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學，北大學運主力是兩個社團“新潮社”“國民社”。新潮社負責人傅斯年是五四遊行總指揮，國民社負責人許德珩用文言文起草遊行《北京學生界宣言》。但兩人持續衝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結，又摻雜意識形態

　　老高按：昨天（5月5日）下午，川普總統一條將從星期五（5月10日）對中國兩千億進口商品加稅的推特，震動世界，股市激烈動盪，網上網下的報道和評論甚多。值得一提的是，川普發出推特、西方媒體紛紛報道之後好幾個小時，北京時間晨9點多，我去查看中國最權威官媒新華網、人民網等等，對此一個字也沒有，均沉默以對；自媒體上則是“封殺沒商量”。朋友對我笑曰：政治局委員都被從夢中叫醒，緊急開會呢，他們沒討論出應對的舉措和口徑，讓媒體怎麼報？
　　形勢如何發展，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幾天來沉浸在五四百年的氛圍中，今天繼續推薦一篇關於五四的文章：葉勝舟的《“五四”學運領袖許德珩與傅斯年的“怨念”》。
　　我一般更重視、更願意讀親歷者、當事人的文章，他們的身份、經歷就決定了他們比別人更有獨特的見聞和感受。但是經驗豐富的歷史學家也告誡：親歷者、當事人多年以後的回憶錄，由於各種原因，可能並不符合史實原貌。前此我在平型關戰役的討論中，就發現參戰國軍將領陳長捷的回憶有重大錯誤——雖然他參戰，但是他並不了解在他趕赴前線之前的前線發生了什麼，但人們因為他是參戰者，想當然地誤以為他說的就是實情，這就造成了以訛傳訛。
　　一個多星期之前，有位博客因聽信當事人女兒講述的說法，就痛詆一位學者基於對眾多史料的對比鑑別而得出的分析結論是“無恥造謠”“無恥之極”，在我看來有失審慎。下面這篇文章提供了又一個教訓：五四學生遊行請願參與者、當時北大學生社團領導人之一許德珩在五四60年前後的回憶，就被指出有多處不符合事實。若不看這篇文章和其他當事人的回憶（一般人哪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對所有當事人的說法加以比較鑑別？），很可能我就以為許德珩所說屬實了——他是親歷者麼。
　　許德珩在回憶錄的《後記》中有句話說明他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我年歲已大，有些事記不清楚，甚至記不起來，有些事在記憶上恐怕還有錯誤。”這一態度讓我敬重。
　　“羅生門”現象在歷史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過去我曾說過，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才有助於形成“無影燈效應”，儘量減少死角。葉勝舟此文所採取的態度，也值得我學習：對許德珩回憶文章中的硬傷、失實之處，一一指出，並舉出何以認為其錯誤的論據、正確的史實是什麼，以澄清是非真偽。他也說：“他（指許）在回憶一些重大事件的重大細節時，確有遺漏，客觀性、完整性有瑕疵”，“許文這些陳述充滿偏見和失實”……但絕不從政治上、道德上對許德珩加以任何“惡諡”。
　　祈願所有願意認真討論問題、還原歷史真相的朋友，都遵循“羅伯特議事規則”。


　　“五四”學運領袖許德珩與傅斯年的“怨念”

　　葉勝舟 FT中文網 2019年5月6日

　　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學，北大的學運主力是兩個社團“新潮社”、“國民社”。新潮社主要負責人傅斯年是“五四”遊行總指揮，國民社主要負責人許德珩用文言文起草遊行的《北京學生界宣言》。但兩人有公開的矛盾和持續的衝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結，又摻雜意識形態。
　　許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憶錄《為了民主與科學》中，曾兩次指責傅斯年“告密”，是“壞學生”、“卑劣”，導致學生反日請願活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贊成我們搞反日運動，竟跑到公府（即總統府）去告密，從此我們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適”；“北京大學內部有一幫壞學生如傅斯年、范愷、吳澄、楊濟華、曾劭勛等人，破壞學生運動，他們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說‘現在有些學生要糾眾造反，向政府示威。這只是少數人的運動，不能代表全體學生’云云。傅斯年等這種卑劣行為，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責，也受到了許多同學的鄙視。”
　　1979年5月5日，許德珩還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文章，指責傅斯年“告密”。稱1918年這次反日運動，“由於準備不夠，又缺乏鬥爭經驗，再加上北大內部有壞學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許德珩對傅斯年的這些指責非常嚴厲。此事的背景是日本政府為干涉蘇俄十月革命，進一步控制中國，1918年5月16日、19日，迫使北洋政府先後在北京秘密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5月20日晚，北大學生在西齋飯廳開會，兩個留日歸國的學生慷慨演講，反對媚日外交，反對政府向日本借款，反對出賣高徐、濟順兩條鐵路。
　　羅家倫看到大家只能發發議論，束手無策，跑上講台最後一個演講，“煽動”反日遊行。“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如果是有膽量的，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府去，逼迫馮國璋取消成約，若是他用軍警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次日，北大率北京各高校2000餘名學生，果然到新華門請願，要求公布並廢除與日本簽訂的這兩個不平等《協定》。總統馮國璋會見13位學生代表，許德珩是其中之一。學生缺乏政治經驗，秘密協定並未廢除，會見後就這麼散了。請願很平和，只有“一位天津學生代表郭隆真女士在總統府門前大哭大鬧一番”，下午5點余從新華門返校。
　　儘管羅家倫標榜這次請願，是中國學生運動的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的先聲，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但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堅持學生在學校應多學習，不支持學生鬧革命，過多干預政治，更認為學生的行動給北大帶來危險，隨即辭職。學生苦勸，擔憂“北大坍台”，總統馮國璋也退回蔡的辭呈，好不容易挽留住蔡。羅家倫作為此次反日遊行的發起人，受到部分北大同學責難。

　　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有三個學生社團、學生刊物鼎足而立：《新潮》《國民》《國故》。1918年11月成立的“新潮社”，以支持陳獨秀、胡適學說為主，提倡白話文，反對舊禮教，是維新派；1918年10月成立的“國民社”，用文言文寫政論之作，鼓動介入現實政治，是行動派；1919年1月成立的“國故社”，以支持劉師培、黃侃的學說為主，反對白話文，堅持舊道德，是保守派。蔡元培對這三個學生社團及刊物都支持，但支持《新潮》的力度最大，《新潮》的公信力、傳播力、影響力也最大。
　　這三個刊物的創辦人和主持人都是北大中國文學門的同班同學，其中《新潮》編輯為傅斯年、羅家倫；《國民》編輯為許德珩、陳劍修等；《國故》編輯為薛祥綏、張煊等。同班同學都分成三個陣營，可想而知當年新文化運動的震動有多大、分歧有多大、阻力有多大。與他們同班的新潮社社員俞平伯1979年賦詩《“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十首》（其五），記錄和妙評這段軼事：“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
　　三個社團、三個刊物之間競爭論戰，相得益彰，由於思想傾向不同和年輕氣盛，難免暗自較勁、嫉優妒能，存在微妙的“瑜亮情結”。《國民》編輯許德珩在回憶錄中承認，這三個社團“彼此之間隔閡甚深，甚至不相往來”，“我們與傅斯年合不來，他們幹的事我們不干”；“傅斯年不贊成我們反日，就不參加學生會”；“《新潮》提倡寫白話文，我們《國民》就偏用文言體裁發表文章。……含有與《新潮》搞對立的意圖”。
　　傅斯年和許德珩關係不睦，但兩人都敬重李大釗。李大釗出面調解兩人矛盾，智慧地“以反對日本侵略中國這一共同點團結起來，組織在一起，《國民》與《新潮》才不鬧人事糾紛”。許德珩回憶，“五四運動”之前，李大釗又“動員《新潮》雜誌社的羅家倫、康白情加入北京大學學生會，並說服我們允許他們參加，從而加強了北大學生間的團結。”新潮社、國民社的成員擰成一股繩，成為“五四運動”的骨幹力量。李大釗的調解，緩和了傅、許兩人以及新潮社、國民社之間的尖銳對立關係，也壯大了“五四運動”的聲勢。
　　目前既沒有傅斯年告密的確鑿“實錘”，也沒有許德珩說謊的確鑿“實錘”。許德珩在回憶錄的《後記》中有說明，“因我年歲已大，有些事記不清楚，甚至記不起來，有些事在記憶上恐怕還有錯誤。”如許所說，他在回憶一些重大事件的重大細節時，確有遺漏，客觀性、完整性有瑕疵。
　　僅以他的回憶錄中涉及“五四運動”舉例：
　　其一，1919年5月3日凌晨，蔡元培從汪大燮處獲知中國巴黎和會失敗且擬簽約的消息，同時告訴傅斯年、許德珩等新潮社、國民社成員多人，許只說“蔡先生馬上透露給我”，未用複數“我們”，實情是蔡元培對傅斯年的信任和器重超過許德珩；
　　其二，據羅家倫回憶，5月1日或2日，傅斯年、許德珩、周炳琳、羅家倫等商量，既要對於國事有所主張，又要保存北大。辦法是5月7日國恥日，由北大學生在天安門率領群眾“暴動”。這表明北大學生領袖不分政治立場，對組織學潮抗議侵犯中國主權、施壓政府、喚醒民眾、保護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劃和共識。許未提及；
　　其三，傅斯年是自發的“五四”學生運動主要領袖，是5月4日上午10時在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召開的遊行示威籌備會議兩主席之一（另一人是段錫朋），也是下午1時遊行的旗手、總指揮。許隻字未提；
　　其四，5月4日上午10時，羅家倫臨時受命，站在新潮社的長桌旁，15分鐘一揮而就，用白話文寫成《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喊出振聾發聵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不朽口號，敲響全民警世鐘“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比許用文言文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更精悍有力，更具煽動性，氣勢如虹，血脈賁張，傳誦至今，“反映了文學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認為它是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最好的表示”。（周策縱《五四運動史》）許也隻字未提。

　　“五四運動”60周年（1979），中國剛衝出“文革”浩劫三年，許德珩時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文章，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還有段錫朋、羅家倫、傅斯年等。他們在愛國鬥爭達到高潮的時候，也曾沉渣泛起，故作幾下姿態”；“由於他們跟在胡適後面轉，投機鑽營，一心追求讀書做官，因此，運動剛一過去，就立即暴露出背叛‘五四’精神的醜惡嘴臉”；“這幾個人在胡適、蔣夢麟的支持下，用十萬銀元資送到國外鍍金去了，最後都成為國民黨的黨棍、社會殘渣。”
　　許文這些陳述充滿偏見和失實，至少有九個可商榷之處。

　　其一，段、羅、傅這些學生領袖發起和推動“五四運動”，和許一樣是基於愛國救國的真摯情感，與國共兩黨皆無關。“五四”潮起潮湧之際，既無中國國民黨（1919年10月10日改為現名），亦無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創立）。
　　其二，“用十萬銀元資送”與史實不符。出資人是上海“棉紗大王”穆藕初，出資額只有5萬銀元（李菁《羅久芳：我的父親羅家倫》）。出資目的沒有任何功利性，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無關。1920年9月22日下午，江蘇教育會召開留美出國人員歡送大會，穆藕初一到會場，就有記者詢問：“穆先生一諾五萬大洋，心欲何求？”他答：“既不求沽名，亦不求釣譽。我之惠人，己所願也，並不企望報答。惠人以圖報，非君子所為。”
　　其三，這批留美生不僅是許所言“在胡適、蔣夢麟的支持下”，更是北大校長蔡元培主持和決策。1920年5月，穆藕初致函蔡元培，所附《穆之獎學貯金簡章》第四條清晰授權，選派學生“由蔡孑民、胡適之、陶孟和與蔣夢麟四君隨時考察而定之”。由於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和中國教育界有崇高威望，晚年又與蔣介石分道揚鑣，也為中共所尊重，許文迴避了這個重大史實。
　　其四，這批留美生沒有傅斯年，但都經歷嚴格的考試考核。1919年底，傅以山東庚款留學考試第二名的成績，先赴英國、後轉德國留學。1920年6月，“經過蔡校長和三位教授嚴格考核、數次會議討論後”（羅久芳《父親羅家倫的恩人──穆藕初先生》），選定北大政法科段錫朋、文科羅家倫和康白情、法科周炳琳、經濟科汪敬熙（均為五四運動風雲人物）赴美留學，也是民主決策、集體決策。
　　其五，1920年這批留美生有六位，也不止一批。穆藕初提供的獎學金非常豐厚，每人每月120美元，遠高於一般公費留學標準。五位得主也自覺，決定每人每月挪出20美元，供給另一位未能入選的同學孟壽椿出國。因此當年以1905年12月清政府特派的“五大臣出洋”喻稱，實際上有六個人。此後方顯廷、張純明等二十餘人赴美留學，也受益於這筆獎學金資助。
　　其六，如果說傅斯年和這批留美生是“國外鍍金”，那麼許德珩到法國勤工儉學七年又學到什麼呢？作為五四運動風雲人物之一的許德珩，沒有入選這批留美生，不是因為他在五四運動中名氣小，也不是蔡元培校長和胡、蔣、陶三位教授對他有成見。原因很簡單，1920年2月，許已赴法國勤工儉學，錯過了5月才啟動的選拔。1916年6月，蔡元培發起創建華法教育會，親任會長，力挺赴法勤工儉學。這個項目不能說失敗，也不能說成功，明顯不成熟。法國就業形勢嚴峻，赴法學生日益增多，所需經濟援助日益增多。1921年1月16日，蔡元培發布《華法教育會通告（二）》，坦陳“虧空之數甚巨”、“萬難為繼”，宣布“對於儉學生及勤工儉學生，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
　　其七，這批人中的確有一部分在國民黨執政時任黨政軍職，並非“一心追求讀書做官”，更不完全是“國民黨的黨棍、社會殘渣”，在中國教育界學術界頗有名氣和貢獻。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家倫先後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周炳琳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汪敬熙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長，段錫朋任武昌大學、廣東大學教授和中央政治大學教育長，康白情任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其八，許德珩基於政治立場和年輕時累積的“怨念”，貶低段、傅、羅留學之舉，同時也貶低實業家穆藕初的愛心和義舉。穆捐資助學大方，自己生活儉樸，任大型紗廠總經理月薪四百多元，每月伙食費控制在六元。穆在《北京大學月刊》看到江紹源一篇佳作，“極為嘉許，所以在基金以外，又另助學費2500美元，以供他與其他同學一同出國”（羅久芳《父親羅家倫的恩人──穆藕初先生》）。眾所周知，江紹源是一位純粹的民俗學家和比較宗教學家，扣不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吧？
　　其九，看不出這批留美生“五四運動”一過，就背叛“五四”精神，更不至於露出“醜惡嘴臉”。1937年6月，受穆藕初資助出國的羅家倫、段錫朋、汪敬熙、周炳琳等十餘人，發起籌得1萬元法幣，設立“穆藕初先生獎學基金”，用於獎勵國內大學中清寒有志、學行優良的青年，其中一位獲獎者是西南聯大學生楊振寧，每年資助300元法幣。穆藕初資助的留美生飲水思源、知恩圖報，與“醜惡嘴臉”有天壤之別。

　　1989年5月4日，“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許德珩在《光明日報》發表的《紀念五四》文章明顯比十年前更理性平和，對同學淡化了人身攻擊和基於意識形態的醜化。他說：“這鼎足而三的社團，反映了當時的北大學生在蔡校長‘兼容並包’這一方針下的思想分野。他們在五四運動以前的一個時期各自為政，互不相謀，真正是叫做‘自由發展’。”
　　如果政治少干擾一分學術，那麼學術就會多一分自由，歷史更接近一分真相。中國的社會發展主旋律雖然不再“政治掛帥”、“以階級鬥爭為綱”，但陰影餘威仍在；即使名義上消退，但若沒有數代中國人上百年的艱辛努力和抵制，很難從人們的腦海心田中基本清除。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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