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披露，江浙一帶的私營企業家70％多都移民了，自己移民，產業移出，資金轉走。很多是到國外投資超市、加油站、餐館……投資這些，和中國產業經濟一點關聯沒有，對中國的增長一點作用沒有


　　老高按：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上看到這樣一個標題：“周天勇：江浙70％私營企業家都移民了”。
　　您別說，許多人爭當“標題黨”不是沒有原因的，看到這樣的標題，我這樣算比較有定力的人，也忍不住就要點進去看個究竟：周天勇是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博導啊，是體制內攀升到相當地位的學者啊，他如果是頌揚習核心的戰略決策，甩到一邊不看也罷，但他卻是披露如此之大比例的私營企業家逃離中國！這比恆河沙數的網絡寫手的帖子，總應該更靠譜一點吧！
　　點進去讀，才知道這篇在天和智庫學術沙龍上的發言稿，雖然“中國選舉與治理網”是2019年8月18日才刊出，卻並非最近的演講——從上下文看是2015年的，因為文中所舉的統計數據，最晚是到2014年秋；從文中闡述看，“只生一胎”的計劃生育禁令當時還沒有廢除呢。發言稿涉及的問題範圍很廣，“江浙70％私營企業家都移民了”只是其中並非那麼突出的內容之一。
　　雖然受到“標題黨”的蠱惑才讀這篇發言稿，但是讀完，我倒並沒有上當的感覺，周天勇介紹中國的經濟和經濟政策、面臨的難題以及對難題的各種解讀和對策……信息量相當大。雖然並不是最新勢態和最新認識，但是有些問題迄今並沒有解決，甚至還愈演愈烈。所以在此轉載推薦。
　　不過，要提醒讀者的是：文中的錯誤相當多，尤其是一些數據——這很要命！比較明顯的錯誤，我隨手做了改正，明顯可疑的我又難以查證的也加了注。這些錯誤，我估計是年輕的文字整理者所犯的，但是審稿的上級大概也沒有再讀全文，放過了這些錯誤。此類問題，在當前網絡媒體和社交媒體盛行之際，越來越突出（就更不用說錯字連篇了！本文錯字我基本上都順手改了）。在此也提醒讀者諸君留意。


　　江浙70％私營企業家都移民了

　　周天勇，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原載“天和智庫學術沙龍”

　　本文為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在天和智庫學術沙龍上的發言稿。

　　今天很高興參受邀參加天和智庫學術沙龍，我想談一談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的看法，從2012年開始我們經濟下行，從2014年8月、9月的數據來看，還不是太理想。那麼這樣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經濟下行是會持續多久？這是第一，下行的幅度有多大？下行是短期的？還是中期的？還是長期的？我們學術有兩派，一派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世錦先生，他前幾年就提出，最近特別強調，中國按照國際購買力評價是11000美元，這個發展階段比如中國台灣，韓國，德國都開始下降，就結束高速增長期，進入中低速的增長期，當然理由是勞動成本提高，還有環境，土地這些成本也提高的約束。
　　再就是林毅夫先生為主的一派，就是中國現在城市化還很低，隨着中國城市化推進經濟還會高速增長，他說可能以8％的速度再增長15到20年，我以前也贊同林毅夫這個觀點，因為從城市化水平看，我們還沒有到低增長的階段。我的看法是，推進改革，特別是減稅，調動民間積極性，包括創新戰略實施，對於推高經濟增長速度，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但是最近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觀察中國的經濟形勢，經濟增長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今天我想藉助天和智庫學術沙龍以及“天和全媒體”平台向大家展示一些數據。你看韓國、中國台灣在高經濟增長結束時，城市化水平均為80％。韓國是從1961年開始到2002年結束，它8％以上的高速增長了42年。中國台灣是1951年開始，到1997年，它進入中低速度的曲線，它是1997年，高增長了47年，中國大陸1979年開始算高增長，到了2011年也就是33年，比中國台灣要短14年。大陸高增長結束，如果說8％以下的速度算是結束，我們2012年就結束了。去年才7.4％，前年7.8％，比韓國短了10年。
　　韓國、中國台灣在結束他們80％城市化率的時候，在城市裡80％的人有自己的房子，這和中國不一樣的。中國台灣在1980年時，它的城市化水平是65％，但是它的城裡人，所有的人，就是進來的人，住的人，80％有自己的房子。大陸目前有就業，有房子，有公共教育，有社保城市化可能35％都達不到。從這個意義上講，比起韓國和台灣，還有那麼多人要進來，還要住房，要修工廠，要修學校，怎麼就結束了呢？需要很多鋼材，很多水泥，很多板材，很多磚，很多鋁材，還需要很多家俱和電器等。按理說不應當結束，按照中國台灣和韓國城市化階段的時候，還沒有到高增長結束的時候。
　　關鍵是城市化沒有達到80％，高增長速度韓國42年，中國台灣47年，中國大陸到2012年也就33年，（比他們）少19年到14年。中國的高增長階段是短的，按照增長的年限和城市化水平來看，中國還不到跌入8％以下、到6％甚至6％以下這個速度區間。林毅夫先生的國際比較是有理由的，但劉世錦先生的看法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經濟增長確實在下行，而且似乎還不見底。
　　遲福林先生在出口增長下行的情況下，以國內消費為主拉動增長的轉型。城市化確實能帶來消費的高速增長。但是，這幾年的消費增長也不如人意。那麼，這樣的轉型為什麼會失敗了，我覺得這個得詳細分析。可以看這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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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率，韓國從1961年到2002年，中國台灣從1950到1997年，中國大陸從1978年到2013年的數據統計，韓國生育率組合降到了1.17％；中國台灣是降到了1.7％；中國大陸1.4％左右，人口增長率韓國從2.9％降到了0.35％，中國台灣從3.5％降到了0.95％。中國大陸實際1978年人口增長已經下降到1.2％了，但是我們現在降到了0.49％，中國台灣是0.95％，韓國0.35％。我們綜合生育率，實際1978年已經降到了2.75％，已經接近替代生育率了。
　　人口中位數方面，韓國增長初期是19歲，結束是36歲；中國台灣的數據我沒有找着，高增長結束的1997年是35歲。中國現在變成了47歲。
　　老齡化高增長結束的時候65歲以上人口，韓國是7％，中國台灣是8％，而中國大陸是9.7％。這個數字，我們為什麼要比較這些呢？我畫了一個草圖，應當是曲線，但是我用直線表達。
　　中國台灣高增長的速度是8％，它是發展到47年還在以8％的速度增長。另外我們看人口增長率，中國台灣從開始的可能3.5％降到現在的0.95％，現在人口增長率是這麼一條線。大陸的人口增長率是1.2％降到了0.49％。那麼再增長下去，我估計人口增率肯定是一個曲線，高的這一點也肯定不會讓人口總數超過14億了，中國大陸的人口更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中國台灣在二十世紀50年代初的時候，大概城市化水平是20％多一點，它到高增長結束的時候是80％，大陸在1978年是20％，現在真實城市化率可能只有35％，常住人口加起來也就是53％。那麼發生了什麼事？我覺得人口增長和流動，它有一個增長自然變動和城鄉自然流動的規律：人口的生育率在工業化社會以前是高生育，高死亡，低增長，它是幾千年這樣過來的。但是工業化初期，醫療條件一改善，人們生育習慣沒有改變就會人口爆炸。爆炸性增長以後又是自動就降下來，因為生活成本，職業競爭，孩子的撫養，教育成本、工業污染等等，加上節育技術的發展，最後就人口增長自然而然就降低了。因為從國際上來看，絕大多數國家沒有什麼政府強制性的措施，但是人口增長還是降低下來了，相當多的還是負增長，現在很多國家都是低增長，都是增長速度降下來了，你讓他生他也不生了。
　　還有一個人口流動方面，從世界銀行的報告看，絕大多數國家，幾乎無一例外的，人口從鄉村向城市流動和集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中國台灣，韓國對人口流動和遷移沒有管制，沒有什麼戶籍之類的，他們的人口城市化現在都達到了90％。一般人口城市化率，從不發達時的15％左右，工業化過程後，上升到80％以上。

　　但是，在中國大陸人口增長和流動遇到了什麼呢？也就是在人口自動可以向低增長調節的內力上，又加了很強的外力，即時間很長和力度很大的計劃生育；而對人口流動，則是進行了城鄉分割等方式的管制。也就是說人口城市化是一個規律，人口增長也有一個規律，你干預了，後果是什麼？
　　從今天經濟增長的下行來看，可能進入了人口政府干預的發展陷阱，就是高增長還應該有十幾年，沒有結束，突然下來了，就是中國還應該有十年左右的高增長期，但是，人口萎縮，勞動力減少和老化，人口老化，農村消費塌陷等等，使經濟增長失去了動力，一個是勞動力供給，從趨勢看，勞動年齡人口中，19到22歲的青年人，從2009年1億的峰值，在到2013年的4年中，急劇減少了2500萬左右；而到2018的還將繼續減少2300萬人，而50歲以上這個階段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
　　中國大陸發生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非常滯後的局面。我們從中國大陸人口管製發展的陷阱圖中可以看出，韓國、中國台灣，它們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互動的，城市化健康地支撐了高速增長這一條線。我們這麼低的城市化，經濟增長是靠什麼支撐的？我後面可以解釋這個原因。
　　我們不是農民到城裡買了房子推動了城市，由於沒有平行城市化的支撐，工業化也就提前結束了。如果農民來城裡買房子，結果可能不會一樣。從草圖看，與韓國、中國台灣相比，中國大陸可能會跌入一個發展被截斷的塌陷區。就看這十年中能不能邁出這個坎兒？

　　嬰童消費的萎縮
　　人口增長的放慢，甚至生育率的急劇下降，從統計上看，0到14歲的嬰兒從1982年占總人口33.6％下降到2012年的16.5％。而絕對規模則從1982年的34,146萬減少到了2012年的22,287萬人。從近幾年看，2012年比2007年減少了3373萬人。這會使嬰兒兒童大規模消費的萎縮。

　　教育消費也在萎縮
　　2013年全國共有小學21.35萬所，比上年減少1.51萬所；在校生9360.55萬人，比上年減少335.35萬人；小學教職工549.49萬人，比上年減少4.36萬人；初中學校5.28萬所，比上年減少412所（此處數字疑有誤。——編者注）。在校生4440.12萬人，比上年減少322.94萬人；初中教職工392.88萬人，比上年減少1.03萬人；專任教師348.10萬人，比上年減少2.34萬人。教育消費實際上也在大規模萎縮。
　　這是人口增長急劇放慢導致的問題。另外，城市化還會推動增長嗎？我們城市化推動增長的憧憬也可能是空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係是互相推動的，如果城市化建房子，建基礎設施肯定沒有問題嗎。我們現在所有的房地產商房價還會漲，所有的還能高增長的假設都來自於對中國大陸城市化的。以此為依據的高增長還沒有結束的看法是源於對房地產拉動前景的樂觀看法。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事實上，城鎮中的房地產已經過剩！
　　我現在算了一個數據，到底有多少房子？農民住了多少？城裡人住了多少？原居民住了多少？央行調查統計司的研究顯示，1998年到2012年我國城鎮住宅竣工套數約為1.4億到1.7億套。以1990年城鎮居民住宅存量為8000萬套計，2012年底我國城鎮住宅存量約為2.2億—2.5億套。2013年竣工面積78741萬平米，今年1到8月份又竣工38036萬平米。按照平均100平米一套框算，新增了1167萬套。還有竣工的保障房。另外還有一個數據，70億平米的小產權房合算起來有7000萬套。
　　截止於2014年8月底的數據，城鎮住宅存量大約在3億到3.3億套。城鎮化率如果比前一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則城鎮人口為74706萬人，即使按照3口人一戶，為2.5個家庭，每個家庭已經平均有1.32套住宅。如果按照一戶3口人一套房來計算，城鎮中就算是不計算還在開發的住宅，目前城鎮中已有的住宅，還可以再吸收2.4億人口。
　　還有兩個數據，正在施工的是465,242萬平米，新開工的80,173萬平米。全部建成後，即使再沒有新開工的住宅，按100平米一套計算，正在施工和新開工的住宅供應總量將是5454萬套。如果每家一套房子，那它就過剩，再從農村進來居住3.3億人還夠。這是數據，我覺得得拿數據說話。2013年城鎮住宅市場整體控制率達22.4％，比2011年上升1.8個百分點。據此估算，城鎮地區空置住房約為4898萬套。
　　城市裡的房子是城鎮原居民購買的，基本上與農民無關。農民買不起住宅，不能進城定居的原因，是實際上的土地產權制度，徵地制度，土地財政等等。
　　目前統計7.3億城鎮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5億人口為農民工及家屬人口。從國家統計局的調查看，其中在單位宿舍、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與人合租、獨立租賃的分別是28.6％，11.9％，5.8％，18.5％，18.2％，自己買了房子只有0.9％——100個農民工家庭進來，只有不到一戶在城裡買了房子。
　　還有一個數據，農民工人人均月生活消費支出892元，其中平均453元用於房租，占消費支出的50.78％，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的30％左右。這就說明房東對房客的盤剝還是很厲害的，農民辛辛苦苦打工來了，50％消費是支付房租。

　　城鎮住宅分配不均

　　這是西南財大一個調研：城鎮居民中87％有自己的住房，中國台灣也是這樣。但是城鎮農民中按照統計局的數據，只有0.9％的常住人口有自己的住宅。城鎮居民73111萬，農民工及家庭25000萬，城鎮人口48111萬。城鎮中有自己房子的家庭是1.4億，加上常住農民工，如果3人算一戶的話，城鎮共計有24370萬個家庭。共計10343萬城鎮常住家庭在城市中沒有自己的住宅，城鎮常住居民擁有自己住宅的比率為57.55％。農業轉移進來的常住人口中有自己房子的只有57.55％，加上城裡也沒有房子的加起來，42.45％的城鎮常住人員沒有自己的房子。
　　1.4億個城鎮家庭，平均有2.36套住宅。以後還有獨生子女繼承，使城鎮人口中的住宅的多套和不均問題更加惡化。
　　2013年12月全國住宅銷售面積來看，全國商品住宅均價6237元（疑有誤。每平米？——老高注）。2013年農村人均純收入為8896元，城鎮農民月工資收入為2609元。假定農民工家庭全部轉移入城鎮，按照4人每戶購房，城鎮農民工假定每戶二人工作，供養一老一小，不吃不喝17.53年才能購一套房子。如果城裡居民家庭是兩口子，要買一套房子，要接近10年。也就是說大部分進城農民買不起城市的住宅，他們沒有公積金，住房貸款也很麻煩，也沒有什麼抵押資產。再一個，看病這些要比城裡人貴，沒有社保，還有孩子上學方面。從這些綜合考慮農民幾乎在城裡買不起住宅。
　　城市化率到底會達到多少？我們現在不是期望於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嗎？那麼農民都買不起房子，進來打個工，中老年就回農村了。我們現在城市化的結果是一批又一批的農民工，在青壯年到城鎮中務工，中老年時不得不回到農村，所謂幾億農民人口城市化將帶來巨額的住宅剛性需求，可能不太現實。我估計這是一個泡沫，從現在這個購買力，現有這個土地政策，房價等等來看基本上是一個烏托邦，最終會化成泡影。
　　現在老一代的農民工，錢存起來主要是為了孩子到城裡上學，除了自己基本生活費用以外，一個家裡看看能不能把房子收拾收拾，剩下的就是自己子女到大學和中學、高中的上學支出，實際這個消費沒有在農村，實際轉移到城市了。
　　老年農民積蓄已經不多，甚至可能是負債，在農村中老年人體力衰竭，收入相當微薄，而政府的保障水平又很低，其消費水平要遠遠低於城鎮中的老年人。
　　中國農民工原來叫年度之間流動，現在變成了青年到老年的循環流動，青年從農村跑出來了，老年不得不又跑回到自己的村子和住宅，享受不了城市的文明，因為這一塊的塌陷非常大的，比如城裡的老年人消費額算100％的話，我估計農村這些老年人消費額也就相當於城裡老年人的20％或者30％。就是說本來這些人應該到城裡100％消費，現在老了要回農村去，回去沒有那麼多收入，最後他的消費只是城裡老年人的1/5，1/4，頂多1/3，消費額是一個巨大塌陷區，在未來的農村有幾億人口的塌陷區。增長的陷阱就是說一個是人口增長引起他消費的下降，再一個老年又回農村導致消費的塌陷。
　　我正在做一些模型，數據的驗證正在做，做一篇學術論文發表，但是我覺得我應當把我的一些思路今天講出來，我覺得我這個圖是最關鍵的，塌陷機理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人口增長和流動有自己的自動調節的機制，但是，我們又加了政府強力干預。
　　一是對人口的增長和年齡結構發生的作用，與韓國、中國台灣相比急劇下降。我們現在很多老年人在城市裡，現在這些老年人在農村里，他永遠回不到城市了，老死鄉村，至多在鎮上，縣城裡，形成了老年巨額人口的回流和塌陷。
　　二是對人口的城鄉流動進行了管制，先是無法順利進來，後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財政導致的收入低下和高房價，使其沒有能力進來。農民的手裡沒有多少錢，沒有買房的能力，沒有創業的能力。但是政府把這個地又搞成這樣高的價格，最後他根本買不起。至多有的農民，到建制鎮或者縣城買房。這就這樣的農民工人口，比例可能也不高，在20％左右。
　　青年出來，中老年回去，年度的鐘擺式流動，成了青年到老年在城鄉之間的鐘擺式流動。留守兒童到20歲左右全跑出來，到50歲、60歲沒有房子大部分又得回去，這是中國特有的城市化。像印度、拉美是貧民窟的城市化。韓國和日本、中國台灣平均分配了土地，農民有比較好的收入，它可以做買賣，辦個小餐館、小加工廠、小酒店，有收入以後他到城裡可以買房子，或者他的地賣了以後足夠買房子。我們的農民現在買不起房子，土地財產權制度、徵地制度、賣地制度、土地財政、高房價等等使農民根本買不起房子，至多有一小部分買鎮上的房子。
　　經濟學上的一個政策含義是什麼呢？就是第一階段，人口的增長率從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轉到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第二階段，人口高增長率或者叫人口爆炸；第三階段，從工業化、城鎮化自然過渡到低生育率，低人口增長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長率，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它有內在的調節機制，就是人口的撫養成本以及職場的競爭等等這些機制來調節。你想生5個孩子，養不起了，最後一想，一核算，養兩個吧，有的也不結婚了，或者是30歲才生孩子，加上現在的環境污染，有許多想生都生不出來的人群。自然規律是非常厲害的，如果發展過程中政府強加了一個強制措施使它下滑，它在高增長階段下滑速度非常厲害。我覺得這個就是解釋了為什麼，林毅夫也奇怪，常住人口才50％多，真正的城市化才30％多，根本就沒有象台灣和韓國達到80％，怎麼高增長就結束了？而且劉世錦那個說法，如果按照韓國、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城市化比較，說法也是講不通的，但是經濟高速增長它比台灣和韓國短了10到14年，但是真的就提前結束了。
　　城裡的人可能買了兩三套房子，但農民沒進來，我覺得就是這個原因。現在農民能進來嗎？大部分還是進不來。現有土地政策，房價政策，戶籍政策，社保政策，主要是房子和戶籍政策。想讓農民買房，首先要保證他有錢，第二要保證他可以隨便買房子，其他象孩子教育之類的以後再說，但是這兩個門檻他進不來，哪裡來的工業化？我覺得中斷主要是發生在這兒。為什麼李嘉誠撤退了，現在房子過剩了。我覺得現在有一些媒體說，房屋信貸政策放寬後，銷量會爆發式增長，房價還會上升，我認為是不靠譜。巨額的過剩數字，農民買不起房的數字在那兒擺着呢，怎麼能夠漲起來呢？還得收房產稅，怎麼可以漲起來呢？
　　比如外國人如果炒中國的房子可以漲起來，李嘉誠這種人都撤退了，肯定是算過。我希望把今天的這個數字能夠發表出來。我今天第一次把這個觀點說出來，我覺得這是非常重大的一個事兒。
　　我這個研究的政策含義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說人口增長和流動過去非得要管的這種政策，已經造成經濟增長的下行，目前已經回天無力了。這是一種災難。就是說現在即使告訴所有的人——你們隨便生吧，計劃生育不搞了。第一生不生，這是一個問題；第二能不能生出來；第三即使生了，眼前只是增加奶粉、婦幼醫院這些需求，其他需求沒有。等他工作是20歲了，20年這個勞動力供給啟動，勞動力年輕化得20到40年以後，勞動力供給推動經濟發展。即使明天全部放開也得20年以後，想要勞動力推動經濟增長20年以後才能發生作用。等他開始買房子，還得最少35到45年以後。
　　我建立了一些模型，包括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包括人口流動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有一個博士生，正在填數據進行計算。如果這個驗證確實是對的，因人口多和不讓人口遷移實行的人口管制，導致的經濟增長下行這一因果趨勢已經回天無力了。還想用城鎮化促進經濟增長速度，我分析了一遍，結論是作用已經不大了，我很悲觀。這是一個已經無法改變的結果。
　　第二是在中國，我覺得我們這麼些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包括我在內，幾十年前沒有給中央一個正確的政策研究，數據的模擬，特別把人口下行對經濟有什麼影響這類的問題講清楚。我們這些人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是失職。計劃生育是1970年開始，1982年進入憲法，1992年人口生育率降到了非常低但還實行計劃生育法。而對人口流動的管制，至今，還沒有徹底的放開。說明我們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在工作上對整個民族都是不負責任的。因為當時想平衡人口、就業、資源、生態環境等關係，沒有考慮到未來的人口增長自動下降規律，沒有考慮到農村會發生如此大的消費塌陷，所以我們走錯了路。
　　研究這一內在問題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告訴現在發展中國家一定不能再重蹈中國這種錯誤，否則會遭到客觀經濟規律的報復。

　　怎麼補救這個失誤呢？
　　第一個補救：為了民族長遠的利益，不至於最長遠看民族消亡，儘快放開人口的計劃生育管制，可能還要變為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儘快改革農村土地制度，讓農民有財產性收益；發展城鎮和小城市，嚴密控制這些地方的地價和房價，不使農民工收入和房價比扭曲，鼓勵農民到集鎮和縣城買房。
　　第二個補救辦法：鼓勵創業發展小企業，我們現在人口政策造成了農村人口未強先衰，未富先老和消費在農村中的塌陷，其所決定的增長下行在很大程度上結果會是無力回天。
　　增長的動力是什麼呢，通過體制改革，鼓勵創業，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擴大“居民收入—支出—消費”流程的流量。
　　最近講的這些草根創業，改革工商體制這些，政策上減稅費、減審批、制度創新的供給政策。必須改善流程，改善居民收入支出這個流程。
　　第三個補救辦法：教育、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創新戰略。科技、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質，增加人力資本，對經濟支撐力這一塊提高人口素質，鼓勵人力資本回流國內，我覺得非常重要。再一個就是創新，特別是顛覆性的技術，可能會平衡人口下行、老化和城鄉結構紊亂的現有結構。這個人身體不行了，或者是體弱多病，怎麼給你弄點營養，增強你的體力，科技創新實際起這個作用，只能用這個補救。互聯網、能源、淡水技術等等方面有重大突破，來推動經濟增長。
　　第四個補救辦法：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戰略。除了從製造業大國轉向製造業強國外，堵住漏逃、防止擠出。我們江浙這一帶的私營企業家70％多都移民了，自己移民，產業移出，資金轉走。很多是在國外投資超市，加油站，餐館，中國的錢出去投資這些和中國產業經濟一點關聯沒有，對中國增長一點作用沒有。澳大利亞又對中國人到澳大利亞投資放寬政策了，這些投資出去對中國經濟增長有什麼用？沒有用而且是大量的資金流出。我們統計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要遠小於實際中國對外經濟投資，因為好多投資從地下錢莊走，沒有從統計上來的那個渠道走，如果那個錢拿到中國投資，你會怎麼樣？防止擠出，就是說國內理論和政策一定要穩，這些民營企業家要安心，它要是有剝削，或者是黑煤窯、黑磚廠，按照法律解決它。你不能說它是私營企業搞剝削或者是私有化的後果就不行，最後私營企業家、產業和資金都跑到國外了，跑了對你沒有什麼好處？我們能不能停止無謂的一些爭論，讓這些企業家們安心在中國投資，把錢留在中國消費，留在中國投資，不要無產業和利潤回流關聯地轉移到國外。能不能有這麼一個理論或者是學術，或者是輿論氛圍。為什麼天天講那些東西呢？你還是嫌錢走的不多嗎？我覺得不對的，比如他剝削的非常重，用童工，你用法治渠道去管他，他如果賺了錢，他壟斷了，欺詐了，按法律進行管理，他剝削很厲害，按照這個來管理，最低工資制等等，不能按照階級、私有化這些理念來處理問題，否則他就逃了，這種情況太多了。我們從經濟運行這一塊着急，我們研究經濟的人對這個事兒很着急，每一次理論爭論逃走一批資金。

　　平衡貿易

　　我們現在教育，大概每年出去那麼多人，留學，每年進來留學多少人，我覺得這中間有一個巨大的差額，教育這一塊在國外消費、還有旅遊，每年一千多億在外面旅遊，進國內來的現在每年還下降，服務貿易逆差很大。為什麼政府要把景區圈起來收門票，而且門票越來越高，花樣越來越多？人家在中國旅遊還不如到國外旅遊，成本低，看的還多，還便宜。能不能國家管一下，讓我們中國這麼多遊客能不能不都跑到國外去旅遊呢。食品安全，還有人造景點能不能管一下，老外到這兒來，也要看文化傳統，空氣好一點他才能進來。能不能把教育體制改一下？如果教育能夠改一下，能不能吸引更多老外到中國教育和消費，而且如果我們的居民在中國享受高等教育和美國或者是其他國家差不多，就不會往外面跑了？能不能想點辦法？教育和旅遊消費出去和進來極不平衡。這都是影響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

　　貿易、產業、貨幣、跨國公司四位一體走出去

　　走出去一個加油站有什麼用？要貿易、產業走出去，跨國公司走出去，貨幣要走出去，要有一個大的戰略來拉動，通過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拉動經濟的增長速度。
　　我想我的研究總的來說是這樣的結論，如果我們不放開生育和流動管制，沒有體制改革，不鼓勵創業，不增加中等收入人數，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居民的消費不能替代三公消費，我們的增長就徹底沒有了希望。投資也得頂起來，你得把審批改一改，稅費減少一些。現在企業也不敢投了，銀行也不敢貸了。國有企業中那麼多資產就業了才1900多萬人，占全部城鎮就業的才0.59％。能不能讓民營企業社會投資，再有基礎設施用公私合夥的辦法，財政部已經有了一個方案。關鍵是改體制，讓民間投資和民間消費要頂起來，頂起來就是政府要少審批，少收錢，放寬。
　　一定要在科技創新上面有點辦法，有點戰略。保護知識產權或者提高科研人員收入都行，別搞有一個創新就鎖在柜子裡，能不能把創新拿出來產業化、市場化，肯定有研發人員研發出來，經濟效益到底是國家的？還是學校的？還是他的？怎麼分配得有一個辦法，才能建設創新型國家。人口這麼一折騰，最後折騰的經濟增長動力沒有了，我們用經濟創新的辦法把它頂起來，再來一個更高層次的開放。食品貿易，雖然我們轉型以後還能上去，但是要用更廣闊的眼光看，第一是要把漏掉的貿易逆差堵死。再一個貿易、產業、跨國公司、貨幣四位一體走出去。我們要有我們的跨國公司，我們人民幣要走出去，用這個辦法提升經濟增長。上述四個補救措施方面都搞好了，我們可以把我們造成那麼大的失誤引起的經濟下行給彌補回來。
　　非常感謝天和智庫學術沙龍以及天和“全媒體”平台的邀請，我今天就講這麼多，我今天是第一次講這個看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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