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青史留名？该怎样青史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河南艾滋病爆发，那些发出预警并投入防治的人，才是应该铭刻青史的人！可悲的是他们遭遇了什么？轻的只是被消音不予理会，重的是被压制、被迫害、被打入社会“另册”


　　老高按：在河南以至中国艾滋病血祸醖酿并蔓延之初，有一些善良诚实正直勇敢的学者、大夫，提出预警，尽其所能遏止病魔，许多人的生命因他们得以拯救。他们是永远值得尊敬并记住的人，他们的卓越贡献，将永载史册。
　　河南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刘倩女士著文，推崇他们的贡献，令我动容！
　　他们何以能做到这样？在我看来，一来他们拥有常识、知识和常人理性，能够预见巨大灾祸；二来他们对国对民，有高度的责任感，敢于顶着高压和风险，说出巨大灾祸。
　　中国《汉书·霍光传》说：“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主人设宴感谢救火的人，却没有邀请提醒他把烟囱改建成弯的，把灶旁的柴草搬走的那位“客”。
　　故事中的主人，只是“嘿然不应”而已；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官府对于警示之言，何止是“嘿然不应”置若罔闻？他们哪在乎百姓死活，为保官位，更压制、更迫害这些预警者！我们敬仰救火英雄舍生忘死，难道不更应该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地坚守预防、排查隐患、提出预警的人？！
　　万维博客上曾经有一位“诤友”华山，不断地批评我，其中有一条，是批评我总是在揭中国的疮疤，说“老高的博客”上尽是负面人物（大意，我偷懒未查原文）。我反驳他，并列举“老高的博客”上诸多篇目，为自己评功摆好：推举过、歌颂过多少“中国的脊梁”！在我看来，刘倩此文中介绍到的几位人物：高耀洁、桂希恩、王淑平、孙永德，等等，都无愧是“中国的脊梁”！
　　说到高耀洁，我前不久在“纵览中国”网站读到依娃女士所写的《君子之交淡如花——我和高耀洁老妈妈的花缘》，感人至深！我几乎就要转载推荐，但因为依娃女士也是万维的博客，理应在自己的博客上刊载此文，我不便越俎代庖。依娃此文的链接如下：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410397
　　依娃文中说：“世界上，有一种感情超越生死相许的爱情、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就像我和我的高耀洁老妈妈一样，不是母女，胜似母女。感谢这些凡花俗草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简单、温馨、美丽！”
　　我要对刘倩、并通过她，向其文中所写到的诸位人士，发自内心地说一声：“微斯人，吾谁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他们是抗击艾滋血祸的英雄

　　刘倩，《内幕》月刊91期（2019年7月号）

　　《内幕》编者按：关于河南艾滋病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从2004年夏秋时节开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的身份，有机会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做调研，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也认识了一批防艾第一綫的英雄。本刊开闢“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请作者每月一篇。这是第五篇。

　　河南大批农民献血员艾滋病爆发，拉开了整个中国“艾滋病事件”的帷幕。期间，一些关键人物对河南乃至中国艾滋病局势发生着至关重要作用。这是永远值得尊敬并记住的人。由于他们，许多人的生命得以拯救，他们是善良诚实正直勇敢的人，他们是英雄。他们对中国抗艾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载史册。

　　高耀洁：民间防艾第一人

　　高耀洁在整个中国抗击艾滋的行动中具有旗帜的意义。这面旗帜不单是一个虚指的符号，还成为一个实在的“点”：联络点和据点。无论当年在中国还是之后在美国，几乎所有关注中国艾滋病的人，只要有机会都会去拜望高耀洁，从她那里出发奔向抗艾第一线。

　　　　高耀洁

　　高耀洁是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1996年4月会诊的一名妇科肿瘤患者因输血HIV阳性不治身亡，高耀洁警觉血源性医源性传播艾滋病的危险，从此开始她漫漫“防艾”之路，“以知识和母爱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2004年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
　　2000年10月，高耀洁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罗琳的采访，并帮助罗琳深入到河南省新蔡县艾滋病高发区的东湖村采访，将河南艾滋病疫情公诸于世。高耀洁的呼吁促使河南乃至中国艾滋病疫情公开，从而挽救和延长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是中国官方有人因此指责高耀洁为反华势力所利用，罗琳被宣佈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2001年4月5日，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委员会将Jonathan Mann健康和人权奖授予高耀洁，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表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出席了颁奖典礼并高度评价高耀洁医生的贡献，高耀洁的代表宣读了她的演讲文章《打破艾滋病长城里的沉默》。之后，高耀洁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奖金全部用于抗艾宣传与救助，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
　　虽然2004年央视公开播放了对高耀洁的采访，但是河南当局一直控制媒体对高耀洁的报导。2007年高耀洁获得美国“生命之音奖”，出境领奖再次受到阻挠，并因此被软禁在家中。消息传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生命之音”荣誉主席，美国前第一夫人、时任民主党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特批，高耀洁才得以前往美国参加颁奖典礼，受到极高的礼遇。2007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新发现的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星”。2009年8月，为摆脱严密监控将多年调查收集到的艾滋病资料整理出版“将历史留给后人”，高耀洁隻身出走美国。
　　高耀洁是受到全世界敬仰的抗艾英雄，也是一位优秀的妇科肿瘤专家，行医40年，凭借精湛医术治愈疑难病症挽救垂危病人，在业界享有很高声誉。她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着述甚丰，至今笔耕不辍，共写作出版着作30馀本，代表作是：《艾滋病与性病防治》、《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万封信》、《中国艾滋病调查》、《我的防艾路》、《高洁的灵魂》、《镜头下的真相》、《高耀洁忆往昔》。
　　高耀洁力主血传播是中国艾滋病流行特徵。她认为，艾滋病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问题，抗艾如同林则徐禁烟。在她中国的家里，到处堆放着不断寄往全国各地的“防艾”书籍和资料，书柜里摆放着高耀洁获得的各种国际奖项证书。客厅正中墙壁上的条幅写着清末名医范文甫的名句：“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也是高耀洁一生的写照！

　　本文作者与高耀洁合影。背后条幅为清末名医范文甫的名句：“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

　　我和高耀洁因为河南艾滋病相交相识，从此结下不解之缘。人们更多看到的是高耀洁正义刚强的一面，而我还更切近地看到了她柔情率真的真性情。
　　我们最初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春季。“非典”戒严，路断人稀，难得的清静。郑州升达艺术馆，马云龙先生等几个朋友一起请了高耀洁老师聚谈。坐在我旁边的高老师打开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布包，里面装着几粒水果糖，她取出一粒含在口里，“我低血糖。”她说。
　　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从隐瞒到公开，中国政府超常规的防治策略，使人不由对艾滋病政策的改变也抱有种种充满希望的猜测。传闻卫生部长吴仪（她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刚刚临危兼掌卫生部。——老高注）发话，“非典”之后将开始解决艾滋病问题。朋友们都认为，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有所作为。高老师很希望我能够到河南疫区现场做调查，建议我以她的亲戚的名义住进她在农村的亲戚家。她说：“我看你扮成农村妇女，不用化妆。”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她的建议，并准备付诸行动。但是临行朋友们打电话阻止了我：“情势紧张，无名无姓进艾滋病疫区，真消失了我们连找都没法找，太危险了。”终未成行。那天有人说到当时刚刚发生在省政府门前的自焚事件，高耀洁突然落泪，说道：“他们迫害我不说，还迫害我的孩子——迫害我的小女儿，逼得她失去工作，不得已到国外去讨生活。我想到单位（中医学院）自焚……”老人哭得很伤心。我看到了她坚持正义的刚正绝然，还看到她慈母的柔软的心。
　　随后我去她家中看她，当时高老师还住在经三路那座尚未拆除的旧单元楼房里。她拉着我的手说：今天老头儿不在家，我请你到楼下吃烩面，不知道哪里寄来50元稿费！——高老师揭露艾滋病疫情的文章常常被转载。——那高兴劲儿就像一个小女孩。我们吃完后，高老师用带来的饭盒盛一份带回给老伴，说：“余下的钱先存这儿，下一回我们还来！”高耀洁天性中的率真和真诚袒露无遗。
　　快乐的高耀洁很美。一次我们在出版社的电梯上巧遇，她用刚刚得到的一笔奖金来加印《鲜为人知的故事》，她相信知识的力量，说：知识是防治艾滋病的最佳良药！那是夏天，高耀洁纱衫长裤，一个老旧的布书包斜挎胸前，就像过去年代的女学生。她真的很美。
　　2004年10月我参加省课题组赴艾滋病疫情高发区驻马店做调查。临行前访高耀洁，希望听取她的意见。不料高老师不贊成我参加省里课题组，她的话直截了当：“跟他们一起只有说假话，落一世骂名！”她不相信我能够坚持不说假话只说真话，“跟着他们你能不说假话？不说假话办不成事，他们就是专门说假话的……”高老师也不贊成我去驻马店上蔡：“驻马店已经嚼过几百回了，无脑儿才去上蔡哩！”她建议我去南阳镇平“打黑洞”。“黑洞”，就是政府没承认的艾滋病村。
　　高老师的老伴郭明久大夫是一位很善良的老人。郭老师问我：你有40岁了吧？答：50多了。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告诉了他。郭老师很坚决地跟我说：“那你别插手这事了！她（指他妻子）是疯了，你不要跟她一起发疯。50多岁了，好好等着退休吧！”

　　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大夫2006年4月10日去世。

　　我笑望着他们：“我听谁的？”我知道他们很相爱，郭老师对高老师又担心又无奈，一边说着不赞成的话，一边和她一起用自行车拖了大包小包的防艾资料到邮局去邮寄。
　　一向谦让的郭老师这次抢说：“听我的！她忘了她作过多少难了！”为了说服我，郭老师找出一本书《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向我指看其中一段话：“5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面对全世界新闻媒体赞誉一位中国人：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看到了吧？不要跟她发疯，你跟她不一样！”老人很真诚很急切地跟我说：“她背后有联合国！联合国保护她，联合国派人化妆过来调查情况，通过核实信了老太太，还发了报道。这边一有点什么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会替她说话，现在他们不敢拿她怎么样。你就不同了，你比不了她。你不懂得这事多复杂，他们什么办法都使得出来，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到时候谁帮得了你？太苦了，还会害了孩子！”郭老师很坚决地劝阻我：不要插手艾滋病这件事！
　　但是，我没有听郭老师的劝告，我无法阻止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我请郭老师放心：“我会小心谨慎行事。”我也没有听高耀洁的话，还是参加了课题组，那是我进入现场的机会，我向高老师保证：“只说真话，绝不说假话。”
　　就是在他们家，高耀洁说：“你54岁，我69岁，开始接触艾滋病这个事。这个事是全民族的悲哀，抗艾像林则徐禁烟一样。”我永远地记住了她这句话。从此开始一段艰难的跋涉。苦难比想象的还要苦难，压力比想象的还要令人窒息。但是，我从无反悔，这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和高耀洁这样正义善良的人站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2006年5月，我从疫区回来去看她，才知道令人尊敬的郭老师已于4月10日去世。
　　高耀洁一下苍老了许多。“再过三天就‘四七’了，‘五七’过后我要回老家住一段。”她跟我说。边说边包书，当时她正在把她的书邮寄往全国各地省市图书馆。面对这样一场人生的大变故，她如此坦然镇定，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境界和情怀？我们一起包书，6本一捆，把用过的旧信封拆开翻过来写地址做包裹，她说：“寄这么多书买新纸得花多少钱！”节俭也是高耀洁的本色。一件必定要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产生强烈影响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对于高耀洁来说，做起来如此从容自然。
　　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关于中国艾滋病政策的国际论坛。会议邀请高耀洁老师与会，高耀洁要求带两个人参加，她希望在大会上“展示真相”。这两个人，一个是河南艾滋病病人孙爱玲，她在这次会议后去世；另一个是我。
　　会议邀请方把高耀洁老师安排在远离主会场、一座正在装修施工的破旧楼房里，没有电梯，出入十分不方便。那座设施齐全条件优越的宾馆大楼，住着各级领导、专家教授、大报记者以及其他与会代表。高耀洁却毫无怨言。
　　高老师被人搀扶着下楼上楼开会用餐，有时索性就在房间里吃一袋方便面，然后坦然接待各路慕名而来的访者和国内外媒体，向世人揭示河南艾滋病真相。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条件，高耀洁都可以当作防艾的战场。

　　高耀洁到北京开会，被安排在没有电梯的旅馆。

　　2007年2月初，国务院派检查组到我调研的村庄，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刘倩弄回来！”我被强行“接回”。又得知高耀洁遭软禁的消息。我赶往老人住处探望——当时高耀洁获得美国“生命之音奖”，出境领奖再次受阻，并于2月2日至16日被软禁在家中。——只见小区门口街边游弋着正装便装的警察，出入小区的人遭到盘查。我不甘自投罗网，便约见一位朋友打探，除了感到紧张的气氛只了解到一点简单情况。知道滞留无益，便抓紧处理一些必须的事务，尽快离开了郑州，再次消失掉。在我完成我的写作之前，我不能失去自由。  
　　我无法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眼前一片黑暗，我看不清自己处境。我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甚或有没有敌人——我一向很小心很谨慎地在尽我的一份职责本分，没有成为敌人的道理。但是时刻感觉敌人或者说把我当做敌人的人就在身边如影随形。他洞悉我一举一动随时可以命令我“回来”或者“离开”，但是我永远看不见他，无法问询他是不是敌人，也无法告诉他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现在他软禁了高耀洁，一位年逾八十岁高龄的老人。
　　高耀洁终于出国领奖。2007年2月，那是她第一次出国。之前，高耀洁有多次出国领奖的机会，但都受阻未能成行。软禁期间，河南当局千方百计希图说服高耀洁以“身体不适”为由再次放弃这次机会。高耀洁回答：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假话是我的原则。后来她笑着告诉我：谁知道希拉里比我还“拧”，她致信胡锦涛，说如果高耀洁因身体健康的原因不能赴美，我将到中国去看望她。这次到美国，高耀洁获得了两个奖项，除了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全球女性领袖奖”，联合国防止艾滋病组织也为高耀洁颁奖。在美国的一个多月里，高耀洁作了八场演讲，受到希拉里单独会见，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有不少人劝高耀洁留下，她婉言谢绝。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她一心要回去继续那里的民间防艾事业。
　　一个多月后， 4月2日，高耀洁回来了。她从芝加哥直飞上海。在上海，她特意做了一件事：找律师备案，不允许用高耀洁的任何名义“募钱”。高耀洁强调了她的“三不”原则：一不接受捐款；二不成立组织；三不同官员合作。然后她悄悄回到河南，不想惊动当局和媒体，在亲戚家隐居了一段时间才回到郑州的居所。但是，她没能躲开监控。家中电话失灵，她的秘密手机号也被测出取消，连家中小保姆也成了官方耳目。“现在出门也不知有多少人跟着！”可以感受到老人精神的高度紧张，被掐断与外界联系的高耀洁，感到孤独和惊恐。
　　我最后一次见到高耀洁，她流着眼泪叹道：生不如死。她拿出写好的遗嘱给我看，又一次说到自杀：“我死了，都安心，一了百了。”她很担心：“我年事已高，万一脑子糊涂会被人利用，我要趁着现在头脑清醒把该办的事情办了。”最终，高耀洁不得不选择了出走：“我要走。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做为历史的一页留给后人，否则我死不瞑目。”她悄悄地回来了，又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国，已不容自己存身。
　　苍茫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了高耀洁的身影。
　　我很想念高耀洁。一位浸润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理念，深深热爱自己祖国民族的老人，在生命的晚年，却不得不离家去国，就像一株年岁久远的老树被连根拔起。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孤寂与悲哀？远隔千山万水，我想到老人低血糖，文革中遭迫害胃被切除大半，体弱多病的高老师，您能够适应大洋彼岸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吗？
　　在美国，高耀洁独自一人居住在纽约曼哈顿西区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一处小小寓所，她的生活依然清贫节俭。她跟生命赛跑笔耕不辍，五美元一副的眼镜，守护着最清澈的瞳眸，她将多年的资料和照片一一整理出版。她写信给我，说其中《高洁的灵魂》她最满意。老人在这些书写中回到了中原的艾滋村。她书写着一幕幕发生过的悲剧：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那些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个拽着上吊的母亲的脚哭喊着“妈妈你快下来呀！”的孩子……彷佛是要逼使人们瞪大眼睛看清这个世界。
　　这位出生于旧时代礼仪之家、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妇科女医生，非常看重名节。她很郑重地写信给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这于我非常重要，你听到后不要难过。”接下来是两份《严正声明》，一份中写：本人高耀洁，今年已90岁了，体弱多病，来日无多。“忆昔日工作的奋斗，反换来今日的悲伤”。因此，留下严正声明，以免我身后再出意外。另一份中写：我死后，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建树和去世，不应该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高耀洁，她是那么爱惜自己生前身后名。在我的笔记本中有高耀洁写给我的话：“你应当消极，甚至缓干，处境太困难。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要警惕！历史评价是真实的！能干多少干多少，要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常常怀念和高老师相处的日子。那时候我独自一人猫在艾滋病村里做田野调查，两耳不闻窗外事，每次去见高老师，她都是急切地告知我艾滋圈里的许多信息。她常常留我吃饭，边吃边谈。有时她会突然放下饭碗，起身跟我指看墙壁镜框照片中那些艾滋病人，讲述他们不幸的遭遇。高耀洁心里时刻牵挂着这些苦难中的人们，镜框里那些照片中，高耀洁和那些艾滋遗孤孩子们在一起，目光忧郁深沉，悲悯仁慈。
　　如今，去国离家许多年后，已经90多岁高龄的高耀洁，情怀依然。高老师写信向我诉说她孤独困苦的处境：“时下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了，不是我怕，我住的是135街，在100街公楼中一60多岁的老太太二年前被枪杀了……太可怕了。”却突然话题一转：“我真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担忧，我写了一文章预防，你设法在农村网上发出，国内农民需要这类知识，发国外无用，但不要暴露我们的关系，对你不利。”老师心心念念惦记的还是国内受苦受难的农民艾滋病病人。
　　高耀洁在许多场合呼吁：一不说假话，二不办假事，三不造假货。她坚守着中国艾滋世界中的真实。她在这样做时，便被“嵌住”了，而且愈来愈紧。终于被逼出走。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信守我们彼此的承诺：在艾滋病问题上，永远只说真话。

　　桂希恩：发现中国艾滋村第一人

　　1999年夏季的一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到天津参加全国传染病会议，归途中特意拐道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因为一位跟他学习进修的当地医生雷延华向他报告，他的家乡文楼村出现“怪病”，发烧、拉肚子，久治不愈，多为青壮年人，已经有人死亡。身为传染科主任的桂希恩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传染病在流行，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艾滋病。

　　桂希恩教授

　　桂希恩在文楼村采了11份血液样本——因为开会前他带了11只试管。起初采血样并不顺利，村人不同意他“采小血”。桂希恩当时并不知道农民口中这个“采小血”是“大卖血”时期的例行检查采血化验的流行俗语，当时检测化验每次5元。（刘倩注：我常常惊叹民间语言的创造力和精炼形象，河南卖血农民把卖血前的抽血化验叫做“抽小血”或者“采小血”，把正式卖血叫做“大抽血”。）更没有将这场“传染病”与当年的“卖血”联系起来。他告诉人们检测是免费的，并承诺检测结果将面对面直接告诉本人，还会向上级反映这里情况引起政府重视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在经济方面“切切实实帮助了他们”，才采到血样。
　　回到医院初筛化验，11份样本中竟然10份HIV阳性（艾滋病）！桂希恩非常吃惊。他把血样拿到疾控中心做确证检测，当时每份需要400元，桂希恩说，“给人说好话”做了6份，检测结果全部呈阳性。两天后他又到文楼取样20份，其中10份HIV阳性。一周后桂希恩再下文楼，抽样范围扩大到50多人，其中又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这一次桂希恩了解到，这些成年人都有卖血史。
　　桂希恩第一时间将发现的疫情写信给当地卫生部门，建议采取紧急措施，没有回音。当他7月暑假准备带学生去做详细调查时，遭到县卫生局长拒绝，禁止他再进村。理由是：“你是湖北的，怎么管到我们河南来了！”桂希恩说，艾滋病是没有边界的，人命关天啊！
　　桂希恩跟当地病人和医生保持联系。两个多月后的中秋假日，桂希恩再下文楼，用他自己的话说：“偷偷摸摸做光明正大的事。”桂希恩带着3个学生，两天抽取155份血样，检测结果96份HIV阳性。桂希恩大为震惊，面对卖血农民大批感染艾滋病的残酷现实，桂希恩流泪了。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教授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报告他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及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李岚清很快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河南省处理。从此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村庄，桂希恩被誉为“发现中国艾滋村第一人”。
　　2001年5月9日，桂希恩教授将5名来武汉治病但受到排斥歧视的河南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治疗，同吃同住，一时轰动全国。从来不与媒体合作的桂希恩教授，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讲述艾滋病人的悲惨遭遇和艰难处境，呼吁人们能宽容、关心、善待他们。
　　此举直接导致两个后果：第一，桂希恩所在单位中南医院被指定为湖北省艾滋病治疗技术指导中心，桂希恩承担大量防艾抗艾工作；第二，河南地方当局将此视为“破坏当地形象”，当地干部挑拨村民说“桂希恩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破坏了你们的名誉，你们打工没人要，男孩娶不上媳妇，女孩嫁不出去。”文楼宣布桂希恩是不受欢迎的人。第一个发现文楼艾滋病疫情的桂希恩进不了文楼村！甚至有人因为桂希恩的母亲是美国人，污蔑桂希恩是“间谍”，这使桂希恩非常气愤：“为什么把我的母亲扯进来，我以公民身份救治病人有什么不可以吗？”桂希恩教授被阻挠进入艾滋病村以至遭遇“肢体冲突”，带他进村的他的当地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桂希恩这种“被嵌住”的处境，直到他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大力表彰才得以改变。
　　桂希恩的母亲的确是美国人。桂希恩出生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构成的奇特家庭：母亲是美国人，奶奶是法国人，女儿在美国工作，家里大部分亲戚在国外。他的父亲桂质廷是武汉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电离层物理的开拓者，母亲许海兰也是武汉大学教授，他们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称。至今武汉大学还设有桂质廷－许海兰奖学金。桂希恩继承了父母的品格，生活清贫而充实，性格温和而坚定。桂希恩对艾滋病事业作出的非凡贡献，以及所表现出的高贵品格，与他良好的家庭影响密不可分。关于这一段经历，桂希恩自己说得多么简单：“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艾滋病爆发流行，向当地政府及中央首长报告后，引起高度重视及社会关注。先后20多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曾自带幻灯机给村民讲课。”（桂希恩：《我所知道的艾滋病》，2003）
　　上蔡县防疫站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
　　桂希恩来，政府不喜欢。1999年，孟超当书记，百姓中传说得了“怪病”。上蔡县中医院医生雷延华在武汉进修，跟着桂希恩学习，把情况告诉了桂希恩。六、七月间桂希恩来了。抽血11人，查出10人艾滋病。1999年11月，很冷，桂希恩又来了，发现艾滋病更多。桂希恩把艾滋病疫情反映给县卫生局，建议当地政府搞清楚疫情采取措施，卫生局把情况反映到县里，被压下来了。他们歧视老百姓，搞愚民政策，百姓知道越多越难办。桂希恩这才写信给李岚清，10月间，桂希恩直接写内参给李岚清。李岚清批示给卫生部，卫生部转给河南省委书记马忠臣，省委转给省卫生厅，卫生厅最后还是落实到我们基层卫生工作人员。 我们防疫站领着桂希恩三次去文楼，吃方便面，很艰苦。为讲艾滋病防治知识放幻灯片，帮着他借县医院白床单。“说实话，当时政府不喜欢，不多乐意他去。”反正，这事叫桂希恩揭出来以后，河南省卫生厅防疫站、国家疾控中心来人了。北京的郑锡文由马士文、张更荣（省卫生厅疫控处长）、王哲（省防疫站长）带着来采血化验，重点村文楼普查。有的人不愿查，作工作，从那时候医疗队就进驻了文楼。郑锡文采血样，底下人也糊弄他，把1份血样分成3份给他，图懒省事。
　　谈到桂希恩和高耀洁，不料他们却都很淡然。他们说，咋说呢？政府都肯定他们了，我们能咋说！温总理都肯定桂希恩了，他们都揭了盖子。其实不揭也是这，底下的情况早都知道。”（田野手记20050822）
　　2001年，桂西恩和高耀洁同时成为《南方週末》年度新闻人物。2004年，桂希恩获艾滋病的国际最高奖项“贝利—马丁奖”，当选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武汉市“十大新闻人物”。2005年，桂希恩是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全球18名“医疗英雄”之一。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盛赞桂希恩：一个教授做的5年，可以影响中国500年。
　　2005年我到上蔡县疫区做田野调查，上蔡县的后杨、王营、张坡楼等村庄，都说到桂希恩到村里做过救治和血液检测。王营村卫生所长说2001桂希恩来到王营，“那一次桂教授看了7个病号。俺孩子也抽验了，因为做疝气手术输过血，担心被感染。”张坡楼村民说，村干部不叫桂希恩进村，凶得很，都打起来了！要打桂希恩，他的学生护住他，头都叫打冒血了。

　　2007年本文作者（右）拜访桂希恩大夫。

　　2007年我拜访桂希恩大夫，谈到河南艾滋病疫区抗病毒治疗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很吃惊，似乎有点不太相信，说国家已经投入巨额财力物力，不应如此。之后桂希恩教授多次来到我的重点调查地尹庄，落脚在尹庄孤儿院希望家园，调查疫情，免费为艾滋病患诊病治病。希望家园负责人李可昆说，病人来这里诊病治病，每次七八个十来个都是重病号，多数是咱村的，也有外村的，太重的来不了的，村医李昭就领着桂希恩教授到病人家里，“李学功床上躺着根本动不了了，马炎亮肚子好大。”
　　桂希恩认真了解村里艾滋病发病用药情况，发现他们多数人真的已经耐药，及时向卫生部反映，提请解决河南农村艾滋病疫区二线药物用药，又一次挽救和延长了许多感染者的生命。
　　桂希恩温和善良真诚，尹庄百姓说：“桂教授人好哩很，是当代白求恩！”他的足迹已经远远超出文楼，遍布河南艾滋病疫区。
　　桂希恩更注重对艾滋病的医学病理学研究，他与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美国华裔学者何大一、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田波院士合作，启动“湖北省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项目”，旨在形成一个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的有效模式，向全国推广，以保护更多的儿童免受艾滋病病毒的侵害。
　　高耀洁和桂希恩，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战斗在抗击艾滋第一线。

　　桂希恩（中）与艾滋孤儿们合影。


　　王淑平：报告河南艾滋疫情第一人

　　事实上，还有人更早发现中国艾滋病村庄——比桂希恩大夫还早四年。
　　2004年我走访周口市卫生局，那是王淑平医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问起王淑平，人们都讳莫如深，一位领导说那都是过去的人和事了，不必提了。之后点点滴滴了解到一些当时情境，再查阅媒体不多的报道，理出事情大概——
　　从1994年开始，王淑平带领她的同事们在本地区开展肝炎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当时王淑平是河南省周口地区（现为周口市）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医生。1995年5-9月，他们在周口市商水县西赵桥村共抽取900多人的血液样本，检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率20％以上，其中献血员300多人，感染率将近50％。
　　也就是说，1995年王淑平已经在河南发现艾滋病村——西赵桥村，查出村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0多人。
　　王淑平感到情况严重，写详细报告递交周口市卫生局。报告称：“单采浆还输血球献血员中已有HIV感染，甚至酿成流行之势，成为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当时卫生局长说，全地区人民会感谢你。
　　王淑平的报告惊动了河南省卫生厅。卫生厅派“专家”前往王淑平的工作单位周口市医院临床检验中心“调查处理”，指责“王淑平的实验室不合格”，下令王淑平的调查报告不准发表，王淑平本人遭受打压，受到停职停薪的不公正处理。王淑平不服，将血样送至北京全国艾滋病检测中心。这些艾滋病毒血样检测结果验证了王淑平的报告情况属实。
　　1996年1月10日，中科院院士曾毅将王淑平的报告呈送卫生部。1996年11月，王淑平所在的临床检验中心被关闭。1997年初，王淑平被迫离开河南，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学习和工作。2001年，为谋生计和继续从事艾滋病科学研究，王淑平别离家人亲友，只身去往她十分陌生的美国。半年之后，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佈会，正式公开桂希恩教授两年前发现的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而对六年前王淑平和她的同事们发现的艾滋病村西赵桥村只字未提。
　　王淑平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家庭，夫离子散。

　　王淑平（图片来自网络）

　　王淑平后来供职于美国血液中心，仍然从事血液和病毒研究工作。她一度与高耀洁保持联系，对来自故土家乡的消息非常关心关注。有媒体报道：河南省数十个艾滋病村庄正在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病人正在得到药物救治，这些消息让王淑平曾受伤的心稍稍欣慰。（田野手记20060319）
　　王淑平的故事使我心中充满痛惜。王淑平医生的发现比桂希恩教授的发现整整早了四年。1995年，假如王淑平的发现当时就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正确对待，采取有效措施，河南的艾滋病疫情何至猖獗肆虐如此！整整四年的时间啊，即便是亡羊补牢，也可以留住多少人的性命，保住多少家庭不至于破碎，多少孩子不做孤儿！
　　桂希恩和王淑平发现疫情都及时报告当地有关部门，都受到阻挠打压，但最终报告还是都送到了卫生部。不同的在于递交卫生部的管道：桂希恩教授通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王淑平医生通过中科院院士曾毅。
　　在这里，我只看到权力的力量。王淑平是无奈的，桂希恩同样是无奈的，包括院士曾毅也是无奈的。
　　假如桂希恩教授的报告不是提交给了有权力的、而且是有责任之心的领导人，会是什么结果？疫情将继续隐瞒延误下去？
　　桂希恩比王淑平幸运。桂希恩的幸运就是疫区百姓的幸运。
　　桂希恩幸运吗？感染了艾滋病的疫区百姓幸运吗？
　　疫情真相现在真的公开了吗？
　　人们，都在哪里被“嵌住”了？

　　孙永德：预警疫情上书中央第一人

　　还有更早的疫情预警。
　　1983年，流行病学专家孙永德医生即上书卫生部，报告单采血浆传播丙肝；1988年，孙永德再次上书卫生部，明确指出不规范采供血将导致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这是医学界对血源性传播肝病、艾滋病的最早预警，在当时被看作是危言耸听。
　　孙永德是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是他最早对血源性传播肝炎、艾滋病提出预警，他也是将疫情上书中央第一人，并力挽狂澜，对遏制河北省艾滋病的传播泛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0年代初，国内一些生物制品厂家开始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永清等县设立血浆站点采购血浆，1983年固安等地发生献血员“非甲非乙型肝炎”流行。孙永德前往调查，并设法将一批病人血清带到日本、美国CDC检测，确认当地丙肝流行。他将疫情写报告递交河北省卫生厅，同时写信反映给中央卫生部，并坚持以事实和科学道理说服当地卫生部门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采血操作，遏制了采血站点在河北地区的扩充。
　　河南卫生系统官员说，艾滋病不单单是河南的事。早期河北省艾滋病最厉害。河北发现问题更早，是老干部体检验血，发现几例HIV阳性，追查原因是输活血，“早年输血还带有保养性质”，这位官员解释说。血源来自河北省廊坊。追查血源，查出廊坊献血人员中有艾滋病。还有人说，河北、河南两省开始单采血浆的时间差不多，当采浆在河北受限后，大批血站转移河南。
　　孙永德的“危言耸听”在河南成为现实。河南疫区卫生官员告诉我：1993年，我们就发现献血人群中大批感染丙肝病毒。血站采血对献血员例行检查身体，一开始并没有丙肝，后期开始发现丙肝。开始发现少数，个别人有丙肝病毒，几个月后，同一批献血员就基本上都感染上了——90％感染。经血液传播丙肝病毒，跟艾滋病一样，也是交叉感染，但是丙肝没有艾滋病可怕，一时不致人死命，当时就无所谓，还只管采血。一时不要人命，但过几年以后后果也很严重，肝硬化肝癌等等，都是因此造成的。在丙肝期间，已经有专家就说起艾滋病：单采浆这事非造成艾滋病流行不可！“照现在丙肝的这个感染法，将来艾滋病也不会轻喽！”但是，当时河南没有出现一个孙永德！
　　几年后，尹庄人告诉我：凡是当年卖过血的，即使没有感染艾滋病，也一定感染丙肝，100％的，一个也跑不掉！（见《河南究竟有多少人卖血感染艾滋病？》）
　　孙永德的预警也在一份采血“原浆”分析报告中不幸验证。《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结果分析》是河南郑州CDC连续3年（1993-1995）对河南省境内经省厅验收合格的4县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七个血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结果的分析报告，报告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的感染”。报告显示：河南“七浆站”在1993年-1995年期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仅1993年就有542人份。报告分析认为，HIV阳性问题出在浆站技术操作不规范所造成交叉污染上。报告验证了孙永德的预警：不规范采供血将导致我国艾滋病的流行。也确证早在1993年艾滋病已在河南献血员中传播流行。还证明，河南官方而且是职能职责部门卫生厅，至少此时已经确知艾滋病正在河南流行蔓延泛滥成灾。比王淑平的发现还要早2年。
　　1993年，仅这份报告中河南“七浆站”的HIV阳性542人，这一数字就大大超过了1993年全国的HIV阳性报告数274人。河南艾滋病疫情爆发导致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风云突变。前卫生部长陈敏章临终前说：早听陈主任（疑为“孙主任”。——老高注）意见，艾滋病不会如此。

　　高燕宁：高校走进河南艾滋村研究第一人

　　2002年6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带着复旦的研究课题《中国未来10年艾滋病对策研究》，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从社会支持体系入手研究中国艾滋病问题，成为高校进入河南艾滋村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进村前，高燕宁到我家里找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同仁推荐他来，学界朋友们都知道我一直在河南农村做田野调查，跟高燕宁说：要想了解河南农村真实情况，就去找河南社科院的刘倩。我当然尽我所知倾情相告。也了解到高燕宁进河南村庄的“条件准备”：他有一位学长校友武廷秀在他要去的上蔡县防疫站当书记——就是后来他在《艾滋村》书中写到的那位“武书记”，他们事先已经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很好很关键很“硬”的关系。知道了这个“硬条件硬关系”，我打消了陪同高燕宁下乡进疫区的想法，我在河南一直处于一种敏感的微妙处境，我跟高燕宁一起，也许会使他也“被关注”，对他造成负面影响。匆匆交谈之后，高燕宁着急赶往疫区。时间很紧，但他坚持不打的士要乘坐公交车到火车站，他说：“我们要省下每一分钱救助艾滋病人，他们需要帮助。”他的这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送他到公交车站，看着他上车，就像送一位战士上战场。之后知道他虽然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有武书记从中斡旋，还是在一个艾滋病村站住了脚，顺利完成研究课题。

　　　　　　　　　　　　高燕宁

　　很巧也很幸运的是，2005年我到上蔡做田野，偶然遇到武书记武廷秀。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他就是高燕宁的“关系人”。武书记是上蔡本地人，上海医大毕业，部队转业回来后任县卫生局机关党委书记3年，县防疫站书记17年，我们见面时他已退休，做了杜聪智行基金会办公室主任，智行基金会办公室就是武书记原来的办公室。这是一位非常正直敬业的人，他利用任职体制内的资源，全力帮助民间抗艾力量。他很坦率地向我介绍当地疫情，对我那次田野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些详情，在《血殇》中有过记述。
　　河南之行结束后，高燕宁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开课，主讲两门：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同性恋行为干预。之后在研究生中开设艾滋病社会支持的课程，在复旦大学开办“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系列讲座，将中国的艾滋病救助拓展到了社会学的领域，并将国内外知名人士围绕艾滋病所作的系列演讲集录成册，出版《复旦大讲堂系列——艾滋病的“社会免疫”》，内容涉及：伦理道德、国家法律、公共政策、社会行为、社会性别、艾滋孤儿救助、青少年性健康、性工作者与静脉吸毒、艾滋病“社会免疫缺陷”与艾滋病的社会流行病学、弱势群体与感染者参与等，基本展现了一个时期艾滋病领域的研究成果。他的未发表文稿《血殇——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站在医学和社会学的资讯口上，对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汇总，将单采血浆传播HCV（肝病）与HIV（艾滋病）关联起来，系统看待“血传播事件”，对血源性感染艾滋病事件作历史性回顾和分析，从源头到后果，几乎把与河南艾滋病相关的重要事件和涉及到的问题一网打尽，资讯含量很高，极具学术研究参考价值。
　　2007年，我带尹庄村7个女孩子到上海学习编织技艺，为尹庄村开展生产自救寻求出路。高燕宁，还有上海其他几位朋友赶来看望我们，帮助策划实施“红丝带义卖活动”，高燕宁盛情做东宴请大家。那是一次愉快的相聚，我向大家隆重介绍高燕宁：这是第一位进入河南艾滋病村庄的大学教授，为我们河南抗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高燕宁那天表现风趣幽默，回忆当年说：“我会说河南话，中，中不中！那次和杜聪一起慰问艾滋病人，有位老人接过慰问金，惊喜说：呀！钱！好——啊——！”高燕宁拖长声音模仿河南老人说话，惟妙惟肖，引起一场哄堂大笑。笑声中，我想到高燕宁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要省下每一分钱救助艾滋病人，他们需要帮助。”高燕宁做到了。
　　2017年，高燕宁写作出版《艾滋村中国单采浆危机三维举证》，直面中原血祸，记述中国艾滋病事件种种人物事件，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见证。
　　（本文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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