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青史留名？該怎樣青史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河南艾滋病爆發，那些發出預警並投入防治的人，才是應該銘刻青史的人！可悲的是他們遭遇了什麼？輕的只是被消音不予理會，重的是被壓制、被迫害、被打入社會“另冊”


　　老高按：在河南以至中國艾滋病血禍醖釀並蔓延之初，有一些善良誠實正直勇敢的學者、大夫，提出預警，盡其所能遏止病魔，許多人的生命因他們得以拯救。他們是永遠值得尊敬並記住的人，他們的卓越貢獻，將永載史冊。
　　河南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員劉倩女士著文，推崇他們的貢獻，令我動容！
　　他們何以能做到這樣？在我看來，一來他們擁有常識、知識和常人理性，能夠預見巨大災禍；二來他們對國對民，有高度的責任感，敢於頂着高壓和風險，說出巨大災禍。
　　中國《漢書·霍光傳》說：“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主人設宴感謝救火的人，卻沒有邀請提醒他把煙囪改建成彎的，把灶旁的柴草搬走的那位“客”。
　　故事中的主人，只是“嘿然不應”而已；但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官府對於警示之言，何止是“嘿然不應”置若罔聞？他們哪在乎百姓死活，為保官位，更壓制、更迫害這些預警者！我們敬仰救火英雄捨生忘死，難道不更應該感謝那些默默無聞地堅守預防、排查隱患、提出預警的人？！
　　萬維博客上曾經有一位“諍友”華山，不斷地批評我，其中有一條，是批評我總是在揭中國的瘡疤，說“老高的博客”上儘是負面人物（大意，我偷懶未查原文）。我反駁他，並列舉“老高的博客”上諸多篇目，為自己評功擺好：推舉過、歌頌過多少“中國的脊梁”！在我看來，劉倩此文中介紹到的幾位人物：高耀潔、桂希恩、王淑平、孫永德，等等，都無愧是“中國的脊梁”！
　　說到高耀潔，我前不久在“縱覽中國”網站讀到依娃女士所寫的《君子之交淡如花——我和高耀潔老媽媽的花緣》，感人至深！我幾乎就要轉載推薦，但因為依娃女士也是萬維的博客，理應在自己的博客上刊載此文，我不便越俎代庖。依娃此文的鏈接如下：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410397
　　依娃文中說：“世界上，有一種感情超越生死相許的愛情、超越血緣關係的親情，就像我和我的高耀潔老媽媽一樣，不是母女，勝似母女。感謝這些凡花俗草讓我們的感情更加簡單、溫馨、美麗！”
　　我要對劉倩、並通過她，向其文中所寫到的諸位人士，發自內心地說一聲：“微斯人，吾誰於歸！”（范仲淹《岳陽樓記》）


　　他們是抗擊艾滋血禍的英雄

　　劉倩，《內幕》月刊91期（2019年7月號）

　　《內幕》編者按：關於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從2004年夏秋時節開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的身份，有機會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做調研，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莊，見證了一場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也認識了一批防艾第一綫的英雄。本刊開闢“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請作者每月一篇。這是第五篇。

　　河南大批農民獻血員艾滋病爆發，拉開了整個中國“艾滋病事件”的帷幕。期間，一些關鍵人物對河南乃至中國艾滋病局勢發生着至關重要作用。這是永遠值得尊敬並記住的人。由於他們，許多人的生命得以拯救，他們是善良誠實正直勇敢的人，他們是英雄。他們對中國抗艾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將永載史冊。

　　高耀潔：民間防艾第一人

　　高耀潔在整個中國抗擊艾滋的行動中具有旗幟的意義。這面旗幟不單是一個虛指的符號，還成為一個實在的“點”：聯絡點和據點。無論當年在中國還是之後在美國，幾乎所有關注中國艾滋病的人，只要有機會都會去拜望高耀潔，從她那裡出發奔向抗艾第一線。

　　　　高耀潔

　　高耀潔是河南省中醫學院退休教授、婦科腫瘤專家。1996年4月會診的一名婦科腫瘤患者因輸血HIV陽性不治身亡，高耀潔警覺血源性醫源性傳播艾滋病的危險，從此開始她漫漫“防艾”之路，“以知識和母愛溫暖着弱者的無助冰冷”（2004年央視“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頒獎詞）。
　　2000年10月，高耀潔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羅琳的採訪，並幫助羅琳深入到河南省新蔡縣艾滋病高發區的東湖村採訪，將河南艾滋病疫情公諸於世。高耀潔的呼籲促使河南乃至中國艾滋病疫情公開，從而挽救和延長了無數人的生命。但是中國官方有人因此指責高耀潔為反華勢力所利用，羅琳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2001年4月5日，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權獎委員會將Jonathan Mann健康和人權獎授予高耀潔，這意味着國際社會對中國艾滋病問題的表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出席了頒獎典禮並高度評價高耀潔醫生的貢獻，高耀潔的代表宣讀了她的演講文章《打破艾滋病長城裡的沉默》。之後，高耀潔多次獲得國際獎項，獎金全部用於抗艾宣傳與救助，被譽為“民間防艾第一人”。
　　雖然2004年央視公開播放了對高耀潔的採訪，但是河南當局一直控制媒體對高耀潔的報導。2007年高耀潔獲得美國“生命之音獎”，出境領獎再次受到阻撓，並因此被軟禁在家中。消息傳出，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直至“生命之音”榮譽主席，美國前第一夫人、時任民主黨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的希拉里·克林頓致信國家主席胡錦濤，胡錦濤特批，高耀潔才得以前往美國參加頒獎典禮，受到極高的禮遇。2007年國際天文聯合會將新發現的38980號小行星命名為“高耀潔星”。2009年8月，為擺脫嚴密監控將多年調查收集到的艾滋病資料整理出版“將歷史留給後人”，高耀潔隻身出走美國。
　　高耀潔是受到全世界敬仰的抗艾英雄，也是一位優秀的婦科腫瘤專家，行醫40年，憑藉精湛醫術治癒疑難病症挽救垂危病人，在業界享有很高聲譽。她還是一位出色的作家，着述甚豐，至今筆耕不輟，共寫作出版着作30餘本，代表作是：《艾滋病與性病防治》、《鮮為人知的故事》、《一萬封信》、《中國艾滋病調查》、《我的防艾路》、《高潔的靈魂》、《鏡頭下的真相》、《高耀潔憶往昔》。
　　高耀潔力主血傳播是中國艾滋病流行特徵。她認為，艾滋病是關繫到全民族的大問題，抗艾如同林則徐禁煙。在她中國的家裡，到處堆放着不斷寄往全國各地的“防艾”書籍和資料，書櫃裡擺放着高耀潔獲得的各種國際獎項證書。客廳正中牆壁上的條幅寫着清末名醫範文甫的名句：“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這也是高耀潔一生的寫照！

　　本文作者與高耀潔合影。背後條幅為清末名醫範文甫的名句：“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

　　我和高耀潔因為河南艾滋病相交相識，從此結下不解之緣。人們更多看到的是高耀潔正義剛強的一面，而我還更切近地看到了她柔情率真的真性情。
　　我們最初一次見面，是在2003年春季。“非典”戒嚴，路斷人稀，難得的清靜。鄭州升達藝術館，馬雲龍先生等幾個朋友一起請了高耀潔老師聚談。坐在我旁邊的高老師打開一個隨身攜帶的小布包，裡面裝着幾粒水果糖，她取出一粒含在口裡，“我低血糖。”她說。
　　非典型性肺炎的爆發，從隱瞞到公開，中國政府超常規的防治策略，使人不由對艾滋病政策的改變也抱有種種充滿希望的猜測。傳聞衛生部長吳儀（她是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剛剛臨危兼掌衛生部。——老高注）發話，“非典”之後將開始解決艾滋病問題。朋友們都認為，對此我們應當有所準備有所作為。高老師很希望我能夠到河南疫區現場做調查，建議我以她的親戚的名義住進她在農村的親戚家。她說：“我看你扮成農村婦女，不用化妝。”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她的建議，並準備付諸行動。但是臨行朋友們打電話阻止了我：“情勢緊張，無名無姓進艾滋病疫區，真消失了我們連找都沒法找，太危險了。”終未成行。那天有人說到當時剛剛發生在省政府門前的自焚事件，高耀潔突然落淚，說道：“他們迫害我不說，還迫害我的孩子——迫害我的小女兒，逼得她失去工作，不得已到國外去討生活。我想到單位（中醫學院）自焚……”老人哭得很傷心。我看到了她堅持正義的剛正絕然，還看到她慈母的柔軟的心。
　　隨後我去她家中看她，當時高老師還住在經三路那座尚未拆除的舊單元樓房裡。她拉着我的手說：今天老頭兒不在家，我請你到樓下吃燴麵，不知道哪裡寄來50元稿費！——高老師揭露艾滋病疫情的文章常常被轉載。——那高興勁兒就像一個小女孩。我們吃完後，高老師用帶來的飯盒盛一份帶回給老伴，說：“餘下的錢先存這兒，下一回我們還來！”高耀潔天性中的率真和真誠袒露無遺。
　　快樂的高耀潔很美。一次我們在出版社的電梯上巧遇，她用剛剛得到的一筆獎金來加印《鮮為人知的故事》，她相信知識的力量，說：知識是防治艾滋病的最佳良藥！那是夏天，高耀潔紗衫長褲，一個老舊的布書包斜挎胸前，就像過去年代的女學生。她真的很美。
　　2004年10月我參加省課題組赴艾滋病疫情高發區駐馬店做調查。臨行前訪高耀潔，希望聽取她的意見。不料高老師不贊成我參加省里課題組，她的話直截了當：“跟他們一起只有說假話，落一世罵名！”她不相信我能夠堅持不說假話只說真話，“跟着他們你能不說假話？不說假話辦不成事，他們就是專門說假話的……”高老師也不贊成我去駐馬店上蔡：“駐馬店已經嚼過幾百回了，無腦兒才去上蔡哩！”她建議我去南陽鎮平“打黑洞”。“黑洞”，就是政府沒承認的艾滋病村。
　　高老師的老伴郭明久大夫是一位很善良的老人。郭老師問我：你有40歲了吧？答：50多了。家裡還有什麼人？我告訴了他。郭老師很堅決地跟我說：“那你別插手這事了！她（指他妻子）是瘋了，你不要跟她一起發瘋。50多歲了，好好等着退休吧！”

　　高耀潔的老伴郭明久大夫2006年4月10日去世。

　　我笑望着他們：“我聽誰的？”我知道他們很相愛，郭老師對高老師又擔心又無奈，一邊說着不贊成的話，一邊和她一起用自行車拖了大包小包的防艾資料到郵局去郵寄。
　　一向謙讓的郭老師這次搶說：“聽我的！她忘了她作過多少難了！”為了說服我，郭老師找出一本書《中國艾滋病調查報告》，向我指看其中一段話：“55屆聯合國大會主席霍爾克里，面對全世界新聞媒體讚譽一位中國人：知識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國河南，就有一位傾盡心血義務宣傳預防艾滋病知識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令人欽佩不已……”
　　“看到了吧？不要跟她發瘋，你跟她不一樣！”老人很真誠很急切地跟我說：“她背後有聯合國！聯合國保護她，聯合國派人化妝過來調查情況，通過核實信了老太太，還發了報道。這邊一有點什麼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都會替她說話，現在他們不敢拿她怎麼樣。你就不同了，你比不了她。你不懂得這事多複雜，他們什麼辦法都使得出來，整了你還讓你說不出，到時候誰幫得了你？太苦了，還會害了孩子！”郭老師很堅決地勸阻我：不要插手艾滋病這件事！
　　但是，我沒有聽郭老師的勸告，我無法阻止自己不去做這件事，我請郭老師放心：“我會小心謹慎行事。”我也沒有聽高耀潔的話，還是參加了課題組，那是我進入現場的機會，我向高老師保證：“只說真話，絕不說假話。”
　　就是在他們家，高耀潔說：“你54歲，我69歲，開始接觸艾滋病這個事。這個事是全民族的悲哀，抗艾像林則徐禁煙一樣。”我永遠地記住了她這句話。從此開始一段艱難的跋涉。苦難比想象的還要苦難，壓力比想象的還要令人窒息。但是，我從無反悔，這是我心甘情願的選擇。和高耀潔這樣正義善良的人站在一起，我心裡踏實。
　　2006年5月，我從疫區回來去看她，才知道令人尊敬的郭老師已於4月10日去世。
　　高耀潔一下蒼老了許多。“再過三天就‘四七’了，‘五七’過後我要回老家住一段。”她跟我說。邊說邊包書，當時她正在把她的書郵寄往全國各地省市圖書館。面對這樣一場人生的大變故，她如此坦然鎮定，這是怎樣一種人生境界和情懷？我們一起包書，6本一捆，把用過的舊信封拆開翻過來寫地址做包裹，她說：“寄這麼多書買新紙得花多少錢！”節儉也是高耀潔的本色。一件必定要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產生強烈影響的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對於高耀潔來說，做起來如此從容自然。
　　當年9月在北京召開關於中國艾滋病政策的國際論壇。會議邀請高耀潔老師與會，高耀潔要求帶兩個人參加，她希望在大會上“展示真相”。這兩個人，一個是河南艾滋病病人孫愛玲，她在這次會議後去世；另一個是我。
　　會議邀請方把高耀潔老師安排在遠離主會場、一座正在裝修施工的破舊樓房裡，沒有電梯，出入十分不方便。那座設施齊全條件優越的賓館大樓，住着各級領導、專家教授、大報記者以及其他與會代表。高耀潔卻毫無怨言。
　　高老師被人攙扶着下樓上樓開會用餐，有時索性就在房間裡吃一袋方便麵，然後坦然接待各路慕名而來的訪者和國內外媒體，向世人揭示河南艾滋病真相。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條件，高耀潔都可以當作防艾的戰場。

　　高耀潔到北京開會，被安排在沒有電梯的旅館。

　　2007年2月初，國務院派檢查組到我調研的村莊，省委組織部下死命令：“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劉倩弄回來！”我被強行“接回”。又得知高耀潔遭軟禁的消息。我趕往老人住處探望——當時高耀潔獲得美國“生命之音獎”，出境領獎再次受阻，並於2月2日至16日被軟禁在家中。——只見小區門口街邊游弋着正裝便裝的警察，出入小區的人遭到盤查。我不甘自投羅網，便約見一位朋友打探，除了感到緊張的氣氛只了解到一點簡單情況。知道滯留無益，便抓緊處理一些必須的事務，儘快離開了鄭州，再次消失掉。在我完成我的寫作之前，我不能失去自由。  
　　我無法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眼前一片黑暗，我看不清自己處境。我不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甚或有沒有敵人——我一向很小心很謹慎地在盡我的一份職責本分，沒有成為敵人的道理。但是時刻感覺敵人或者說把我當做敵人的人就在身邊如影隨形。他洞悉我一舉一動隨時可以命令我“回來”或者“離開”，但是我永遠看不見他，無法問詢他是不是敵人，也無法告訴他我不想與任何人為敵。現在他軟禁了高耀潔，一位年逾八十歲高齡的老人。
　　高耀潔終於出國領獎。2007年2月，那是她第一次出國。之前，高耀潔有多次出國領獎的機會，但都受阻未能成行。軟禁期間，河南當局千方百計希圖說服高耀潔以“身體不適”為由再次放棄這次機會。高耀潔回答：我不能這樣做，不說假話是我的原則。後來她笑着告訴我：誰知道希拉里比我還“擰”，她致信胡錦濤，說如果高耀潔因身體健康的原因不能赴美，我將到中國去看望她。這次到美國，高耀潔獲得了兩個獎項，除了美國婦女組織“生命之音”頒發的“全球女性領袖獎”，聯合國防止艾滋病組織也為高耀潔頒獎。在美國的一個多月里，高耀潔作了八場演講，受到希拉里單獨會見，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有不少人勸高耀潔留下，她婉言謝絕。她熱愛自己的祖國，她一心要回去繼續那裡的民間防艾事業。
　　一個多月後， 4月2日，高耀潔回來了。她從芝加哥直飛上海。在上海，她特意做了一件事：找律師備案，不允許用高耀潔的任何名義“募錢”。高耀潔強調了她的“三不”原則：一不接受捐款；二不成立組織；三不同官員合作。然後她悄悄回到河南，不想驚動當局和媒體，在親戚家隱居了一段時間才回到鄭州的居所。但是，她沒能躲開監控。家中電話失靈，她的秘密手機號也被測出取消，連家中小保姆也成了官方耳目。“現在出門也不知有多少人跟着！”可以感受到老人精神的高度緊張，被掐斷與外界聯繫的高耀潔，感到孤獨和驚恐。
　　我最後一次見到高耀潔，她流着眼淚嘆道：生不如死。她拿出寫好的遺囑給我看，又一次說到自殺：“我死了，都安心，一了百了。”她很擔心：“我年事已高，萬一腦子糊塗會被人利用，我要趁着現在頭腦清醒把該辦的事情辦了。”最終，高耀潔不得不選擇了出走：“我要走。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實情況整理成書出版，做為歷史的一頁留給後人，否則我死不瞑目。”她悄悄地回來了，又悄悄地離開了。自己的家國，已不容自己存身。
　　蒼茫中國大地上，已經沒有了高耀潔的身影。
　　我很想念高耀潔。一位浸潤着深厚中華傳統文化道德理念，深深熱愛自己祖國民族的老人，在生命的晚年，卻不得不離家去國，就像一株年歲久遠的老樹被連根拔起。那會是怎樣的一種孤寂與悲哀？遠隔千山萬水，我想到老人低血糖，文革中遭迫害胃被切除大半，體弱多病的高老師，您能夠適應大洋彼岸的飲食起居生活習慣嗎？
　　在美國，高耀潔獨自一人居住在紐約曼哈頓西區離哥倫比亞大學不遠的一處小小寓所，她的生活依然清貧節儉。她跟生命賽跑筆耕不輟，五美元一副的眼鏡，守護着最清澈的瞳眸，她將多年的資料和照片一一整理出版。她寫信給我，說其中《高潔的靈魂》她最滿意。老人在這些書寫中回到了中原的艾滋村。她書寫着一幕幕發生過的悲劇：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兒，那些失去兒女的老人，那個拽着上吊的母親的腳哭喊着“媽媽你快下來呀！”的孩子……彷佛是要逼使人們瞪大眼睛看清這個世界。
　　這位出生於舊時代禮儀之家、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婦科女醫生，非常看重名節。她很鄭重地寫信給我：“告訴你一個消息，這於我非常重要，你聽到後不要難過。”接下來是兩份《嚴正聲明》，一份中寫：本人高耀潔，今年已90歲了，體弱多病，來日無多。“憶昔日工作的奮鬥，反換來今日的悲傷”。因此，留下嚴正聲明，以免我身後再出意外。另一份中寫：我死後，我想通過這個聲明讓世界上的朋友們都知道：我生前的建樹和去世，不應該成為他人沽名釣譽的工具。
　　高耀潔，她是那麼愛惜自己生前身後名。在我的筆記本中有高耀潔寫給我的話：“你應當消極，甚至緩干，處境太困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要警惕！歷史評價是真實的！能幹多少干多少，要留得清白在人間。”
　　我常常懷念和高老師相處的日子。那時候我獨自一人貓在艾滋病村里做田野調查，兩耳不聞窗外事，每次去見高老師，她都是急切地告知我艾滋圈裡的許多信息。她常常留我吃飯，邊吃邊談。有時她會突然放下飯碗，起身跟我指看牆壁鏡框照片中那些艾滋病人，講述他們不幸的遭遇。高耀潔心裡時刻牽掛着這些苦難中的人們，鏡框裡那些照片中，高耀潔和那些艾滋遺孤孩子們在一起，目光憂鬱深沉，悲憫仁慈。
　　如今，去國離家許多年後，已經90多歲高齡的高耀潔，情懷依然。高老師寫信向我訴說她孤獨困苦的處境：“時下房裡只有我一個人了，不是我怕，我住的是135街，在100街公樓中一60多歲的老太太二年前被槍殺了……太可怕了。”卻突然話題一轉：“我真為我國艾滋病疫情擔憂，我寫了一文章預防，你設法在農村網上發出，國內農民需要這類知識，發國外無用，但不要暴露我們的關係，對你不利。”老師心心念念惦記的還是國內受苦受難的農民艾滋病病人。
　　高耀潔在許多場合呼籲：一不說假話，二不辦假事，三不造假貨。她堅守着中國艾滋世界中的真實。她在這樣做時，便被“嵌住”了，而且愈來愈緊。終於被逼出走。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不管身處何種境地，信守我們彼此的承諾：在艾滋病問題上，永遠只說真話。

　　桂希恩：發現中國艾滋村第一人

　　1999年夏季的一天，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希恩教授到天津參加全國傳染病會議，歸途中特意拐道駐馬店上蔡縣文樓村。因為一位跟他學習進修的當地醫生雷延華向他報告，他的家鄉文樓村出現“怪病”，發燒、拉肚子，久治不愈，多為青壯年人，已經有人死亡。身為傳染科主任的桂希恩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種傳染病在流行，但是沒有想到會是艾滋病。

　　桂希恩教授

　　桂希恩在文樓村采了11份血液樣本——因為開會前他帶了11隻試管。起初採血樣並不順利，村人不同意他“采小血”。桂希恩當時並不知道農民口中這個“采小血”是“大賣血”時期的例行檢查採血化驗的流行俗語，當時檢測化驗每次5元。（劉倩註：我常常驚嘆民間語言的創造力和精鍊形象，河南賣血農民把賣血前的抽血化驗叫做“抽小血”或者“采小血”，把正式賣血叫做“大抽血”。）更沒有將這場“傳染病”與當年的“賣血”聯繫起來。他告訴人們檢測是免費的，並承諾檢測結果將面對面直接告訴本人，還會向上級反映這裡情況引起政府重視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同時在經濟方面“切切實實幫助了他們”，才採到血樣。
　　回到醫院初篩化驗，11份樣本中竟然10份HIV陽性（艾滋病）！桂希恩非常吃驚。他把血樣拿到疾控中心做確證檢測，當時每份需要400元，桂希恩說，“給人說好話”做了6份，檢測結果全部呈陽性。兩天后他又到文樓取樣20份，其中10份HIV陽性。一周后桂希恩再下文樓，抽樣範圍擴大到50多人，其中又發現了兒童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而且，這一次桂希恩了解到，這些成年人都有賣血史。
　　桂希恩第一時間將發現的疫情寫信給當地衛生部門，建議採取緊急措施，沒有回音。當他7月暑假準備帶學生去做詳細調查時，遭到縣衛生局長拒絕，禁止他再進村。理由是：“你是湖北的，怎麼管到我們河南來了！”桂希恩說，艾滋病是沒有邊界的，人命關天啊！
　　桂希恩跟當地病人和醫生保持聯繫。兩個多月後的中秋假日，桂希恩再下文樓，用他自己的話說：“偷偷摸摸做光明正大的事。”桂希恩帶着3個學生，兩天抽取155份血樣，檢測結果96份HIV陽性。桂希恩大為震驚，面對賣血農民大批感染艾滋病的殘酷現實，桂希恩流淚了。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教授致信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報告他在文樓村的所見所聞及自己所做的大量調查。李嵐清很快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河南省處理。從此文樓村成為全國第一個免費治療艾滋病的村莊，桂希恩被譽為“發現中國艾滋村第一人”。
　　2001年5月9日，桂希恩教授將5名來武漢治病但受到排斥歧視的河南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治療，同吃同住，一時轟動全國。從來不與媒體合作的桂希恩教授，第一次站在記者面前，講述艾滋病人的悲慘遭遇和艱難處境，呼籲人們能寬容、關心、善待他們。
　　此舉直接導致兩個後果：第一，桂希恩所在單位中南醫院被指定為湖北省艾滋病治療技術指導中心，桂希恩承擔大量防艾抗艾工作；第二，河南地方當局將此視為“破壞當地形象”，當地幹部挑撥村民說“桂希恩把這裡搞得亂七八糟，破壞了你們的名譽，你們打工沒人要，男孩娶不上媳婦，女孩嫁不出去。”文樓宣布桂希恩是不受歡迎的人。第一個發現文樓艾滋病疫情的桂希恩進不了文樓村！甚至有人因為桂希恩的母親是美國人，污衊桂希恩是“間諜”，這使桂希恩非常氣憤：“為什麼把我的母親扯進來，我以公民身份救治病人有什麼不可以嗎？”桂希恩教授被阻撓進入艾滋病村以至遭遇“肢體衝突”，帶他進村的他的當地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桂希恩這種“被嵌住”的處境，直到他受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大力表彰才得以改變。
　　桂希恩的母親的確是美國人。桂希恩出生成長於一個多元文化構成的奇特家庭：母親是美國人，奶奶是法國人，女兒在美國工作，家裡大部分親戚在國外。他的父親桂質廷是武漢大學教授，中國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電離層物理的開拓者，母親許海蘭也是武漢大學教授，他們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稱。至今武漢大學還設有桂質廷－許海蘭獎學金。桂希恩繼承了父母的品格，生活清貧而充實，性格溫和而堅定。桂希恩對艾滋病事業作出的非凡貢獻，以及所表現出的高貴品格，與他良好的家庭影響密不可分。關於這一段經歷，桂希恩自己說得多麼簡單：“1999年發現我國中部某村有償供血員艾滋病爆發流行，向當地政府及中央首長報告後，引起高度重視及社會關注。先後20多次深入艾滋病疫區為高危人群免費檢查、診斷，並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曾自帶幻燈機給村民講課。”（桂希恩：《我所知道的艾滋病》，2003）
　　上蔡縣防疫站工作人員是這麼說的——
　　桂希恩來，政府不喜歡。1999年，孟超當書記，百姓中傳說得了“怪病”。上蔡縣中醫院醫生雷延華在武漢進修，跟着桂希恩學習，把情況告訴了桂希恩。六、七月間桂希恩來了。抽血11人，查出10人艾滋病。1999年11月，很冷，桂希恩又來了，發現艾滋病更多。桂希恩把艾滋病疫情反映給縣衛生局，建議當地政府搞清楚疫情採取措施，衛生局把情況反映到縣裡，被壓下來了。他們歧視老百姓，搞愚民政策，百姓知道越多越難辦。桂希恩這才寫信給李嵐清，10月間，桂希恩直接寫內參給李嵐清。李嵐清批示給衛生部，衛生部轉給河南省委書記馬忠臣，省委轉給省衛生廳，衛生廳最後還是落實到我們基層衛生工作人員。 我們防疫站領着桂希恩三次去文樓，吃方便麵，很艱苦。為講艾滋病防治知識放幻燈片，幫着他借縣醫院白床單。“說實話，當時政府不喜歡，不多樂意他去。”反正，這事叫桂希恩揭出來以後，河南省衛生廳防疫站、國家疾控中心來人了。北京的鄭錫文由馬士文、張更榮（省衛生廳疫控處長）、王哲（省防疫站長）帶着來採血化驗，重點村文樓普查。有的人不願查，作工作，從那時候醫療隊就進駐了文樓。鄭錫文採血樣，底下人也糊弄他，把1份血樣分成3份給他，圖懶省事。
　　談到桂希恩和高耀潔，不料他們卻都很淡然。他們說，咋說呢？政府都肯定他們了，我們能咋說！溫總理都肯定桂希恩了，他們都揭了蓋子。其實不揭也是這，底下的情況早都知道。”（田野手記20050822）
　　2001年，桂西恩和高耀潔同時成為《南方週末》年度新聞人物。2004年，桂希恩獲艾滋病的國際最高獎項“貝利—馬丁獎”，當選央視“十大感動中國人物”、武漢市“十大新聞人物”。2005年，桂希恩是美國《時代》周刊評選出的全球18名“醫療英雄”之一。央視“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頒獎詞盛讚桂希恩：一個教授做的5年，可以影響中國500年。
　　2005年我到上蔡縣疫區做田野調查，上蔡縣的後楊、王營、張坡樓等村莊，都說到桂希恩到村里做過救治和血液檢測。王營村衛生所長說2001桂希恩來到王營，“那一次桂教授看了7個病號。俺孩子也抽驗了，因為做疝氣手術輸過血，擔心被感染。”張坡樓村民說，村幹部不叫桂希恩進村，凶得很，都打起來了！要打桂希恩，他的學生護住他，頭都叫打冒血了。

　　2007年本文作者（右）拜訪桂希恩大夫。

　　2007年我拜訪桂希恩大夫，談到河南艾滋病疫區抗病毒治療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他很吃驚，似乎有點不太相信，說國家已經投入巨額財力物力，不應如此。之後桂希恩教授多次來到我的重點調查地尹莊，落腳在尹莊孤兒院希望家園，調查疫情，免費為艾滋病患診病治病。希望家園負責人李可昆說，病人來這裡診病治病，每次七八個十來個都是重病號，多數是咱村的，也有外村的，太重的來不了的，村醫李昭就領着桂希恩教授到病人家裡，“李學功床上躺着根本動不了了，馬炎亮肚子好大。”
　　桂希恩認真了解村里艾滋病發病用藥情況，發現他們多數人真的已經耐藥，及時向衛生部反映，提請解決河南農村艾滋病疫區二線藥物用藥，又一次挽救和延長了許多感染者的生命。
　　桂希恩溫和善良真誠，尹莊百姓說：“桂教授人好哩很，是當代白求恩！”他的足跡已經遠遠超出文樓，遍布河南艾滋病疫區。
　　桂希恩更注重對艾滋病的醫學病理學研究，他與雞尾酒療法的發明人、美國華裔學者何大一、著名艾滋病防治專家田波院士合作，啟動“湖北省艾滋病母嬰傳播干預項目”，旨在形成一個艾滋病母嬰傳播干預的有效模式，向全國推廣，以保護更多的兒童免受艾滋病病毒的侵害。
　　高耀潔和桂希恩，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戰鬥在抗擊艾滋第一線。

　　桂希恩（中）與艾滋孤兒們合影。


　　王淑平：報告河南艾滋疫情第一人

　　事實上，還有人更早發現中國艾滋病村莊——比桂希恩大夫還早四年。
　　2004年我走訪周口市衛生局，那是王淑平醫生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問起王淑平，人們都諱莫如深，一位領導說那都是過去的人和事了，不必提了。之後點點滴滴了解到一些當時情境，再查閱媒體不多的報道，理出事情大概——
　　從1994年開始，王淑平帶領她的同事們在本地區開展肝炎和艾滋病流行病學調查。當時王淑平是河南省周口地區（現為周口市）醫院臨床檢驗中心的負責醫生。1995年5-9月，他們在周口市商水縣西趙橋村共抽取900多人的血液樣本，檢測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率20％以上，其中獻血員300多人，感染率將近50％。
　　也就是說，1995年王淑平已經在河南發現艾滋病村——西趙橋村，查出村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0多人。
　　王淑平感到情況嚴重，寫詳細報告遞交周口市衛生局。報告稱：“單采漿還輸血球獻血員中已有HIV感染，甚至釀成流行之勢，成為迫在眉睫非解決不可的問題。”當時衛生局長說，全地區人民會感謝你。
　　王淑平的報告驚動了河南省衛生廳。衛生廳派“專家”前往王淑平的工作單位周口市醫院臨床檢驗中心“調查處理”，指責“王淑平的實驗室不合格”，下令王淑平的調查報告不准發表，王淑平本人遭受打壓，受到停職停薪的不公正處理。王淑平不服，將血樣送至北京全國艾滋病檢測中心。這些艾滋病毒血樣檢測結果驗證了王淑平的報告情況屬實。
　　1996年1月10日，中科院院士曾毅將王淑平的報告呈送衛生部。1996年11月，王淑平所在的臨床檢驗中心被關閉。1997年初，王淑平被迫離開河南，到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學習和工作。2001年，為謀生計和繼續從事艾滋病科學研究，王淑平別離家人親友，隻身去往她十分陌生的美國。半年之後，2001年8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正式公開桂希恩教授兩年前發現的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而對六年前王淑平和她的同事們發現的艾滋病村西趙橋村隻字未提。
　　王淑平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失去家庭，夫離子散。

　　王淑平（圖片來自網絡）

　　王淑平後來供職於美國血液中心，仍然從事血液和病毒研究工作。她一度與高耀潔保持聯繫，對來自故土家鄉的消息非常關心關注。有媒體報道：河南省數十個艾滋病村莊正在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幫助，病人正在得到藥物救治，這些消息讓王淑平曾受傷的心稍稍欣慰。（田野手記20060319）
　　王淑平的故事使我心中充滿痛惜。王淑平醫生的發現比桂希恩教授的發現整整早了四年。1995年，假如王淑平的發現當時就能得到有關部門的正確對待，採取有效措施，河南的艾滋病疫情何至猖獗肆虐如此！整整四年的時間啊，即便是亡羊補牢，也可以留住多少人的性命，保住多少家庭不至於破碎，多少孩子不做孤兒！
　　桂希恩和王淑平發現疫情都及時報告當地有關部門，都受到阻撓打壓，但最終報告還是都送到了衛生部。不同的在於遞交衛生部的管道：桂希恩教授通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王淑平醫生通過中科院院士曾毅。
　　在這裡，我只看到權力的力量。王淑平是無奈的，桂希恩同樣是無奈的，包括院士曾毅也是無奈的。
　　假如桂希恩教授的報告不是提交給了有權力的、而且是有責任之心的領導人，會是什麼結果？疫情將繼續隱瞞延誤下去？
　　桂希恩比王淑平幸運。桂希恩的幸運就是疫區百姓的幸運。
　　桂希恩幸運嗎？感染了艾滋病的疫區百姓幸運嗎？
　　疫情真相現在真的公開了嗎？
　　人們，都在哪裡被“嵌住”了？

　　孫永德：預警疫情上書中央第一人

　　還有更早的疫情預警。
　　1983年，流行病學專家孫永德醫生即上書衛生部，報告單採血漿傳播丙肝；1988年，孫永德再次上書衛生部，明確指出不規範采供血將導致我國艾滋病的流行。這是醫學界對血源性傳播肝病、艾滋病的最早預警，在當時被看作是危言聳聽。
　　孫永德是河北省防疫站主任醫師，是他最早對血源性傳播肝炎、艾滋病提出預警，他也是將疫情上書中央第一人，並力挽狂瀾，對遏制河北省艾滋病的傳播泛濫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0年代初，國內一些生物製品廠家開始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永清等縣設立血漿站點採購血漿，1983年固安等地發生獻血員“非甲非乙型肝炎”流行。孫永德前往調查，並設法將一批病人血清帶到日本、美國CDC檢測，確認當地丙肝流行。他將疫情寫報告遞交河北省衛生廳，同時寫信反映給中央衛生部，並堅持以事實和科學道理說服當地衛生部門採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採血操作，遏制了採血站點在河北地區的擴充。
　　河南衛生系統官員說，艾滋病不單單是河南的事。早期河北省艾滋病最厲害。河北發現問題更早，是老幹部體檢驗血，發現幾例HIV陽性，追查原因是輸活血，“早年輸血還帶有保養性質”，這位官員解釋說。血源來自河北省廊坊。追查血源，查出廊坊獻血人員中有艾滋病。還有人說，河北、河南兩省開始單採血漿的時間差不多，當采漿在河北受限後，大批血站轉移河南。
　　孫永德的“危言聳聽”在河南成為現實。河南疫區衛生官員告訴我：1993年，我們就發現獻血人群中大批感染丙肝病毒。血站採血對獻血員例行檢查身體，一開始並沒有丙肝，後期開始發現丙肝。開始發現少數，個別人有丙肝病毒，幾個月後，同一批獻血員就基本上都感染上了——90％感染。經血液傳播丙肝病毒，跟艾滋病一樣，也是交叉感染，但是丙肝沒有艾滋病可怕，一時不致人死命，當時就無所謂，還只管採血。一時不要人命，但過幾年以後後果也很嚴重，肝硬化肝癌等等，都是因此造成的。在丙肝期間，已經有專家就說起艾滋病：單采漿這事非造成艾滋病流行不可！“照現在丙肝的這個感染法，將來艾滋病也不會輕嘍！”但是，當時河南沒有出現一個孫永德！
　　幾年後，尹莊人告訴我：凡是當年賣過血的，即使沒有感染艾滋病，也一定感染丙肝，100％的，一個也跑不掉！（見《河南究竟有多少人賣血感染艾滋病？》）
　　孫永德的預警也在一份採血“原漿”分析報告中不幸驗證。《河南省部分獻血漿人群血源性傳播疾病監測結果分析》是河南鄭州CDC連續3年（1993-1995）對河南省境內經省廳驗收合格的4縣3市（包括濮陽縣、蘭考縣、寶豐縣、永城縣、許昌市、洛陽市、開封市）七個血站所采的“健康原漿”進行二次復檢結果的分析報告，報告明確寫道：“在獻血漿人群中，不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還存在着嚴重的艾滋病的感染”。報告顯示：河南“七漿站”在1993年-1995年期間共有588人份的血樣呈HIV陽性，僅1993年就有542人份。報告分析認為，HIV陽性問題出在漿站技術操作不規範所造成交叉污染上。報告驗證了孫永德的預警：不規範采供血將導致我國艾滋病的流行。也確證早在1993年艾滋病已在河南獻血員中傳播流行。還證明，河南官方而且是職能職責部門衛生廳，至少此時已經確知艾滋病正在河南流行蔓延泛濫成災。比王淑平的發現還要早2年。
　　1993年，僅這份報告中河南“七漿站”的HIV陽性542人，這一數字就大大超過了1993年全國的HIV陽性報告數274人。河南艾滋病疫情爆發導致中國艾滋病疫情形勢風雲突變。前衛生部長陳敏章臨終前說：早聽陳主任（疑為“孫主任”。——老高注）意見，艾滋病不會如此。

　　高燕寧：高校走進河南艾滋村研究第一人

　　2002年6月，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高燕寧，帶着復旦的研究課題《中國未來10年艾滋病對策研究》，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從社會支持體系入手研究中國艾滋病問題，成為高校進入河南艾滋村進行研究的第一人。
　　進村前，高燕寧到我家裡找我。是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同仁推薦他來，學界朋友們都知道我一直在河南農村做田野調查，跟高燕寧說：要想了解河南農村真實情況，就去找河南社科院的劉倩。我當然盡我所知傾情相告。也了解到高燕寧進河南村莊的“條件準備”：他有一位學長校友武廷秀在他要去的上蔡縣防疫站當書記——就是後來他在《艾滋村》書中寫到的那位“武書記”，他們事先已經建立了聯繫。這是一個很好很關鍵很“硬”的關係。知道了這個“硬條件硬關係”，我打消了陪同高燕寧下鄉進疫區的想法，我在河南一直處於一種敏感的微妙處境，我跟高燕寧一起，也許會使他也“被關注”，對他造成負面影響。匆匆交談之後，高燕寧着急趕往疫區。時間很緊，但他堅持不打的士要乘坐公交車到火車站，他說：“我們要省下每一分錢救助艾滋病人，他們需要幫助。”他的這句話留給我很深的印象。我送他到公交車站，看着他上車，就像送一位戰士上戰場。之後知道他雖然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但有武書記從中斡旋，還是在一個艾滋病村站住了腳，順利完成研究課題。

　　　　　　　　　　　　高燕寧

　　很巧也很幸運的是，2005年我到上蔡做田野，偶然遇到武書記武廷秀。但是當時我沒有想到他就是高燕寧的“關係人”。武書記是上蔡本地人，上海醫大畢業，部隊轉業回來後任縣衛生局機關黨委書記3年，縣防疫站書記17年，我們見面時他已退休，做了杜聰智行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智行基金會辦公室就是武書記原來的辦公室。這是一位非常正直敬業的人，他利用任職體制內的資源，全力幫助民間抗艾力量。他很坦率地向我介紹當地疫情，對我那次田野工作有很大的幫助。這些詳情，在《血殤》中有過記述。
　　河南之行結束後，高燕寧在復旦大學醫學院開課，主講兩門：艾滋病健康社會科學，同性戀行為干預。之後在研究生中開設艾滋病社會支持的課程，在復旦大學開辦“艾滋病健康社會科學”系列講座，將中國的艾滋病救助拓展到了社會學的領域，並將國內外知名人士圍繞艾滋病所作的系列演講集錄成冊，出版《復旦大講堂系列——艾滋病的“社會免疫”》，內容涉及：倫理道德、國家法律、公共政策、社會行為、社會性別、艾滋孤兒救助、青少年性健康、性工作者與靜脈吸毒、艾滋病“社會免疫缺陷”與艾滋病的社會流行病學、弱勢群體與感染者參與等，基本展現了一個時期艾滋病領域的研究成果。他的未發表文稿《血殤——中國單采漿危機不完全報告》，站在醫學和社會學的資訊口上，對大量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匯總，將單採血漿傳播HCV（肝病）與HIV（艾滋病）關聯起來，系統看待“血傳播事件”，對血源性感染艾滋病事件作歷史性回顧和分析，從源頭到後果，幾乎把與河南艾滋病相關的重要事件和涉及到的問題一網打盡，資訊含量很高，極具學術研究參考價值。
　　2007年，我帶尹莊村7個女孩子到上海學習編織技藝，為尹莊村開展生產自救尋求出路。高燕寧，還有上海其他幾位朋友趕來看望我們，幫助策劃實施“紅絲帶義賣活動”，高燕寧盛情做東宴請大家。那是一次愉快的相聚，我向大家隆重介紹高燕寧：這是第一位進入河南艾滋病村莊的大學教授，為我們河南抗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高燕寧那天表現風趣幽默，回憶當年說：“我會說河南話，中，中不中！那次和杜聰一起慰問艾滋病人，有位老人接過慰問金，驚喜說：呀！錢！好——啊——！”高燕寧拖長聲音模仿河南老人說話，惟妙惟肖，引起一場哄堂大笑。笑聲中，我想到高燕寧曾經說過的那句話：“我們要省下每一分錢救助艾滋病人，他們需要幫助。”高燕寧做到了。
　　2017年，高燕寧寫作出版《艾滋村中國單采漿危機三維舉證》，直面中原血禍，記述中國艾滋病事件種種人物事件，是一份寶貴的歷史見證。
　　（本文照片均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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