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等新科技不仅没有成为瓦解专制者的利器，反而成了专制者巩固统治的法宝。短短十来年，竟有了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权力者谋局布阵，摆脱了短暂出现的被动局面，不仅重新掌握了管控信息的垄断权，更初步建搭起监控所有国民的体系框架


　　老高按：曾记否，互联网和移动信息工具兴起之初，让挑战专制极权的人们何等惊喜地欢呼！他们仿佛看到了突破信息封锁、突破言论钳制、澄清谎言、还原真相的曙光，并憧憬着从这里打开缺口，瓦解靠“两杆子”防卫得固若金汤的堡垒，推动中国走向宪政转型。
　　这是反抗专制者的“中国梦”。事后看来，他们实在过于天真了。这个“中国梦”虽然比习近平的“中国梦”美好百倍，却很快就破灭了。
　　互联网络和移动媒体既然是工具，己能用，彼亦能用。世上有了矛，势必会有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高十丈，道高百丈。专制者拥有庞大财力、人力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他们一边挥动“中华民族富强”大旗以鼓舞人心士气，一边通过各种基金项目大把砸钱，双管齐下聚集起甘愿供其驱使的科技、知识精英。很快就谋局布阵，摆脱了短暂出现的被动局面，不仅重新掌握了管控言论、信息的垄断权（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漏网之鱼），更初步建搭起监控所有国民的体系框架。这个体系，我曾经形容为：“无微不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无所不包”，如今框架庶几完成，今后就是不断完善、精准、延伸、消灭死角而已。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王力雄的《大典》等寓言小说、《少数派报告》《国家公敌》（Enemy of the State）等科幻、惊悚电影所描绘的情景，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
　　信息传播等新科技不仅没有成为瓦解专制者的利器，反而成了专制者巩固统治的法宝。短短十来年，竟有了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
　　数年来，这个问题是我博客的主题之一，曾经转发过至少十多篇警醒和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我写的按语，大概都达万字了。今天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读到洪振快的文章《在中国，当数字革命遇到极权主义》，转载如下。在这种数字极权主义之下，挑战专制者注定了挑战－失败－再挑战－再失败－直至灭亡的悲剧命运吗？


　　在中国，当数字革命遇到极权主义

　　洪振快，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年5月8日

　　视频显示北京的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正在使用面部识别系统软件。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公众如果想了解中国的监控系统装备状态，最好的观察地点之一是北京天安门。这个区域历来是政治敏感地带，安全级别高。如今，这里已被特别分隔开来，进入该区域需要特别的安全检查，核实个人身份；除了随处可见的警察，还有密布的监控摄像头。随着“六四事件”发生30周年的临近，该区域的监控可能更加严密。
　　天安门一带的安全保障，是中共管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下。最近，中国官方印发文件，提出在2019～2022年间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目标是“提升监控范围、识别效率及准确率，打造一批智能超高清安防监控应用试点”。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监控民众上的野心。传统的人盯人监控是旧式极权主义，而利用最新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则是新式的数字极权主义。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是一套党国极权体制，其特征是文革中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所谓“领导”，实际上就是控制，控制一切，包括控制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使中共的统治从极权转变为威权。但不幸的是，这个进程被1989年的“六四”事件所打断。尽管如此，之后推行的邓式市场化改革，还是使民间掌握了更多的财富，个人自由增加，中国社会逐渐正常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也被弱化。
　　习近平上台后，认为这种弱化会威胁中共的统治安全，故重新恢复和公开宣扬“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对社会加强控制，实际上就是复活党国极权体制。在对个人思想控制方面，近年有很多动作，包括整肃媒体、强化信息管控、修改教科书、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种“学习”（如刷“学习强国”app）等等。对人的行为控制方面，除了强化传统手段之外，最大的特点是利用最新数字监控技术的数字极权主义。其严密程度，大到新疆，中到天安门广场，小到大学教室，监控摄像头无所不在。
　　传统的人盯人监控手段近年进一步强化，包括：
　　单位控制：对体制内人士由单位出面对其行为进行约束；
　　安全检查：各种公共场合均提高标准，维稳安保升级，地铁“人机同检”、街巷设置专人巡逻；
　　人海战术：比如北京出现四大首都治安志愿者神秘组织——包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
　　网格化管理：将个体置于网格中，由基层居委会、不公开的网格长对政府不喜欢的个人进行监视，专人管理。
　　新式的数字极权主义采用最新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云技术、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等AI技术、5G网络的发展等等。技术被大规模应用的工程有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网络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工程）、天网工程（公安110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等。
　　传统监控手段依赖人力资源，成本高，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而技术的进步，成本的下降，以及中共对财力和人力的无限制支配能力，不仅使数字极权主义变得可能，而且能达到中国政府近年一直在强调的对社会管理“精细化精准化”目标。
　　其中以雪亮工程最具代表性。这个名字来自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是让“坏人”处在群众的监视之下；其做法是在乡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建设高清摄像头，实现“人人可监视，处处可监看，时时可响应”的目标。
　　雪亮工程的起点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2015年5月，中央综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根据咨询公司IHS Markit的估计，2016年中国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由公安系统掌握的有2000万个），而到2020年将达到6.26亿个。中国生产、销售视频监控设备最有名的两家公司是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科技，根据年报，海康威视2017、2018年销售视频产品及视频服务的数量分别为9800多万、1.26多亿台/件；大华科技的相关数据则是4400多万、5400多万台/套。这两家公司的主要客户都在中国，可见近两年中国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数量之庞大。
　　视频监控设备拍摄了海量数据，如何应用这些数据是一个问题，最新的技术使数据的使用如虎添翼。最新的人脸识别技术，配合视频云、图片云和以图搜图功能，根据大华科技2017年年度报告，可以“帮助公安快速查找目标对象的轨迹与落脚点”。山东是雪亮工程示范省。在那里，“民警输入一张图片，利用以图搜图功能搜索，立刻就能看到此人主要出现在某商城附近”。官方媒体报道该技术的强大力量时，以炫耀性的口气作为标题：《可像搜索引擎一样搜索车辆和人》。
　　中国政府如此大规模使用最新数字技术实现对社会的监控，一方面的确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提高公共安全。但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公众发现经常会出现视频“丢失”的情况。而在一些拐卖儿童案件中，公众也会发现如此强大的视频监控系统却没有发挥作用。这些情况正如有网民质疑的那样：以公共安全为名采集的监控视频，并不完全用于提升公共安全。中国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积极采用最新技术，既有公共安全的考虑，更有对“重点人口”进行监控的考量。
　　所谓“重点人口”，根据公安部门文件，指的是“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治安嫌疑，由公安机关重点管理的人员”。“危害国家安全”嫌疑行为分为七类。但在一些案例中，公众看到只要是政府不喜欢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异见人士、各种访民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人口（如维吾尔族）可能是“重点人口”的主要人群，对他们的监控是中国政府维稳工作的中心，可能也是视频监控的重点。海康威视的年度报告中，声称要“破解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大华科技的年度报告中，应用上明确有针对“特殊人群”一项。这两家公司所说的“重点人群”和“特殊人群”，其内涵可能就是公安部门认定的“重点人口”。
　　在中国，人脸识别等技术被滥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2018年5月，中国媒体报道浙江杭州的一所中学，通过教室安装组合摄像头，捕捉学生在课堂上的表情和动作，以30秒一次进行扫描，经大数据分析计算出课堂上学生的专注度。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争议。中国有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的法律，但政府部门以公共安全为名进行监控，社会是无法约束的。
　　中国传统控制方式加上最新技术，其严密程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已经超出了奥威尔《1984》的想像，让人产生东德史塔西（Stasi）或奥威尔式的恐惧。利用强大的国家权力，采用一切可利用的最新技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式极权主义统治时期。
　　（洪振快为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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