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现场，盘点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学生领袖，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三人的命运一样，都是现代史上的失踪者。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傅、罗浮现，但仍然远未恢复原貌


　　老高按：谈起五四运动，我们从小知道的人物，首选李大钊，其次是陈独秀，还会提到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所起的作用。后来又知道了，原来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也都参与。但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们并非1919年5月4日上街游行请愿的学生。
　　五四学生运动的骨干先锋有谁呢？很长时间，无人提起，课本上只是将“学生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记载、来灌输。直到很晚了，差不多到了文革后期，老看见有个叫许德珩的人，也跟着上天安门，不觉好奇打听，才知道他资格够老，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此公是1890年生人（此前误写1990，多谢leo01指正！），1915年考入北大，到五四运动时已经29岁了，据说他起草了《五四宣言》。后来还知道了，原来中共错误路线的几个头子，张国焘（1997年出生，1919年从北大预科转为本科）、罗章龙（1896年出生，1918年考入北大）等人，也都是五四学生骨干甚至领袖。
　　但是最重要的几个学生领袖，官方史书里一直闪闪烁烁，语焉不详，直到五四80周年、90周年，才陆续有所介绍。我推想，我们这里多数读者也并不太了解。这里我转载李新宇《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三大领袖中第一号领袖，您是否也是第一次知道？从李新宇的文章看，对许德珩是否起草《五四宣言》一事有所保留。


　　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

　　李新宇，《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回到历史现场做些盘点，五四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学生领袖，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

　　1，“我们的总理”段锡朋

　　讲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第一个就讲段锡朋，一些人可能不大习惯。因为到目前为止，出版物还没有哪一种是这样讲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现代史上的失踪者。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教科书基本上依然如故，但由于知识界出现的回望热潮，傅斯年、罗家伦很快与胡适等人一起浮上水面，在一些读者面前不再是陌生人。段锡朋的情况却有些不同：一是他没有留下著作，二是他从事的工作与知识界关系不大，三是他与这些年走红的历史人物少有关联。如此一来，他的名字就依然比较陌生。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认识，甚至一些严肃的学者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也往往只是恢复了傅斯年和罗家伦的历史地位，而段锡朋即使被提到，也是列在他们之后。但在事实上，五四运动的第一号学生领袖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罗家伦，而是段锡朋。
　　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人们的看法，段锡朋的领袖地位是公认的，也是无疑义的。罗家伦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发生五四运动的因素甚多，此地不必讨论，可是当年在知识青年群中始终其事的实际领导者，除了书诒——段锡朋——而外，没有哪一个当得起这名称。”傅斯年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据罗家伦的说法，在当时的同学和朋友中，他与傅斯年最亲近，而傅斯年最佩服的却是段锡朋。
　　段锡朋的领袖地位之所以无人能比，还在于他实际承担的领导职务：一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二是在五四运动之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又是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这些职务，傅斯年和罗家伦没有担任过，别的人更无法与他相比。
　　那么，段锡朋这颗学运之星是如何升起的呢？我们不妨做一些简单的考察。
　　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一般传记说他是1916年考入北大法学科，但这是不对的，因为五四运动爆发时了在法学科是事实，但1916年考入北大时，进的却是商科。是因为蔡元培掌校后调整系科，他才被划入法科。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段锡朋已经是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总务主任。他的这种领袖地位是在一年之前形成的。那是1918年5月，北京爆发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运动的起因是中日两国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回国抗议，北大学生起而响应。5月20日晚，北大学生集会，决定第二天与工专、法专、高师等院校一起赴总统府请愿，要求大总统不要在条约上盖印。5月21日上午，各校学生来到总统府，在会客室前要求见总统。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王志襄、步兵统领李阶平等接见学生，劝他们回校，学生不答应，冯国璋只好亲自出来会见学生，并与13名学生代表交谈。这13位学生代表中有北大的5位：段锡朋、雷国能、易克嶷、方豪和许德珩。据天津《大公报》1918年5月22日报道，面对学生的质问，冯国璋耐心地做了解释。他让人找来条约原件，一条条读给学生听，然后告诉他们：这份条约“非正式条约”，“非如外间所传为亡国条件”，为了国家的利益，这条约还是应该签。结果是总统成功地说服了学生，学生比较满意地离开了总统府。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和罗家伦都成了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这次运动之后，学生成立了国民爱国社（稍后改为国民救国社），段锡朋是负责人之一。到1918年10月，在学生救国会的基础是组织《国民》杂志社，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任杂志编辑，谢绍敏任调查股主任，张国焘作任总务股干事，段锡朋任评议部议长。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干事会，段锡朋成为领导人之一。
　　至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接受汪大燮等人的提议，要依靠学生的力量督促政府拒绝签约，找来的学生领袖中，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都是新潮社成员，国民社只有一个段锡朋。但是，5月3日晚上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却是段锡朋。会议开始之后，才根据当时流行的做法，首先推选本次大会主席。然而，在这次会上，他又被推举为5月4日天安门广场集会的主席。因为5月3日晚上的会议是紧急召开的，时间仓促，有些院校没有通知到，所以在5月4日上午段锡朋又联络各校在工专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布置下午的集会和游行。
　　5月4日下午，段锡朋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接下来的游行由傅斯年指挥，但段锡朋仍然担负着领导责任。这从一些回忆材料中可以看出，比如据当时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回忆，火烧赵家楼时，学生们走进曹宅，先要找曹汝霖理论，遍找不到，匡互生就取出火柴准备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关于五四的回忆材料中，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名字很少出现，出现时则大多是反面形象。但从这种“阻挠革命”的行为看，段锡朋的确在为运动负责。
　　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段锡朋在5月4日之前工作并不十分主动，但在同学们被捕之后，他却挺身而出，显示了领袖气度。罗家伦是这样说的：“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就是在5月5日那一天，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段锡朋当选会长。
　　5月6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段锡朋再次被推举为会长。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学联的一系列文件，包括给大总统和教育部上书，包括关于罢课的决议。
　　6月5日，段锡朋与罗家伦等作为北京学生的代表在上海参加各界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锡朋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号召学生、工人和商人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推动会议做出了罢学、罢工、罢市的决议。
　　段锡朋的确是杰出的领袖人才。在上海期间，他联合上海各大学一起向全国各大学发出通知，请他们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议。6 月16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段锡朋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了五四学生领袖中的第一号人物。
　　段锡朋的组织才能和服务精神深受同学们爱戴，人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对于当时的北大学生而言，有两个“段总理”，一个是段锡朋，另一个是段祺瑞。

　　2，游行总指挥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入本科国文门。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学生领袖，与其他的领袖人物有些不同。别的人大多是因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他却不只是因为在运动中的活动及其作用，而是因为他早已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力。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的出身、修养和学识。虽然傅斯年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但毕竟是书香世家、诗礼名门、大清开国状元的后人。这种家庭即使败落，也有很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傅斯年11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年纪轻轻，学问和才华就为人称道，甚至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和“孔子之后第一人”之称。这种称谓固然不必当真，因为它并没有经过评选，也未必经得住考证，但一个年轻人能得如此声誉，并非容易事。如果没有超人的才华和学问，即使组建起庞大的炒作团队，也很难成功。
　　有这样的声誉，被同学们敬重是必然的，得到先生们青睐也是必然的。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都非常器重这个功底不凡又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想收他继承衣钵。所以傅斯年入学不久，就成了黄侃的学生。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他也许会成为黄侃之后的国学大师。然而就在这时，北大出现了新情况：蔡元培出掌北大，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不仅带来了《新青年》，而且带来了一群致力于文化革新的先生。视野开阔和敏于新知是杰出人才的必备条件，傅斯年当然不缺少。所以尽管黄侃等人热衷于嘲弄新文学和新思潮，傅斯年却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学需要革新，文化传统也需要批判，因而很快走向了新阵营，并且成为同学们中第一个给《新青年》投稿者。他的文章立即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赞赏，从1918年1月开始出现在《新青年》上，所以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谬误》《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多篇文章。在他的影响之下，北大学生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杨振声等纷纷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壮大了新文化阵营的力量。
　　傅斯年的学问在北大同学中是公认的，甚至成了学生中的学术权威。对于许多同学来说，一些先生说的未必算数，傅斯年是否认可却非常重要。一旦对先生们的学问表示怀疑，也往往是由傅斯年考察鉴定，做出最后裁决。罗家伦曾经回忆说：“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再比如，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因为与前辈先生的讲法大不相同而引起非议。按照顾颉刚在《古史辩》序言中的说法，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一来就“截断众流”，把商朝以前的割去，直接从周宣王讲起。面对胡适的这种讲法，有人无法接受，觉得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不配做教授，打算把他赶走。当时顾颉刚与傅斯年同一宿舍。但他是哲学系的学生，正在听这门课，而傅斯年是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听这门课。面对同学们的议论，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傅斯年去听课。旁听了几节之后，傅斯年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说不能闹，同学们就果然不再闹。傅斯年去世之后，胡适曾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及：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记载，钱玄同曾经告诉他，《新青年》在1919年将不再是6人轮值编辑，而是改为12人。这12人依次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虽然这个计划后来没有付诸实践，但肯定是新青年集团讨论的，至少是此前第四、五两卷轮的轮值编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讨论过。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这些先生眼里，学生傅斯年已经可以排进他们这些教授的行列，像他们一样承担编辑责任。
　　这样一个学生，引起校长蔡元培的关注也是必然的。蔡元培中过进士，点过翰林，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同时又留学海外多年，涉猎多个学科，有开阔的视野。在这样的校长面前，学问和见识很难做假。蔡元培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学生，经过接触，赞赏之情与日俱增，对其学识和见解也日益信任。
　　1918年下半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徐彦之等建立新潮社，并计划创办《新潮》杂志。傅斯年是新潮社的领袖，第一卷就由他主编的。对于这份学生刊物，蔡元培全力支持，不仅为它题写了刊名，而且从学校经费中每月拨出2000元。在北大，学生刊物并非只有《新潮》一家，另外还有《国民》等，蔡元培单单大力支持《新潮》，固然与陈独秀的建议有关，也与刊物的性质和倾向有关，但在刊物尚未显示出面貌之前，就决定给予大力支持，显然还在于对办刊者的欣赏和信任。
　　蔡元培对傅斯年的欣赏与信任不是一般的。这从《新潮》遇到麻烦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时期，一篇文章也罢，一份刊物也罢，有人赞赏也就必然有人反感。一般人反感也就罢了，有的人有权有势有地位，又有卫道的责任感，就要找总统，找总理，找国会，最后找到教育部。客观地说，置身于自由民主制度之下，总统和总长们未必喜欢这样的好事之徒，但既然有人来反映问题，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总统和总长就需要有个交待。大总统徐世昌是明白人，而且宽容温厚，但他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系统却是传统的，这就使得他虽然能够根据共和国的法律而不干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但在心底里，却并不赞赏新思潮。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比较开明，这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即可看到，但身为教育总长，既然有人来控告北大，他不能不闻不问。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总长对校长没有下达指示，而是以个人的名义，以极谦逊的语气写了一封信，谨慎地告诉蔡元培外界对大学“不无微词”，希望他注意约束和引导学生，而且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一是“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引起党派纷争；二是“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镌于人心，濡于学说……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过激可能欲速而不达。
　　蔡元培收到总长的信，应该如何回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立即找来了傅斯年，让他来起草回信。现在我们在《蔡元培全集》中看到的那封信，拟稿者就是傅斯年。
　　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学生与校长常常是对立的，所以哪个学生如果深得领导信任，也许会立即失掉同学的信任，1925年的女师大就是例子。但在五四时期，学生和校长却不是对立关系。尤其是在北大，学生的绝大多数都信任并敬爱他们的蔡校长。傅斯年深得蔡元培的欣赏和信任，自然在学生中更有威信。
　　总而言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傅斯年已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和地位。
　　正因为这样，到了1919年的5月3日，当汪大燮给蔡元培带来国务院密电巴黎签约的消息，并且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时，蔡元培开始行动，找来的学生领袖不仅有学生干事会的负责人，不仅有一年前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有傅斯年。蔡元培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和康白情。由此可见，他们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学生领袖。在当时北大学生中，领袖之才不乏其人，比如邓中夏、张国焘、赛福鼎、罗章龙、许德珩等，都有领袖之才，但蔡元培没有通知他们。这使得许德珩在三十年后代表当年的学生领袖纪念五四讲话时，说到从蔡先生那里得到消息，总是有点含糊，而且总是不愿提及蔡先生召见的学生领袖。
　　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想到的四个学生，只有一个看走了眼：康白情只是诗人，没有成为领袖。而其他三位都在运动中成了真正的学生领袖。
　　5月3日晚9点，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商讨次日游行事宜，傅斯年被举为学生代表。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13所大学在国立法专召开筹备会议，傅斯年又与段锡朋一起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同时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因此，5月4日下午的天安门大会结束之后，游行开始，傅斯年高举大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

　　3，五四宣言的执笔者罗家伦

　　罗家伦字志希，生于1897年，比段锡朋和傅斯年小一岁；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又比段锡朋和傅斯年低一个年级。
　　然而，罗家伦在北京学生中发生影响并不晚。1918年5月为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到北大演讲。是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同学赴新华门请愿，才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成了学生领袖，罗家伦也开始引人注目。
　　罗家伦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是因为建立新潮社和出版《新潮》月刊，以及参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1918年底，他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一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据种种材料可以断定，他是新潮社中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号人物。新潮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1月1日，第1卷总共5期刊物，罗家伦发表了13篇文章。第2卷5期刊物，他的文章有22篇。在文学革命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长篇论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攻击。在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是他与胡适一起翻译的，发表于《新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新潮》这个刊物是由罗家伦命名的。他似乎是命名高手，“五四运动”这个词也出自罗家伦之手。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游行示威，甚至烧了赵家楼，酿成久久不息的大波。但在开始，人们只说是5月4日北京学生的那请愿，说是一个大事件，却没有命名。罗家伦第一个把他称作“五四运动”，写在文章中，发表在报纸上，从此被广泛使用。
　　罗家伦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原因之一是校长蔡元培点将。要让学生起来督促政府，以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和蔡元培在无路可走之后的无奈之举。所以蔡元培没有以校长的名义召开大会，而是只通知几个学生领袖，让他们自己去组织和领导。罗家伦是蔡元培找来的学生之一，自然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学生领袖。
　　在五四运动中，罗家伦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为五四运动写了宣言。根据许德珩的说法，他是受委托为五四运动写了宣言的，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的同学们却大多不知道。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很少见到此事的踪影。而罗家伦执笔的宣言却印刷了两万多份，成为众所周知的五四文件。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上午10点，他刚从城外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对他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没有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后来在回忆中说过自己当时的状态：“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其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写成，即交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但直到集合出发，才印了2万份，只好把这2万份拿到街头散发。
　　文章不长，连标点算上只有210字，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语言朴素，却抓住了根本，明确地提出了运动的目标和宗旨。历史上的不少学生运动都有宣言，常常是洋洋洒洒，却连运动的宗旨都说不清。罗家伦的这份宣言却在极短的篇幅内把一切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尤其“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八个字，明确提出了运动的目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5月26日，运动尚处于高潮中，罗家伦就对运动进行总结，写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显示着什么样的精神？罗家伦认为有三种精神“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当事人最先对五四精神的总结。
　　这三位学生领袖，后来在政治上都选择了蓝色而远离红色，在1949年天翻地覆之际，除段锡朋去世之外，另两位都没有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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