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中國知識界，不讀文獻，不研究各國歷史，不體察具體現實，也不做深入思考，僅憑一腔民主熱望，就信口開河並且急於建功立業的人實在是太多了！這些毛病不改，勢必事與願違，勢必誤導民眾、闖下大禍，更增加民主化的難度


　　老高按：上個星期我轉發了“六四”四君子之一周舵新出版的《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明鏡出版社）中的一篇文章《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受到網友重視，討論十分熱烈，尤其令我高興的是，討論發言的諸位都是以理性的態度參與，專注於論題本身的是非進行探討，沒有重演過去有些類似話題討論演變成人身攻擊和大爆粗口。要感謝參與討論的漁陽山人、盲從、sparker、阿妞不牛、gmuoruo、fangbin、月光無言、白草等等諸位！其中有幾位如阿妞不牛、sparker，前後寫下多段、上千言的看法，真知灼見閃爍其中，真是讓我受益匪淺！
　　這裡我再發上周舵這本書裡另一篇文章《自由與民主的複雜關係》，我感覺，這篇文章可能引起更多的爭論，不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可能對其中的某些觀點接受不了。
　　周舵此文雖然也不短，但我感覺，還沒有透徹地說清楚“自由與民主的複雜關係”。但其中有幾個重要觀點（未必是他的首創，但至少是為如今人們所忽視的）值得人們關注和探討。例如：
　　▲自由與民主到底是什麼關係；
　　▲民主應該區分“民粹民主”和“自由民主”，前者不足取，我們追求的是後者；
　　▲要警惕多數人（“少數服從多數”）的暴政；
　　▲我們應從“誰統治”（君主、黨主或民主），轉向“如何統治”，無非是兩大問題：第一，有秩序還是無秩序？第二，是“自由秩序”，還是“專制秩序”？
　　▲民主需要一定的條件，不具備必要條件，勢必導致災難——自由民主不分，必導致無窮無盡五花八門亂局。
　　…………
　　周舵這本文集中，還有些文章我覺得很有意思，例如《圍堵民粹，升級民主》《什麼樣的民主才是好東西》《什麼樣的平等才是好東西》《共產主義：理想，還是幻想？》《中產階級的神話應該終結了》……等等。今後有機會再來介紹，等不及的朋友就請去購買。
　　前幾天見到衝破中國官方阻撓重回美國的閻淮（《進出中組部》的作者、今年聲援許章潤行動的發起者之一），席間也談起周舵，他對周舵的看法有所保留。這很自然，周舵的看法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討論，就達到我轉發推薦的目的了！


　　自由與民主的複雜關係

　　周舵，《中國密報》月刊，原載《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明鏡出版)

　　《中國密報》編輯按：本文選自周舵《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明鏡出版社），經授權刊出。
　　周舵，1947年3月6日生於喜馬拉雅山印度一側噶倫堡。197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于光遠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曾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從事國家重點課題研究並擔任所長費孝通的助手。1988年到北京四通集團，主管綜合計劃部，兼管公關部。1989年6月2日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門廣場絕食，6月4日凌晨與戒嚴部隊談判，成功動員組織廣場學生和市民和平撤離，“六四”後一度被“收容審查”。1992年底赴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1994年初回國，發起救助農村貧困教師的“燭光工程”。現正從事“中國民主化的漸進道路”課題研究。
　　《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是作者2009年至今重要文章的合集，共37篇。

　　　　　　周舵《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明鏡出版社）

　　澄清民主基本概念

　　中共十八大報告以24個字概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其中包括“和諧”。對於和諧，一個普遍的誤解是，“核心價值”——眾所公認的那些“好東西”、人們普遍追求的價值目標——是一個協調一致的整體，通過社會的不斷進步，它們早晚可以完全徹底實現。人間天堂的烏托邦夢想，就是建立在這個巨大誤解之上。然而人間的無情現實告訴我們，各種價值目標之間——經濟上的競爭和平等，社會上的秩序與活力，政治上的自由與民主，等等——存在着永遠不可能消除的矛盾衝突（以賽亞•伯林對此有專文論述），我們能做到的，僅僅是依照具體情況作出諸價值目標的優先排序，然後設法達到暫時性的多目標綜合平衡；“和諧”無非就是這個暫時的平衡。
　　我們對此不可不察。事實上自由和民主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兩者之間存在着不可能徹底消除的矛盾衝突；同時，民主\專制的對立二分也不能成立：民主的對立面是一人統治和少數人統治，專制的對立面是自由。
　　我們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梳理清楚，否則，概念混亂必致思想混亂，思想混亂的結果只能是行為大亂、事與願違。

　　1，民主與共和

　　“民主”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說，都是一個大家族，民主家族各成員既有共同的家族類似，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其中特別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其中的“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兩個成員。
　　民主的“家族類似”，即一切民主共同的本質屬性，是“人民的統治”。這也是所謂“字義民主”（見薩托利《民主新論》），或者說是“純民主”、“起源民主”、“民主本義”。一定要特別留意：這可不是“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混合成為一體的“混合制度”——僅僅是自由民主當中的民主成分。
　　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定義模糊不清，因此一旦付諸實踐，就會導致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馳的結果，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就是其集中體現。
　　首先，“人民的統治”當中的人民是指國民全體（包括“罪大惡極的罪犯”在內），還是指一部分人（通常是指“多數人”，而實踐中多數人就是社會較低階層的“窮人”或“勞動人民”即體力勞動者）？由此產生兩種差別巨大的政體：主張全體國民的統治，是所謂“共和”；主張多數人統治的，是“民主”。這個重大區別不是理論虛構，是從古希臘城邦就實際存在的客觀事實，只不過古代希臘還沒有“共和”這個說法，那是從“羅馬共和”才有的。
　　還要注意“國民”和“公民”的區別。即使是在最民主的雅典城邦，這“多數人統治”的“多數人”也僅僅是全體“公民”中的多數，不是全體“國民”的多數，而享有政治權利的“公民”只是自由民中的成年男性，他們在十幾萬國民當中大約只有幾千人而已，“國民”中的奴隸、婦女、外邦移民和未成年人都不是公民，所以，如果從全體國民的角度看，雅典城邦民主的“多數人的統治”毫無疑問僅僅是“極少數人的統治”。
　　亞里斯多德對多達156種希臘政體做了嘆為觀止的詳盡案例研究，他的政治學理論就是建立在這個研究之上。亞氏《政治學》裡面相當於“共和”的政體，漢語也翻譯成“溫和民主”，指的是多數人實際掌權、但這多數人的統治是為城邦全體國民的公益（全體人民的“民意”）而實行的、在正義良法約束之下的統治。相對照的是“極端民主”，是指多數人按照自己的私利（多數人的“民意”）、不受正義良法約束的統治。亞氏認為，溫和民主是正統、合法的多數人統治，而極端民主是敗壞、非法的多數人統治，即多數人的專制、多數人暴政；極端民主是溫和民主腐化之後的“變態政體”。溫和民主後世就稱之為“共和”，極端民主直到近代之前，都直截了當稱之為“民主”，受此之累，法國大革命之前，“民主”的名聲向來不甚佳。
　　亞氏的政治學理論使用的是按照兩大標準區分的政體六分，這兩大標準，一個是“誰統治”：一個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一人統治就是君主制或獨裁制，少數人統治就是貴族制或寡頭制，多數人統治就是上述共和制或民主制。在古代希臘是沒有間接統治即代議制概念的，“統治”就是直接參與政治，這個意義上的“全體國民的統治”顯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比如，幾乎沒有人會主張兒童也參與“統治”），在希臘城邦，實踐中只能是將統治權交由部分人行使，而“部分人”無非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者多數人三種情況。
　　另一個標準是“如何統治”：是依照全體國民的公益、在正義良法之下的統治，還是只照顧統治者自己的私利、不受正義良法約束的統治？前者是“正統”即合法政體，後者是“變態”即敗壞的非法政體。兩大標準合用，就區分出六種政體：正統的一人統治是君主制，敗壞的一人統治是獨裁制；正統的少數人統治是貴族制，敗壞的少數人統治是寡頭制；正統的多數人統治是共和制，敗壞的多數人統治是民主制。
　　亞氏的這個政體六分法，至今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政體（政治制度、政制）分類基礎理論，只不過由於時代的變遷，為概念清晰起見，我們現在把“共和”制（即“溫和民主”制。實際上亞氏對此有多種名稱，本文無法細述）稱為“自由民主”，把亞氏的“民主”制（“極端民主”制）稱為“民粹民主”。

　　“尊重”從何談起？

　　比較一下當代自由民主的通俗表述“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不難看出它比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水準低了很多。第一，少數永遠要服從多數嗎？如果不是，那麼什麼時候應該服從，什麼時候不該服從？第二，“多數尊重少數”，服從之後還能有尊重嗎？我一切都要服從你，“尊重”從何談起？你就是擺出一副高姿態，聽聽我的不同意見，然後就要我服從你，如此而已嗎？第三，說到底，少數憑什麼要服從多數，是多數人永遠更正確，還是永遠更正義？根據何在？誰給我們論證過其中的道理？
　　非常奇怪，為數眾多的民主派好像從來沒有、也不屑於深思這些問題，只是人云亦云，像和尚念經一樣簡單重複“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這句教條。
　　特別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是，為什麼古希臘的溫和民主即“共和”會敗壞，成為多數人只顧多數人自身私利，不依照正義良法而治的極端民主？這不僅僅是古代民主才存在的問題，相反，是民主的永恆問題，民主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
　　最根本的原因是，古希臘城邦民主的制度設置非常粗陋，它是直接民主，是公民大會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直接作出一切政治決定，既沒有設置對一時一地的多數人意志的制度約束，也不存在“一切政治權力如果不受監督約束，就必定導致專制”的近代自由憲政理念和政治文化。權力約束方面的論述現在很多了，已經成為我國各界精英的共識，這是我們國家政治思想理論的巨大進步，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民主觀念和理論卻恰恰是民粹民主那一套，即從古希臘城邦的極端民主到“巴黎公社式民主”那一套。按照這樣的思想認知去推進民主，當然只能是一團糟並且事與願違。
　　在亞氏生活的時代，以雅典為典範的城邦民主早已崩壞，它為何“變態”，正是亞氏政治學研究的重點之一。限於時代條件，他不可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但是，他的研究影響了隨後的羅馬共和。經過近500年的漫長實踐，羅馬共和發展出一整套相當複雜的混合政治制度，簡單說來，它是代表貴族的元老院和代表平民的公民大會的混合——羅馬共和的正式名稱就叫作“元老院和羅馬人民”；其中元老院的權力更大，若照亞氏的理論，應該是“貴族共和”（反過來，如果平民權力居優，就是“民主共和”）。西塞羅和波利比烏斯等思想家把羅馬共和理想化，認為“共和”就是亞氏所說的三種“正統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和溫和民主制各自優點的混合，它是現實可行的“現實最優混合政體”。
　　18世紀美國制憲先賢制定美國憲法，所尊奉的思想理論不是希臘民主，是羅馬共和，美國民主也因此成為當代自由民主的首創和典範。按照制憲國父的制度設計，美國總統是君主製成分，參議院是貴族製成分，眾議院則是民主製成分，恰恰就是亞氏三種“正統政體”的混合。
　　全世界的極左派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英美自由民主（美國民主無非是對英國憲政的繼承和發展）的攻擊詆毀，原因首先在於，他們心目中的“民主”，是截然不同的，從雅典城邦、到1871年巴黎公社、到馬克思列寧的民粹民主！這條“壞民主”的歷史演進路徑，對不起了，我要冒昧地說，絕大多數西方人是心中無數的，因為他們認為民主只有一家，就是自由民主，又把民主神聖化，所以他們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也有他們自成體系的民主理論——一種徹底排除個體自由，與法治、憲政、人權格格不入的，反自由的另類民主。
　　民粹民主從人性認知上說，是極度樂觀的人性善、尤其是“多數人”即底層民眾的人性善；從政治權力行使角度說，它主張多數人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約束的統治權（即人民主權）；從具體決策方面說，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
　　“人民的統治”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它只有消極（即否定性）意義：它只不過是說，民主不能是一人統治或少數人統治，凡是一人或少數人統治的政體都不能叫作民主。因此，民主的對立面不是專制，是一人統治和少數人統治，僅此而已（詳見下文）。再深究下去，“人民的統治”就變得漏洞百出、莫衷一是，因為，它對“人民如何統治”未置一詞，而如何統治才是“統治”即政治的要害。

　　自由不是隨心所欲

　　在廣土眾民的現代國家，“人民”不管是指全體還是多數，事實上都無法“統治”，一切有效“統治”即國家治理總歸是由極少數人組成的政府實施的。如果考慮到“統治”的品質，特別是對個人自由即人權的保障，那麼全體人民或多數人親自治理在任何時間地點都不可行——哪怕是以最發達的電子信息技術為手段。古希臘式的直接民主不過是左派書呆子完全脫離實際的集體主義、教條主義烏托邦幻夢。於是，“如何統治”的問題，就等同於“如何組織政府”的問題，其核心，就是“自由與專制”問題。
　　再多說一句：儘管“人民主權”經常被理解成和“人民的統治”同義，實際上卻不是一回事。問題出在“主權”這個概念上。它是一位名叫讓•博丹（Jean Bodin）的法國人首倡的，其目的很明確：主張君主主權，為當時歐洲正在興起的王權專制辯護。反對君主主權的人則針鋒相對，主張議會主權或人民主權；但不管哪種“主權”，都是如盧梭所說的“至高無上、不受任何約束、不可分割的統治權力”。人民（實際上是多數人）至高無上、不受任何約束、不可分割的統治權力，和美國憲政所奠定的分權制衡、不允許任何絕對權力存在的自由民主權力觀格格不入，因此非常清楚，所謂“人民主權”，就是不折不扣的民粹民主的權力觀，它只在歷史上有其反對君主專制的、片面的否定性意義，不能作為當今現實中的自由民主的主導原則。

　　2，自由與專制

　　“如何統治”的問題，核心就是自由與專制的問題。專制的對立面是自由，不是民主，理由是：第一，民主是“誰統治”（“誰作主”）問題，即多數人統治；專制或自由是“如何統治”問題：凡是權力絕對集中於一人、少數人或多數人，不受正義良法和其它制度約束的統治就都是專制，所以，“專制”包括獨裁制、寡頭制和極端民主（民粹民主）制三種。而“自由”簡單說就是法治、憲政和人權保障；法治、憲政、人權保障之下的多數人意志、多數人決策，就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是自由加民主，是自由與民主的混合，一種包含內在矛盾衝突，很複雜，很麻煩，很難伺候，易於敗壞而難於維護的混合制度。
　　自由民主的“自由”不是泛泛而論、憑空玄想的，隨心所欲、不受束縛的所謂法國“解放”式自由，不受任何公認規則約束的孤獨野獸式自由——依照存在主義極左“大師”薩特（Sartre）的經典表述“他人就是地獄”，有他人存在就要受規則約束，就沒有了自由（中國知識份子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薩特終身都是一位堅定的“毛粉”，文革的熱烈歌頌者）；而是指人際關係、特別是指政治領域的自由，即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把來自他人、尤其是來自政府的強制降低到最小限度。這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自由觀，首先肯定人類是群體性動物，文明就是由群體生活中產生，因此來自他人的強制是沒法避免的，自由永遠要受約束；第二，所謂自由，無非是想辦法把這些強制儘可能減小，自由政體就是比專制政體的自由度大、大得多的政體；自由與專制，兩者之間是一個連續變化的所謂“連續統”，不是黑白二分的。
　　從人性認知上說，自由主義強調人性惡；從政治權力行使角度說，它主張不能允許任何絕對的、不受監督約束的至上權力——無論這權力是由一人、少數人或多數人行使，而這當然是來自人性惡假設：任何人、包括多數人一旦掌握上述絕對權力，就勢必走向專制；在具體決策領域，自由主義主張全體一致同意，反對少數服從多數。至於“全體一致同意”如果達不成怎麼辦？那確實是非常難辦的複雜問題，需要想很多辦法，自由民主也因此麻煩多多。篇幅所限，恕本文無法詳論（請參看本書中拙作《什麼樣的民主才是好東西》）。
　　“把來自他人、尤其是來自政府的強制降低到最小限度”，靠的是法治、憲政，而自由民主的“自由”，其核心就是憲政所本的最高法——憲法的權利清單所開列的（但不限於）那些“個人自由權利”即人權。
　　從歷史上看，人權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其中第二代人權是“平等的政治權利”，而這就是自由主義視角、也可以說是“如何統治”視角的民主權利，其主要體現就是普選制。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少數服從多數”顯然是不相容的——只要有服從關係，就沒有平等；因此，只要存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所謂“民主決策”、民主選舉，自由就會受損，而現實世界當中又不得不使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這就充分體現出自由民主的內在衝突，許多國家的民主運行不良（最近的案例如泰國，如埃及），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民粹民主雖然確實是民主（多數人統治），然而一旦付諸實踐，幾乎必不可免地要麼變成無政府狀態（比如文革中的“群眾專政”），要麼成為獨裁制或寡頭制。因此，民主可能本身就是專制，即多數人專制、多數暴政——如果沒有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即沒有自由的話，民主就會變成專制。

　　先自由後民主

　　要保證民主不至於“變態”、腐化成為極端民主、民粹民主，最關鍵的是要建立有效的限權制度——限制黨權、政府權力和其它一切政治權力，包括多數人的權力（左派認為還應該限制金錢和一切強勢群體的權力）；而這又包括“有限政府”和“有限政治”兩方面。有限政府、分權制衡大家講得很多了，我這裡只提一下經常被忽視的有限政治。
　　民粹民主“很簡單，小學生都會”（延安的“豆選”文盲都會！），就是選舉即普選制，“全體選民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但自由民主不是這麼一回事，它不僅僅是選舉，更不能是不受約束限制的“少數服從多數”。自由民主是相當複雜的制度建構，其中就包括很多非選舉的、甚至可以說是刻意限制選舉結果之影響的制度設計，比如獨立司法就幾乎和選民的直接選舉毫不相關（“司法民主化”是錯的！）。美國州法院法官有選舉產生的，但他們判案卻並不遵從選民的意志，只服從法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總統任命、參議院批準的，而且是終身制，其制度設計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要讓它和當下某時某地的選民意志儘可能隔離。大法官也得食人間煙火，也免不了有自身的價值立場，但他們判案必須嚴格遵照法律——而恰恰是這個獨立司法正義性的最基本要件，是需要許多制度硬規則之外的軟體、軟環境，所謂“文化”基礎的，包括法治憲政的深厚歷史傳統，法律共同體的高素養、職業規範和榮譽感，整個社會對法治以及法律界人士的高度尊崇，等等，這些都不是三朝兩晚就能創建的，法治的建立必定是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
　　法治、憲政所本的“正義良法”當然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否則就不是正義良法，但這“人民利益”或“民意”是世世代代全體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而不是某次選舉中的多數民意、即部分人一時一地的眼前利益。至於正義良法從何而來，這裡也無法詳述，只能簡單說，正義良法就是自由憲政所本的最高法——憲法，其“正義”的核心是對人權的堅實保障，它是經過人類多元文明無數世代的制度競爭，到近代才顯示出明顯競爭優勢的，因而逐漸散播全球，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採納。正義良法是複雜、漫長的歷史演進的結果，不是如法國啟蒙運動哲人以為的那樣，靠理性推理出來的；更不能是如法律實證主義認為的那樣，什麼“統治階級主觀意志的體現”。
　　除了有限政府，即政治權力的分權制衡之外，還有若乾重要領域（共五個領域），都是必須放在民主選舉之外的，這樣才會有“有限政治”：
　　1、人權。必須把人權放置在任何政治決策、包括民主決策之外，不但不允許政府侵入，也不允許民主政治侵入。人權和“少數服從多數”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2、獨立司法。同樣，必須把司法放在任何政治決策、包括民主決策之外，不允許政府（指行政和立法部門）及民主決策侵入。司法是專門化、職業化的法律人士的職責範圍，獨立司法深厚傳統在法律專業人士中間的悠久傳承、持續改進，是司法公正性的根本保證。
　　3、公務員制度。執政黨只能任命部長以上的政務官，局長以下的事務官、一般公務員，包括軍隊和警察，除少數高層政務官之外都應該是政治中立的，他們都應當經過資格考試終生聘用，不受政治干預。任何政治決策一經合法作出，他們就要照章執行，但政治決策本身與他們的職業行為無關。政務官和事務官之間的關係，類似董事會和總經理及其管理團隊的關係。
　　4、公民社會。公共事務應儘可能交由公民自發自願的公益組織、民間社團辦理，無需政府插手，當然也和國家層面的民主決策無關。至於這些組織、社團內部如何管理，是民主管理還是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只要不違法，那都是他們自己的事，外人無權過問。
　　5、市場經濟。除必要的宏觀調控和收入再分配之外，只要不違法，政府也好，民主也好，都無權過問市場經濟當中各當事人的活動。這在今天已經無需多說了。

　　這樣解決“如何統治”的問題，“全體人民的長期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就得到了切實保證，“誰統治”就相對變得不重要了，國家因此而得以長治久安。也就是說，我們的眼界應該從“誰統治”：君主、黨主或民主，轉向“如何統治”，而“如何統治”無非就是兩大問題：第一，是有效治理，還是無政府亂象（即有秩序還是無秩序）？第二，是“自由秩序”，還是“專制秩序”？
　　對照之下，民粹民主不但沒有有限政府概念，也沒有有限政治概念。民粹民主繼承古代希臘城邦民主和近代“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傳統，不承認個人自由權利、私域（私人生活）的價值，主張公民應該全身心地投入、無私地奉獻給城邦或共和國的公共政治。其實，這隻有在戰時狀態下才可能維持，一旦進入和平時期，這種集體奉獻價值觀勢必瓦解。自由民主理論的研究則認為，選民一定程度的政治消極對於民主制度的穩定具有正面功能；民粹民主則相反，把民主政治和民主選舉等同，再把民主選舉絕對化、神聖化，鼓勵政治狂熱，“政治掛帥”、民主淹沒一切，所謂“完全徹底的真民主”，這被某些西方學者（如喬凡尼•薩托利）稱之為“政治肥腫症”，其惡果，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我們應該並不陌生。
　　縱觀歷史，民主從古希臘就有了，自由憲政則是近代現象，它從英國發源，傳播到美國和其它英國殖民地，歷經近兩百年的演化，才成為今天遍及全球的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歷史演進給我們許多啟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先自由後民主”——先由少數人自上而下建立憲政、法治、人權保障的堅實基礎（比如，先實行議會民主和黨內民主），然後，隨着各方麵條件的逐步成熟，再推行民主化。當然，自由和民主不是截然劃分的，沒有自由憲政時期的民主實踐，民主化也無從談起，但這個民主實踐應該是先從低層次開始，逐漸向上遞進，而不是一下子就實行普選制。

　　僅推崇民主是不夠的

　　自由憲政什麼時候開始都不嫌早——英國憲政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至1215年的《大憲章》，但那無關乎“國民”，那是貴族、王權、基督教會，後來又加進城市中產階級，這幾大社會力量反覆博弈的結果，其中涉及到的“素質”（起初並非什麼“國民素質”，僅僅是“精英素質”），包括：
　　古代希臘的城邦民主、理性哲學、邏輯數學、自然科學傳統；羅馬的自然法原理（法律、“規律”不是人訂立的，是神的律令在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中的體現，人只能發現並服從它），和分權制衡的共和混合政制；
　　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神權高於俗權的主張；
　　日爾曼蠻族的部落軍事民主（戰士大會）、自由精神和習慣法（比如“王在法下”）傳統，等等。
　　總之，希臘、羅馬、希伯萊、日爾曼這四種文明因素共同造就了中世紀中後期的封建主義，而恰恰是這個封建，成為英國自由憲政之母。這哪是“國民素質”一句囫圇語所能概括的？
　　而民主則是另一回事，民主確實需要一定的、被誤解為“國民素質”的條件，它集中體現於所謂“公民文化”，這些條件是否具備，需要通過踏實細緻的專門研究才能得出結論。無論如何，沒有自由憲政的堅實基礎，不顧主客觀條件急於推進民主化，不會有好結果。——幸福的民主都相似，都是先自由後民主的產物；不幸的民主各有各的不幸，大體都是自由民主不分，才導致無窮無盡、五花八門的亂局。
　　真遺憾，不客氣地說，在我們中國知識界，不讀文獻，不研究各國歷史，不體察具體現實，也不做深入思考，僅憑一腔民主熱望，就信口開河並且急於建功立業的人實在是有點太多了！這些毛病不改，勢必南轅北轍、事與願違，勢必誤導民眾、闖下大禍。

　　最後，我要對國內常見的幾種模糊論說做一點評論。
　　一，人性善惡是個聚訟紛紜的大問題，這裡只能簡單說一說。
　　1，西方左翼通常主張人性善，認為人做惡事全都由後天環境、社會制度不良所致，而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右翼則相反，更傾向人性惡，人的惡行有其先天根源，私有制不但不是壞事，反倒是個體自由的基本保障——“有恆產者有恆心”，“恆心”就是長期規劃，和“過一天算一天”的短期衝動相反。沒有長期規劃，哪可能有穩定的制度，哪會有什麼“長治久安”？
　　2，當前的主流見解大體是，人性由先天稟賦和後天環境共同決定，而個體的先天稟賦是善惡的混合體，其混合比例參差不齊，所謂“聖賢”無非是善的比例遠大於惡，而“敗類”則是惡遠多於善，沒有一個人是全善或全惡的。
　　3，與自由主義相關的人性假設是人性惡，這只不過是“假設”，不是實然判斷，意思是，我們創設制度必須假定人性是惡的（“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絕對腐化”），這樣才能保證在最壞情況下制度仍然能運轉。因為人性實際上不是全惡，在這種“不是最壞”的情況下制度當然就運轉得更好了。
　　4，共和主義、社群主義不贊成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強調正義良法、權利保障不足以支持自由民主，好政府應該鼓勵人性向善，良治需要公民美德和道德傳統（即人性善）配合。

　　二，所謂“國民素質”問題，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偽論述、偽問題。
　　1，首先，“國民素質”高低如何衡量比較？所有大談國民素質問題的先生們，誰曾給出過評價標準？其次，在任何時間地點都不存在適用於國民全體的什麼“國民素質”，國民永遠是分層次、分為不同群體並且個體差異巨大的，其“素質”五花八門、參差不齊。同理，無論哪裡都沒有什麼全體一致、渾然一體的“人民”或“民意”，只有不同個體、不同群體合成的國民或“人民”混合，以及他們各不相同的意願和利益。使用“人民”、“民意”這類集合名詞時務必首先界定清楚：誰是人民，誰的意願；並且要立足於社會科學的調查統計資料之上，不能凌空蹈虛、泛泛而論。
　　2，政治學當中和所謂“國民素質”有關的研究分支叫作“政治文化研究”，政治文化指的是“與政治制度有效運行所適配的國民信仰、價值觀、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政治參與的態度、知識、經驗和技能等等非制度軟因素”，它要通過政治學的詳盡調查來把握，具體內容本文也無法細述了，有志者不妨細讀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維巴（Sidney Verba）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是否適配，好比鑰匙能不能開鎖，那不是什麼“國民素質高低”問題。鑰匙開不了鎖，是鑰匙“素質”不夠，還是鎖的“素質”低下？誰能說，1215年英國貴族或1787年美國人的“素質”比20世紀中國人還高？為什麼1949年“高素質”的中國人卻反而要走斯大林主義那條路？說句玩笑話：宋徽宗琴棋書畫無所不精，文化素質不可謂不高，但他的民主素質在哪裡？幾乎等於零。
　　3，如本文前面所說，民主、尤其是民粹民主的人性觀不是人性惡，恰好相反，是人性善。人性惡假設是自由主義的制度設計立足點。按照自由主義的人性惡假設，立刻就能推出邏輯推論：就掌管權力而言，任何人——你把他稱之為“國民”也好，“人民”也好，“多數人”也好，“精英”、“先鋒隊”、偉人、領袖或者別的什麼美名也好——都不具備什麼了不起的、夠好的“素質”。說到底，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偉人靠不住，普通人同樣靠不住；知識份子靠不住，無知份子更靠不住；精英靠不住，人民群眾一樣靠不住！西方左派動輒大談“相信人民”，然而很不幸，這恰恰是民粹民主的核心信念。
　　任何人都靠不住，那麼，我們還能依靠什麼呢？
　　我們能夠依靠的，說到底，只有憲政、法治、人權保障，只有在所有這些好東西之上的、能夠有效保護每個人的核心利益的那個正義良法。
　　總括一句話：僅僅推崇民主是遠遠不夠的，還得對自由民主的複雜性、對民主化的難度有切實了解才行。對民主化的難度估計不足，勢必情緒急躁、行為激進，結果是事與願違、敗壞民主，更增加民主化的難度。
　　（寫於2014.2.16，2016.6.13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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