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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今天面临的问题,中国明天会遇到? |
| 读者是否会“由彼及此”联想?例如读到这一句是否会在脑海中置换成“中共”:“不仅穆巴拉克不知道如何恢复秩序,就连那些反对穆巴拉克的人也在考虑,怎样才能在不演化成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过渡到下一个稳定态。革命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与独裁者斗争的时候,而是独裁者倒台之后的真空期”
老高按:2011年1月底,埃及人发动革命,很快就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掀翻。2月11日,我发了一篇博客文章《“今夜,我们都是埃及人!”》,欢呼:“埃及变天了!执政30年,似乎地位固若金汤的穆巴拉克总统,卷铺盖走人了!人民用和平的方式推翻了专制政权!”
埃及民主化进程后来却一波三折。万维博客上颇为活跃的华山等左派人士,对我当初的祝贺,以为抓住了什么稻草,挖苦说,你不是欢呼“今夜,我们都是埃及人”吗?看看你祝贺的埃及人如何?
按照华山们的逻辑往下推论,新人婚礼,婴儿出世,乔迁之喜……都是不能祝贺的——谁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婚姻很可能变成怨偶,婴儿很可能成长为罪犯,新居很可能改作藏污纳垢甚至作奸犯科的场所……
我在那篇《“今夜,我们都是埃及人!”》的文中仿佛预见到世上总会有华山这种人发出这种荒唐挖苦,特意写下了一大段来预先回击华山: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是毛泽东对中共完成了夺取全国政权使命的看法。他在这一点上实在是非常英明!穆巴拉克下台,也只是埃及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随后的路更难呢!是否会陷入长期的混乱?是否会得靠新的强人出来?是否埃及人会像今天某些中国人一样埋怨和怀念说:还不如回到穆巴拉克时代好啊!都有可能。埃及的变故,让中东的博弈出现了复杂局面,可能让美国紧张,让中国紧张,让以色列紧张……
但是我们怎能因为一个婴儿的前途未卜,就不为她的出生而欢欣鼓舞呢!今天,在世界上的一个古老国度,专制画上句号,强人寿终正寝,人民初战告捷,可喜!可贺!
话說回來,当时我那么写,并非真对埃及有任何深入了解,只是出于一个人正常的良知和常识而已。实际上,埃及三年半以来的动荡,让我深感意外和困惑,埃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系列问题,渴望得到解答。
前天收到朋友转发来的一组郭建龙埃及来信,他通过对埃及历史和现状的抵近观察、思考,做出了自己的诠释。我对埃及问题素无研究,郭建龙所说是否正确,我无从置喙,但感到很有必要将之贴出来供关心埃及,更关心中国的朋友思考——是的,他写的是埃及,並沒有任何“含沙射影”,但总是让我这个读者,联想和对比中国:埃及在今天的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不是会在明天民主化进程中也遇到?
读者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由彼及此”的联想?例如,当读到下面这样的句子,是不是会在脑海中将“穆巴拉克”置换成“中共当权者”?
到了这个地步,不仅穆巴拉克不知道如何恢复秩序,就连那些反对穆巴拉克的人也在考虑,怎样才能在不演化成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过渡到下一个稳定态。革命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与独裁者斗争的时候,而是独裁者倒台之后的真空期。
一个严肃地思考中国未来的人士,而不是在网上恣意宣泄情绪的左派右派“愤青”“愤老”“愤中”,恐怕都不会将埃及的经验和教训,轻易扔到一边吧。
埃及来信四封
郭建龙(旅行者专栏作家)
革命三年后:埃及来信之一
2014年5月26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
身在开罗的我,这天一早就受到了警告。买早餐的时候,一位小贩抓住我的手,示意我不要出门,他用食指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意思是:这两天不要出来,否则有人可能要杀了你。
回到旅馆,我的房东也比比划划地警告:不要出去!他告诉我,这几天,甚至这一两个月,一定会有人制造些麻烦,例如爆炸什么的,如果我赶上就倒霉了。
但这一天我必须出去,为了见证一个时刻。这一天是选举的日子,埃及人将在接下来的两天投票选举新的总统。自去年7月初开始,埃及民选合法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被军人组织的政变推翻,开始了军政时期。穆尔西本人也锒铛入狱,身负多项指控。
5月26日的选举意味着军人政府寻求合法性的努力。简单地说,去年7月政变的组织者、国防部长、陆军元帅西西(Abdel Fattah el-Sisi)摇身一变,脱去了军装,成为了总统候选人,将在此次选举中加冕。选举虽然还未开始,但西西肯定会当选,这一点埃及上下几乎没有人会怀疑。
变与未变
在这个关键性的日子,我们做一下对比,更能明白埃及这几年的变化:遥想三年前埃及革命刚刚爆发时,人们对于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军人统治忍无可忍,愤而反抗;而三年后,人们又在欢迎军人统治的回归。
三年前,穆巴拉克已经做了三十年太平总统,并有传位给儿子的可能性。他依靠军人起家,并在军队中拥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和一堆军队高级将领一起闷声大发财,警察对公民的暴力让人咋舌。另一方面,埃及在穆巴拉克的统治时期却经历着经济的繁荣时期,人口高速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末的3000多万翻了一倍多,达到了现在8000多万。虽然埃及有着明显的贫富不均以及大量的贫困人口,但总的来说,埃及社会仍然处于不错的时期。但即便这样,随着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的爆发,埃及人仍然对这个已达耄耋之年的老总统充满了怨言,并在埃及爆发了“1月25日革命”。
革命后,穆巴拉克总统被赶下权力场,送上审判台。这位患病的老人被关在铁笼子里出庭,老泪纵横的照片一度成为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
然而,三年后,人们反对的东西是否有了改观?
与穆巴拉克一样,陆军元帅西西依靠政变夺权,也被看成是军人统治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和穆巴拉克没有本质的区别。
统治集团的腐败仍然在继续,政府把大笔的合同送给了军队相关方,穷人依然贫穷。不管谁掌握权力,都看不到快速出现改观的可能性,这一点没有进步。
军警力量的滥权也没有改变。自从民选总统穆尔西被赶下台之后,已经有数万人被警察抓捕,军人政权对游行示威和自由表达加上了许多限制,许多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被判刑入狱。可见,现在对于公民权利的侵犯也和当初差不多。
另外,现在的经济可谓是一塌糊涂。埃及的旅游业几乎被整个摧毁,由于西方政府的警告,西方游客在埃及已经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唯有三三两两的亚洲游客,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由于缺乏对局势的敏感性,仍然出现在街头。埃及货币对美元、欧元的汇率屡创新低,埃及人彻底失去了对埃及镑的信心,大街小巷四处都是企图换美元的人们,虽然官方汇率还在1比7,但民间已经接近1比7.6了。随着经济的疲软,埃及的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加上外汇储备的缩水,美国掐断对埃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等,埃及似乎跌入了经济黑洞,不知何时才能爬出来。
如果说,与三年前相比,稍微有一点进步,那就是军人临时政府制定的宪法终于规定了总统的任期为四年,最多任两届,并且,必须设立副总统。穆巴拉克时代,他为了专权,故意不要副总统。当然,这点进步能否持久,还要看未来形势的发展。
这一点小小的进步也无法和众多的累赘和不确定性相比。军人特权依旧,腐败依旧,经济糟糕,出现了恐怖主义势力,社会更加不稳定,似乎向人们说明,革命三年后这个国家不仅没有更好,反而更加糟糕,向着失败滑去。
在这种情况下,军人试图再给埃及人一个几乎和以前没有本质区别的政权,人们会满意和接受吗?既然当初他们反对穆巴拉克,把他搞下了台,那么现在也会反对西西的当选?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那天早上我出门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好心好意提醒我要小心安全。因为一定会有西西的反对者趁着选举日搞点恐怖活动,杀几个人,而外国人很可能成为目标。
类似的表演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好心人是多虑了。
当我走到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时,广场四周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看不出任何混乱迹象。解放广场曾经是三年来一切大事件的策源地,一旦有事情,人们脑子里的第一意识就是:赶到广场去揭竿。但现在,这里却显得过于平静了。
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之后,我终于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个挥舞着埃及国旗的人。这是几个青年人,他们有的挥旗,有的举着陆军元帅西西的画像,还有的举着手指头,指头上的红印显示他刚刚投过了票。与大街上匆匆而过的汽车、摩托车相比,这几个青年显得非常孤单。他们看到我时,把我当成了记者,连忙拉住我要我帮他们拍照片。
我举起相机时,他们突然又示意我等一下。在我诧异中,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位警察面前。几位年轻人立马散开,站在警察的四周,把他拱在了中间,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在拍照时,还有人谄媚地向警察投去含情脉脉的眼神,仿佛在说:我们干得不赖吧,把老外找来了。
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青年并非是自发来表达对西西总统的敬爱之情的,他们有可能是军方的人组织的,而警察就是他们的同伙和领导。
后来我才知道,在选举的这几天,埃及的主要城市都有着类似的表演。在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接近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遗址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几十个人在卖力地喊着口号,支持西西当选。有个老人穿着全套的国旗装,挥舞着旗帜,女人们则发出埃及特有的叫声:她们舌头在嘴巴里有规律地抖动,发出一连串的叫声,如同是胜利的号角。
与西西相比,另一位候选人Hamdeen Sabahi则很少有支持者,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在穆巴拉克时代,选举总统时只有一个候选人,而现在至少需要两个,构成差额,这一点颇得某些国家的真传。
另外,整个埃及的大街小巷里都挂满了西西的竞选海报。候选人西西穿着西装,悠远地望着前方,仿佛一个充满了智慧又带着些悲悯的智者,准备来解救埃及。许多阳台向下也垂挂着他的大幅照片,挂一张照片都可以得到军方的补贴,有人告诉我,家里如果答应悬挂西西像,立即可以获得400埃镑的补贴。对于穷人家来说,400元不是小数字,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足以诱惑许多人了。
政府之所以四处张贴海报,是为了改变人们的心理,而组织人表演是提醒人们去投票,不要让投票率太低。事实证明,虽然有大规模的海报,也有人敲锣打鼓,最后的投票率仍然不高。原本两天的投票快要结束时,选举委员会宣布投票截止时间延后几个小时,随后又宣布再延长一天。即便这样,最后的投票率也只有47%。
埃及的选举投票率向来不高,以前一年穆尔西当选总统的选举为例,那次选举经过了两轮投票,第一轮投票超过了50%,第二轮就跌到了50%以下。但西西当选这次,则又创了新低。
但是,在所有有效选票中,西西获得了接近97%的选票,可谓狂胜。
两个埃及
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认为西西获得97%的选票一定是靠作弊获得的。但事实与之相反,现在的埃及人已经和三年前不同了,三年前的人们普遍呼吁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而现在至少一半的埃及人却真心实意支持西西上台。
在我所遇见的人中,包括几乎所有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大部分的经济精英阶层,还有许多埃及的普通民众,和非伊斯兰教徒,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西西。大街上常常会碰到做V字手势的人们,这个手势在埃及有着特殊的含义,即“支持军队,支持西西”。我住处有两位打扫卫生的老太太,她们都七十上下,老态龙钟,在选举日我问她们支持谁,她们纷纷伸出两个手指:“美呀美呀西西!”
一次,我们经过一排被人泼了墨的西西画像,一位埃及朋友气愤地说:“他们(反对西西的人)就是这样偷偷摸摸做事儿!可不管他们做什么,西西都会当选!”
而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只是感到累了,革命三年不仅没有效果,日子还越来越差,停电天天有,食品跟不上,还是早日恢复稳定吧。而军队的本事就是恢复稳定。
支持前总统穆尔西、反对西西的人还有,但都转入了地下。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能看到有人偷偷摸摸地走上来,朝你伸四个手指,那是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前总统穆尔西的标志。
关于投票率超低,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反对者抵制了选举,另一种认为群众对政治失去兴趣了,还有一种则说,大家都知道西西肯定能赢,所以懒得去投票了。
我提醒一位支持西西的朋友:“当初你们把穆巴拉克赶下了台,也是你们选出穆尔西当总统。可后来为什么你们又这么认可推翻了穆尔西的西西呢?更何况,西西和穆巴拉克一样,都是军队出身。”
这位朋友似乎自己也没有想明白,他第一天回答说:穆斯林兄弟会和前总统穆尔西是窃取(Steal)了权力。至于如何窃取的,他没有详谈。第二天他似乎想明白了一点,补充说:在一开始,埃及人没有看清穆尔西的真面目,加上大家都怕社会乱套,如果当初不选择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就会四处组织游行,天下大乱,所以大家带着试试看加忌惮的心态就选择了穆尔西。
另外,那时埃及的警察和军队都不够强,军队也只能同意让穆尔西上台。而现在军方已经有了足够的掌控了,而埃及人也看清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嘴脸,就将他赶下了台。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太大错,却过于把西西美化了。实际上,在把民选的穆尔西赶下台之后,埃及正又滑回革命前的状态。而人们经过三年的革命,除了想找回当初的稳定之外,其他的似乎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西西正是抓住了人们的心态。政府在不断地诉说,从巴勒斯坦到埃及的边境下面有数百条地道,恐怖分子就从这些地道抵达埃及,而背后的控制人就是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指控不管是否事实,在特定的时期都起到了震慑人心的作用。
如果再往根子上看,三年的革命造就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埃及,而是一个分裂的埃及。另一位朋友伤心地告诉我:现在的埃及已经分裂了,支持西西的人上了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虽然少一些,但都变成了死忠。在国际上,一拨国家支持穆尔西,另一拨国家支持西西,他们都有后台。但埃及的两派之间却都没有学会坐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只想赢者全得,或者干掉对方,使得埃及彻底分成了两半。他对埃及的未来感到悲观。
在下文中,我将回顾埃及三年革命的历程,看埃及人到底做对了什么,推翻了半独裁政权,又做错了什么,导致埃及的政治重新向原点靠拢?这三年埃及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到底如何评价埃及的革命,又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马木留克传统与革命:埃及来信之二
2011年1月25日,各地的埃及人纷纷走向街头,抗议总统穆巴拉克的政权。
也许最初他们也没有想到,这次抗议活动真的会导致穆巴拉克的下台。穆巴拉克当总统已经有三十年了,他的政权看上去非常稳固,总统和埃及所有势力的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可能说倒台就倒台。甚至在一个月前,人们连自己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都不敢想象。
关于一个独裁者为什么在埃及能够持续三十年掌权,还要从这个国家特有的马木留克(Mamluk)传统谈起。
马木留克传统
在埃及中世纪史上,出现了一种全世界特有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个政权的特点是:从军队领导人中选择国家领导,而军队领导人则都是奴隶出身。
在马木留克时期之前,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是萨拉丁(Saladin)建立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萨拉丁是伊斯兰教抗衡欧洲十字军的大英雄,他本人是库尔德人,起源于土耳其、叙利亚一带,却在埃及建立了一代王朝。他从十字军手中收复了耶路撒冷,并与十字军统帅、英国的狮心王理查鏖战。他又有着足够仁慈的心,善待俘虏,在基督教世界也被普遍尊重,被奉为十字军时代最伟大的穆斯林统帅。
阿尤布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需要建立自己的精锐部队,于是从中亚等地购买了许多奴隶,身强力壮者被挑选出来,建立禁卫军,这支军队就被称为马木留克。
再到后来,马木留克的首领篡夺了统治者的权力,自己接管了权力,废除了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埃及从此就进入了马木留克时期。当蒙古人横扫天下的时候,蒙古汗王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军打到叙利亚境内,却在挺进埃及时被马木留克击败。之后,蒙古人的势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马木留克也就成为了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后的坚强堡垒。
马木留克时期形成了颇为古怪的政治规则:与世界上大多数政权是由父亲传给儿子不同,这个政权的统治者的后代是没有继承权的。当老王(苏丹)躺在床上还没有咽气的时候,下面的军队里已经打成了一片,从中杀出一位斗争的胜利者继承王位。大多数情况下,老王还没有死去,就已经被阴谋废除了。
就连奴隶制度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每一个王为了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定,都需要保持军队的绝对忠诚。而那些显贵家族世袭的子弟是不可靠的,所以,每一个王都继续从海外购买大量的奴隶,选择身强力壮的编入部队。这些奴隶有的一辈子当士兵,也有的人经过提拔成为了将军,更幸运的人则变得有实力角逐王位。当他们从奴隶起步到身居高位的时候,大都已经进入五六十岁的老迈时期,所以,每一个王登基时都已经年纪不轻,当不了几年就死去了,给新的野心家腾出位置。
一代一代,马木留克们就这样通过一种古怪的方式控制着整个埃及。虽然后来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但奥斯曼人无力打破马木留克阶层,埃及仍然有非常强的自治权力,更多时候只是在名义上从属于奥斯曼。
直到19世纪初,拿破仑的入侵改变了这种生态。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一位叫做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的人崛起了,他通过阴谋杀掉了最主要的马木留克首领,建立了传给子孙后代的世袭政权,这个政权一直存续到1952年。为了在世界潮流中站住脚跟,这个政权还引入了一定的君主立宪体系,在国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了宪政改革。
但谁也不要小看了埃及的马木留克传统,即便进入一百多年的世袭时期,军队仍然保持着足够强大的影响力。1952年,从军中崛起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总统制。
但不幸的是,埃及的共和总统制仍然无法摆脱马木留克的影响。实际上,埃及几乎所有的总统都是出身于行伍,通过自己的打拼身居高位,再等待权力真空的机会来接管政权。在这里,没有人能够传位给子女,也没有所谓的真正民选。这是一种变相的马木留克制度。
穆巴拉克的危险
纳赛尔死后,萨达特(Anwar Sadat)获得了政权。当萨达特被刺杀后,穆巴拉克当仁不让地获取了政权。
穆巴拉克娴熟地操纵着政治。在他的统治下,埃及的宪法没有限定总统任期,于是,每一次穆巴拉克都能在选举中获得连任。而所谓的选举也往往只有他一个候选人唱独角戏,选民的选票上只写你是否同意穆巴拉克连任,是或者否,即便这样,选举仍然不能保证公正。
然而,与纳赛尔和萨达特不同,穆巴拉克上任时还很年轻,能够长久地盘踞总统职位。他开始幻想起传位给儿子,建立一代王朝,正是这样的幻想使得埃及感到了不满意。他们能够容忍一个人的独裁统治,这是符合马木留克传统的,却不能容忍这个人有世袭的想法。
为了便于统治,穆巴拉克不设副总统,因为只要有副总统,就意味着等他死后,副总统有权力接替他的职位。而总统却希望这个非常有油水的职位能够在他的家族内部流传。他认为他的儿子Gamal比所有的埃及人都更聪明,更有资格接替他。
最初,埃及人还没有看到这个危险,但随即而来的是王朝大戏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预演:2000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Hafez al-Assad)死亡,他的儿子巴沙尔(Bashar)继承了总统职位。
在阿拉伯国家中,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非同一般。1958年,醉心于阿拉伯大联合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曾经和叙利亚总统Shukri al-Quwatli宣布,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起来,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虽然这次联合试验最终失败了,但埃及和叙利亚关系之密切仍然可见一斑。
之后,埃及和叙利亚先后跌入强人统治,分别由穆巴拉克家族和阿萨德家族统治。当阿萨德家族完成了顺利接班,埃及人在嘲笑完叙利亚后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总统穆巴拉克也恰好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加强了儿子Gamal的出镜,原来自己国家的接班程序也已经悄然启动了!
从这时开始,针对于穆巴拉克的反对行为也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私下里流传着穆氏家族的腐败传闻。除了这个家族之外,埃及从历史上就有着和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腐败传统,这是一个阶层共同的特征,但现在都被算在了穆巴拉克的头上。
比如,在埃及,警察通常是先锋媒体的嘲笑对象,被认为又愚蠢又腐败。在穆巴拉克当选之前,埃及的前一任总统是萨达特,萨达特被刺身亡时,埃及不得不启动了全国紧急状态,根据法令,紧急状态下,反对派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而警察被授予了更多的权限来限制公民自由。
然而,穆巴拉克为了便于统治,却把紧急状态变成了常态,三十年后仍然没有取消。这就造成了警察的滥权,他们有恃无恐地对公民进行拷问和殴打,并接受贿赂。
在之前,埃及人把这些毛病通盘接受了,虽然有抱怨,但声音却很小。到了2000年之后,这个声音却越来越大起来,并且越来越普遍。
这些声音进一步激起了年轻人的反抗欲望。年轻人受传统的影响小,却受到西方民主文化,特别是左派思想的影响,将一切不公平都视为敌人。
埃及是一个出生率非常高、人口增长迅速国家,从1966年的3000万起步,到现在已经增加到8000多万。我们可以这样计算,埃及的国土面积只有100万平方公里,如果按照同样的人口密度换算到中国,埃及将有8亿人口。但埃及适合生存的国土少得可怜,除了尼罗河两岸和北方的三角洲地带,就只有零星的绿洲和海岸线可以居住了,其他基本都是沙漠和戈壁。这样的人口密度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难以处理的,更何况它的人口如此年轻,充满了理想主义,却很少考虑实际操作。
2008年之后,最后一根稻草来到了。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埃及也受到了冲击。当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加入失业大军时,这个社会也就进入了警戒时期。
但是不管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却仍然沉浸在三十年和平的虚幻之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但这时,革命突然来到了!
海港城市亚历山大,身穿埃及旗装的老人在表演。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著名的警察暴力事件。郭建龙摄
有预谋的抗议,无预谋的革命:埃及来信之三
谁也没有想到,存在了三十年的独裁者这么不堪一击。席卷整个埃及的有预谋的抗议行动,变成了一场没有预谋的革命。
2011年1月25日在埃及爆发的革命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即便在遥远的中国,这场革命也被赋予了过多的涵义,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但不管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带着有色眼镜,这场革命在遥远的中国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革命爆发之初,其目的和过程却显得比较简单。它受到突尼斯发端的阿拉伯革命的影响。一个突尼斯小贩因为受到不公对待,自焚而死,他的死亡引得人们纷纷上街,形成了一次席卷全国的革命。
突尼斯的革命还打开了整个阿拉伯地区人们压抑已久的对政治的不满,于是,激烈的抗议活动如同一阵旋风,掠过了几乎所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在其他国家陷入革命风暴时,埃及人也突然意识到,突尼斯发生的事情在尼罗河边同样常见。
对于埃及人来说,最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现象,就是警察的粗暴和不公平。在距离革命半年前,亚历山大的青年人Khaled Mohamed Saeed就被警察殴打致死,这次事件引起了人们普遍抗议,但和大部分的警察暴力事件一样,最终都归于不了了之。
当突尼斯的革命传来,人们想到是机会表达自己对政权的不满了。少数人开始策划在1月25日全国警察日这一天举行抗议活动。
但谁也没有想到,借助现代通信手段,特别是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很快,几乎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1月25日有抗议活动了。
于是这次抗议就变成了一场“阳谋”:人们要去抗议,政府知道人们要去抗议,人们也知道政府知道他们要去抗议……政府有警察和法律做武器,而人民什么都没有,在一个统治者已经不习惯听反对声音的社会里,这样的抗议活动能够顺利举行吗?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存在了三十年的独裁者竟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当1月25日,政府和警察对于抗议失去控制的时候,席卷整个埃及的有预谋的抗议行动,变成了一场没有预谋的革命。
议题也从单一的抗议警察统治变得多样化起来,有的针对穆巴拉克家族的腐败问题,有的针对总统接班人问题,有的针对整个埃及社会无所不在的腐败,还有的诉求于宗教,有的对外交不满……所有这些议题虽然五花八门,但人们认为这些都是那个衰老不堪的独裁者造成的,并将矛头指向了他一个人。
穆巴拉克曾经想过挽救局面,他首先想到的是镇压,但这只是使得曾经和平的抗议爆发了一定数量的暴力事件,整个社会向着失控滑去。随后,为了缓和形势,他任命了新的总理,并指定了长期空缺的副总统,摆出要改革的姿态。
2月1日,他再次承诺进行改革,并承诺在当年9月的选举中不再参选。只是,他仍然决定保有权力到9月,以便实行和平过渡。
但独裁者的让步只是让人们意识到他的虚弱,以及争取更大胜利的可能性。穆巴拉克希望秩序,但秩序并没有到来,更多的冲突爆发了。
2月10日,穆巴拉克再次让步,他表示只保留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地位,但将权力逐渐让渡给任命不久的副总统Omar Suleiman。但人们不仅对穆巴拉克表示怀疑,同时还怀疑担任过情报头子的Suleiman。
到了这个地步,不仅穆巴拉克不知道如何恢复秩序,就连那些反对穆巴拉克的人也在考虑,怎样才能在不演化成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过渡到下一个稳定态。革命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与独裁者斗争的时候,而是独裁者倒台之后的真空期。
这时,军方终于出手了。埃及的马木留克传统再次发生了作用。如今的军方将领已经不是出自奴隶,而是从埃及的平民百姓中选拔出来。他们用自己的一生逐渐走向高位,并等待时机介入埃及的政治。
在世界历史上,军方干政一直是政治上的一个负面问题,但在不成熟的国家,军方有时候会代表一种稳定力量。他们往往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有着强烈的特权动机,却又有利于恢复秩序和保持稳定。在西班牙、智利、土耳其等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过军方干政带来秩序,从而较为从容地实现变革的例子。只是这些例子太少了,与数量庞大的反例相比,显得不值一提。
2月11日,埃及军方宣布,统治了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由埃及军方组织一个委员会来暂时行使政府权力。
但如果仅仅是军方接管权力,不是与所谓的革命目标相差更远吗?谁都明白,军方此刻的出现,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不在革命中被粉碎,军方也不愿作为被推翻的老独裁者的陪葬品,一起被扫地出门。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接受军方的统治呢?
为了消除人们的敌意,军方在宣布接管权力的同时,给人们吃了另一个定心丸:他们承诺接管权力只是为避免过度时期的混乱,恢复秩序,一旦条件允许,军方立即召集社会各界人士来制定新的宪法,并选出真正的民选总统。
军方高调的表态让1月25日革命成为了过去,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抗议竟然完成了不可思议的任务,那个他们曾经以为一直会“领导”他们的人已经下台了。他们必须在一个没有穆巴拉克的社会中继续生存。
只是,这个胜利来得过于容易,埃及人真的准备好了吗?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成为埃及人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开罗的萨拉丁城堡。萨拉丁城堡是屡屡上演宫斗大戏的所在,19世纪初,阿里帕夏猎杀马木留克就发生在这里。 郭建龙摄
更多更多的鱼:埃及来信之四
约瑟夫.海勒(Hoseph Heller)的小说《第22条军规》(Catch-22)中有一个情节,有人问一个做梦总梦到鱼的士兵:梦里的鱼让你想到了什么?
他回答:“更多的鱼。”
“可是,更多的鱼又让你想到了什么?”
“更多更多的鱼。”
这个故事可以用来形容埃及人革命后的状态。当前总统已经被推翻,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结构时,大部分的埃及人除了停留在前期的喜悦之中外,对新形势并没有新的概念。
从穆巴拉克下台,到2012年7月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这段时间,是埃及最为关键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本应该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架构,并选出胜任的领导人,然而事实证明,埃及人虽然可以革命,却一下子学不会建设。
在这段时期内,不管是军队还是人民,总体上看都是善意的。无可否认,军方有自己的私利,他们接管权力之后,希望在宪法中继续保留军队的特权地位。
而人民也有自己的私利。在穆巴拉克时代,为了保持独裁统治,总统曾经有给人民“派糖”的习惯,埃及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是食品和能源补贴,也就是政府拿出钱来维持食品和汽油的低价,让穷人的生活成本更低一些。
埃及集市。在西西上台前,失业问题令埃及人痛苦不已。西西上台后一系列能源涨价、食品补贴减少的措施,更令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郭建龙摄
这种食品和能源补贴意味着穆巴拉克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埃及的经济问题,只能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讨好最底层的民众,不让他们闹乱子。
这种补贴必然是低效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关系企业和关系个人手中,腐败严重,且由于财政负担过大,不能长期维持。但是,习惯了补贴的人们希望在革命后看到立竿见影的生活改善,并单纯地希望革命对自己有利。
但在双方的私利背后,他们又的确真诚地希望埃及有一个新生。军队希望在维持国家稳定和一定特权的情况下,建立起更好的宪政结构,再通过选举选出合法的领导人,将权力让渡给民间政府。人民也希望尽快获得民主和自由,开启新的道路。
军队和人民的愿望完全可以达成一定的妥协,将双方的利益尽可能合理化,把埃及变得更好。那么,到底有什么障碍让他们的愿望无法达成呢?
答案是: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成熟的政治势力进行沟通。
至今,许多政治家在反思埃及革命时,常谈到年轻人的幼稚。当埃及的年轻人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后,他们没有办法组织政党参与到民主化进程当中,却总是在关键时刻,通过上街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可以推翻,却不会建设。一句话,他们太不成熟了,没有真正参与政治的能力。
任何一个经过了长期专制统治后的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缺乏成熟的反对派。执政者在台上时,往往出于自私的目的来镇压反对派,不管这些反对派是怀着善意还是恶意,均一概遭到了镇压。只有一种反对派是镇压不掉的,他们是:最不妥协、居于地下的极端反对派。
穆巴拉克统治三十年的结果之一,就是缺乏有执政经验(哪怕仅仅是参与过执政)的反对派,在埃及,几乎所有有执政经验的人都被看成是和穆巴拉克一伙儿的,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但埃及却不缺乏反对派。对于穆巴拉克政权最激烈的反对者叫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这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比起阿拉伯地区许多极端武力组织更古老。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穆斯林兄弟会:它是近代社会出现的伊斯兰主义的鼻祖。它拥有很强的反西方色彩,宣扬建立一个在穆斯林教法统治下的政权,人们不是在世俗的法律下生活,而是在《古兰经》教法的指引下过日子。
穆斯林兄弟会又不同于后来兴起的第二代、第三代伊斯兰极端组织。由于它的领袖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还保留了很大的宪政思想,强调非暴力运动,甚至想通过现有的政治架构和平上台,推行教法统治。
然而,兄弟会虽然宣扬非暴力,但它的教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推出暴力的结论,并被后来的极端主义势力所滥用。可以说,正是兄弟会在理论上的准备催生了更多的暴力派别。比如,在巴勒斯坦的极端组织哈马斯,就是由兄弟会在巴勒斯坦分支的领导人创建。虽然不能把哈马斯和兄弟会等同,但他们之间复杂的联系成了人们攻击兄弟会的口实之一。
而在历史上,兄弟会由于一直是政权镇压的对象,也时常会有成员采用暗杀、武力等手段来反对现政权,并遭来更严厉的报复。
在穆巴拉克政权下,穆斯林兄弟会也一直处于非法状态,却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当政府在社会管理上失序的时候,是兄弟会组织的慈善事业弥补了真空,它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等基本保健需求,可以说是最贴近民间的政教势力,并获得了穷人的支持,拥有着数百万的信徒。
当更加温和和世俗的反对派在埃及无法形成影响时,兄弟会却做得风生水起。
埃及的军队接管政权后,按照最初的协议,这个军管政权的期限是六个月,或者维持到下一届政府的形成。然而,此时的军队显然低估了事情的复杂程度。如果要赶在六个月内组织政府,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如果政权被随意地交给不成熟的人,或者恶意的势力,就意味着革命成果毁于一旦。军队领导人越往下走,越觉得事情的艰难。
但民主化进程仍然在继续。
2011年3月19日,在军方的主持下,埃及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通过了对宪法的临时修正。这次宪法投票决定了几个事情:
第一,总统必须设立任期,每人最多只能担任两届八年总统,并将总统选举交由司法系统的监督之下,避免了再次形成三十年不换总统的情况。
第二,总统必须指定副总统,避免总统世袭的可能性。
第三,穆巴拉克为了垄断总统,规定了很高的候选人提名条件,而这次公决降低了提名条件,便于那些没有官僚背景的人参与到总统竞选中来。
第四,规定立法机构选举完成后,将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新的宪法,来取代这些临时性修补。
早在2月份,军方为了平息人们的游行,早已宣布军方不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总统角逐,一切以人民的选择和人民的意愿为准。而作为社会对军方的妥协,军方也保留了若干特权。这样的做法虽然显得革命不彻底,但对于埃及这样的复杂社会,已经是一个次优解,以及革命能取得的最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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