二○事件后我们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几个人殴打王荣炎师傅致死。这一血案是我永远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决定了我21岁至今的人生足迹，更是因为这个同事宝贵的生命就此毁灭，使其亲朋心底的苦痛永远挥之不去。对此，我这个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一号头头罪责难逃。
我曾经找出很多理由为我和我那些动手的兄弟们辩解：百万雄师以围攻造反派据点、抓人打人杀人为全部行动内容，在其两个多月生存期内血债累累，我本人就被他们抓过打过；王荣炎参加过百万雄师武斗队的行动，叫喊过对新一冶九八纵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七二○后武汉三镇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師成员成为风气，我的那些兄弟不过是想教训王荣炎一下，并不想打死他……
这些理由成立吗？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足以推倒这些理由：大多数身受百万雄师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后并没有实施报复。
另外，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判决不顾事实、别有用心、显失公正。我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张治能虽在现场但没动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军管当局和一冶当权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个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张治能整下去。我确实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头头就有责任；二是我就在现场，制止得再坚决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这个判决按当时的法律也是极不公正的。
判决不公，是一个法律问题；走资派横行无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的问题能抹掉我自己的问题吗？我在此案中的罪责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吗？
王师傅被打死，为什么？谁之罪？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归罪于文革，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间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2010年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组图“全球街头上演的争议‘私刑’”吧，看一看美国吧，马克·吐温曾经斥责美国为“美利坚私刑合众国”，现今击毙误入私人领地者仍然不负法律责任。在新中国，无论是文革前，还是现今“太平盛世”，民间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样发生。说文革时期特殊，哪一个时期不特殊？不特殊怎么会单独划为一个时期？把文革期间的民间私刑主要归罪于社会环境，什么领导责任，什么社会氛围，什么主流舆论，还可以找出一千一万条理由为施私刑者开脱，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条：施私刑者不尊重生命。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剥夺王师傅的生命，这就逾越了人类万世不变的道德底线，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法问题。在那一刻，我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质——善良，有同情心，爱自己的生命也爱别人的生命。中国人骂人有一句很重的话——“禽兽不如”，就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很多禽兽爱护他者生命的事实，也知道禽兽的残暴，但禽兽的残暴并没有超出生存所需的范围。而人的残暴程度、范围却能够无限扩大，这一点上人真不如禽兽。
王师傅在“新一冶”的手里失去生命，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一想起这事，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完全能够体会、理解王师傅的亲人、朋友，一冶的一些职工对我们的仇恨，我们应该向他们忏悔。希望我们毕生的真诚的悔恨能够一点一点地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仇恨。
尽管这一事件事出有因，但并不能成为暴打王师傅致死的理由，也不能减轻我们的罪责。王师傅当时没有可能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同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胁迫我们必须这样做，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样在我们的拳脚下消失了。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大打出手的时候，社会和父母从小就教给我们的“人命关天”，文革以来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说过的“人是最可宝贵的”，统统忘到九霄云外。铸成如此大错，谁也怨不得，怨自己。
上面拉拉杂杂说的这些，是我在写这本书时想得最多的问题，一是我对文革发生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二是我对王荣炎师傅之死的基本态度，就以此作为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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