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文革”紅衛兵暴力之下的北師大女附中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的亡夫王晶垚先生，已經91歲了。他與打死卞仲耘的兇手對簿的公堂，不是司法的公堂，而是歷史的公堂。郎鈞認為，王晶垚和宋彬彬對簿歷史的公堂，已經成為卞仲耘之死唯一的歸案之途
北師大女附中為卞仲耘立的銅像。
老高按：46年前的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卞仲耘之死，開啟了“紅八月”濫殺無辜之端、開“文革”濫殺無辜之端。46個年頭過去了，卻不可能通過法律途徑還死者和家屬一個公道。
關於這一事件，我曾經在多篇採訪記中涉及，例如對《八九點鐘的太陽》製作者卡瑪和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她們兩人關於宋彬彬的看法針鋒相對；也曾在我的博客上選發過多篇不同人士對這一事件的回憶，其中主要是網刊《記憶》刊發的資料。
今天我讀到電子雜誌《北京之春》2012年第8期上郎鈞的長文《佇視王晶垚-宋彬彬對簿歷史的公堂——〈宋彬彬談話紀要〉的解讀及其它》，涉及很多如何反思“文革”、如何正視“文革”造成的傷害等遺留的問題，我感到有必要介紹給關心“文革”的朋友來仔細思考。
這篇文章約有三、四萬字，我節選其中的第二章，並將全文的目錄和鏈接放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前往詳讀。
佇視王晶垚-宋彬彬對簿歷史的公堂
——《宋彬彬談話紀要》的解讀及其它
郎鈞，《北京之春》
謹以此文紀念卞仲耘被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殘殺46周年
第一章 對簿歷史公堂的過程
第二章 《宋彬彬的談話記錄》等材料的解讀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發動”與卞仲耘之死
第四章 宋彬彬還走的出冠名門嗎？
第五章 也談“中國沒有斯維特蘭娜”
第六章 評范世龍的詆毀文及其它
結束語
全文請見：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70/2012730161051.htm
第二章 《宋彬彬的談話記錄》等材料的解讀
多年來，涉及宋彬彬及其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與8.5事件的關係的文章很多。最近兩年來，討論的問題逐漸聚焦，基本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8.5事件發生時學校有沒有領導機構存在？
第二、8.5 事件發生時，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否已經成立？
第三、宋彬彬搶救過卞仲耘嗎？
第四、劉進在8月6日的廣播裡都說了些什麼？
第五、宋彬彬在文革中打過人嗎？
認真閱讀王晶垚先生出示的材料，上述問題基本可以廓清。
下面是《宋彬彬談話紀要》要點摘錄：
（1966年）8月5日，……有人說打人還沒散，說卞躺在宿舍門口，當時，守在身邊的有XX、XXX，一直到送醫院。我只站在操場這一頭，沒有過去。
先說拉到衛生所，然後再請醫生來。後來醫生來了，不敢看，要革委會的證明才給看。當時我認為不會出什麽大問題。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門口躺着的時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記不清了。……
事情發生後，當時我們革委會幾個人都很緊張，怕大家緊張，就講話了，可是大家還鼓掌，也不緊張。我們後來到高一去調查。
本來想開會斗她，打一打威風，因為她有心臟病，高血壓，後來就死了……
我們當時怕有階級敵人搗亂，怕有人利用，怕別的學校也會打人，怕問題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線多，人死了對運動不利，還怕有人推卸責任。……
8.5事件發生時學校有沒有領導機構存在？
這個問題的附帶追問是：宋彬彬是不是學校領導機構的成員？8.5事件是校方組織的還是學生自發的？
多年以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撰寫的與卞仲耘之死有關的文章都說，1966年8月5日下午對卞仲耘的批鬥是學生（高一3班）學生自發組織的，校方領導機構不是這次批鬥會的組織者。甚至否認校方領導機構和紅衛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經存在。葉維麗曾氣勢洶洶地發出質問“8月5號時，是否存在一個名分明確、有職有權的‘權力當局’？”當然，她的回答是否定的。
師大女附中老三屆初二四班學生張鴻敏（現筆名敏一鴻）2010年曾撰文《追究卞仲耘慘案真兇》。文中明確表示：全校有統一組織指揮、不是權力真空。張鴻敏用親身經歷證明，工作組離校後，學校不是無政府狀態。
1967年5月27日，老師劉文蓮和王晶垚有過一次談話。事後，王晶垚對這次談話記錄進行了追記。這份《劉文蓮談話記錄》（尚未正式發表）中記載：
“8月4日學生參觀了四中的武鬥，第二天就學習了。武鬥開始以後，高三有些學生曾表示，還未定性，不應這樣打，打死了怎麼辦？但沒有組織正式出面制止”。
關於1966年8月4日發生在北京四中的暴力事件，四中學生和老師是這樣記載的：
“8月4號的時候發生了一場很大的事情，我們當時都在勞改隊關着呢，這個學生一點名，四中的一批紅人，當時恐怕得涉及到二三十人，全校的學生聚集在操場，圍着跑道兩邊，楊濱、然後我，然後於主任，楊劉於屈，後邊一群所謂的支部的紅人，圍着操場，一邊走着，學生就一邊打，那時候我才33歲，我那會還年輕，楊濱呢，當時已經快60了，走着走着就跌倒在水坑裡頭。整個打了一圈……”
北京四中“口述歷史”研究小組《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 第52期《記憶》
“8月4日，四中爆發了文革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領導與教師們被勒令排成一隊，有的帶着高帽、有的掛着罪狀、有的剃成陰陽頭、有的被捆着雙手，圍繞着操場像遊行示眾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將們的怒斥甚至拳打腳踢”。（水流雲在《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第52期《記憶》）
組織參觀四中武鬥是一個女附中校方權力機關才能安排的活動。可見8.5事件絕對不是像宋彬彬劉進所言，只是一個事先沒有任何徵兆的偶發事件。
《劉文蓮談話記錄》中還記載：
“人（指卞仲耘）送到醫院以後，醫院門口就由革委會的學生把門了”。
這裡，“革委會”三個字再次出現，說明學校不是處在權力真空狀態。至於為什麼要派人把守醫院的大門，只有請宋彬彬、劉進等人解釋了。
下面看看宋彬彬是怎樣說的。
宋彬彬在《宋彬彬談話紀要》中兩次承認1966年8月5日存在着一個簡稱為“革委會”的機構：
“後來醫生來了，不敢看，要革委會的證明才給看”；“事情發生後，當時我們革委會幾個人都很緊張，怕大家緊張，就講話了，可是大家還鼓掌，也不緊張。”
宋彬彬不但承認學校存在着一個名叫“革委會”（應該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的機構，而且還承認她本人是其中的成員，即“我們革委會幾個人……”
2007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史》。此書第142頁中說：7月下旬“控制學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這二者幾乎相同，因為紅衛兵的領導人也是‘籌備組’的成員”。
《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史》一書的的編輯一定採訪了很多親臨過文革的師生後，才寫下上述文字。歷史的記錄和現實的回憶都是吻合的。
不僅如此，在“七人字條”的問題上， 也可以旁證1966年8月5日前後，女附中存在權力機構。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害身亡。當晚在郵電醫院，王晶垚先生見到了卞仲耘的遺體。在停屍房的外間，有七個人一字排開站在王晶垚先生的面前。王晶垚先生說，我不認識你們，請你們寫下你們的名字。之後，宋彬彬等七人留下了這個字條，表明他們是學校的負責人。王晶垚先生回家後又在筆記本上記下了這七人的名字。王晶垚先生在字條上方註明：“66. 8. 5. 晚在郵電醫院出面人員”。這個“出面人員名單”和“七人字條”互為印證，是女附中當時存在領導機構的證據。
“七人字條”影印件。
與王晶垚談話人名單。
不容狡辯！1966年8月5日前後女附中存在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主要成員就是學校紅衛兵的領導成員，宋彬彬就是其中的一員。當然，劉進也是其中一員。
從《宋彬彬談話紀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8月5日下午的批鬥會是由學校的權力機構事先安排的。因為宋彬彬說：“本來想開會斗她，打一打威風，因為她有心臟病，高血壓，後來就死了。” 這句話的語文含義是任何一位小學生都可以讀懂的。
有人會說（比如劉進），僅憑《宋彬彬談話紀要》中宋彬彬說的“本來想開會斗她，打一打威風”一例文字不能完全證明對卞仲耘的批鬥是有組織的。這只是一個“孤證”。
用“孤證說”來否定證明人的舉證是紅衛兵的一個戰術。劉進已經說過：“孤證不立”。
但是，關於要對卞仲耘及其其它校領導“打打威風”的表述，僅在王晶垚先生記錄和保留的文字材料中就出現過三次，另外兩次是：
《宋淮雲談話記錄 1967年8月15日》中記錄了劉進在8月6日的廣播稿，其中，劉進說到：“昨天發生了武鬥，是為了殺卞仲耘的威風。因為她有心臟病，高血壓，死了。”；
《胡志濤談話記錄 1966年12月10日》中，胡志濤說：“學生這次打人，說要煞煞他們的威風”；
除了王晶垚先生的上述三份歷史記錄談到了“打打（煞煞）威風”，在女附中老三屆的學生的回憶文字中，也有與“煞煞威風”有關的記載：
陶洛誦是師大女附中高一年級的學生，現旅居澳大利亞。陶洛誦在她的自傳體小說《生之舞》一書中寫道：
“宋彬彬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8月5號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
伏生的文字。“伏生”是筆名。她是師大女附中初二年級的學生。2003年，伏生在網絡上發表回憶文章《那天，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其中寫道：
“接着，一個學生開始大聲講話。她說，這些黑幫分子在工作組的保護下躲在屋內，明為作檢查，實際在享清福。今天我們就要打打他們的威風。說着，幾個學生拿來了剪刀，開始剪校長們的頭髮”。
宋彬彬、宋淮雲、胡志濤、陶洛誦、伏生這五個互不相干的人在1966年、1967年、2003年、2007年等不同的時間段述說同一個細節，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劉進的“孤證不立”可以休矣。
紅衛兵為什麼要“煞煞（卞仲耘的）威風”？文革伊始，卞仲耘即被罷官，“威風”從何而來？
這還要從6.21事件說起。
6月3日張世棟為首的工作組進入學校後，卞仲耘就被停職。6月中旬，國務院轉來袁淑娥（大連工學院俄文教員）所寫萬言揭發卞仲耘的誣告信。工作組和“革命師生代表會”對誣告信如獲至寶，在6月21日召開批鬥卞仲耘大會。宋彬彬在《宋彬彬談話紀要》中講述了6月21日批鬥會前的情況：“後來到六月二十一日會不久前。張世棟喜出望外地對我們說現在有可以罷官的材料了。我們問他是什麽，他說是從國務院轉來的揭發卞仲耘材料。當時張世棟根本不了解袁是什麽人，聽張的口氣，好像袁還是黨員似的”。
在6月21日的批鬥會上，在工作組和“革命師生代表會”的縱容下，袁淑娥登台演講，揭發卞仲耘。卞仲耘在批鬥現場慘遭左翼學生的毒打，幾次暈厥在批鬥台上，張世棟、宋彬彬、劉進、李宋文等人袖手旁觀。
在紅衛兵的“另一種陳述”中， 6.21暴力事件和8.5慘案是分立的、沒有絲毫關係的兩件事情。但是，6.21事件是師大女附中第一起暴力事件，8.5慘案是6.21暴力事件的延續和終點。宋彬彬劉進的“煞煞威風”之說就是鏈接6.21暴力事件和8.5慘案的一個重要環節。
據王晶垚先生回憶：
1966年6月21日，工作組組織鬥爭會批鬥卞仲耘。會上卞仲耘遭到殘酷毆打。事件發生後，卞仲耘與王晶垚先生連夜起草控告信，向黨中央和鄧小平控告師大女附中工作組。
之後，這封控告信被轉回師大女附中。落入工作組和“革命師生代表會”手中。
1966年8月4日，卞仲耘被害的前一天的中午，卞仲耘給王晶垚打電話，說學校（指學校文革當局）勒令她交出控告工作組信件的底稿。王晶垚趕回家找出留存的底稿，交給卞仲耘。所以，王晶垚先生認為，“煞煞威風”不是一句泛泛之言。它的含義是：卞仲耘在6月21日挨斗之後竟敢上書控告，此威風必須煞止。
1966年8月5日早上，卞仲耘向家人做了最後的訣別，她預感到死亡快要降臨。但是，46年後，紅衛兵執意要把8.5事件描寫成一個突發事件。
卞仲耘遇難的當天晚上，王晶垚在郵電醫院看見卞仲耘的屍體後痛哭失聲，回家後他悲憤地在筆記本上寫下了“我殺仲耘”四個大字。王晶垚當時的直覺認為，是那封控告信引來了殺身之禍。
凡是對文革暴力說不的人都必須被打死。李文波對暴力說不，他就被紅衛兵打死了；卞仲耘對文革暴力說不，她也被打死了。這就是紅衛兵的邏輯，也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邏輯。
卞仲耘上書控告工作組是一件相對隱秘的事情，除了卞仲耘王晶垚夫婦和工作組，女附中普通師生中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但是學校領導機構的人員肯定是知道的，工作組執政時期的“師生委員會”的成員和工作組撤退以後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成員宋彬彬和劉進對卞仲耘上書一事一清二楚。“煞煞威風”分別從此二人口中說出不足為奇！奇怪的是，46年後她們將此情節“遺忘”的一乾二淨。人們都說記憶是有選擇性的，現在看來，“遺忘”也是有選擇性的。
對本節做個小結：
1966年8月5日下午，為了報復卞仲耘上告的行為，師大女附中校方權力機構 “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和紅衛兵召開批鬥會鬥爭卞仲耘。目的是要煞煞卞仲耘的威風。批鬥會最終失控，演成變成體罰、毆打和殘殺。局面失控後，宋彬彬、劉進袖手旁觀，見死不救，釀成血案，難辭其咎！說她們有責任，不僅僅因為她們是“文革籌備小組”成員，也不僅僅因為她們是紅衛兵，更因為她們是共產黨黨員。
8.5事件發生時，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沒有？
早在2010年第47期《記憶》發刊之前，葉維麗就撰文否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經成立。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曾在2010年專門撰文進行過討論，文章標題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這裡不再重複其中的內容。
在王晶垚先生公布的6份材料中，《胡志濤談話補記》中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存在於1966年8月5日有清晰的記錄：
“我說：‘××，叫我搬就搬，不要打。’ ××說：‘不許叫我’，還是打。後來紅衛兵集合去開會（紅衛兵成立會）。×即把胡交給一批初一初二的學監督”。
胡志濤的回憶發生在1966年12月9日。親身經歷的事情，記憶不會有誤。
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早在7月29日以前就糾集成伙。但是成立大會是在8月5日召開的。用批鬥校領導和暴力升級做為紅衛兵成立大會的一項儀式，在當時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史》。此書第142頁中說：7月下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紅衛兵掌權。控制學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這二者幾乎相同，因為紅衛兵的領導人也是‘籌備組’的成員”。
原師大女附中老師劉秀瑩2006年在《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懷念的好校長——紀念卞仲耘同志殉難40周年》一文中寫道：“那是1966年8月5日,十年浩劫開始，她——一位老革命同志，在自己曾經勤懇工作了17年的校園裡，拖着病重的身體，受着烈日的酷曬，干着繁重不堪的體力勞動，同時遭受紅衛兵和學生們的批鬥，她是被紅衛兵和學生們用狼牙棒和亂拳打死的。卞仲耘同志滿懷悲憤地殉難了，這是師大女附中校史上恥辱的一頁，也是我們心中永遠難以癒合的傷痛”。
證明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經成立的文字很多，這裡不再一一引用。
事情很清楚，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不是像葉維麗所說，是在8月18日前夕才成立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卞仲耘慘案的肇事者。46年之後，她們卻想讓全體師大女附中學生共同承擔打死卞仲耘的血債。有此想法，有此做法，良心實在是壞了。
宋彬彬搶救過卞仲耘嗎？
“宋彬彬搶救過卞仲耘”是紅衛兵在第47期《記憶》上爆料出的最荒誕不羈的神話。筆者曾經撰文詳細討論過這個問題。
在2010年4月30日之前的全部師大女附中師生的回憶文字中，甚至包括白芳（葉維麗）的文章均無宋彬彬搶救卞仲耘的記載。
白芳（葉維麗）2007年為母校90年校慶撰寫《卞仲耘之死》在談到卞仲耘死亡的情況是這樣寫的：
“教職員中沒有人敢站出來為校領導說話。一位老師後來說，在那種氣氛下如果有人敢這麼做，也會遭到與校領導同樣的命運。文革開始後老師們差不多都遭到來自學生的程度不等的批判。暴力行為一起，多數老師都膽顫心驚，一心想伺機逃離。有幾個留下來的人後來幫助把卞送到了醫院。
這裡需要考察一下前面提到的“核心學生群體”在這個過程中在做些什麼。據××（筆者註：XX應該是指劉進）講，在游斗校領導時，她們正在一間屋子裡開會，而討論的議題是：工作組撤走後，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有學生進來報告說，人打得太過火了，於是有幾個人出去“勸阻”過激的行為。而再次有人闖進來報告時，帶來的消息則是“卞仲耘快要不行了”。
葉維麗的這段文字講了兩個情況：
第一、是幾個留下的老師把卞仲耘送到了醫院；
第二、葉維麗本文的敘述邏輯很正常，她發問，當老師把卞仲耘送到醫院的時候，“核心學生群體”——即紅衛兵領袖在幹什麼？劉進回答葉維麗的追問，說，聽到過“卞仲耘快不行了”的報告。葉維麗的文章敘述到這裡這裡嘎然而止，沒有一字一句關於搶救情節的描述，隨後，文章進入下一段落開始討論“主要動手的是革干和革軍子女”的問題。
事情很清楚，“搶救卞仲耘”的神話在2007年的夏季還沒有被劉進葉維麗一夥研討和編造出來。
《劉文蓮談話記錄》清楚地記載了搶救卞仲耘的過程：
“……後來才聽說，送到門口，學生不讓出校門，說她裝死，不讓送。人一直放在小操場，我們跑過去看時，她身上蓋着一張白紙。這時，學生們害怕了，說，我們不管了。這時，我、陳雲南、王桂蓮等人就給卞洗臉，眼裡都是泥，眼球已經不能動了。嘴裡在吐氣，吸氣少。王桂蓮拿來她的襯衫、裙子，準備替她換，已經沒法換了。學生怕這樣子送醫院影響不好，所以才不讓送。叫劉醫生來看。劉醫生來已經摸不出脈了。說我看不了，學生還罵他。……”
劉文蓮講述的內容包含兩個內容：
1）卞仲耘眼裡都是泥，眼球已經不能動了。嘴裡在吐氣，吸氣少；
2）劉文蓮、陳雲南、王桂蓮等人就給卞仲耘洗臉；
劉文蓮1967年5月講述的有關搶救的過程中，沒有宋彬彬出現，也沒有劉進出現。
2010年4月，葉維麗和劉進在《也談卞仲耘之死》中首次在《記憶》上編造“搶救卞仲耘”的神話。劉進說：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
……不過，這些具體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着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着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
葉維麗是這樣說的——凡是劉進說的，葉維麗都相信：“我傾向相信劉進說的，你們在聽到人（卞）躺在垃圾車裡奄奄一息的消息時，馬上就行動了”。
憑空製造這個神話的目的就是為宋彬彬登台亮相做鋪墊。一個搶救過卞仲耘的大善人大恩人何必道歉呢，卞仲耘的家屬應該感恩戴德、鞠躬致謝才對啊。
可是讀者在《宋彬彬談話紀要》中讀者沒有看出任何與搶救有關的蛛絲馬跡：
“八月五日，……有人說打人還沒散，說卞躺在宿舍門口，當時，守在身邊的有XX、XXX，一直到送醫院。我只站在操場這一頭，沒有過去。
先說拉到衛生所，然後再請醫生來。後來醫生來了，不敢看，要革委會的證明才給看。當時我認為不會出什麽大問題。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門口躺着的時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記不清了。……
事情發生後，當時我們革委會幾個人都很緊張，怕大家緊張，就講話了，可是大家還鼓掌，也不緊張”。
為了能夠讓讀者看懂上述文字。筆者有必要介紹一下46年前卞仲耘的三個受害現場。
從《胡志濤的談話補記》和《王永海談話記錄》中，以及以前師大女附中師生和紅衛兵的回憶文字中可以看到，卞仲耘在那個黑色星期五的下午曾經在校園的三個地方逗留過：大操場——宿舍樓——校北門內側。
第一現場：大操場上。卞仲耘和其他學校領導成員被批鬥還強迫體罰挑土，時間是三點左右（有人說是下午兩點左右）。王永海這樣回憶：
“……下午三點左右，開始時，先看到有百十個學生把她們五個人叫到一處，後來操場上有四五百學生，讓卞校長她們五個人遊街，頭上戴着紙簍。學生叫我們準備好鐵杴，筐子等工具，準備讓他們挑土。兩隻筐子裝滿了土，有一百多斤，誰也挑不動”。
第二現場：女生宿舍。是卞仲耘倒下去的地方，之後再也沒有站起來，這是她的死亡之地。時間是四點左右。王永海這樣回憶：
“卞校長不知怎麼被帶到宿舍樓去勞動的？過了不久（個把小時？），有三四個學生站在學生宿舍門口喊我們，喊我們：“你們把大便（卞）拉走！”我們都怕挨打，哪敢不應。
我們進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門裡邊過道的地上。頭朝北腳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滿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臉已經不象樣子了，嘴裡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噴着綠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經不像衣服了，白襯衫變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經不在腳上，是放在腳旁邊的地上。我們三個人把她抬起來，很沉，很沉。我們把她放在運土的車子上（前面有兩根槓子的人拉的車子），頭朝後，腳朝前。我把她的鞋子也放到車子上，鞋子上有大便”。
《也談卞仲耘之死》的五人之一的馮敬蘭曾經對這個現場有清晰的描述。
《王永海談話記錄》還透露一個重要內容，即紅衛兵曾經命令王永海用平板車將遍體鱗傷，瀕於死亡的卞仲耘拉回卞仲耘的家。王永海是這樣說的：“後來有的學生叫我們把卞校長送回家，我們說，不認識地方。他們說，你們不會問？有的學生反對往家裡送，大概感覺那樣推着車子在街上走着不好。這樣，人就躺在院子裡沒人管”。從王永海的談話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紅衛兵把人打死後並沒有作鳥獸散，她們從容地提出各種處置辦法，其中就是沒有立即送醫院的決定。
第三現場：校北門內側，一輛手推車承載着已經死亡的卞仲耘，從下午三、四點鐘一直逗留到晚上七、八點鐘。對這個現場描述的最為細緻的人是胡志濤，她是這樣回憶的：
“卞躺在拉土車上，身上壓着大板子、掃帚、簸箕、紙，亂七八糟的東西，拉開一看，卞兩眼瞪天，口裡噴沫，兩腿褲子上都是糞便，（那個樣子慘不忍睹），（以後十幾天，白天晚上，一閉眼就看見她那個樣子。）
當時我一看，人完了。我就對學生說，快送醫院吧。但是沒人送。後來胡坐在屋子裡，從窗子往外看”。
胡志濤在1986年寫的《八.五祭》中的再次描述卞仲耘遇害的第三現場。其內容和1966年12月對王晶垚先生的講述基本一致。
卞仲耘是如何從第三現場被送往醫院的？
《王永海談話記錄》中是這樣記載的：“大約過了一兩小時，才看見郵電醫院大個兒的徐大夫來了。有的老師還給卞校長洗了臉，因為臉上不像樣子了。後來，是兩個老師用擔架把卞校長抬走的。臨走時，聽有人說：拿一件雨衣來，用雨衣把人蓋起來，從東樓東北面新開的大門抬到對門的郵電醫院去的”。
胡志濤在1986年寫的《八.五祭》中也回憶了卞仲耘被送往醫院的情況：“夜幕漸漸地落下來了，我看看腫脹的手腕上那隻被污水模糊了的手錶，時針正指在七點上。窗外有人走動。不一會兒，校醫帶着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擔架從北門抬出去了”。
胡志濤和王永海的回憶中，紅衛兵根本沒有出現在第三現場。所謂搶救卞仲耘之事更是無稽之談。
《宋彬彬談話紀要》沒有涉及第一現場，而是從第二個現場宿舍樓的情況開始敘述的。
當“有人說打人還沒散，說卞躺在宿舍門口，” 的時候，宋彬彬說：“我只站在操場這一頭，沒有過去”。這說明她旁觀了武鬥，儘管卞仲耘已經倒下，但是宋彬彬“沒有過去”。這“沒有過去”四個字，可以包含很多信息，例如宋彬彬確實沒有參與毆打卞仲耘。但是無法包含“勸阻”和“搶救”的信息。
當卞仲耘在宿舍樓倒下的時候。宋彬彬還說：“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門口躺着的時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記不清了”。宋彬彬關於卞仲耘滯留第二現場的時間也是錯誤的。她說“卞在宿舍門口躺着的時候，可能天己快黑了”是不對的。天黑以前，卞仲耘就已被王永海等人從宿舍樓運走了。這一切說明宋彬彬離開第二現場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也沒有在第三現場出現過。而第三現場是卞仲耘被送往郵電醫院的出發地。
從宋彬彬的上述回憶中，讀者可以發現宋彬彬在談話中始終沒有提及第三現場，也就是卞仲耘在女附中的最後滯留地——校北門內側。如果宋彬彬搶救過卞仲耘，以卞仲耘死相之慘，她想不涉及都不可能。
當卞仲耘遍體鱗傷，瀕臨死亡的時候，沒有人去搶救，停放她的小車被置放在烈日下，她的身上堆滿了大字報紙、板子。這個時候宋彬彬到底在幹什麼？
宋彬彬承認，當得知卞仲耘被打倒在宿舍門口的時候，她沒有過去。她不過去的原因是她認為：“不會出什麼大問題”。這短短的幾行字清晰地表明宋彬彬沒有採取任何搶救措施。
她接着說：“事情發生後，當時我們革委會幾個人都很緊張，怕大家緊張，就講話了，可是大家還鼓掌，也不緊張”。 這是一個何等冷酷的人啊！她竟然當着死者家屬面說，面對死人並不緊張，還為之鼓了掌。宋彬彬到底都講了些什麼話，還迎來一片掌聲，46年後是否可以如實告訴讀者？
綜上所訴，一個和一群為死亡鼓掌的人會去對頻臨死亡的人實施搶救嗎？宋彬彬搶救卞仲耘的神話可以休矣！
劉進在8月6日的廣播裡都說了些什麼？
討論本節內容之前，首先要強調指出一點，就是劉進最近關於8.5事件的講述沒有一句話是可信的。例如，她聲明自己1966年8月19日已經退出女附中文革運動，成了一個逍遙派。但是王晶垚先生記錄下來的資料中顯示，劉進在所謂退出學校文革後，還多次去王晶垚家問東問西。這些記錄清晰地證明劉進在撒謊。
1966年8月6日上午，也就是卞仲耘被打死後的第二天，劉進在學校的廣播裡以校方負責人的身份向全校師生公布了卞仲耘的死訊。她在廣播中喪盡天良地咆哮：“死了就死了！”的聲音給女附中師生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現在，劉進和宋彬彬將這個“死了就死了！”的版權送給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吳德同志。為了減弱這句話的非人性度，劉進和宋彬彬對吳德的口氣進行了文學的修飾。
劉進說：“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死了就死了。”
宋彬彬說：“吳德聽了匯報後半天都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的。……人死了就死了”。
顯然，經過上述口徑統一的修飾後，“死了就死了”這句話似乎好像真的變得有那麼點兒人情味兒了。
“死了就死了！”的發明權現已無法勘定，因為吳德已死，死無對證。紅衛兵選擇文革後46年後說話的好處也在於此，重要的證人都死光了，吳德死了，王任重也死了，所以可以肆無忌憚地縱情胡說。
但是在文革年代，劉進的這句“死了就死了”到底應該如何解讀呢？還是讓我們用謝富治在紅八月中的一段話了為劉進的“死了就死了”做註腳吧。謝富治在紅八月中舉行的一次公安幹部會議上說：“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說不對就給壞人撐了腰，壞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
劉進的“死了就死了”的含義和謝富治的“打死了就算了”的含義是對等的，且無需任何文學修飾即可讀懂的。
劉進除了咆哮：“死了就死了！”，在廣播裡還講了些什麼？
張靜芬老師在卞仲耘遇害後的第五天給王晶垚先生寫匿名信，控訴紅衛兵的暴行，並提及劉進的講話，張老師寫道：“這件駭人聽聞的慘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蟬，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6日上午廣播，要封鎖消息，這是封鎖得了嗎？”。
上文提到的陶洛誦同學在《生之舞》中回憶當年劉進的講話：“校長卞仲耘當晚死去。紅衛兵頭目第二天在學校的大喇叭里恐嚇：“任何人不許往外說，誰說出去誰負責。”
上文提到的伏生同學的文章《那天，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中這樣回憶劉進的講話：“教室里的有線喇叭響了，是革委會的劉進的聲音。她說，卞仲雲被斗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臟病，因此，她心臟病發作，死了。”
王友琴同學在她的《女性的野蠻》一文中回憶劉進的講話：“……當時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席，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在廣播喇叭里說，昨天晚上，校長死了。當然，她不說‘校長’，而是說的女校長的姓名，她說‘死了’，而不是說‘打死了’”。
在王晶垚先生保留的文革材料中對有一份《宋淮雲、劉秀瑩談話記錄》和一份《宋淮雲談話記錄》。1967年4月23日師大女附中學生宋淮雲在王晶垚先生面前回憶了1966年8月6日劉進的廣播稿內容。王晶垚先生分別在兩張紙上記錄了宋淮雲的回憶，宋淮雲說：
劉進在廣播中這樣講：“昨天發生了武鬥，是為了殺卞仲耘的威風。因為她有心臟病，高血壓，死了。毛主席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大家不要因為發生這件事，就縮手縮腳，不敢幹了。這件事，任何人都不許向外面講，否則就按破壞文化大革命處理。”
宋淮雲版的劉進廣播稿字數不多，只有86個字。但是，這86個字中的信息量很大，重要的信息有四個：
第一、劉進承認發生武鬥的目的“是為了殺（煞）卞仲耘的威風”。這個煞煞威風的主觀動機在《宋彬彬談話紀要》中宋彬彬也承認過。關於“煞煞威風”上文已作陳述，這裡不再多講。
第二、劉進說：“好人打壞人，活該”。
文革中，最早在公眾場合說這句話的是江青，時間是1966年7月28日，地點是北京展覽館。她的原話是：“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壞人，活該”。劉進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罷了。
第三、劉進否認卞仲耘死於暴力，用死於心臟病、高血壓為紅衛兵開脫罪責。劉進的這個說法在《宋彬彬談話紀要》中被宋彬彬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一遍：“這個廣播有個稿：本來想開會斗她，打一打威風，因為她有心臟病，高血壓，後來就死了……”
第四、“大家不要因為發生這件事，就縮手縮腳，不敢幹了”。這句話不可以理解為劉進在鼓勵紅衛兵繼續打死老師。劉進是在鼓勵紅衛兵繼續批鬥校領導和老師。
如劉進宋彬彬坦言，卞仲耘死後的第一個夜晚對於她們確實是一個不眠之夜。她們先要在郵電醫院面見死者的家屬，宣告卞仲耘的死亡；又要趕到北京飯店去找吳德，尋找上級部門，探明態度；回到學校後又要商量明天如何向全校師生交代卞仲耘的死因。不知道是宋彬彬還是劉進出了一個主意——以心臟病和高血壓來掩蓋卞仲耘死於暴力的真相。從這個idea衍生出來的具體措施就是第二次面見王晶垚先生時，提出要解剖卞仲耘的遺體——被王晶垚先生嚴辭拒絕。
懾於紅衛兵暴力，郵電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不但錯寫了卞仲耘的年齡，還對卞仲耘的死因含糊其辭，寫着：“死因不明”。但是，關於卞仲耘最終死因是“高血壓”和“心臟病”的說法，不翼而飛，流傳甚廣，其源頭就是8月6日劉進的講話。
據1966年11月27日王晶垚先生記錄的《王永海談話記錄》，劉進在廣播中也講了打人不對的話：“第二天早上，學校革委會的廣播裡說：卞仲耘已經死了。這件事對學校的運動不利，這樣做不對，大家不要到外面去說”。這段話與《宋淮雲、劉秀瑩談話記錄》中劉秀瑩的談話內容基本一致：“……卞死了，發生了這件事，對運動不利，大家不許傳到外面去”。
劉進所謂打人不對的理由不是打人本身就是錯誤的，而是“對運動不利”。為什麼打死卞仲耘對運動不利呢？在《宋彬彬談話紀要》中，宋彬彬說得更清楚：“我們當時怕有階級敵人搗亂，怕有人利用，怕別的學校也會打人，怕問題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線多，人死了對運動不利，還怕有人推卸責任”。
謝富治為什麼要讓宋彬彬為毛澤東獻袖章？
下面，討論一個延伸的話題：謝富治為什麼要讓宋彬彬為毛澤東獻袖章？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中學校長。北京市委和其它主管部門都曾派人到學校調查。作為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對8.5事件肯定一清二楚。但是，吳德、李雪峰和謝富治是否如實上報中共最高層毛澤東本人？現在看來值得懷疑。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死亡之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在舉行。大約在8月6日左右，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向毛澤東通報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及其夫人李敬儀夫婦8月3日被斗死的情況。江渭清的這個通報的直接結果就是在8月8日通過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上寫明“要文斗，不要武鬥”。《江渭清回憶錄》中對此情節有詳細的描述。
而吳德回憶錄和李雪峰有關回憶文章中對師大女附中的8.5事件均無記載。其它文革資料也無卞仲耘之死被上報的記錄。說明當年吳德、李雪峰和謝富治可能根本沒有將卞仲耘的死亡報告上報毛澤東。因為，當年如果上報過卞仲耘死亡的情況，無論結果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在回憶錄中書寫的事情，如同江渭清及其自傳。在文革中，向毛澤東隱瞞紅衛兵暴力案件不是沒有發生過，陳伯達就將《解放軍報》記者反應紅衛兵施暴情況的報告壓了下來，理由是“太陰暗，不能送”。
《十六條》中的“要文斗、不要武鬥”的規定形同虛設，對紅衛兵根本沒有約束力。如果李雪峰（北京市委）、謝富治（公安部）能夠像江渭清一樣，向毛澤東呈報北京市已經出現打死人的情況，或許會導致在《十六條》中出現比“要文斗、不要武鬥”更加嚴厲的措辭，對即將出現的紅八月殺人潮起到一些遏製作用。
從吳德回憶錄中透露，毛澤東在紅八月的23日抱怨北京亂得不厲害，太文明了。林彪為“亂”的程度定下了一個上限，即不要打死人。毛澤東和林彪的話表明，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月17日北京第101中學陳葆昆老師被打死、8月19日外國語學校張輔仁張福臻老師被打死、8月22日女三中校長沙坪、八中校長華錦被打死等信息或許根本沒有被報告到毛澤東和林彪那裡，所以毛認定北京太文明了，林認為“打死人”可以成為一個禁區。
王晶垚先生曾在聽到《十六條》中“要文斗、不要武鬥”的規定時候產生一種極為善良的願望，即因為有了“要文斗、不要武鬥”的規定，卞仲耘雖然成為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也是最後一個被打死的人。用卞仲耘的死換更多人的生，或許是值得的。終斷一線望，永成千載痛——王晶垚先生的願望終成無望，紅八月的死亡之門不可逆轉的開啟了。
宋彬彬承認，當年她為毛澤東敬獻紅衛兵袖章是經過謝富治的許可，而她本人也和謝富治認識[]。宋彬彬和謝富治到底熟悉到什麼程度，宋彬彬沒有詳細說。宋彬彬為毛澤東敬獻袖章的活動看似偶然，似乎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但是，作為一個政壇老客的謝富治，他真的不懂得讓一個剛剛把自己學校校長活活打死的紅衛兵組織的代表——無論是誰，為毛澤東敬獻袖章意味着什麼？只要那個沾有卞仲耘鮮血的袖章（王晶垚語）戴到了毛澤東的臂膀上，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就被合法化了。
8月18日，天安門上，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這是一句略帶“未來時態”的祈使句。其實，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早就動武了——“要武”是一個“現在完成時”的態勢。
宋彬彬在文革中打過人嗎？
《宋彬彬談話記要》以及其它材料都沒有關於宋彬彬是或否打過卞仲耘的確切記錄。
然而，討論宋彬彬是否打過卞仲耘這個問題本身就非常無聊。就如同《記憶》曾經在男四中專刊中煞有介事地討論該校在“文革”中確實沒有本校師生被打死，而只有“小流氓”被打死一樣無聊和無恥，似乎紅衛兵打死那個“小流氓”就是天經地義的。
1979年春天，大規模平反文革中及建國後的冤假錯案的工作全面展開。當局高層為這項工作制定了一個“水落石不出”的總原則，即為受害者恢復名譽，但不追究害人者的政治和法律責任。在後來對“三種人”的排查中，基本維持了“水落石不出”的做法。實施上述原則的具體做法就是不允許司法介入和不圈定涉嫌人員，當然同時也就談不上去排除涉嫌人員。
有了這個大前提，卞仲耘案件的模糊化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卞案水落石不出的情況下，單獨澄清宋彬彬是否打過卞仲耘這一個情節是多麼的可笑。
“水落石不出”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宋彬彬在“文革”中打過人，無論是在北京還是武漢，因為有了“水落石不出”的袒護，她就可以一生高枕無憂、平安無事；但是，如果她在“文革”中確實沒有打人，因為有了“水落石不出”，她就一切都想說也說不清了，何況時光已經過去了46年。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局面是30多年前就已經預設好了的。否則還能叫“水落石不出”嗎？
用葉維麗的話講，關於宋彬彬與八五事件有關的說法，不自某女士始，而是流傳了幾十年，長盛不衰。 還有人說，1966年10月在南方串聯時，就看到一份到處張貼的傳單，上面說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個人之多。而那時候袁騰飛還沒有出生；徐友漁正遠在成都指揮“紅衛兵成都部隊”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千家駒在做什麼不得而知。追訴傳說的源頭只能達到一個結果，提醒人們關注宋彬彬。宋彬彬在文革中到底打沒打過人？常人只能猜測！而對此問題是與否的猜定並不是取五五對開之勢。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凡是經歷過紅八月的人，他們的判斷會更多的傾向於Yes，或者Maybe。這就是民眾記憶和歷史記憶的指向性，用恩格斯的話講，它是一個矢量和，是具有方向性的，且不以權勢的意志為轉移。宋彬彬《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發表後，網絡上留下數以萬計的指責性留言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
王晶垚先生已經公布了他手中的材料。紅衛兵會如何回應？紅衛兵和王晶垚先生第四個回合的鬥爭即將開始。為了文革中的受難者，王晶垚先生不會退讓；紅衛兵更不會退讓，因為她們不想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王晶垚-宋彬彬對簿歷史的公堂會以什麼樣的結局記入史冊？ 讀者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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