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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 |
| |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正是文革，使我們毫無意義的人生有了那麼一點意義，讓我們真正做了一回人。雖然過程那樣令人心酸，時間那樣短暫，付出的代價又是那樣沉重，但這是我們人生中唯一的亮點，也是我們至今不悔的原因。現如今掌握話語權的人全面否定文革，連我們人生中僅有的一點意義也要剝奪
老高按：我的武漢市一中的校友鍾逸，數年來幫助一位“文革”死刑犯整理其回憶錄，今年6月，終於完工，由香港的中華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鍾逸給我發來了書稿《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作者：徐正全。
這裡我就貼上徐正全為這本書所寫的自序。
徐正全出生於1946年，算下來，今年已經六十有六，奔古稀而去。1966年，20歲的他以一個普通的產業青工投身“文革”，成了一個基層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從此他的命運就和“文革”糾纏在一起。儘管他投身“文革”不過一生歲月的30分之一，到22歲時，就進了監獄，此後有21年是在監獄之中；出獄以來的20多年，也不可避免地籠罩在這鐵窗21年生涯的陰影之中——那也就是仍然與“文革”擰在一起。
這本書，正如該書序作者曹承義所說：“這本書的側重面不是文革的運動軌跡、重大事件，而是他在文革中、文革後的所為所思以及因文革而改變的人生，也就是說寫的是個人命運。”
徐正全和曹承義，都是擁有兩萬多職工的中國第一冶金建設公司（簡稱“一冶”）的職工。“文革”前，曹承義在這個公司擔任施工技術員。“文革”中，響應毛澤東的號令起來造反，當上了造反組織“新一冶革命代表大會”（簡稱“新一冶”）的一號頭頭。徐正全是一冶總公司下屬縣團級工業安裝公司“新一冶”組織的一號頭頭。
作者徐正全自己在全書的最後一節《寫在後面》中說，
說句心裡話，我一個初中生（技校都是提前畢業的），文不能“等因奉此”，武不能“向右看齊”，又終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有什麼值得回憶的？但“文革”中的朋友們卻非常希望我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說一是“文革”經歷各有不同，二是我曾經在人世間另一個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這個世界是許多人所不知道的，應該讓人們了解這些人的生存狀況和內心世界。猶豫再三，還是附庸風雅一次，把回憶來錄它一次吧。
我經歷過“文革”，對許多“文革”親歷者有所熟悉，最近十年來也看過若干前造反派成員如魯禮安、李乾、吳焱金、曹承義等人的自傳、回憶錄，雖然見多了，然而讀到徐正全這本書，仍感到五味俱全，浮想連翩。前幾天我曾經發出過一篇《文革“造反派”不像你想的那麼可恨》，介紹陳益南所寫的“撥亂反正”文章。當時我的用意，就是為了讓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士對“造反派”有個概括的了解，也為了讓像我這樣“文革”的過來人重溫舊事，更好地理解我從本篇開始，今後將陸續貼出的“造反派”回憶錄。這裡，我也恭請各位讀者前往一讀，相信各位當會多少擺脫一些官方在“文革”結束36年來持續灌輸的妖魔化“造反派”的印象。
徐正全的這本書，敘事為主，但也有很多是議論，涉及對“文革”政治社會起因的思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動機的分析，也涉及對“造反派”悲劇命運根源的探尋，自然更有懺悔和反省。或許不少讀者對他闡述的見解，不以為然。這都正常。我之所以推薦他的書，不是因為它“句句是真理”，而是因為它能啟發、刺激我們去尋找真理。
作者徐正全說：我反思這一生，可以說是毫無意義，一事無成，然而“文革”讓我懂得了過去許多不懂、不關心的事，學會了睜開眼睛看世界，“懂得了人無論處於什麼樣的生存環境，有三樣東西不能失去，一是生命，二是自尊，三是獨立思考”。我們生活在民主法治制度健全的美國，生命，無疑是有保障的；自尊，也是有保障的——除非自己願意匿名或化名在網上詈罵和搗亂，歪曲捏造論敵的觀點，自己不要自尊，這些人另當別論；但是，第三，是否會失去獨立思考？卻並沒有誰來保障，完全靠自己——當以這位文革死刑犯的肺腑之言自警！
《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自序
徐正全
天悠悠，地悠悠，文革紛爭終難休。是非曲直憑誰定，夕陽西下水東流。
文革發生至今已四十六年，和古今中外一切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一樣，當事人和後來者往往會得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各執一端，而且都能擺出並非虛構的事實來支持自己的結論。這不足為怪，因為雙方都是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來採集論據。雙方都只注重文革中具體過程的對錯，常常忽視了對文革歷史必然性的探討，即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億萬群眾為什麼會捨生忘死、以命相搏地投身文革，為什麼至今還有那麼多黃土埋到脖子的文革親歷者九死而不悔。
人世間一切事情的發生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牆上沒個釘釘，就掛不住個瓶瓶”，何況這種牽涉到億萬人身家性命的大事。文革的發生，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原因。毛澤東不是心血來潮，投身文革的幾億人也不是瘋子，什麼權力之爭、個人恩怨、群眾愚昧狂熱，不是扯淡，起碼也是淺薄。文革發生自有它的歷史和現實的必然性，所謂必然，就是一定會發生，人民改善和變革現存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是一定要表現出來的，不以文革這種形式表現，就會以“武革”或其他什麼革的形式表現。文革是以毛澤東的錯誤發動造成的嗎？不對。毛澤東只是使文革發生的時間提前了，毛澤東看到了發生文革的必然性，與其讓它自行爆發而導致無序，不如主動發動而將其納入有序。這正是毛澤東的英明和雄才大略。
文革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場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試問建國以來，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運動一場接着一場，哪一場不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呢？可是，又有哪一次出現過億萬人捨生忘死地自覺參與？沒有，一次也沒有，除少數運動積極分子外，廣大群眾用現在的話說，是“被參與”。發動發動，他發還要我肯動啊。文革則不同，各行業、各階層群眾，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投入，包括保守派。運動初期，“十六條”規定工廠的文革按原來四清的部署進行，各地工人造反派為爭得參加文革的權利，冒着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危險，或衝擊各級黨政機關，或靜坐，或切斷鐵路，或上京告狀，殊不知當時離開工作崗位將被扣掉賴以養家糊口的微薄工資，他們也置之不顧。工人造反派要求和學生一樣參加文革，是因為他們有話要說，有自己的訴求，儘管是很朦朧的。我可以肯定地說，文革就是人民的文革，就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不然那些造反的工人真不會拼死拼活非要參加。
建國十七年來，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國家的主人，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僅僅停留在理論上。生活水平提高，那也是宣傳超出實際。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學說和實踐，被各級當權派歪曲成為欺壓人民、鞏固和擴大自身既得利益的有力工具，在階級鬥爭旗號下開展的所有運動，幾乎都會被當權派變着法地把矛頭指向群眾，傷及一批又一批的人。任何一個當權派都可以以“黨”、“組織”自居，把人不當人，一個小當權派不經意間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甚至一批人一生的命運。經濟生活上高積累、低消費，廣大群眾長期清貧。這一切使得官民矛盾越積越深，幾乎沒有緩和的可能。根本原因在哪裡？那個時代，我們國家的各級管理者就單個人而言，絕大多數不是惡人，而是有良知的人，看來還是制度設計出了問題。
全面評價文革前的國家體制，我沒有那個能力，我只能說一說自己的切身體會，比如說當時每一個中國人都離不開的“組織”。中國人民高度的組織化，中國政府堪稱世界一流的社會動員能力，或許是中國這樣的國家走向現代化所必需的。但這個組織實在是太強勢了，你離開組織就是自己找死，農民遇災外出討飯都要到公社、大隊開證明，否則做叫花子的資格都沒有。各級各類組織的當權派一旦放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形成了人民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這樣就很好理解，為什麼廣大幹部對其上級抱定“寧犯政治錯誤，也絕不犯組織錯誤”的宗旨，為什麼保守派群眾死心塌地跟着當權派跑。
保守派群眾對組織的依賴程度比造反派深，對組織的無邊法力有着比造反派更深切的體會，緊跟領導幾乎是他們的本能。一月風暴來臨，造反派沒怎麼衝擊，保守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這是因為那時當權派或自顧不暇，或躺倒不干，不能再以組織名義操控他們，他們就成了無頭蒼蠅。同樣是這批人，二月逆流一起，有軍人做後台，他們就極其迅速地重新集結起來，而且強悍無比，殺起人來毫不手軟。無論是打倒劉少奇、打倒林彪，還是打倒四人幫，舉國上下一律熱烈歡呼。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只知向權力獻媚。這固然不錯，但絕不是中國人生得賤，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組織行為，一旦與組織對抗或離開組織，生存都成問題，你可以什麼都不要，但不能不要命不要生存。
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孕育出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是必然的。毛澤東洞察其致命弊端，給全黨定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治國歸納為治吏，這就是說，國家對人民是服務、效勞，對官員是治理、整治。老人家希望用這個宗旨來奠定執政黨和人民的公僕和主人翁關係，確立這個政權的性質。遺憾的是，老人家至死也沒拿出落實這個宗旨的制度，其實老人家就是制定了這個制度，人一走也會成為一張廢紙。文革的努力分毫沒有觸動現存制度的弊端，文革結束後官僚資產階級瘋狂地反彈報復，反倒使這個制度的官僚性空前強化，人民性消失殆盡。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現行制度的弊端不改變，它就是孕育下一次文革的溫床。政府必須為人民服務，這是人民對政府天然合理的要求，更是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基礎。政府一旦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應該垮台了。造反派為什麼造反，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制度設計的弊端造成的。造反從古至今可都是提着腦袋玩命的勾當，兔子不被逼急了不會咬人，說穿了文革就是官逼民反。當下老百姓對“組織”的依附減弱了，當局如果在制度設計中真正把“以民為本”作為核心，那倒是在向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回歸，起碼可以延緩他們夢裡也怕的文革再次發生。不過我對這種回歸不是很有信心。
我出身貧寒，初中都未畢業，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像我這樣的中國老百姓，人生平淡無奇，本無任何意義可言。正是文革，使我們毫無意義的人生有了那麼一點意義，讓我們真正做了一回人，當了一次自己的家。雖然過程是那樣令人心酸，時間又是那樣短暫，我們付出的代價又是那樣沉重，但這是我們人生中唯一的亮點。我們參加文革，一不為當官，二不為發財，是為了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雖敗猶榮，赤誠之心，天地可鑑。這就是文革對我、還有與我類似的人的意義，這也是我們至今不悔的原因。現如今掌握話語權的人全面否定文革，連我們人生中僅有的一點意義也要剝奪。當然這也無關緊要，這個意義在我們心裡，與別人的話語權無關。
我的人生中有一個關鍵點，就是1967年七二○事件後我們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幾個人毆打王榮炎師傅致死。這一血案是我永遠迴避不了的，因為它決定了我21歲至今的人生足跡，更是因為這個同事寶貴的生命就此毀滅，使其親朋心底的苦痛永遠揮之不去。對此，我這個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一號頭頭罪責難逃。
我曾經找出很多理由為我和我那些動手的兄弟們辯解：百萬雄師以圍攻造反派據點、抓人打人殺人為全部行動內容，在其兩個多月生存期內血債纍纍，我本人就被他們抓過打過；王榮炎參加過百萬雄師武鬥隊的行動，叫喊過對新一冶九八縱隊的人見一個殺一個；七二○後武漢三鎮造反派報復百萬雄師成員成為風氣，我的那些兄弟不過是想教訓王榮炎一下，並不想打死他……
這些理由成立嗎？有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足以推倒這些理由：大多數身受百萬雄師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後並沒有實施報復。
另外，武漢公安機關軍管會的判決不顧事實、別有用心、顯失公正。我沒有指使此事，也沒動手，雖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過，最終被判死緩；張治能雖在現場但沒動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軍管當局和一冶當權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個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張治能整下去。我確實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頭頭就有責任；二是我就在現場，制止得再堅決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這個判決按當時的法律也是極不公正的。
判決不公，是一個法律問題；走資派橫行無忌，是一個政治問題。他們的問題能抹掉我自己的問題嗎？我在此案中的罪責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問題是根本問題嗎？
王師傅被打死，為什麼？誰之罪？一些人會不假思索地歸罪於文革，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間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2010年網絡上廣泛流傳的組圖“全球街頭上演的爭議‘私刑’”吧，看一看美國吧，馬克·吐溫曾經斥責美國為“美利堅私刑合眾國”，現今擊斃誤入私人領地者仍然不負法律責任。在新中國，無論是文革前，還是現今“太平盛世”，民間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樣發生。說文革時期特殊，哪一個時期不特殊？不特殊怎麼會單獨劃為一個時期？把文革期間的民間私刑主要歸罪於社會環境，什麼領導責任，什麼社會氛圍，什麼主流輿論，還可以找出一千一萬條理由為施私刑者開脫，但忽視了最重要的一條：施私刑者不尊重生命。
我們在自己的生命並沒有受到暴力威脅的情況下剝奪王師傅的生命，這就逾越了人類萬世不變的道德底線，演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公法問題。在那一刻，我們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基本品質——善良，有同情心，愛自己的生命也愛別人的生命。中國人罵人有一句很重的話——“禽獸不如”，就很有道理。我們知道很多禽獸愛護他者生命的事實，也知道禽獸的殘暴，但禽獸的殘暴並沒有超出生存所需的範圍。而人的殘暴程度、範圍卻能夠無限擴大，這一點上人真不如禽獸。
王師傅在“新一冶”的手裡失去生命，給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傷害。一想起這事，我就覺得抬不起頭來，完全能夠體會、理解王師傅的親人、朋友，一冶的一些職工對我們的仇恨，我們應該向他們懺悔。希望我們畢生的真誠的悔恨能夠一點一點地減輕他們的痛苦和仇恨。
儘管這一事件事出有因，但並不能成為暴打王師傅致死的理由，也不能減輕我們的罪責。王師傅當時沒有可能對我們構成任何威脅，也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同時沒有任何人要求我們這樣做，也沒有任何人脅迫我們必須這樣做，一條活生生的人命就這樣在我們的拳腳下消失了。在對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大打出手的時候，社會和父母從小就教給我們的“人命關天”，文革以來中央一再強調的“要文斗不要武鬥”，毛主席說過的“人是最可寶貴的”，統統忘到九霄雲外。鑄成如此大錯，誰也怨不得，怨自己。
上面拉拉雜雜說的這些，是我在寫這本書時想得最多的問題，一是我對文革發生歷史必然性的認識，二是我對王榮炎師傅之死的基本態度，就以此作為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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