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四君子”在“六四”最后关头与戒严部队谈判争取到学生撤离广场的通路，避免了超级规模的流血悲剧。“四君子”中周舵的最新思考，揭示迄今许多转型国家民主制度之所以波折不断，就是因为陷入了误区，没有区分两种牌号的民主


　　老高按：真巧，刚刚校对完中国学者周舵的《渐进民主文集》（续集，明镜出版社），“六四”前夕出版，就读到了《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储百亮的专访《周舵眼中的“六四”与中国民主的未来》。转发这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提起“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人们记忆犹新。1989年6月2日，周舵与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四人，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争取学生的信任；6月4日凌晨，在戒严部队围困广场，即将武力清场的千钧一发时刻，周舵与侯德健与戒严部队谈判，争取到时间和通路，成功动员广场学生和市民和平撤离，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悲剧。
　　在“四君子”中，周舵可能是知名度相对最小的一位。其他三位，侯德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海峡两岸都著名的歌手，刘晓波初出茅庐时是文学评论界挑战权威、名噪一时的“黑马”，后来又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竟庾死狱中，知名度当然更高；高新九十年代曾自撰或者与何频合写过多种政治著作，有的相当畅销，如《中国太子党》，近年来长期在RFA的专栏写文章……相比之下，人们并不太了解周舵其人其言。
　　实际上，今年72岁的周舵，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今年“六四”前他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在鲍朴主持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一本就是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思想文集。
　　之所以书名为《渐进民主文集》（续集），是因为他2010年曾在香港出版过《渐进民主文集》。这本续集，收入了他2009年以来的37篇文章，有41万字，是一本沉甸甸的厚重著作。
　　他将书稿交给明镜堪称及时，因为5月下旬，有关部门就把他带走了，不知去向。
　　我没有见过周舵，也不认识他。最近几年，至少三次听住在新泽西的学者冯胜平告诉我，周舵最近要来这里，他来后大家聚一聚聊一聊。但是三次都失望了。今年更得知，当局禁止他出国，只能通过他的文字来了解他的思想成果了。
　　周舵这本书给读者提供了哪些成果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简单一句话概括：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这句话真是简单，却实在宏大和宽泛。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都是苦苦探索这一艰巨课题？做过多少尝试，经历了多少挫折和失败，甚至灾难！痛定思痛，周舵力图从源头、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他说，自己从1989年以来坚持不懈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正本清源，从头说起”。
　　对作者的整个思想成果在这里做一个简明归纳，一时我难以胜任。列举一些篇目：
　　围堵民粹，升级民主
　　自由与民主的复杂关系
　　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
　　共产主义：理想，还是幻想？
　　中产阶级的神话应该终结了
　　美国会再次失去中国吗？
　　西方国家应该怎样推广民主？
　　展望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间突破”实操方案
　　……
　　但这些篇目标题，最多只能显示作者思考了哪些问题而已。
　　对我个人来说，这部文集启发我思考的问题有：
　　现代化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大体上有了三种模式：法俄模式，德日模式和英美模式。最成功的是英美模式，但其成功却带有一定偶然性，需要多种条件配合。要想走英美道路走成功，需要先创造多种条件。
　　作者主张的“顶层设计”，理论依据就是现代化理论背后的历史演化逻辑，首要的是专制秩序→自由秩序→自由民主秩序“现代化三阶段论”——这是对英美自由宪政模式的经验概括。
　　除英美外的所有大国，都曾经对英美的成功现代化很不服气，都曾经强调本国“特色”，想要独辟蹊径、“弯道超车”，都一一破产。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就是要告别法俄模式的“邪路”，回归英美模式的“正路”。
　　中国目前难就难在处在一个“双重转型”的时代——既要完成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又要摆脱1949年引进的法俄现代化模式。
　　周舵将民主分为“好民主”（自由民主）与“坏民主”（民粹民主），揭示迄今许多转型国家民主制度之所以波折不断的误区所在，就是没有区分这两种民主。他强调，人类的价值目标中法治、平等、自由、民主，彼此各项之间是有冲突的，所以必须由精英来理性设计实现这些目标最合理步骤的路线图，而不能听任大众凭热血、激情、冲动行事，历史上这种失败教训举不胜举。
　　周舵的这些看法，虽然并非都是原创，但具有冲击力甚至颠覆性，势必将引起争议。虽然周舵有这些思想成果，甚至做了顶层设计方案和政治改革“中间突破”实际操作方案，但他深知其艰难，为成功实现自由民主，创造那些条件就绝非易事（首先，要在自由民主人士中取得共识，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下面所附《纽约时报》文章中，周舵接受专访，对前景的预测也比较悲观。
　　最近我对许多人提出请求：请给我一个不悲观的理由！诸位，有吗？习近平？川普？人民提高觉悟？高新科技？……

　　今年72岁的周舵，有相当特殊的人生阅历。1947年3月6日他出生于喜马拉雅山印度一侧噶伦堡，先后在北大附小、清华附中就读。文革中，他在内蒙放过三个月羊，又在河北白洋淀插队七年，其中四年当民办教师。病退回京后，周舵曾在101中学、四中代课，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于光远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师范学院、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国家重点课题研究并担任所长费孝通的助手。1988年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主管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
　　“六四”后，1989年6月30日—1990年5月9日，周舵被“收容审查”。1992年底他赴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1994年初回国，发起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烛光工程”。周舵目前正在从事“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课题研究。已出版和待出版的著作有：《我是反革命》（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渐进民主文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0年）；《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写作中）。


　　周舵眼中的“六四”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储百亮，纽约时报中文网，2019年6月4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北京——1989年6月4日天将破晓时，周舵向一排排拿着枪的士兵走去。在他身后，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挤满天安门广场，生怕渐渐围过来的部队会在中国最神圣的政治场地屠杀他们。
　　接到早晨之前清理广场的命令而在当晚涌入北京的士兵，已向愤怒的人群肆意地开过枪，周舵盼着能给示威者谈出一条出路，他们很多是学生。他忍住恐惧，跟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说：“血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血了。”
　　周舵是通过谈判让抗议者从广场撤离，帮助挽救生命的四名年轻知识分子之一。30年后，72岁的周舵是那场抗议活动少数依然留在国内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依旧守护着1989年运动的希望，虽然也为它的教训感到痛心。
　　周舵时常反思那些最终令他逃离天安门广场的决定。他说，在国家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他的人生成了一场艰难的守夜，为点燃30年前那场抗议活动的民主理想祈祷。

　　周舵4月在北京。 The New York Times

　　令人窒息的审查活动迫使那些努力保留抗议和屠杀记忆的人陷入缄默，并且从中国的互联网上抹去了那起事件的几乎任何指涉。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统治下，这个国家变得日益专制，政府逮捕了维权律师、劳工活动人士、学生和穆斯林少数民族。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孤独，”周舵在天安门镇压事件30周年纪念前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也没有多少人在关心‘六四’，年轻人根本知道都不知道。”他在北京北城的一家咖啡馆里说着这番话，周围其他顾客一般都盯着手机屏幕，似乎与抗议示威和流血事件的谈话相去甚远。
　　周舵的日常现实明确地提醒我们，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怎样成功地将经济增长与威权统治联姻，卓有成效地拒斥了要求更多政治自由的吁求。
　　但更出乎周舵意料的是，他曾视为自由民主典范的西方国家陷入了种种麻烦。特朗普总统统治下的政治分裂和英国的脱欧乱象都表明，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会沦为危险的民粹主义和煽动行为的牺牲品，周舵说。

　　1989年周舵在天安门广场发言。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你放眼四望现看不到什么亮色，”他说。
　　1989年，周舵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这是对示威期间参加绝食抗议，后帮助大家撤离广场的几位人士的亲切称呼。
　　另外几位，是因民主活动于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刘晓波2017年服刑期间去世——另一位是高新，后来去了美国；第四位是台湾出生的音乐人侯德健，他已经放弃了异议。
　　1989年镇压事件后，周舵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但即便被释放后，他也处在严密监视之下。“现在想我是不是要无期活在这个大监狱，”周舵在秘密警察因为纪念日的到来把他偷偷带走之前说。
　　据人权组织称，最近几周，警察带走或软禁了几十名异见人士和政治活动分子。其中有“天安门母亲”的组织者，这是一个镇压遇难者或致残者的家属组织，他们发布了23条亲属的视频声明，敦促中国政府为杀戮行为寻求宽恕。
　　“已经过了三十年，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犯下的杀人惨案早就应该能够解决了，”张先玲在其中一段视频中说道。她不足20岁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枪杀。“这是一个国家犯罪。”
　　1989年4月，天安门抗议爆发，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悼念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悼念活动发展成一场为期六周的运动，数十万人涌向广场，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并结束腐败。
　　周舵知道中国的政治会有多么残酷。他的家人曾在毛的统治下遭受迫害。但中国的未来也和他密切相关。他曾与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共事，之后在北京一家创新的电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周舵在抗议活动领导人和试图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温和派官员之间充当中间人。他与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建立了出人意料的友情。当时，刘晓波是一位好斗的文学学者，也是学生们的热情支持者。周舵则并不那么确定。

　　1989年6月4日，士兵在殴打抗议的学生。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我从始至终，就在里边感觉纠结了，不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周舵在谈到抗议时说。
　　然后，在6月3日晚，人民解放军涌入这座城市，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天安门广场。时间是紧迫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在数小时内拿下广场。周舵和他的三个朋友试图组织剩下的抗议者离开，但离开很危险，一些人想留下来战斗。
　　周舵和音乐人侯德健与士兵们谈判。周舵请求获得时间和通道，让抗议者安全离开。军官同意了。接近黎明时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居民鱼贯离开广场，一些人泪流满面，一些人唱着或喊着挑衅的口号。
　　“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周舵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不是奇迹是什么？”

　　1989年镇压事件两天后，北京街头的坦克。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镇压行动后，他被拘留一年，出狱后他开始尝试慈善事业，但当局让他无法继续经营那家支持贫困农村教师的慈善机构。
　　在过去30年里，周舵多次在国外旅行，还曾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但他在中国时会受到警方限制，使他无法在商业或教学领域从事新的职业。偶尔，他也会参与有关天安门事件教训的讨论。
　　现在周舵已经退休，依靠养老金生活，轮流住在北京和中国南方，撰写一些关于他的过去和时事的文章，他还教古典音乐课，这是他毕生的爱好之一。本周，他的回忆录在不受中国审查机构管辖的香港出版。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民主之路，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审慎。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许多富人出国旅游，但这并没有带来许多自由派人士所希望的那种反对政党控制的倾向。周舵说，中国的商界和知识界精英们太容易妥协，无法挑战共产党。
　　“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中共，”他说。“它的这种控制和打压的手段，再加上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喔，将来很可能是一个‘1984’。”
　　周舵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渐进式的政治变革，从法律上限制权力，实现更大的政治多样性。他说，当公民生活改善、政治成熟时，这个国家才能做好准备，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就算你搞革命推翻了共产党，弄出一个自由民主制度，你能运转吗？”他说。“它一定是个曲折的、漫长的、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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