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傳播等新科技不僅沒有成為瓦解專制者的利器，反而成了專制者鞏固統治的法寶。短短十來年，竟有了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權力者謀局布陣，擺脫了短暫出現的被動局面，不僅重新掌握了管控信息的壟斷權，更初步建搭起監控所有國民的體系框架


　　老高按：曾記否，互聯網和移動信息工具興起之初，讓挑戰專制極權的人們何等驚喜地歡呼！他們仿佛看到了突破信息封鎖、突破言論鉗制、澄清謊言、還原真相的曙光，並憧憬着從這裡打開缺口，瓦解靠“兩桿子”防衛得固若金湯的堡壘，推動中國走向憲政轉型。
　　這是反抗專制者的“中國夢”。事後看來，他們實在過於天真了。這個“中國夢”雖然比習近平的“中國夢”美好百倍，卻很快就破滅了。
　　互聯網絡和移動媒體既然是工具，己能用，彼亦能用。世上有了矛，勢必會有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高十丈，道高百丈。專制者擁有龐大財力、人力和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他們一邊揮動“中華民族富強”大旗以鼓舞人心士氣，一邊通過各種基金項目大把砸錢，雙管齊下聚集起甘願供其驅使的科技、知識精英。很快就謀局布陣，擺脫了短暫出現的被動局面，不僅重新掌握了管控言論、信息的壟斷權（當然，任何時候都會有漏網之魚），更初步建搭起監控所有國民的體系框架。這個體系，我曾經形容為：“無微不至，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無所不包”，如今框架庶幾完成，今後就是不斷完善、精準、延伸、消滅死角而已。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王力雄的《大典》等寓言小說、《少數派報告》《國家公敵》（Enemy of the State）等科幻、驚悚電影所描繪的情景，在中國已經成為現實。
　　信息傳播等新科技不僅沒有成為瓦解專制者的利器，反而成了專制者鞏固統治的法寶。短短十來年，竟有了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我們應該從中得到不少啟示。
　　數年來，這個問題是我博客的主題之一，曾經轉發過至少十多篇警醒和探討這一問題的文章，我寫的按語，大概都達萬字了。今天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讀到洪振快的文章《在中國，當數字革命遇到極權主義》，轉載如下。在這種數字極權主義之下，挑戰專制者註定了挑戰－失敗－再挑戰－再失敗－直至滅亡的悲劇命運嗎？


　　在中國，當數字革命遇到極權主義

　　洪振快，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9年5月8日

　　視頻顯示北京的人工智能公司曠視科技正在使用面部識別系統軟件。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公眾如果想了解中國的監控系統裝備狀態，最好的觀察地點之一是北京天安門。這個區域歷來是政治敏感地帶，安全級別高。如今，這裡已被特別分隔開來，進入該區域需要特別的安全檢查，核實個人身份；除了隨處可見的警察，還有密布的監控攝像頭。隨着“六四事件”發生30周年的臨近，該區域的監控可能更加嚴密。
　　天安門一帶的安全保障，是中共管控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在嚴密監視之下。最近，中國官方印發文件，提出在2019～2022年間超高清視頻產業發展行動計劃，目標是“提升監控範圍、識別效率及準確率，打造一批智能超高清安防監控應用試點”。這反映出中國政府在監控民眾上的野心。傳統的人盯人監控是舊式極權主義，而利用最新數字化技術、人工智能則是新式的數字極權主義。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建立的是一套黨國極權體制，其特徵是文革中公開宣揚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所謂“領導”，實際上就是控制，控制一切，包括控制個人的行為和思想，毛澤東時代就是如此。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1980年代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設想，使中共的統治從極權轉變為威權。但不幸的是，這個進程被1989年的“六四”事件所打斷。儘管如此，之後推行的鄧式市場化改革，還是使民間掌握了更多的財富，個人自由增加，中國社會逐漸正常化，中共對社會的控制也被弱化。
　　習近平上台後，認為這種弱化會威脅中共的統治安全，故重新恢復和公開宣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對社會加強控制，實際上就是復活黨國極權體制。在對個人思想控制方面，近年有很多動作，包括整肅媒體、強化信息管控、修改教科書、強化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種“學習”（如刷“學習強國”app）等等。對人的行為控制方面，除了強化傳統手段之外，最大的特點是利用最新數字監控技術的數字極權主義。其嚴密程度，大到新疆，中到天安門廣場，小到大學教室，監控攝像頭無所不在。
　　傳統的人盯人監控手段近年進一步強化，包括：
　　單位控制：對體制內人士由單位出面對其行為進行約束；
　　安全檢查：各種公共場合均提高標準，維穩安保升級，地鐵“人機同檢”、街巷設置專人巡邏；
　　人海戰術：比如北京出現四大首都治安志願者神秘組織——包括“朝陽群眾”、“西城大媽”、“海淀網友”、“豐臺勸導隊”；
　　網格化管理：將個體置於網格中，由基層居委會、不公開的網格長對政府不喜歡的個人進行監視，專人管理。
　　新式的數字極權主義採用最新數字技術，包括大數據、雲技術、人臉識別、行為識別等AI技術、5G網絡的發展等等。技術被大規模應用的工程有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網絡與計算機信息系統建設工程）、天網工程（公安110系統視頻監控系統）、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等。
　　傳統監控手段依賴人力資源，成本高，效果可能並不理想。而技術的進步，成本的下降，以及中共對財力和人力的無限制支配能力，不僅使數字極權主義變得可能，而且能達到中國政府近年一直在強調的對社會管理“精細化精準化”目標。
　　其中以雪亮工程最具代表性。這個名字來自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是讓“壞人”處在群眾的監視之下；其做法是在鄉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建設高清攝像頭，實現“人人可監視，處處可監看，時時可響應”的目標。
　　雪亮工程的起點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要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2015年5月，中央綜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門聯合下發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
　　根據諮詢公司IHS Markit的估計，2016年中國共裝有1.76億個監控攝像頭（其中由公安系統掌握的有2000萬個），而到2020年將達到6.26億個。中國生產、銷售視頻監控設備最有名的兩家公司是杭州海康威視和浙江大華科技，根據年報，海康威視2017、2018年銷售視頻產品及視頻服務的數量分別為9800多萬、1.26多億台/件；大華科技的相關數據則是4400多萬、5400多萬台/套。這兩家公司的主要客戶都在中國，可見近兩年中國視頻監控設備的安裝數量之龐大。
　　視頻監控設備拍攝了海量數據，如何應用這些數據是一個問題，最新的技術使數據的使用如虎添翼。最新的人臉識別技術，配合視頻雲、圖片雲和以圖搜圖功能，根據大華科技2017年年度報告，可以“幫助公安快速查找目標對象的軌跡與落腳點”。山東是雪亮工程示範省。在那裡，“民警輸入一張圖片，利用以圖搜圖功能搜索，立刻就能看到此人主要出現在某商城附近”。官方媒體報道該技術的強大力量時，以炫耀性的口氣作為標題：《可像搜索引擎一樣搜索車輛和人》。
　　中國政府如此大規模使用最新數字技術實現對社會的監控，一方面的確有助於打擊恐怖主義和犯罪行為，提高公共安全。但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公眾發現經常會出現視頻“丟失”的情況。而在一些拐賣兒童案件中，公眾也會發現如此強大的視頻監控系統卻沒有發揮作用。這些情況正如有網民質疑的那樣：以公共安全為名採集的監控視頻，並不完全用於提升公共安全。中國政府在公共安全領域積極採用最新技術，既有公共安全的考慮，更有對“重點人口”進行監控的考量。
　　所謂“重點人口”，根據公安部門文件，指的是“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治安嫌疑，由公安機關重點管理的人員”。“危害國家安全”嫌疑行為分為七類。但在一些案例中，公眾看到只要是政府不喜歡的行為都可以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異見人士、各種訪民以及某些少數民族人口（如維吾爾族）可能是“重點人口”的主要人群，對他們的監控是中國政府維穩工作的中心，可能也是視頻監控的重點。海康威視的年度報告中，聲稱要“破解重點人群服務管理”；大華科技的年度報告中，應用上明確有針對“特殊人群”一項。這兩家公司所說的“重點人群”和“特殊人群”，其內涵可能就是公安部門認定的“重點人口”。
　　在中國，人臉識別等技術被濫用的現象越來越普遍。2018年5月，中國媒體報道浙江杭州的一所中學，通過教室安裝組合攝像頭，捕捉學生在課堂上的表情和動作，以30秒一次進行掃描，經大數據分析計算出課堂上學生的專注度。這種做法當然引起爭議。中國有對個人隱私進行保護的法律，但政府部門以公共安全為名進行監控，社會是無法約束的。
　　中國傳統控制方式加上最新技術，其嚴密程度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已經超出了奧威爾《1984》的想像，讓人產生東德史塔西（Stasi）或奧威爾式的恐懼。利用強大的國家權力，採用一切可利用的最新技術，中國正在進入一個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新式極權主義統治時期。
　　（洪振快為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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