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复原真相是第一位的——尽管真相有时是残酷的，有时甚至是让人难堪的，也必须正视。我们不需要掺假的象征，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也不能被虚假的东西所误导。过去我们受当权者塑造的假英雄的骗还少吗？


　　老高按：今天我节录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关于“坦克人”的完整考证文字，与大家分享，征求各方看法。
　　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修订本2016年在亚马逊的自助出版平台上出版以来，引起的反响不算大，在少数评述文章中，老牌《亚洲周刊》记者江迅写了一篇深度报道，我随即在“老高的博客”中转载。因为该书内容实在浩瀚，篇幅也是一般人望而却步的（136万字，三大厚册，足有一千七八百页），所以江迅要报道也只能抓住几个卖点，其中一个可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就是“坦克人”。但是报道陈小雅在此书中对“坦克人”的身份来历揭谜，引起关注的程度也似不够。
　　2016年到现在，三年过去，到“六四”30周年来临，“坦克人”作为“六四”事件中民众对抗暴政的象征符号，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展示巨形充气坦克和“坦克人”的艺术装置；“坦克人”雕像在加州民主雕塑公园（一说自由雕塑公园）即将完工，将在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举行落成仪式……
　　在这种情况下，陈小雅所提出的观点：“坦克人”很可能是戒严部队一手导演、用来证明自己是“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短剧，无疑很不合时宜！昨天下午，我对她的访谈视频节目在YouTube上播出之后，不到20小时，已经有8千好几百的浏览量。而跟帖评论，否定、反对陈小雅的观点居多。著名独立记者高瑜女士写的跟帖，更是强烈抨击陈小雅的说法。
　　很多反驳意见是针对陈小雅的答问。他们不了解，对陈小雅的访谈，是去年7月她来美国时在西部几个国家公园游览之余录制的，不是那么正式，讲得相对简单，列举了五个疑点。而在书中，她整整用了9页，列出了九个方面，加上她在美国旅行期间，从网上找到那张同样装束的很多人在天安门广场清理的照片，实际上是十个方面。
　　陈小雅的结论是：“坦克人”偶然出现在那里阻挡坦克的的可能性很小，事先安排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事先安排，又以当局设计的可能性大：很有可能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编排导演的。因为坦克行进时间、路线这些信息只有戒严部队才知道；因为住在北京饭店的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和录像等等，都被收缴，唯独这次所拍的照片和录像奇迹般地经过几道关口被传递到西方；还有她刚才讲的，坦克从天安门广场往外调防，拦截没有道理；以及此人的装束，并不像学生也不像市民，那么热的天，穿着长袖衬衣，倒像是集体前来执行任务的公务人员之一。
　　她说的是否确有道理？这是一潭深水，她对成分、来源的化验分析，究竟是否准确？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这里也请各位博友来共同推敲——“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
　　我在这次视频访谈节目的结束语中说：

　　……有一些人对于“坦克人”可能是官方一手设计、导演的短剧这种可能性，情感上不能接受，因为“坦克人”这么多年来已经在全世界成为奋不顾身地反抗暴政的象征了、鼓舞了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追求民主自由，他们担心，如果调查结果是当局搞的把戏，就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心目中的象征会垮掉，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也会遭到打击。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复原真相是第一位的——尽管真相有时是残酷的，有时是让人难堪的，也必须正视真相，我们不需要掺假的象征，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也不能被虚假的东西所误导。过去我们受当权者塑造的假英雄的骗还少吗？当然，我并不是说“坦克人”一定就是当局安排来表演的演员，但是我们必须探究上面所说的疑点，弄清真相，不能自欺欺人。
　　从短期看，“坦克人”照片和录像的确被中国当局宣传所利用，1989年6月5日之后一段时间，央视反复使用这个影像，来证明“仁义之师”、“文明之师”，是“人性化的”，对阻拦群众保持克制的……但是此后这么多年，他们再也不敢让这一图片和录像与公众见面，看到这幅场景的人，最强烈感受到的，仍然是大无畏的反抗专制暴政的勇气和良知。长程的舆论胜利，属于正义、进步的民众！

　　下面的文字，是从陈小雅去年给我的书稿中节录的。2016年她因为意外的机遇，仓促推出三卷本，其中文字错误确实不少。陈小雅自己从史实上继续修订、充实之后，改成了十卷本，给了我一份电子版（今年5月由公民社在美国出版的《八九民运史》，就是根据这一版本）。其中仍然有些瑕疵，这里我转载时，对错谬文字和标点做了一点校正。本来还有许多关于出处的注解，为便于网络阅读，我就删略了。
　　陈小雅书中，还披露、梳理了大量令人深思的史实，在今后几天里，我将陆续转载。


　　“坦克人”
　　
　　陈小雅，节选自《八九民运史》（第十卷）第二十一章 民心的测试

　　第二节 “坦克人”

　　如果不是2013年从电子邮箱收到朋友寄来的上述王庆元的文章，我永远不会怀疑“坦克人”是否有其它更复杂的背景，也不会有这一节的研究。但读罢此文以后，下述事实，立刻从记忆的深层升浮到眼前：
　　据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负责人刘成社回忆，6月4日凌晨1:00——即戒严部队合围天安门广场之前，该处就收到“即刻派人去北京饭店收缴外国记者违反戒严令非法摄制的录像带、胶卷，并对他们违反戒严令的行为提出警告”的上级指示。
　　外国人管理处地处北池子大街，距北京饭店仅两个街区，该处的外事干警很快于1:40在北京饭店大厅就位，“开始检查每一个进入饭店的外国人”。
　　凌晨3:10，第一个“猎物”——美国某新闻社的摄影记者——落网。3:21，另一名“大胡子”记者落网。4:45天安门广场“清场”以后，大批外国记者陆续落网，“清场”完毕后，更是“鱼贯而入”。
　　到6月4日上午7:30，北京饭店居住名单中的外国人全部回到饭店，这批外事警察才满载而归。
　　这个故事说明，即使是在最紧张的时刻，中国政府依然没有放松对于舆论的管制。这是5月20日颁发《戒严令》后，北京市政府1、2、3号通告早有特示的要义。6月1日，在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再次对有关条款作了说明。当日，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对敢于以身犯戒英国广播公司驻京记者麦杰思、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大岛则之进行了警告。
　　当日，这些乘兴而来，却即将注定要败兴而归的摄影记者绝对不会想到，第二天的中午，他们能享受到一顿不仅是“不枉此行”，而且是“不枉此生”的“视觉的盛宴”。这就是事后被称为“20世纪标志”的“坦克人”的出现。
　　6月5日上午，就在刘国庚暴尸露肠地方的相反方向，在天安门东面的长安街上，上演了这出剧目。据事后笔者从各种摄像记录下的镜头中看到的场景，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名青年男子（暂名“坦克人”），身着白衣、深蓝裤（衬衫掖在裤子里），脚穿疑似“懒汉鞋”，面朝一队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据说是18辆59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着塑料袋，一手打着旗语，在将近10米的地方，拦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辆坦克。那辆坦克（的驾驶员）似乎是楞了一下，将坦克停了下来，随后打右舵，打算躲开坦克人，跟随在它后面的第二辆坦克也随之改变路线。但坦克人左右移动着身体，继续阻挡坦克前进。那辆坦克在距离青年2、3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青年向坦克走去，他试图爬上坦克，但在一次滑落后，换了方向继续往上爬，这一次，他成功爬上炮塔。之后，他开始探查坦克前部的一些舱门或镜面，看上去是想打开它们。这时，坦克舱盖打开，一位军人从那里露出了上半身，坦克人与他握手，彼此似乎还交谈了一几句。
　　另一目击者称：
　　“之后……先是一名骑着脚踏车的男子也骑向坦克前方并且与男子交谈几句， 之后两名身穿蓝色上衣并高举双手的男子也前往现场，接着便带着阻挡坦克的男子快步离开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队伍随后则继续向前行进。”
　　上述场景，大体上是现场的摄影者留给受众的印象。像所有的“短剧”一样，它传达的意涵也十分清楚：其一，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次日，一个弱小的青年，以孤独的身躯，成功对抗了象征专制暴政强权的坦克；其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面对民众的阻挠时，采取了极大的克制。
　　显然，两种解说，歧义巨大。正因为如此，它究竟是一场精心编制和部署的“短剧”，还是偶发事件，就成了后人解读的关键。27年后的今天，历史解读者基本上也是依据以上思路分为三派：
　　第一派认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坦克人要么是一个学生，要么是一个社会青年，但是“外地人”的可能性较大。持此观点的民运人士甚至判断，他可能刚下火车。并据此推测，“坦克人”已经被杀。
　　中国政府在公开的言论中，对其人身份也持同样看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90年和2000年两次对美国电视观众发表讲话，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在1990年面对美国广播公司知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询问“阻挡坦克男子的下落”时，江泽民先是对翻译表示：
　　“我不能确证你提到的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被拘捕。”
　　之后，沃尔特斯追问该名男子是否遭到秘密逮捕并且被处死时，江泽民则以英语回答说：
　　“不过我想他没有被杀。”
　　2000年，江泽民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时，他已经能够确切回答：
　　“这名学生并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第二派观点认为，这个“短剧”，是应西方新闻媒体反对中国政府戒严的“舆论需要”，制造的一出“喜剧”。其当事人至今不敢露面，事发地点恰好在外国人聚集的北京饭店门前，似乎都可以佐证这一推测。在6月5日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该剧的片段镜头时，称其为“螳臂挡车的歹徒”。事后，中国政府对此实行网禁，都说明，它即使不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事端，也是为中国政府所不高兴的。
　　坦克人事件，的确是借由西方记者之手，在第一时间传遍世界的。资料显示，6月5日当日，有5名摄影师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团队，不约而同，分别在北京饭店的不同楼层上，捕捉到了这一场面，并将其在第一时间加以发表。他们分别是：
　　1、美国最大通讯社——美联社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在北京饭店6楼阳台拍摄的版本。他的位置，距离事发地点大约有800米。事后，他拍摄的底片，经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交给了美联社。成为1989年6月6日欧洲各大报纸头版使用的照片。
　　2、国际摄影经纪公司马格兰摄影通讯社的摄影师斯图尔特•弗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在北京饭店5楼阳台拍下了一系列视野比杰夫•怀登还要广阔和深远的照片。据说，其底片是由一名法国学生藏在茶叶罐里面带出中国，其中有些相片收入2003美国《生活》杂志发行的《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

　　“坦克人”近景

　　3、美国纽约《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查理•柯尔（Charlie Cole）当时与有350余家电视台加盟的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摄影团队在北京饭店同一阳台拍摄了这一场景。事后，他将底片藏在北京饭店的马桶水箱中。据说，此后不久，便有中国公安人员上门搜查。他们将“找到尚未使用的底片以及拍摄受伤示威群众的底片加以破坏，之后要求柯尔签署一份忏悔书”。但他藏在水箱中的这卷胶片幸免于难，并且交由《新闻周刊》发表。而他也因此获得了1989年年度世界新闻摄影奖。
　　4、当日，时任路透社摄影记者的香港记者曾显华，在北京饭店11楼房间的窗口也拍下了男子阻挡坦克的一系列相片，并交给了路透社。一开始路透社只选择使用男子爬上坦克炮塔的相片。但当工作人员注意到杰夫•怀登的相片版本大受欢迎后，他们重新检查曾显华的底片以寻找是否有和怀登类似时间点拍摄的影像。几个小时后，路透社才重新发布了曾显华所拍摄的男子阻挡坦克相片。
　　5、香港记者冼伟强也在北京饭店拍下王维林阻拦坦克队伍前进长安街场景，之后在《星岛日报》发表。
　　6、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摄影团队也拍摄了现场状况，并且随即将影像发送到世界各地播放。
 

　　“坦克人”全景

　　此外，还有一名摄影师，一直到2009年6月4日——即“六四”事件20周年——才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他所拍摄的相片。摄影师为美联社记者钟同仁（Terril Jones）。与其它版本的“坦克人”照片不同的是，他的照片角度显示，他是站在地面上拍摄的。而且，从中可以看出，“该名男子在坦克靠近自己之前便已经站在长安街中央抗议”。
　　钟同仁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原本拍摄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拍摄向前行进的坦克，因此他并不知道坦克人的存在；在美联社发布怀登的相片几个月后，他从洗出来的照片中意外发现，自己的镜头早已捕捉到“坦克人”。为了尊重前述标志性的图像，他从未将自己的作品向任何新闻媒体发表。对此他表示：“我错过了1989年发布这张相片的时机，今天是时候把它公布于众了。”
　　根据以上信息，笔者认为，指控“坦克人”事件为西方新闻媒体所制造，其理由并不充分。事发地点虽然恰好在外国人聚集的北京饭店门前，但北京饭店并不是外国租界，没有人证明“坦克人”事前与外国记者有所来往，事后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庇护。而事实证明，早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凌晨，中国的公安部门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包括北京饭店在内的所有涉外饭店。事情之所以发生在此地，如果不是出于偶然，应该另有原因。
　　这里，我们就要讨论第三派观点，也就是笔者持有的观点：“坦克人”事件，很可能与当天下午发生的“刘国庚移尸案”、次日发生的“木樨地军民联欢案”一样，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的需要，所编排出来的。

　　“坦克人”位置图

　　首先，如图所示，“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间点，与这三地的最近边缘线大约都相距100多米。与天安门广场边缘直线距离仅700米。从镜头中，人们可以看到从金水桥延伸而来的昔日皇城红墙的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南河沿”，也是本人当年每次上下班都经过的地方。该地周围居民，主要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以及散落在院落夹缝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其二，在这样一个地域，外国敌对势力要安排一个反对性事件，而做到全身而退，是不太容易的。而“坦克人”作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极小。回想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段录像的当时，笔者对“坦克人”的身份也作过一番猜测。笔者第一个想到的，是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因为他动作有度，似乎懂旗语。但事发路段空无一人，北方交大在距市中心遥远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学生的话，在这个悲痛的日子里，怎么会孤雁离群，一个人跑到这个与学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来？
　　其三，他的装束与连日来趿拉着拖鞋、穿着老头衫、短衣短裤阻拦军队的本地居民相比，显得过于正式（甚至堪称拘谨）。特别是他把衬衣掖在裤腰内、将长袖袖口挽得一丝不苟、手提购物袋的形象，倒是与6月3日以来化妆进城的戒严部队战士有些相似。这些印象在脑海中聚集以后，“人武部”三个字便浮现于脑海。

　　陈小雅在美国旅游期间上网发现：官方组织便衣和公安清扫长安街，他们的装束，与那位“坦克人”很相似。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坊间开始流传“坦克人”名叫“王维林”以后，笔者开始转为怀疑态度。因为，这个信息的披露，意味着这个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询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么，所在学校、家庭住址、同学邻居、父母亲友，都是可以证实的。但是，直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38军抗命遭受军法制裁的徐勤先获得自由；被通缉的柴玲、李录已经回到中国做生意；被判刑13年的陈子明出狱后周游世界已经离开了世界……而“王维林”除了这个名字以外，一切都还是空白！这不合逻辑！
　　不论他是英雄，还是被中国政府视为“犯了错误”的人，他都没有必要隐藏这么久。他出来，不仅根本不会有安全问题，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空前巨大关注，并得到帮助。
　　但是，他确实依然没有出现。
　　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国，一些重要纪事者——不论是处在最敏锐新闻前线的陆超祺日记、杨继绳日记，还是处在最权威地位的李鹏日记，或是代表政府的袁木讲话或陈希同报告，或是以包揽全局、明察秋毫著称的《中国“六四”真相》——都没有提及这个人的名字。
　　最近，从封从德为笔者搜集的王维林材料中，我注意到，有资料称，“王维林（Wang Weilin）”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英格兰的一家小型报纸《星期日快报》上。该报不仅指出其身份是“学生”，甚至披露了该人的年龄——19岁。 但是这一说法也遭到许多的质疑，其中曾经撰写《神州怨：我从毛泽东时代走到现在的长征》 的加拿大作家黄明珍指出，“《星期日快报》并没有长期驻北京记者”。这就意味着，这份报纸，在北京没有稳定的消息来源和调查能力，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外事机构为其推荐或安排的“中国助手”。这意味着，这个名字的披露，存在着很大的解释空间。
　　其五，是真正经历过“六四”血腥场面的北京学生，对这次事件有“不真实感”。首先是6月4日晨撤离广场，在“六部口血案” 中，被坦克轧掉双腿的原北京体育大学学生方政，“6、7月他在医院不断看见中共电视上播放这一镜头来证明戒严部队的‘克制’和坦克没有碾人（他对此自然敏感，因此记忆深刻）”。“六四”事件数年后，美国公共电视网在采访发起示威活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时，“许多人对于阻挡坦克这张照片感到‘真正疑惑’，甚至有学生认为照片是一件‘艺术作品（Photo manipulation）’。”
　　其六，在整个事件中，钟同仁所见坦克人事先已站在出事地点等候坦克大队的出现，以及对结束整个事件起关键作用的那名“骑脚踏车男子”的来去匆匆，都说明，此事不仅经过时间、地点、场景、演员的精心准备，的确还有“导演”的存在。事后，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研究人的肢体语言的专家约瑟夫，分析了坦克人和将其带走的两人的手语，认为三人的肢体语言透露，他们是受过训练的人。

　　一张罕见的照片：照片左侧远处，可见站立等待的“王维林”。

　　其七，“坦克人”事件的照片和录像，虽然是借助外国记者之手，传遍世界的，尽管西方媒体在第一时间——事发第二天发表了其新闻，但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这个录像，却是在6月5日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如果这个记忆不错的话，那就不得不问，中央电视台从何处，以最快速度得到了这批录像？他们显然不是从美国公共电视网买到了该片的版权，而是拥有自己的版权产品。而这些录像，正好适应了戒严部队改善形象的宣传。李鹏6月6日日记写道：
　　“由于电视台播放了暴乱的录像片，许多人观点发生了变化。”
　　但不满于中央电视台只将戒严部队制作的镜头放在新闻节目最后，当日，在杨尚昆住处召开的“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派代表”到中央电视台“指导工作”。李鹏所指镜头是否包括“坦克人”镜头？尚待揭示。
　　其八，还有必要提到的是，钟同仁的照片，之所以等到“六四”20周年之后才发布，并非没有留下悬念。笔者认为，他很可能在事发前得到过某种消息，因此不惜冒违犯戒严令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军警密布的长安街上，“以身试法”。而钟同仁的网上资料显示，其时，他虽然身在北京，但身份却是美联社驻东京记者。在1989年他虽然已被“特派”北京四年，但应是受东京站领导，并与日本记者有密切来往的。而同行公认，在各国的记者中，日本记者历来是对北京的事无巨细感觉最敏锐、行动最快，知情也最多的。他当时没有发表那张不惜冒险拍下的照片，是否是对其“戏剧性”的内幕已有所了解？而从职业角度评价为“假新闻”，而放弃了这个得来不易的“出名”机会？而事后，当这张照片在世界引发轰动，并衍生为东欧剧变的历史性成果时，他或已感到，没有再澄清的必要了？
　　其九，本书修订版2016年4月在（亚马逊的）CREATESPACE出版后，笔者收到微信朋友转来的一篇网络文章。该文作者自称当时受雇于“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6月5日下午，他受老板指派，前往北京饭店取回该公司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的“一些很重要的材料”。他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
　　在到达饭店门口时，他看到一排“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
　　“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与昨夜进入的外国记者一律遭到拦截和搜查的境遇不同，他被放了过去——这可能因为他是中国人，并顺利到达14楼该公司摄像组的房间。交接顺利。剩下的悬念就是，门口那帮人是否正“守株待兔”——就等着缴获他的藏匿物品了！
　　“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他顺利将录像带送回老板的住地——王府饭店之后，老板又让他立即将物品到机场“放信鸽”。尽管心理压力巨大，他仍圆满完成了任务。
　　事后，他认为，自己能在第一时间送出这份重要录像，不可能没有得到“帮助和支持”：
　　“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1995年10月，美国公共电视网纪录片《天安门》评论，“坦克人”的行为“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
　　1998年4月时，美国《时代》周刊以“无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作为名称，将“坦克人”的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因而将之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而这，是除了毛泽东以外，唯一获选的中国人。
　　2003年，美国《生活》周刊称“坦克人”照片“显示了十亿多中国人仍然是有希望的”，为此将其评为“改变世界的一百幅照片”。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则将“坦克人”照片视为“20世纪最持久的形象，将再度永远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
　　时下欧美评论界在论及“六四”时，也视“坦克人”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总之，这一切舆论，都足以让钟同仁及一切追求和执着于真相的人，放下自己的初衷和信念。
　　正如“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谈论此事时，所发出的感慨：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王维林挡坦克一事很可能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他的传说已有好多不同版本的演绎，在大众传媒中广为流传，而真相即便在以后翻案后，恐怕也难以寻得。而且作为神话，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而真相很可能被最后公众定格的心理定势（敢于反抗国家集权暴政的个人勇气）所取代，虽然这一象征意义也可能就离真相不远。”
　　不管“坦克人”是谁，“坦克人”事件是“自发”还是“制造”，从短期看，它的确被中国政府的宣传所利用。但长程的舆论胜利，却是属于世界的。自6月5日中央电视台使用“坦克人”的相关影像以来，它的确将传说中的“大屠杀”力道进行了消解。正如央视解说：“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据此，邓小平1989年6月9日讲话可以很硬气地声称：“坦克没有碾过去。我们的军队考试合格。”
　　与此同时，国内媒体，大都借此来表现戒严部队“人性化的一面”——他们尽管被要求持续前进但仍对于示威群众保持克制态度。不过，此后不久，有关影像便遭到严格禁止，而在国内的电视媒体上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其中缘由，江泽民在2000年9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下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
　　可见，不论邓小平、江泽民是否对戒严部队宣传部的种种“猫儿腻”知情，但戒严部队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像已经替党完成了宣传任务的刘国庚遗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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